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梁稳根或将从政意味着什么？
——改革的顶层设计与代表的社会构成
据《南方周末》9月23日报道，“双料首富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有望完成他人生的华丽超越。9月18日来自湖南省委组织部和长沙宣传部门的官员证实，上级已于近日完成对梁稳根的人事考察。梁稳根将可能出任副部级之类的实职。”另据11月28日的《文摘周刊》披露，梁稳根已通过中组部的考察，有望以民营企业代表的身份而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中国的体制改革在对党的领导的坚持中，一直把顶层设计作为自己变革的主要形式。在社会底层对体制改革的诉求越来越多元化的复杂变局中，这种改革的顶层设计更是成为了中共维稳社会、掌控未来的一个关键所在。
实际上，问计于民、问政于野，这只是中共接纳和搜集社会底层诉求的一个管道而已。在未来的变革上，社会的诉求与中共的主导肯定存在着不少冲突。到底听谁的，是党还是群众。按照列宁对党的定义，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成为带领群众前进的火车头。在两者的关系上，党可以拜民为师，做群众的学生；但更为根本的一点是人民的主心骨是党，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是党。这种角色上的定位，也许就是中共对改革一直坚持顶层设计的一个经常性的依据吧。
把梁稳根这样的民营首富遴选进国家权力的核心层，这不可能是工农阶层这一社会主体性人民的诉求。因为按照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社会成分在国家权力核心中的任何增加，往往就是更多社会底层话语权的被挤占、被代表。
剥削、剥削阶级等词句虽然被我们删去了，但这种民营或私营经济中实际存在的剥削现象却是无论如何也删不去的。
俗话说，志同才可能道合。道不同又何以不相谋呢。
为什么非要把梁稳根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考察进国家的权力核心呢？还是先听一听一些专家们的说法吧。
“民营企业家进入国家权力核心，既表明执政党对民营经济的态度，也有利于民营企业家所在阶层的利益表达，还有助于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水平，意义非凡。”（2011、9、18《南方周末》）
说的真是道貌岸然、娓娓动听。“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水平”，难道中共队伍中这么多拥有经济及工商 管理 博士头衔的官员，都不会帮助政府提升经济的管理水平，而非要把这些民营企业家、私企老板之类的社会成分吸收到自己的核心管理团队之中。
当今的中国已是一个异质、多元的社会，各个阶层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利益表达。把民营企业家之类的社会成分吸收进国家的权力核心，这对于它们的利益表达而言，也许是必要的；但与之配套的是，我们的体制也还须开放更多的民选管道，以把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有着表达工农阶层利益诉求本真情感的代表也有机会被均等地吸收进来。
实际上，进入国家的权力核心，这对于社会的底层而言，也许永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因为进出这种权力核心的通道至今也还没有开辟出来。
现在的情形是权贵阶层依据父权子承可以先进、富贵阶层凭借权钱交易可以买进、贫贱阶层一无权二无钱可以说是无路可进。想一想，权贵阶层可以拼爹、世袭官位；富贵阶层可以花钱买进官位；没有民选，贫贱阶层凭什么进去？。
须知，权力的核心成分或代表的社会构成，在这种利益的多元化表达中是一个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东西。谁的代表成分越多，谁的利益诉求就越能表达上去；谁的代表成分越多，谁就越能把自己的利益诉求以法律的形式固化起来，而世世代代传承下来。
在西方社会的代议制民主中，一些院外的集团、财阀为什么都不惜重金游说、贿赂那些经常出入国会山的议员们，其根本的目的就是想把自己的利益诉求或政经上的特权法律化，以世世代代地享用。别看那些参、众议员们演讲起来多么道貌岸然。但它们的本真面目都不过是这些院外游说集团的一个政治上的代理工具而已，都有着自身的阶级属性。所以，权力圈的社会构成及其阶级属性，在这种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表达中绝对都是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因为只有它才是这种社会利益分配的最后仲裁者。
从这个视角上看，我们这里的代议制民主能不能真正地代表起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呢？其代表的社会构成依然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
从党的宗旨上看，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化身。但党毕竟是由一个个有着许多不同具体利益倾向的人群构成的。在代表对人民利益的逐级表达中，由于人民对这种代表的利益表达缺乏一种面对面的质询与问政平台，因而这种利益的诉求能否被忠实地表达上去，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因为没有这种人民通过民选直接撤换或罢免自己代表的机制或快捷通道。所以，代表不听人民的使唤而专心于自己特权或利益的寻求与表达，也就渐渐成为这种代议制民主的一种顽疾了。人民的利益诉求为什么老是传达不上去，其根子就在于它们的被代表、被欺瞒。现在的一些政策为什么老是与人民的利益诉求背道而驰，其根子也还是它们的被代表、被欺瞒。看看这些代表的社会构成吧，它们哪一个不是官，又有几个是真正的“白条”——即没有权力罩体、官袍加身的工农群众。看看它们的政治履历吧，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官。通过这种代议制的民主形式又岂能把人民的利益表达忠实地议定出来。城市拆迁与土地征用中所暴露出来的那些官民矛盾，就是观照这种代表成色的一面镜子。
所以，代表的社会构成一旦量变到一个临界性的比率，政策的质、政党的色，迟早都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虽然它的招牌可以继续忽悠那些被代表的人民，但其骨子里的东西却走向了这个招牌所忽悠出来的对立面。希特勒秉承拉萨尔的精神衣钵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所作出的那种偷梁换柱式的改造，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总之，至关重要的就是这种代表的社会构成及其含量；中国的特色民主必须保持住这种代表工农利益的绝对比率，才可能不丢掉自己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和本，才可能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住。
2011年11月26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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