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神奇的土地”，开发商买了它，政府要把两亿元土地出让收益“奖励”给开发商；它没有施工许可证却能开建。（2011年11月17日 中国青年报）
这块 “神奇的土地”约281.91亩，坐落于云南省曲靖市中心地段，这个开发商未建成就“白得”两亿元的项目叫明珠东方城，该地块是土地储备中心从部队收购，于2009年12月17日以招标方式出让。
这个开发商未建就“白得”两亿元的依据，是曲靖市人民政府与深圳东方置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曲靖中心城区东方置地广场商务区开发项目投资协议书》，其中有一条明确写着“土地成交价款与土地成本的差额部分，以财政支持的方式给予奖励，用于该项目的配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最令人震惊的是，卖地获利2亿4，2亿“奖励”开发商。这返还的两亿元几乎是政府的全部收益。这样的“零地价”出让，不仅明显违反了我国土地的招投标制度，而且直接损害了中央财政。而就是这样一份不合理协议，作为当地父母官的曲靖市分管副市长在市财政局的呈报件上却签下了“同意”字样，并“建议先返还两亿元”。
当然，明眼人都知道，虽然该协议署名是笼统的“曲靖市人民政府”，但实际上是曲靖市建设局负责签订，自然也离不了国土资源局的密切配合。正是由于这些如蛀虫般的“监守自盗”，才让不合法的协议出现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查字典可知，监守：监管；盗：偷窃。意指窃取公务上自己看管的财物。成语故事来自唐朝时期，杨炎因孝出名而被唐德宗选拔为宰相，他上任把个人恩怨看得很重，引起朝中大臣不满，宰相卢杞寻机报复，把他的私宅购作官署，弹劾他“强迫官吏代卖私第，高估房价，同时还监守自盗。”唐德宗下令处死杨炎。
近年来，正是由于相当多官员的监守自盗，才使得社会主义大厦不断遭受危害。以土地为例，尽管好多人都在喊着严格守护18亿亩耕地的“红线”，但“踩红线”现象前赴后继，耕地减少的速度之快触目惊心。就连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也于11月19日在报上撰文承认了这个现实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面对短时期完成征地任务的压力,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漠视征地应有的法律程序；同时,在征地实施过程中,的确存在耕地快速减少、牺牲被征地农民利益的现象。
作为粮食安全根基的耕地，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动作”经常变形，以至于出现耕地保护“监守自盗”行为呢？显然存在着一些深刻背景：其一，我国建设用地需求的惯性增长与其有效供给刚性制约的矛盾不断加剧，耕地保护的宏观目标与耕地建设占用的利益博弈局面仍未根本转变。其二，当前的征地制度导致农地非农化远快于农民城镇化，一些地方征地中“要地不要人”、“占地不用地”，造成了大量伪城市化的农民和大量闲置浪费的农地。其三，土地出让的主体不明，使用监管不到位，一些地方政府忽视农民土地权益，“代行”土地出让，随意改变约定土地用途，甚至变相开发建设，引致耕地“变性”和农村集体利益受损。
只是，从古至今，土地问题不仅是土地本身，而是改朝换代的动力和根源。面对日趋复杂的征地矛盾,甘藏春认为,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的重点应该放在保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上,让被征地农民分享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成果。他透露说,这应当是这次土地管理法修改、完善征地制度的指导思想,也是立法的难点。
甘藏春表示,改革我国征地制度,必须同步实现三个目标,一是要继续为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提供土地资源。二是要有利于保护耕地,防止耕地减少过多、过快,因为征收农村土地,很大程度上占用的是耕地。三是要保护被征地农民权益,减少征地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在笔者想来，也只有真正地将耕地保护视为一种“立体责任”，在更加宏观的系统中统筹，对“失踪”的土地有更明确的问责，才能杜绝耕地保护中的“监守自盗”，切实守住耕地“红线”。
山东省阳信县国土资源局 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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