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绝不能关进“资本”的笼子里

　　北部湾的风

　　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因此，“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美国这样说，中国也这样说;在国内，执政党这样说，广大民众也这样说;在网络上，左派这样说，右派也这样说。

　　然而，虽然大家所说的的话字面上完全一致，但是不同的人对这句话赋予不同的内涵，在内涵上差别很大甚至对立。

　　差别在于，关进什么样的“笼子”里，由谁来关?

　　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权力、资本和民众的关系。

　　在这里，“权力”指掌握权力的人，“资本”指虽然不掌握权力，却拥有资本的人，“民众”指既非官员，又不拥有资本的纯粹意义上的民众。

　　那么，美国所说的“笼子”是什么呢?由谁来关呢?这个问题咱们由美国的政客来回答：

　　在美国，官员是“资本家的狗”。这有美国前总统和现总统候选人等的话为证：

　　2015年7月28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接受美国著名主持人汤姆·哈特曼的采访时：汤姆·哈特曼在节目的最后向前总统先生抛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最高法院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以及2014年对“麦卡钦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两起诉讼案都得到了最高法院五名共和党法官的支持才形成判决。这两起判决历史性地允许美国政治和司法活动无限制地接受秘密资金(包括境外资金)。卡特是这样回答的：“美国的伟大来自其政治制度，而这两起判决违反了政治制度的本意。现在，我们不过是个寡头国家，无论是得到候选提名，还是当选总统，本质都是不受限制的政治贿赂。州长、参议员和国会议员选举也没什么两样。现在我们已经见证了我国政治制度受到颠覆，获益者是大金主们，他们出了钱，选举之后自然想得到、预期得到、有时候也确实能得到政策照顾......目前在职的政府官员，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把上不封顶的政治献金看作巨大的私人利益。已经跻身国会的议员们则有更多可以待价而沽的东西。”

　　再看看几位总统候选人的看法：

　　桑德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肮脏的时代，亿万富豪正在收买选举和候选人”。

　　希拉里说：“将让经济为每个美国人服务，而不是服务于权贵阶层”。也就是说，原来是“服务于权贵阶层”？

　　杰布·布什：“将改变华盛顿盛行的利益集团当道的政治文化。”这话已经非常明白，不用我加注脚了。

　　而参选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更加直截了当：“我认为这个国家很大的问题在于‘政治正确’，老实讲，我真没有时间完全做到政治正确。”。“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钱所以要给我干事，在场这些和我辩论的，几个没收过我的钱? ”

　　在美国，根据美联储前几年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显示，美国底层家庭的财富，只占去年美国整体财富的1%，而最富有的5%美国人，却享有整体财富的63%。

　　俄罗斯“卫星”新闻网8月29日报道称，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高级顾问劳伦斯·威尔克森在接受拉脱维亚Baltkom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 美国的政治由近400人决定，这些人的资产超过数万亿美元。

　　他说：“正是由寡头在幕后操纵所有过程。”

　　威尔克森说:“美国有近400人，其总资产超过数万亿美元。这是在国内不正确的、侮辱性分配财富。巨大的不平等。政权掌握在差不多0.001%的人手里。”

　　据悉，威尔克森在鲍威尔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于2002-2005年出任高级顾问。

　　在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富豪们称，“只要我们愿意，猴子也能当总统。”

　　1996年3月，正为第二个总统任期而努力的叶利钦，在民意支持率低于主要对手久加诺夫的情况下，主动秘晤时任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大桥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等“七寡头”，争取他们的全力支持。得到总统的种种利益承诺之后，“七寡头”从经济支持、舆论造势等各方面发力。结果，叶利钦反败为胜，如愿以偿地斩获又一个任期。

　　但“七寡头”一点也不给叶利钦留面子。叶氏胜选后，有人马上扬言，“只要我们愿意，猴子也能当总统。”在叶利钦的就职仪式上，“七寡头”超规格分坐一排，用不时闪现的傲慢表情告诉人们，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在参加神圣的总统就职典礼，而是在看一场沐猴而冠的表演，俄罗斯不是任何人的俄罗斯，是“他们”的俄罗斯。

