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思考如何挣脱“无产阶级的不自由结构”：对马列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
老田
【这篇文章最初是在某微信群微观一个激烈争论时，所抒发的感想。后来有群友把部分内容上贴网站，也有群友提出了针对性的反驳意见。这个争论倒是值得深入下去，所以，老田就把相关的内容加以整理和补充，更为全面地表述自己的看法，发出来供网友评判。】
冯友兰在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研究时，区分了“照着讲”和“接着讲”。群内的各位讨论了半天，我没有看出来是到底是要“照着讲”还是“接着讲”，如果是要“接着讲”的话，显然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五十二章标出的“阶级”题目，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分析，这倒是给“接着讲”留下了一个好题目和起点。而如何觉悟群众促使其从自在阶级上升到自为阶级，并加以归整力量，恰好是毛泽东领导革命并为此展开言说的起点。毛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不仅是组织和领导方式同时也是思想言说方式，把群众的生产和生存体验与寻求群体解放而不是个人出路的阶级意识获得，联系起来以利于开展理论建设和斗争，这个明显就是“接着讲”的方法。
分析毛泽东与马克思的关系，这看起来是历史，其实更是现实未能解决的问题，目前左翼网友之间的争论，特别是与理论斗争相关的实践问题，在整体上依然未能够解决好到底是要“照着讲”还是“接着讲”的问题。
一、“接着讲”为什么是必须的
文革期间的宣传中间，从马克思主义，中间经过列宁到毛泽东，倒是画出来一个谱系——用三个里程碑来形容，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接着讲”的谱系，高扬着的是左翼革命理论的实践性格，只能够以“接着讲”的方式才能够获得不间断的理论生产力。
下面这段文字当时之所以被写出来，并不是为了夸奖毛泽东，而是向群众推荐那种“接着讲”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同时潜在地反驳各种“照着讲”的不对：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载《人民日报》第1版(1967-05-18)】
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重新追问毛的种种判断和说法，是否符合马克思愿意，以此进行一种新的理论追问模式，这种模式的第一问题意识是“到底哪里照着讲又讲错了”。官学机构里头著名的学官石仲泉，专门写过一篇很受吹捧的文章，说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各种误解和扩大化理解，来自于错误的译法：应该译作“资产阶级权利”而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正是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出现了“照着讲”的大错误。这篇著名文章及其所代表的理论逻辑，推翻了曾经有过的“接着讲”主张，要求回归彻底的“照着讲”，这本身意味着对实践与理论关系的一次颠覆性的再定义，更为宏观的背景是要重新找到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打开方式，以服务于完全不同的目的。
有西方学者写过《无产阶级的不自由结构》，老田提到这个题目不是想要引用其思想，而是从这个题目出发，可以另外识别出一个常见的思想现象：无产阶级或者对于资产阶级进行批判的各种左翼人士，通常是在“不自由的语境”中间展开思想的，常常在不自觉中间就已经受到统治阶级在精神领域统治地位的规制。毛主席在战争时期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说要借此夺取战争的主导权，而真正的主导权产生，则要走出别人营造的精神统治状态而别出新章。
有些托派老是强调必须回到对列宁“照着讲”，改开早期，很多官学大拿强调要对马克思“照着讲”，并罗列出毛泽东没有照着讲的错误清单。其中最重要的有这么几条，说毛泽东力举三大改造是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原理同时还背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承诺，大跃进是绝对相信“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变革会不断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唯意志论，文革的继续革命理论要在公有制社会里找走资派批判是违背了“占有生产资料才唯一地成为资本家阶级”的马原理，如此等等。这个以“照着讲”为依据的批毛运动，强调了于光远所说的“唯生产力论”、杜润生等人所主张的“生产关系发展不能够超越生产发展水平”，以及于光远等人所说的“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绝对不会有资产阶级”的等据说是完全符合马克思本人愿意的“照着讲”清单。同时，还以这几条浅薄的所谓马原理，去臧否共产党建国后的实践过程，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正源和源头，就在于此。
