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聂树斌案看疑罪从无思想的局限
宋公明
一，两个嫌疑人，一笔糊涂账
聂树斌案经最高院改判为无罪，但并没有使尘埃落定，反而是波澜再起，形成两派激辩，争执不下。一派仍然认定聂树斌就是凶手，当年并未错判。另一派则认为王书金才是真凶，即使王书金存疑，那聂树斌也不能认定是凶手。两派的争论很有意思，如果把认为聂树斌就是真凶的观点用在王书金身上也能成立，同样，认为王书金不是真凶的观点如果用在聂树斌身上也能成立，双方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最高院的判决，据说依据的是所谓疑罪从无原则。大家都知道有个“以事实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现在又出了个“疑罪从无”的原则。脑子真是要与时俱进了。不过这个疑罪从无的判决，虽然判了聂树斌无罪，但是并没有解除对聂树斌的怀疑，只是因为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而已。又因为关键证据笔录灭失，也不能证明聂树斌清白。所以只能存疑，因疑罪从无而判无罪。而王书金虽自认是聂案真凶，但也因证据不足而不能确定，故也只能存疑待查。因为待查，这样王书金虽然身负已确认的三条人命而被判死刑却不能执行。
据说案发现场提取到自行车，钥匙，内裤和裙子等物证，那么这此物品上是不是有指纹等信息?如果有确实的证据例如指纹毛发之类能证明王书金确实是真凶，那么聂树斌自然就解脱了。或者有确实证据能证明王书金和聂案无关，那也可以让王书金及时服法。如果有确实证据能证明案发时聂树斌不在现场，那聂树斌也能归于清白。而现在这个结果是成了一笔糊涂帐，既不能让聂树斌清白，聂仍然要背着强奸杀人的重大嫌疑，又不能让罪大恶极的王书金服法，聂案受害人不能申冤，王案的受害人也不能雪恨，各路大腕们还要争论不休。这聂树斌家人要求国家赔偿一千多万，恐怕也很难实现。因为疑案不等于错案，对聂树斌的怀疑并未消除。而对这个结果最高兴的人就王书金，只要他和聂书斌都不能肯定也都不能否定谁是真凶，那他就不会被执行死刑而继续活下去。
二，疑案错案是怎么发生的?
这种除了王书金之外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人也许会说，法院对疑案也没法啊。那么疑案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按理说，公安机关既然破了案，那就是没有疑问了，否则就不能算破案，就应继续侦察。同样，检察院既提起公诉，当然是认为可以定案了，否则就应退回补充侦察或自行侦察。法院也同样如此，能够定案才会判决，不能定案应由检察院补充侦察或撤回起诉。也许又有人会说了，难道不会搞错吗?谁都会有失误的时侯吧?是的，作为个人，谁都可能出错。但是法律作为一个体系，已经充分采取了防错消错纠错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如果还是出了错，那就要找出原因，以防再犯。
错误，无非过失和故意这两种原因。所谓过失，分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两种，就是工作不认真，不负责，水平不高，该做的未做，该发现的未发现，该看出来的未看出来，等等。所谓故意，就是明知有错有冤还故意为之。但是办案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机关。在公安机关侦破过程中，这要经过多人多个部门和多级审批才能报到检察院。检察机关也是要经过多人多部门多级别才能提交到法院，法院要组成合议庭，要经过庭长，院长，审委会各个层次，一审之外，还有二审，还有死刑复核程序，还有执行程序。要说有过失，水平不高，工作不负责任，总不能个个如此，每个单位，每个层次都是如此吧?如果是故意，总不会每个部门每个层次每个人都有故意吧?
所以，出了聂树斌案这样的错案，就不是简单和过失或故意，也不仅仅是某个人某个单位的问题，而是体系失灵或局步失灵，规章制度形同虚设，防错纠错机制失效，而潜规则成了主宰。严楚刑讯逼供，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这些重要的规定在一些部门一定的范围成了一纸空文，只见有人破案升官，而不见有人因玩忽职守刑讯逼供落马受审。将错就错，一错到底也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聂案纠错时间之长难度之大和其间发生的种种怪事就是证明。
三，对疑罪从无的讨论
如前所述，疑案就是没有破案，是不会提交法院审判的。公安机关认为破案了，才会报检察院，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证据确实充分了，才会向法院提起公诉。当然，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可能出错，经法院审理发现确实案情不清证据不足，而检察院又不肯撤回起诉，那么法院是可以以证据不足判决被告人无罪。但是真凶没有归案，被告人的嫌疑并未消除，案件也不没有告破，这样的疑案，一是应当查明产生疑案的原因，二是应继续侦破直到水落石出。所以疑案不是简单的从无了事，而是疑案要查。聂案就是如此，虽然聂树斌被判无罪了，但真凶仍然逍遥法外，没有还受害人以公道，正义没有得到申张，公安机关就没有尽到责任。疑罪从无不应成为司法机关逃避责任的挡剑牌。
法律是统治者的工具，用不用对谁用如何用是要看统治者心情的。当年蒋委员长为了巩固其统治，懒得和文人讲什么疑罪从无，干脆抓到就杀，而且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需要走狗爪牙时，又可以随意把杀人犯免罪释放。特务更是暗杀绑架刑讯逼供无恶不作。蒋粉们不是照样大赞“蒋公威武”只恨他当年杀人太少吗?美国警察开枪杀人也是家常便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伊拉克有大杀武，照样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所以什么法律，什么疑罪从无，人家理都不理你。
毛泽东领导的红色政权和新中国由人民当家做主，所以法律当然要为人民服务。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一是惩罚犯罪分子，二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废除肉刑，严禁逼供信，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群众路线，预防为主，改造罪犯，少杀慎杀，死刑缓期执行，这些都是新中国法律的特色。
既要惩罚犯罪，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这是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所以司法机关不仅有抓住并惩罚犯罪的责任，同时也有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责任。既不能让罪犯逍遥法外，也不能把无罪的人错当成罪犯。刑事诉讼从侦察到审判的过程，都是判定嫌疑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过程。要判定嫌疑人有罪是困难的，因为罪犯会毁灭和隐藏证据，搜集有罪证据当然就会很大的难度。相对来说，证明无罪的人无罪要容易得多。如果不是故意混淆视听嫁祸于人，那么无罪的证据是不难搜集的。无罪的人因为没有做过犯罪行为，所以不会隐藏掩盖事实。事实上，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都要对怀疑对象进行排除嫌疑。如果不能确定罪犯，那至少也应把无罪的人的嫌疑排除。既不能确定被告有罪，又不能排除被对告的嫌疑，成了所谓疑案，这种结果一定是因为有重大过错，无论是过失还是故意，都应当追究责任。
问题是有些人对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有本能的反感，对中国的法律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外国的法律才是最好的，一切都应当学外国，开口闭口都是人家外国如何，他们眼里只有自已，不相信什么群众路线而只相信专家路线，不相信正义和政策，而相信旁门左道，拿法律的尊严做买卖。他们认为要破案就必须逼供信，就必须上手段。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潜规则盛行不衰，法律体系为之失灵，类似聂案的所谓奇案疑案也就层出不穷了。正确的原则应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而疑罪从无就是从国外贩来为自己愚蠢无能打掩护的遮羞布。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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