　　这倒称不上狂妄自大。且不说他们当时控制着俄罗斯50%的经济，政治操纵能力也是有目共睹，俄罗斯前副总理盖达尔曾感叹，最厉害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

　　在英国，英国政府缩紧腰带度日，富豪却财富飙升。

　　中新网2011年5月9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就在英国政府为了削减赤字而缩紧腰带度日的同时，英国1000个最富裕人士的总财富却上升18%，达到3958亿英镑。

　　同时，英国的亿万富翁人数也从当时的53个增加到73个，几乎要达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也就是2008年创下的75个的历来最多纪录。

　　据8日公布的英国年度富豪排行榜显示，全球最大钢铁集团阿赛洛米塔尔(ArcelorMittal)的印度籍老板米塔尔去年的财产虽减少约22%至175亿英镑，但仍连续第七年位居英国首富。

　　报道说，米塔财富骤减是因为阿塞洛米塔尔股价下跌。

　　他的财产比排在第二位、同为钢铁大亨的俄罗斯富商乌斯曼诺夫多出50亿英镑以上。乌斯曼诺夫因为个人财富暴增77亿英镑，排名从原本的第六位跃至第二。他目前拥有总值124亿英镑的财富。

　　英国政府缩紧腰带度日，英国富豪荷包暴涨。

　　在美国，官员是“资本家的狗”;在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只要富豪们愿意，“猴子也能当总统。”;在英国，政府缩紧腰带度日，英国富豪荷包暴涨。

　　这就是西方版尤其是美国版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最佳注脚——把“权力”关进“资本”的“笼子”里。

　　在中国，曾经总体上坚持集体领导，但是后来据说这样效率低，于是在改革开放中实行“首长负责制”，让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现在已经弊大于利，让权力接受约束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在我们国内，执政党和大多数民众的共识就那是把权力关进“法纪”的“笼子”里面，那就是阳光行政，依法行政。

　　阳光行政就是要接受广大民众的监督，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国家行政权的行使一要讲求效率，二要讲求民主。法治政府应当是有限政府、有效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必须做到执法有保障、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和侵权要赔偿。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依法治国，是实行法治。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其核心是依法办事，依法治理国家。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执政党和大多数民众是比较一致的。

　　而在网络舆论界，则有几种看法：

　　第一种是如上所说的，大多数人认同的，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行政要接受广大民众的监督。

　　第二种是一部分人主张的，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那种纯粹民众监督和群众运动的方式。

　　第三种是另外一部分人主张的所谓“宪政”的方式，多党制的方式，三权分立等的方式。

　　第三种的这些跟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什么关系呢?请听听两位自由派精英的说法：

　　自由派的精神领袖茅老先生曾经这样说：

　　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MZD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他还说：“改革必须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说了算。”

　　另外一位精神领袖张鸣说：“说一千道一万，要搞市场经济，就非得搞宪政，市场不能没有有钱人，宪政是有钱人的定心丸。”

　　还有很多，没必要一一列举了，这两位的说法已经很有代表性了。

　　不管这些人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其实质和根本目标就是“资本权力化”——让有钱人直接掌握权力，最起码，让政府和权力像美国那样，成为“资本家的狗”，和像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那样，只要富豪们愿意，“猴子也能当总统。”;让中国的事情，由拥有大量财富的极少数人说了算。

　　衡阳贿选案，其实就是“资本权力化”的一次失败的尝试。

　　在中国这么一个多民族的大国里面，如果让“资本”掌握“权力”，绝对是国家民族的大灾难和历史的大倒退。民国时期的中国就已经是前车之鉴。

　　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美国就那么富强呢?