毛泽东从1930年代开始，就不断地批判教条主义，延安整风时期要教条主义休息，而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的“照着讲”主张，可以视为一种党内教条主义的复仇。
二、为什么很容易陷入“照着讲”的境地
任何一个追问理论的实践角色的人士，都会自觉地把握到理论的合理边界问题，胶柱鼓瑟和刻舟求剑的错误，肯定会成为实践指向人士的自觉意识。所以，要承认毛主席的矛盾论思想，现在统治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规定了斗争的性质和方式。还有就是，左翼需要经常自觉地观照自身的言说方式与思想展开，系统考虑如何挣脱由统治阶级精神统治地位所设置的各种不自由结构。
理论是很重要的，但不能够指望理论解决现实中间的一切问题，那样的理论要等到现实成熟之后很久，才可能产生。毛泽东1964年有一个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说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是因为要进行阶级斗争，才去找哲学的。因为要进行全局性的斗争，经验眼光已经远远不够，需要一个帮助把握全局的认识工具，还需要通过这个工具去培养大批干部。这个看法，一开始就是为了定下“接着讲”的调子。
左翼网友中间出现的“照着讲”热情，不单纯是为了推销一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学习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打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是为了针对性处理官学打开方法中间的虚构和捏造，这样一种言说方式，似乎就是为了对官学进行耳提面命而出现的，理想状态下应该出现一种教学效果：官学机构改正错误并回复正统。这样一种跟着官学走的理论姿态，不是简单的跟随，而是一种未经深刻反思的理论斗争姿态——对手这么干了，那我就要以对手规定好的方式来揭穿他造假。
结果，在表面上看，今天很多左翼网友讨论理论的时候，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把毛泽东等确立的理论与实践的顺序颠覆过来了，似乎学了好理论，就一切搞定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资本决定论”思想，找寻一种合用的文化资本去改变现实世界，似乎好世界是从好理论派生出来的。尤其是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左翼人士，很有些人喜欢搞新制度设计，共运史上也是空想社会主义早于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左翼内部的口水战很难消停，原因也在此处，有些人就是相信：把理论搞纯粹然后通过某种方式一落实，就OK了。
其实，对于现实而言，怎么找到某种方式还能够有落实的可能性才是最重要的，马克思本人也应该是这个看法，他认为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核心问题就是力量对比。而创造新世界的力量在开始阶段肯定是弱小的，还不足以与强大的统治阶级抗衡，这就需要在持久战中间实现由弱变强，这是核心问题和理论的第一任务。要把研究新情况，与学习理论的关系，重新摆一下才好，经常有意识地对照一下这个自觉的意识，可能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执。
制度设计其实就是理论的输出，甚至可以称之为理论或者原则的活学活用。空想社会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正面意义，问题在于：设计完了之后找不到现实中间的实施者，为简便计，只能够托付或者期待统治者来发善心了。所以，设计或者纯理论想象的问题，在于忽视了如何通过理论工作区聚集一股足以建设新世界的力量，这股力量还必须强大到足以抵消甚至超过现实统治秩序的维护力量，然后才会有新事物和新世界的。所以，毛泽东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道理是造反有理，同时还是阶级斗争。
由于社会主义实践被颠覆，很多左翼从总结经验出发，要是这个那个错误不犯就好了，其实，创造新世界的力量永远是从学徒工水准出发的，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这个“清流自诩”的总结模式，其实是一种较为隐晦的取消主义：除非你已经学会了游泳否则千万别下水。真正的总结经验是要从如何提升学徒工的实际可能出发，而不是试图现在理论中间把现实尚未遭遇到的问题，都设想到并事先给出答案，这其实不太可能实现。
从聚集新世界的创造力量出发的理论追求，才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所以，在毛泽东那里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永远具有比教条主义的优先性。
三、实践的偏差是否可以通过预先的理想设计来避免
在社会实践中间出现的问题和偏差，主要通过组织建设消除机会主义行为来解决，就过去的经验而言，多数问题和偏差其实不是因为认识不足导致的实践错失，而是现实的利益和权力的不当竞争引发的，这个无法通过认识提高去消弭，只能够在组织实践中间扶正祛邪来解决，要通过建设“战斗堡垒”去跟各种机会主义取向斗争。这个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基本上很少触及到，而且也无法事先就在外部设计出解决方案，最终只能够在组织内部去克服，正如文革的派性不可能在文革小组或者毛泽东的指示下得到克服一样，需要在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具体场域内部就有“战斗堡垒”的力量去克服之。要认识到这一点，在组织内部的有效“战斗堡垒”产生之前，群众的有组织力量受到机会主义策略的裹挟，是难于避免的，而且这个不是理论和认识问题，而是组织建设的任务。
