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现场勘验结论：没有事实依据可以证明是吴俊东的三轮车撞到了老人的摩托车。
金华中院判决依据（原文）：
1，吴俊东本人在交警部门所作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承认超车后听到有人喊，并且后来打电话给其父亲，告诉其父亲出事故了。该笔录具有真实可信性。
2，本案事发当时有目击证人戴某证实，吴俊东的三轮车头超过电动自行车，而车尾还未超过时，就看见电动自行车左右晃动两下，之后，电动自行车和车上两位老人摔倒在地上。该证人与双方当事人都无关系，且目睹整个过程，其证言具有真实性。
3，两被害人胡启明、戴聪球陈述内容一致，而戴聪球的伤情为左膝畸形、肿痛伴活动受限，左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和左髌骨骨折，其左腿部的损伤与其陈述事故发生经过吻合。
4，据交警部门现场勘察笔录、照片证明，事发现场道路平直，视线良好。胡启明电动自行车经车辆技术检验，其转向、制动性能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
我们知道，交警的现场勘验结论是法院处理交通事故唯一的法定依据。当然，法院认为有必要也可以重新进行勘验；但是，法院的勘验的有一个必备的前提：现场仍然存在并保存完好。中国案件中，中国前提条件显然依据不存在了。这也说所有交通事故转移到法院诉讼阶段的一个规律；他是，也说立法上把交警勘验结论作为法院诉讼阶段唯一法定依据的出发点。
既然交警在第一时间的勘验结论都无法证明责任的性质或者责任的分配，法院应当如何处理呢？法院应当按照“衡平原则”充其量双方各自承担50%的责任；如果法院按照轻重或者主次分配责任都是不适当的；换言之，是错误的。
我们再逐一剖析法院的这四个判决依据，在证据学理论上是不是站得住脚：
1，关于“吴俊东本人在交警部门所作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承认超车后听到有人喊，并且后来打电话给其父亲，告诉其父亲出事故了。该笔录具有真实可信性”。
这是非常典型的超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心证”。A，“超车后听到有人喊”有二种可能：一种是撞人了；另一种是并没有撞人（“喊”的原因很复杂）。B，“给父亲打电话说出事故了”完全符合90后这个年龄段遇到突发事件时第一时间做出判断的心理特征。不具有诉讼证据学上的证明力。C，如果法院以这种“真实可信性”作为诉讼证据是轻率的，也是错误的。
2，关于“本案事发当时有目击证人戴某证实，吴俊东的三轮车头超过电动自行车，而车尾还未超过时，就看见电动自行车左右晃动两下，之后，电动自行车和车上两位老人摔倒在地上。该证人与双方当事人都无关系，且目睹整个过程，其证言具有真实性”。
这个叫戴某的唯一“目击证人”在后来的“证词”中又说自己“没有看见吴俊东是否撞了老人”，前后矛盾，不足为证也。
3，关于“两被害人胡启明、戴聪球陈述内容一致，而戴聪球的伤情为左膝畸形、肿痛伴活动受限，左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和左髌骨骨折，其左腿部的损伤与其陈述事故发生经过吻合”。
这是一个重要情节和细节。戴氏老人均为左腿受伤：A，如果吴俊东的三轮车在左侧，如果直接擦挂了戴氏老人，左腿必然存在严重的皮外伤和肌肉损伤；然而，这个法医鉴定并没有这方面的结论。B，如果三轮车是在老人的右侧，说明这些伤是老人的摩托车向左倒地后造成的。那么，吴俊东是否撞了老人又会出现二种可能：a，撞了；b，没有撞（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超车时老人受惊、操作不当引起倒地受伤）。
4，关于“据交警部门现场勘察笔录、照片证明，事发现场道路平直，视线良好。胡启明电动自行车经车辆技术检验，其转向、制动性能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
交警对撞人明确的认定是“没有证据”；法医没有采纳这个法定勘验结论；反而去引用与撞人毫无关系的老人的摩托车“车况”没有问题。很荒唐。
事实上，不管是交警还是法院，根据第三项和现场情况就完全可以判断是否撞人或者责任的分配了。
这种案例对社会公德走向具有二重性：促进或者促退；希望二审慎之，再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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