　　这正是邪路派公知及其美国主子忽悠人的地方。美国虽然只有几百年历史，但是其通过战争的掠夺，通过发军火财，通过美元霸权，当然也通过科技和生产力方面的领先地位，拥有大量的财富，但是像美国的这么一个只有三亿二千万人口的国家，仍然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了席卷美国上千个城市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的运动。

　　而中国将近14亿人口，改革开放以来，财富也是集中于一部分人手里，虽然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排在世界很后面的位置，加上这些年来，美国等外国势力支持我们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企图把我国一分为七。如果让某些人的阴谋得逞，中国的状况连清末民初的情况还不如。倒是跟17、18世纪的波兰很相似。

　　16至17世纪上半叶，波兰曾经是东欧的一个强国，但到18世纪初它已经走下坡路，18世纪末被俄、普、奥三个邻国瓜分。波兰的衰落主要是它的内部原因造成的的，不利的国际环境只是外因。

　　波兰的社会结构为贵族主宰国家提供了基础。据估计，在17世纪，波兰本土人口每十个人就有一个贵族，因此享有各种特权，在欧洲，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但是贵族中只有极少数大贵族才真正握有实权，他们占有大量地产，担任各种官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政策，为数较多的小贵族则依附于各个大贵族。大小贵族之间虽然有种种矛盾和差别，但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是与其它阶层对立的。

　　贵族的强大造成政治的危机。1572年亚盖罗王朝灭绝后，波兰国王由贵族选举产生，所有贵族都有选举权。但是贵族们倾向于选举外国人，因为这样可以把国王置于他们的控制下。于是王权日趋衰落，它失去抽税、宣战、媾和、委派官员的权力，在一切重大问题上要服从王国议会的决定。波兰的议会和其它国家不同，它不是等级代表会议，而完全由贵族组成。议会分上下两院，上院由大贵族、高官以及高级传教士组成，下院则由小贵族组成，再加上为数极少的城市代表。这个议会与波兰的社会经济情况极为相似，它反映贵族在国家中的绝对优势。但贵族以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为能事，他们只考虑领地的利益，从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中央的权力就越来越小，议会本身也逐渐丧失功能。1652年，下院一个代表反对一项把传统的星期六议会期延长一天的动议，结果使多数人的意见被否决;这以后，就形成这样的惯例：只要有一个人反对，任何决议都不能通过。这种惯例美其名曰“自由否决权”。由于有这个惯例，议会不仅不可能对重大国事作出决策，就连它自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在1652-1674的55届议会中，有48届议会因“自由否决权”而解散，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仅受到一票反对而被解散的。

　　中央政府的衰落使贵族们大受其益，特别是大贵族受益最多。他们可以决定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税款摊派，1640年以后甚至可以任意抽取地方税，还可以组成地方军，使国家变得更支离破碎。国家唯一的经常性税款是从国王和教会的领地上抽取的，还不足以维持和平时期一支12000人的军队。每逢战时，即使议会能够取得一致意见开征“非常税”，税款也总是不足，完全不足以应付持久的战争。军队无饷，战斗力低落，国家面临危局，大贵族趁机扩大势力，小贵族就更加依附于他们，产生了一个个国中之国。

　　当欧洲的多数国家都出现君主专制制度，以维护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波兰的国家却正在解体。而这又恰恰发生在俄、普、奥、瑞等国上升为强国的时候，于是，列强对波兰的瓜分就不可避免了。1660年东普鲁士摆脱对波兰的藩属关系并入勃兰登堡，为普鲁士国家的形成打下基础。1662年立窝尼亚丢给了瑞典;1667年第聂伯河以东的大片领土又丢给了俄罗斯，波兰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

　　统治阶级中也曾经有一些人企图扭转这种颓势。加西米尔和索毕斯基(1674-1696)两位国王都曾企图加强王权，实行某种变革，但都在贵族的反对下失败了，加西米尔甚至还被赶下台。18世纪初波兰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变革的企图时有出现。但是这时候的变革变得更困难了，不仅贵族反对，外国势力也横加干涉，不允许波兰奋发图强。波兰贵族的内讧使波兰落入不同外国势力影响之下，俄、普、奥、瑞都先后插手波兰，交替占过上风。最后一任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1764-1795)曾是叶卡捷琳娜的情夫，他的当选表明俄国在波兰占优势。这引起其它列强的不满，波兰问题于是成为国际争端的一个焦点，最终导致俄、普、奥三国第一次瓜分波兰(1772年)。在面临亡国的威胁下，波兰的贵族这时真的想改革了，但已经为时太晚。1791年5月由“四年议会”(1788-1791)公布的新宪法被俄国用武力碾碎(1793年)，紧接着便是第二次瓜分波兰;1794年贵族领导的武装起义又在俄军的镇压下失败了，1795年波兰被第三次瓜分，于是一个独立的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

　　这一切告诉我们，贵族民主发展到极端必然导致议会瘫痪，政府无所作为，引起社会混乱，进而把国家导向灭亡。

　　国内由于富豪掌握或者控制权力，国外由于列强的虎视眈眈，前波兰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

　　这是从国家的命运来说的。

　　那么民众的命运呢?

