日前，一名为《河南20多名城管围攻警察称其干预执法》的帖子在网络上流传，因为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和行为的特异性，备受网民关注。驻马店遂平县城管在拆迁中与户主发生冲突，围观群众拨打了110，民警赶到现场制止，遭到城管围攻。（11月2日大河网）
拆迁户受到了城管的伤害毋庸置疑，民警忠于职守但受了委屈也是明摆着的，城管丑恶嘴脸进一步升级，整体形象损失殆尽。我们在看到黑恶丑陋一面的同时，也欣慰于民警的正义凛然，还是有这样的部门有这样的干部敢于站出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
关于城管暴力执法的事件不时见诸网络报端，关于民警不作为的事件并不稀罕，关于因私人恩怨官员“互殴”的事件也不是没发生过，但是看到城管和民警因为各自执法而“掐架”的场面还是令人比较震惊。是部门沟通协调不到位？还是权力与法度的冲突碰撞出了焦点？城管民警“掐架”折射出了啥？
城管执法如果是正常作为，那接到报警的民警赶到了，应该是共商处置办法，何以就围殴民警了？难道是“杀”红了眼，仗势欺惯了人，分不清对象了？如此的拆迁执法其合法性有待商榷。暴力执法的背后是对权力的滥用、对法制的漠视、对群众的亵渎，这样的城管执法队伍要他做甚？
民警接报警果断出警，可以推测他可能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或者知道但是惯性地出警，到现场后，面对强势的城管敢于制止，可谓尽到了一个人民警卫的良心。接下来，一民警被20多城管围殴，甚至挟持，还兴师问罪。偶就纳闷了，是谁“养肥”了他们的“狗胆”。民警也有“娘家人”，公安局也不是好惹的，最终三名城管被拘留了。
正常但不正规的执法最终演化成了一场闹剧，在这场戏里最受伤的是谁？拆迁户受到了城管的伤害毋庸置疑，民警忠于职守但受了委屈也是明摆着的，城管丑恶嘴脸进一步升级，整体形象损失殆尽。我们在看到黑恶丑陋一面的同时，也欣慰于民警的正义凛然，还是有这样的部门有这样的干部敢于站出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我们相信个别部门个别人的违规违法作为不是主流，在民意的引导下、在党和政府的治理下，规范执法的部门和干部会越来越多，“制服”掐架现象会越来越少。权力越不过法度，邪不压正。
陈中华; 医治医患之“病”，只有从重建社会信任开始
患儿小涵因手足口病到广东省妇幼医院就诊后，即被送进ICU，患儿家长很紧张，全程记录医生诊疗并“句句录音”；医生也很紧张，诊疗时要求家长“步步签字”。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医院介绍了小涵的病情新进展，并回应了家长的一些疑问。
“八毛门”刚虚掩而闭，更极端的“录音门”又进入公众视野。眼下医患不信任见得多了，但像“录音门”这般，搞到如此“步步惊心”的地步，还真不多见。患儿家长和医生都说是“一片爱心救孩子”，可救孩子非要“暗战”吗？家长把医生看成敌人，认为医生治病肯定会开大药方，挑贵的药开，目的就是为了多赚钱；医生把家长看成敌人，认为家长不了解病情，还经常闹事。这种医患之“病”又该如何治疗呢？
与那些医患大打出手的“明战”相比，“暗战”似乎又文明了很多，然而所提示的医患不信任却丝毫不逊。家长“句句录音”，首先就是对医生的不信任。医生“步步签字”，说白了也是对责任的一种撇清。可双方为什么都不能静下心来想一想：医生在让患儿家长签字时，有没有明确告知每一个细节，包括为什么要用贵的药而不用便宜的药？而家长在录音时，有没有反思一下：自己的质疑到底有多少专业依据？还是出于对医生本能的不信任？
由此不禁想起不久前有新闻说，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表示，中国平均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抗生素毁掉一代人。不否认有医生为了牟利而开大处方。但反过来，是否也有患者自作主张地认为，只有挂水病情才会好得快，主动要求医生过度治疗？
身处转型社会，患者和医生都有焦虑，都把这种焦虑和紧张传递给了对方，从而将最基本的信任变成了一种商业交易。我们可以将其归之于以药养医的体制，但抛开体制，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责任和信任缺失的问题。
广州社情民意中心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市民对医生看病的诊疗效果满意度比两年前下降5%，因而病情不重时，近五成市民宁愿选择“自诊”而不去医院。然而社会终究是有分工的，逃避不是解决之道，医治医患之“病”，只有从重建社会信任开始。
陈中华;彭案不重审，道德难挽救！
再审痛一时，却可消除或减轻已成为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江苏，南京法制和道德史上永远的耻辱。这是个简单的道理， 司法机关的尊严不应表现于息事宁人的和解，而在于发现并确立社会所期盼的公正法则，否则，司法机关只是一个体力劳动者
彭宇案是一则旧案，但它的危害却在渐渐扩散。见义勇为是当今中国稀缺而珍贵的道德品种，本应精心培育与扶持，却在彭宇案所确立的粗糙而不公的司法判决下再受到伤害。近几年，新版的彭宇案层出不穷，人情冷漠日趋极端，见义勇为日趋消失。特别是小悦悦案中的冷漠的路人，让人再次想起彭宇案。
虽不能说，社会道德风尚的恶化全因为彭宇案，但不能忽视的是，彭宇案的司法判决是一种代表国家的态度，其危害性绝不能低估。
鲁迅先生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鲁迅先生可能未想到，本世纪，“以最坏的恶意揣测”竟然成为中国法官裁决见义勇为案的基本原则。南京彭宇案就是典型。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江苏省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车。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经鉴定构成8级伤残。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扶她的小伙子彭宇，索赔13万多元。
该案的法官、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法官王浩，显然将鲁迅先生的名言改编为：法官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被告。
在判决书中，王浩法官写出了下面的推理：
1、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两百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
2、如果彭宇是见义勇为，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人者，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
3、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总之，王浩法官不相信在跌倒的老人面前，有人见义勇为、援手相扶、慷慨解囊。他将自己个人对冷漠社会的确信转化为司法推理的逻辑。
虽然法律推理不同于数理推理，不可能绝对精确，但也应遵循基本的法律原则。在法律技术层面上，该判决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错误是明显的：扭曲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则，以偏激的“社会常理”还原和认定事实。
当然，彭宇案发生于2006年，至今已5年有余，似已尘埃落定。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在“两会”新闻中心就“司法公正”问题接受中外记者的集体采访时透露，南京彭宇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申请撤回上诉，最后案件以和解撤诉结案，且双方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都表示满意。
其实，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处理彭宇案的危机中，手法并不高明，也不公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考虑再审彭宇案一审判决。
因为以当事人案外和解的形式平息危机，而对彭宇案一审判决本身的正当性未置可否，更未将其导入审判监督程序，未认错，更未纠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掐除彭宇案危机的引信，清除其危害性。可以说，不彻底否定与撤销彭宇案的一审判决，它将如核废料一样，在未来不断地发酵，危害深远。
彭宇案一审判决虽然出自基层法院的裁决，但影响巨大，它是针对一个具有重要社会典型意义的问题，法官王浩作出的不是一份普通的判决书，彭宇案一审判决实质上确立了一个司法先例，但是一个坏的先例。
司法机关的尊严不应表现于息事宁人的和解，而在于发现并确立社会所期盼的公正法则，否则，司法机关只是一个体力劳动者，而不是正义与理性的化身。
法院，特别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运用《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力，再审彭宇案，为已经混乱的司法标准，拨乱反正。
我们期待江苏省高级人民再审彭宇案。
中美创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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