归纳一下，理论是在其掌握群众的过程中间，与实践进行相互定义的互动中间得到确定和展开的。也就是说，今天的理论建设与争取群众觉悟的目标是一致的，理论的任务最终要创造出一股足以建设新世界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当然主要是存在于被统治阶级群体中间(不排除个别统治阶级成员会觉悟)，所以，理论的重点首先是现实社会中间人们的生存体验和他们看待自身体验的方式，要对这两个方面产生引导作用，才能够完成理论的实践任务——帮助形成共识与合力。确立了理论的首要任务，由此也决定了理论面向和采取的方式方法问题——群众的生存体验及其理解体验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在毛泽东那里，群众的首要性在于：不仅仅是组织工作的对象，同时也是理论工作的对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把群众作为认识的起点和终点来看待的。理论工作本身是与群众的生存体验和觉悟状态相始终的。群众的客观阶级利益和主观的利益认知状态，都是理论需要始终观照的起点和内容。
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之后再装上一个“基础”并非偶然，基础的内涵在延安整风时期毛说是指“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理论的具体内容本身;今天官学机构反复炒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是这样说的：拿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还批评那种把箭拿在手上连呼“好箭好箭”却不放出去的人士。对照一下葛兰西的相关看法，可能是有价值的：
“葛兰西用‘外在机遇的’这个词形容两种敌对政治力量之间的短暂的军事斗争；而用‘内在机制的’这个词形容与意识形态领导权有关的长期斗争。在从‘外在机遇的’向‘内在机制的’移动的过程中，党的任务也就从为国家政权而进行的狭义政治斗争向更广泛更复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转移。……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产物，机体内的知识分子则是新社会建立的上层建筑的成果。葛兰西还坚持：革命变革必须是全面的，必须影响到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处于较高领域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与基础的变革同等重要。他还认为：为了成功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在两个方面提出要求和行动，即必须为一般群众提供一种普遍的世界观，同时也为知识分子们提供一整套原理或学术大纲。最后，葛兰西对党在社会变革的不同时期的两种不同作用作出区分。在外在机遇起作用的时期，党是通过军事对抗去追求政治目标的实现，在这个时期，党的作用是‘现代君主’；而在内在机制起作用的时期，党是要努力巩固它对道德、意识形态、精神和文化的领导权，在这个时期，党的作用是‘集体的知识分子’。”【转引自：[澳]J. J.哈纳芬：《葛兰西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徐素华译，载《哲学译丛》1998年3期，这一段文字是哈纳芬引用美国学者K·博格斯的《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一书的看法】
而且，揭示剥削和压迫的老理论，原本就是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肯定是需要的，但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此，投入特别多的时间去进行再宣传，相比较而言，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应该投入寻找激活民众生存体验的理论方法上。连美国和法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都产生了99%对1%的想象力，问题现在反而空前集中于：如何找到有效的方式集结起创造新世界的力量，并且在合理的场域开展有效的斗争。民众都知道自己在吃苦，我们今天仅仅说清楚“苦从哪里来”是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说清楚“怎么样才能够不吃苦”，在这条路上有什么障碍?怎么样去清除障碍?现代社会很难建立起根据地进行非法的武装反抗了，现实的表达空间又在形成过程中间，怎么利用新的表达空间联系民众并提升觉悟，然后形成有组织的批判力量，这是最需要关注的。