　　首先，覆巢之下无完卵。

　　另外，权力、资本和民众的关系上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关系。

　　他们之间又分别形成三对矛盾。

　　“权力”(由执政党掌握)与“民众”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官”与“非官”是其不同或者叫对立的一面;而掌握权力的执政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权力”与“资本”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正面说，执政党依靠“资本”的积极的一面，发挥其在经济发展和强国富民中的作用，同时执政党行使的“权力”又依法制约“资本”，不让其侵犯或者过度侵犯“民众”的利益;从反面说，一部分已经“资本化”的“权力”(即腐败分子)作为“资本”在“权力”中的代言人，与“资本”相互勾结，共同压迫民众，同时，“资本”为了彻底摆脱约束，无限度地满足其私欲，又挑战或者希望控制“权力”，最终实现“资本权力化”。

　　“资本”与“民众” 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资本”与“民众”都“非官”(这一点常常被“资本”用来混淆概念，用“人民”或者“民众”的名义掩盖自己的实质)，同时，“资本”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要依靠“民众”，有时候客观上也做些有利于“民众”的事情;但是“资本”虽然不能像“权力”那样对“民众”有显性强制力，能够强迫民众必须如何如何，它却对“民众”具有“隐性强制力”，能够迫使“民众”不得不如何如何。“资本”与“民众”的关系有时候也是对立的，所以，既不应该盲目和笼统仇富，也不应该让“资本”用“民众”或者“人民”的名义装扮自己甚至直接去自作多情代表“民众”和“人民”。

　　在三者的整体互动中，有时候，“资本”和“权力”勾结，压迫“民众”，比如“强拆”等;有时候，“民众”和“资本”共同制约“权力”，比如共同对“权力”进行社会监督;有时候“权力”和“民众”一道制约“资本”，比如政府依法处罚“资本”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

　　它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一旦让“资本”掌握“权力”，让“资本”一家独大，或者像以前的波兰那样由“资本”控制“权力”，中国的民众不但不会有美国的民众的生活水平，连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也不如，俄罗斯虽然衰落，毕竟还船破有底，军工产业和重工业的优势还在，资源方面的优势还在，中国呢?

　　另外，中国的悲哀还在于富豪们的素质比不上西方一些国家的富豪高。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相对比较文明的阶段，很多富豪会热衷于慈善事业。而中国的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东西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加上某些富豪并不是通过合法经营和勤劳致富的，他们害怕以后受到清算，千方百计推动权力更迭。另外，有一些有钱人，或者是曾经与执政党有历史恩怨的，或者是前朝遗老遗少，带有一种扭曲的仇恨心理和报复心理对待社会和底层民众，因此不但贫富两极分化，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撕裂甚至尖锐对立。

　　所以，综上所述，从国家层面说，对于“资本”，可以像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一样，钱尽管赚，干政是红线。当然，不能让他们搞彻底的私有化，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

　　从民众层面说，应该认识到资本的二重性尤其是其能够发展经济富民强国的积极因素一面，尊重合法经营和勤劳致富的富人和他们的劳动。在他们的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利益比较一致的情况下，和他们共同制约“权力”，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共同监督“权力”的运行。

　　但是，坚决反对他们对国家财产的全部控制，坚决反对“资本权力化”，无论是打着各种冠冕堂皇旗号的激进的“资本”掌握“权力”，还是渐进式的“资本”控制“权力”，一律坚决反对和抵制!

　　想当官就不能发财，想发财就不能当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因为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而采取把“权力”关进“资本”的“笼子”里的饮鸠止渴的办法。

　　“权力”的运行过程中的确有存在问题，也的确需要解决，但是绝不能让“资本”一家独大的情况再在中国出现，要对那些利用民众对“权力”运行的不正常现象的不满情绪推动“资本权力化”的图谋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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