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彼得·伯根的《A long time going》一文（green 译）：
毕竟东流去
乌萨马·本·拉丹一向自负有诗人气质。其作品就带有这种病态味道。而一首写于9.11事件两年后冥思其死亡情形的诗也不例外。本·拉丹写道：“让苍鹰的脏腑成为我的坟墓，那鹰隼栖息的高空才是我葬身之处”。
最终，本·拉丹的坟墓却是阿拉伯海海底的某处，当他在巴基斯坦死于美国海豹突击队之手后，就被葬身鱼腹了。如果本·拉丹之死值得赋诗，那也是正义之诗。而这让人想起乔治·W·布什总统在9.11事件九天后对国会发表的演讲中所作的预言。在一次一反常态的口若悬河中，布什称：本·拉丹和“基地”最终将被丢进“历史的破产谎言的无名荒冢”。
虽然本·拉丹的尸体可能刚在5月2日海葬，本·拉丹主义的葬礼却已经进行了十年。实际上，它始于本·拉丹取得最大胜利的那天。乍看起来，9.11袭击像是“基地”的一场惊人胜利，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被一帮乌合之众的圣战者打了个满脸花。但仔细看来，它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对华盛顿和纽约的袭击并没实现本·拉丹关键的战略目标：让美国撤出中东。他认为这会引起该地区所有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的垮台。
事与愿违：美国先后入侵并占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通过攻击美国本土并招致报复，al-Qaeda——阿拉伯语中意为“基地”——失去了它曾有过的最好的基地：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由此看来，9.11事件更像是另一场突袭：1941年12月7日在珍珠港，一场惊人的战术胜利引发了最终导致日本帝国战败的连锁反应。
9.11事件前，本·拉丹核心圈儿里的一些聪明人曾警告他，对抗美国会适得其反。而被美军发现的写于塔利班倒台之后的“基地”内部备忘录表明，一些本·拉丹的追随者完全明白这些袭击有多愚蠢。2002年一位“基地”的局内人写信说：“可悲的是，我的兄弟……在此前的六个月，我们失去了营造多年的东西。”
本·拉丹无疑要对此次狂妄的行动负责：与其腼腆、畏缩的名声相反，他执掌起“基地”来俨然就是一位独裁者。他的儿子奥马尔回忆说，为他父亲工作的人都习惯在对他们的领袖说话前请求允许：“敬爱的大人，我可以说话吗？”加入“基地”就意味着对本·拉丹立下了个人和宗教上的忠诚誓言，正如加入纳粹党要求对元首宣誓个人效忠一样。因此，本·拉丹的组织成了其领袖差劲儿的战略眼光的人质，正如纳粹党之于希特勒一样。
理解这种眼光和本·拉丹全部行动的关键，是他对自己作为真主意志的工具的绝对自信。简言之，他是个宗教狂。这种狂热早在他十多岁时就表现出来了。哈立德·巴塔菲——跟本·拉丹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街上一起踢球并长大的小伙伴——记得他严肃的朋友每天都祷告七次（比穆斯林习俗要求的多两次），并且每周斋戒两次以模仿先知穆罕默德。闲暇之余，本·拉丹会在家集合一帮朋友，演唱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的颂歌。
本·拉丹的宗教热忱被如下事实所强化：他的家族作为维修麦加和麦地那圣地的总承包商赚取了巨额财富， 并使他得以直接接触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场所。在他刚20多岁的时候，本·拉丹从事家族生意，同时，他还是一位在大学里研读经济学的自负年轻人。
1979年底苏军对阿富汗的入侵将会改变他的命运。阿富汗战争促使这位亿万富翁之子提出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带领一小股阿拉伯人抗击苏军。这帮人最终形成了本·拉丹1988年建立的“基地”的核心，其时这场抵抗苏军的战争已接近尾声。“基地”的目标，就是在全球——最终是美国——发动伊斯兰圣战，他认为这个国家主导着一个要毁灭真正穆斯林的西方阴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本·拉丹经常将美国形容为“罪魁祸首”。
贾马尔·哈里发——他大学时代在吉达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后来的妹夫——告诉我：驱使本·拉丹行动的，不仅有践行真主意志的渴望，也有对一旦失败遭受神罚的恐惧。所以，不捍卫穆斯林以对抗他心目中穆斯林的最大死敌，就是对真主的冒犯，而这是他绝对不会做的。
1997年，当我还在CNN当制片人的时候，我在阿富汗东部和本·拉丹会面，录下了对他的第一次电视专访。他的机智和消息灵通令我震惊。较之他后来很快成为的革命者，他更像一位教士。他的追随者对本·拉丹极为崇敬，提到他时都称“谢赫（教长）”，并把他的每次公开讲话都奉为圭臬。
专访期间，本·拉丹摆出了他打算攻击美国的根本理由：美国支持以色列，支持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政权，在他看来，美国就是穆斯林的敌人。本·拉丹还解释说，美国跟苏联当年一样软弱，并以美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撤出越南为例。他嘲笑美国在经历如此连番惨败后依然自诩是超级大国。
这可能导致一种危险的错觉，并以本·拉丹死于他一向斥为草包的同样美军之手而告终。因为他的离去，不可避免会出现争夺继承权的明争暗斗。一位美国反恐官员告诉我，“没有合适的继承方案”以取代本拉丹。埃及的艾曼·阿尔·扎瓦西里一直是他的副手，他不是本拉丹那种天生的、魅力超凡的领袖。美国官员相信阿尔·扎瓦西里并不受他的同伙欢迎，他们希望激进分子在处理继承权问题时会发生不合和内讧。
与此同时，圣战者们将会发觉他们已经被世界抛弃了。在席卷中东和北非、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巴林、也门和利比亚的一系列抗议和起义中，基地领导层、它的喽啰们及其意识形态并没扮演什么角色。本·拉丹想必会以一种悲欣交集的心情关注事态的发展。推翻中东的专制制度和独裁者一向是他的的核心目标。但这次阿拉伯革命并不是他想象的那种。突尼斯和开罗街头的抗议者并没高举本·拉丹的头像，在“脸谱”上发动起义的革命者则代表着“基地”所痛恨的一切：他们是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反独裁的，而妇女也厕身于他们的行列。这些起义的最终结果也不会让“基地”满意，因为在埃及、利比亚和也门街头，几乎无人呼吁将塔利班式的神权统治——“基地”最想在这一地区国家看到的结局——强加于人。
介于阿拉伯之春和本·拉丹之死中间，很难想象“基地”的意识形态和组织遭到多么沉重的打击。奥巴马总统将“基地”及其分支喻为“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小人”。对“基地”而言，历史刚刚加速离去，正如本·拉丹的尸体沉入大洋深处，而它该去的地方就是“破产谎言的无名荒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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