归纳一下，即便是把眼光盯住官学意识形态机构的造假方面，也应该是首先关注官学意识形态造假的接受机制，而不是简单地针对其“生产机制”和生产内容。之所以反复提及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阵地战，因为他首先关注意识形态在被统治阶级中间的接受和认可的状况，而不是简单地追问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本身。换句话说，即便是要揭穿官学的学官言论，也要从接受者如何接受了他们的说法入手，而不是简单跟随官学的调子跑。
四、“接着讲”与意识形态阵地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葛兰西说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战是很重要的，打赢了这一场阵地战之后，就能够看清楚对手的壕堑和工事。现在的情况是，右派打赢了阵地战，现在已经走到了要“拆庙赶和尚”的“壕堑战”阶段了，所以，方方的小说《软埋》就出来了，这是一个进入壕堑战阶段的信号——彻底颠覆共产党革命和历史的一切合法性。
方方他们的强大就在于打赢了阵地战(当然可以说是官权力扶持的，这个没有疑问)，问题是他们打赢了之后很多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不可逆的趋势，记得2007年在上海时正好顾雏军被抓，与朋友讨论这一问题时，朋友认为这个人可抓可不抓，如果类似的人都要抓的话，国企改制的全部结果都要翻过了才行，但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可逆在于：人家已经建立起牢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此笼罩之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都有了确定的标准，官权力只能够个别地打击个人，但是改变不了大方向。
有些左翼在这方面很幼稚，以为只要某某领导人有决心，就能够做成什么事情，这是幻想，即便是毛主席今天活着，也无法用一己之力颠覆业已形成的强大统治阶级，更何况这个阶级的权力、财富和话语权都隐藏在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盔甲之后。左翼网友经常有人争论这样的问题，依据某个什么样的事实，可以识别出某个高官怎么样，这都是奠基于一种完全虚假的假定——个人能够完全超越于统治结构的规制而独立地采取行动，因此根据某个人做了或者说了什么就可以认定此人是怎么想的或者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这个认识背后的方法论假设是：现象精确地反应本质。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对于左翼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就开展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设工作，会比较健康。真的共产党得胜上台了，投机分子比谁都左，跳得比谁都高，1970年代末期吴敬琏就比张春桥和姚文元更左，吴敬琏说存款利息是剥削应该取消，张和姚倒是没有这么说。今天左翼还处在草野之中，开展理论建设和斗争的工作，没有多少权力和利益的纠葛，会更好一点。毛主席曾评说苏联夺取政权前后的理论文章，列宁的文风远好于斯大林的文风，掌握政权以后就坐在山上“捡起石头打人”少做了许多加强说服力的工作，而列宁则始终要对不觉悟者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强调文章的交心和说服力，这个可以称之为“弱势地位的逻辑自觉”。今天左翼内部的口水战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不必要的争执起源于：有些人总想要以执法长老的强势发言，动不动就要革除谁谁的左翼教籍，这是弱势地位条件下的“棍子手”手法：试图以扣帽子等打压手段来加强理论的干涉能力或者统一思想。与政权和掌权地位相结合的棍子手手法，是对加强说服力方面努力不够的一种异化，吴敬琏在毛时代和邓时代的极左极右表现，都精确地体现了棍子手手法及其背后的理论事业的异化。
还有，今天的中国毕竟是经历过革命和毛时代的实践，很多亲历者还带着记忆活着(这部分记忆还部分地向下流传了)，这一段历史的经验需要好好总结，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用新理论去激活这一部分记忆及其流传，是左翼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可盘活资产”。应该如实地承认，目前是官学和公知们在普通民众的这一部分记忆“激活”方式上，起到了真正的引领作用。
官学意识形态得到群众的接受，或者被一些中间群众认可，这些内在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这是左翼的意识形态工作首先需要追问的。其中最重要的官学意识形态方法，是妖魔化毛时代的政治经济实践，要知道这些实践过程是亿万群众亲自参加的，他们是如何能够对亲历者的经验和记忆进行颠覆和改造的，这个方面的意识形态接受机制未能得到左翼网友的起码重视。官学在这个方面的成功，很多左翼网友非常敌视，同时也过度漠视，实际上不承认官学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际存在，统治阶级的精神统治地位在很多左翼网友看来好像不存一样：这种官学领导权是如何确立并对很多地底层和中间层民众前期到思想改造作用的，左翼网友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盲区，同时也导致意识形态战斗的盲目性。因为不承认官学意识形态的成功地位和作用，就出现各种头脑短路的辩论方式：你这个人怎么如此这般糟糕?
就这样，还没有取得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就已经引入了意识形态战场的“棍子手”手法，这个手法的使用，实际上是拒绝承担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设高成本，在尚未颠覆旧领导权的情况下，棍子手手法的内在逻辑是：你上当了是因为你智力或者头脑不行，而不认为这是左翼意识形态领导权尚未建立并起作用条件下的“常态”。换言之，普通民众或者中间派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改造作用，是左翼领导权建设成效不彰的结果，这都是左翼自身的原因。台湾的一个办教育资本家尚有如此觉悟“天下兴亡、我的责任”，群众普遍不觉悟状态是左翼自身不成熟的结果，也是左翼思想者的责任。因为官学意识形态能够得到公权力的支持和资本的自觉赞助，因而显得极其强大，而左翼思想者的力量和人数都非常少，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争夺战中间，需要各种非常节约的策略去追求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效果，而一切追求效果的逻辑都指向受众的思想状况，与此相反的选择是从左翼思想者自身的兴趣出发或者从官学的直接刺激给出条件反射。
作为官学意识形态领导权地位的集中体现，底层劳动群众中间以及剥夺感最强烈的的小资白领群体中间，都有大量追随统治阶级精神统治地位的成员。而公知的各种言说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小右派的自觉追随，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起作用的状态。根本性问题反而是：很多受剥削受压迫的感受，被官学与公知改造成为各种对于政治体制的不认同力量，然后就这个不认同的实际存在状况，设计了各种“不认同巫术”类言说，并很好地作用于被剥削者的头脑。左翼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最大的失败，不是构建新理论的失败，而是迄今为止未能实现最基本的转型：关注各种意识形态领导权如何被受众接受的内在机制，并就此展开针对性的工作以资挽回。换言之，接近四十多年过去了，很多左翼网友的理论工作，尚未接近真正的大门，以至于各种左翼网友的言说，只要一接近中间派群众，就激起反感和被各种吐嘈。这些左翼网友想必也是要觉醒群众的，但是，他们所采取的话语策略和方式，却严重地与受众的思想状况产生了对立，这种状况如何改变?指望受众自己觉悟，还是左翼要来一个洗心革面式的改变?这种状况到底是“人民不行”还是“左翼不行”?
如果承认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真实存在而且在起作用，承认是左翼不行而不是人民不行，那么就有了一个真切的战略战术需要：哪里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薄弱环节?老田对此有一个建议：从夺取革命史和国史的解释权入手，然后吸取最有利于激活人们生存体验的中层理论资源，创造出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个成功的可能性，在中国是最大的。这个与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在顺序上可能是相反的，在毛主席革命时代，是先着手组织建党，然后等条件成熟时期转入思想建党(最典型的是延安整风)。今天没有那样的条件，需要把顺序倒过来，先进行思想建设，然后才有可能转入组织工作(例如党禁开放，按照目前的趋势很有可能出现)。如果，没有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基础，在别人的权力、金钱和媒体优势之下，肯定什么都不会有，不妥协的结果肯定要转入零散反抗和少数人的恐怖活动，就像是俄国早期的状况一样。
另外，在真正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道路和方向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就不要奢望在左翼内部进行思想整风了。老田曾经批评过“不到延安就整风”的急躁情绪，实际上，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延安可能永远都不会到达，而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进步却是可以期待的，到了某个阶段之后需要进行相互之间的砥砺和琢磨，在学习网络中间相互取长补短以期快速进步。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左翼思想目前处于“前范式”或者“无范式”阶段，对话和批评多是浅度阅读和浅度批评，这样的批评意见实际上无从回答——因为要回答你必须每一次都把自己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理路，全部交代一遍。而深度阅读和深度批评，意味着你深入作者自己的理路和分析逻辑内部提出意见，这样的批评比较容易回答，这样的批评能够促进相互之间的学习和提高。目前，在左翼网友的争论中间，很少见到深度批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共同的范式约束，每个人的思考模式和路径大相径庭，思想碰撞都属于外部碰撞和浅度批评，导致意气之争多过学术和思想的良性争论。
而要形成左翼思想从前范式到范式的进步，需要尊重历史(从经验上升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提升社会成员觉悟的面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习和思想展开，到了一定阶段之后，肯定会逐步地出现思想收敛——如何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方面有了更多的一致性，这个时期的学术争论比较能够有效率地展开，这也许是思想上接近到达延安的时期了。应该说，中国的左翼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中国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和文革，这对打赢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战役有很大的帮助，问题反而是，在较容易突破的薄弱环节上左翼投入的力量很小，大多数左翼集中于对手很强大的设防工事对面强攻。
关于马列的正确理论展开，老田很同意很多网友的意见，主流是有意地颠覆和造假，理论上和逻辑上都容易驳倒，这个判断没有问题;问题反而是：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跟主流媒体每日每时的海量发布进行面对面的争论，这合适吗?能不能先预测一下最终效果怎么样再决定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难道不能够选择“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重新在别处开辟出理论战场，找一个让他们的强势和优势大大贬值的场域?
晚两天我会发一个如何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清单，这近似于提前交代我怎么来开展思考的各种考虑，也许会有益于交流和批评的展开。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初稿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九日修订
附录：围观某微信群内部激烈争论的一个初步建议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大家的争论和分歧，看是不是有点参考价值，说得不对请批评。
首先，左翼是整个网络社会中间的一小撮，身处绝大多数人还不觉悟的状态之下。政治学所有人调查的数据是：左翼只有8%，右翼38%，老田自己的感觉是左翼好像没有这么多。就此而论，左翼的首要目标是唤醒不觉悟的群众(非既得利益者)，同时，逐步提升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水平，打一场以主流精英为对手的意识形态争夺战。如果，这个第一步的目标和说话对象准确的话，那么，目前对于左翼工作成效的判别标准就是你的工作让多少中间群众觉醒了，这是首要的实践检验标准。从争取群众觉悟的目标出发，来对照左翼自身的言说方式和方法才是合适的，以此而论，纯左理论和思想反而不是最优选择，而是需要从中间群众的接受层次出发讲清楚道理。从这里出发的话，动不动追问是否理论上纯左，动不动就要对统治阶级的主流状况下一个性质判断，不仅不必要，而且是有害的——让自己看不清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应该向谁说话以及如何说话。曾经有人批评老田是“红道洗白”，从争取群众看，红道的道理确实需要用白道的语言来讲出来。
从较为长远的努力目标看，需要在争取群众的基础上，要重建左翼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这个方面，争取群众的战术和理论建设的战略应该是可以协同的，理论需要面对今天广大中间群众的受教育状态和主流舆论宣传的实际出发——正是这些东西占领了人们的头脑并帮助人们思考问题的，左翼理论创新也需要以此为基础来加以提升，也就是说，右翼理论的宣传成功决定着左翼的言说方式——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对话式批判过程。理论创新和提升需要建立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经验基础上，这样的理论才能够更好地掌握群众——激活他们的生存体验和感受，目前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要以受众为观照标准。
美国学者保罗·斯威齐说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都不是激进思想资源，但经过马克思的综合之后，就成了革命的理论。今天可能的新型综合方向是：从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基础上进行新的综合，产生高于经验层次的新理论，而不是从马列原典出发(这个路径与年轻人的中间派对话效果不好)。老田还有一个看法，马列那种突出宏观概念框架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十九世纪的话语策略——需要在尽可能少的概念关系层次上就总体状况给出诊断，今天学习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大学生，很难再接受这样的话语，对于今天的受众来说那种话语策略过时了，这个判断是否准确，请各位批评。
左翼内部很多人的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包括老田自己，这个问题目前解决不了。动不动要就社会性质和统治阶级状况，做一个表态和判断，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被这个问题意识充塞之后，很容易犯下左派幼稚病，从这样的判断出发，很容易产生两个策略：一个是右倾的取消主义——敌人实在是太强大了你还能够怎么办呢?第二个是不妥协的唇枪舌剑(实际上也不容许你真个拿真枪上战场的)。第二个不妥协的不足在于：进行唇枪舌剑的战斗时，实际上身处意识形态战场，这就是老田在前面所说的状况;但是，被总体判断遮蔽的眼光，却拒绝关注战场的状况和意识形态阵地战的策略，导致一种无策略的盲目战斗，也就是说，为了实现态度和立场的彻底正确，实际上是以抛弃一切策略为代价的，甚至还以此为据，要求淘汰一切不纯粹的策略性的阵地战，干预甚至是鄙薄其他进行策略作战的战友，这是很不妥的幼稚病。
老田曾经对某位左翼执法长老当面说过：没有到延安就硬要搞思想整风，这是极左。老田也认为张宏良老师有一个明显的片面性，往往倾向于高估某个正面政治信息的效果，但这个没有妨碍他在觉醒民众方面的成绩，后一个应该看做是主要判别标准。对于左翼思想的初步统一，要等待某个必要的时机，目前的强求是有害的。对于左翼内部思想的某种一致，老田认为至少需要这样的先决条件：一是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并得到民众和左翼圈子的相当认可之后，二是社会实践的发展到了某个临界点之后需要采取有组织批判行动的时机。没有以上两个条件，强求思想上的统一，只会起反作用，目前左翼内部很多不必要的口水战就是因为这个造成的。不必要的口水战，甚至导致某种派性敌意和感情互斥，这个不利于左翼自身的成长，这个成长仅仅指思想成长而言，不是说力量壮大(这个还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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