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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旧文重发)

文佳筠 · 2009-01-0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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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

——中国与通往经济全球化之路

访问学者戴尔 文博士著

献给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他们为了新中国“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不是为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毛主义时期(1949—1978)

1949—1978年之间推进的毛主义工业化远不完善,然而其中的一些成就还是非常惊人。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Meisner )在他的著作《毛的中国以及之后》中指出了其中的主要之点:中国的国民收入在25 年里(1952—1978)增长了5 倍;工业工人阶级从1952 年的300万增长到1970 年代中期的5000 万——其中包括在小规模乡村工业化政策之下的公社工业里劳动的2800 万农民。此外,中国的工业产出1952—1978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1.3% 。

1978 年之前,中国的工业企业有两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1980 年代后期改为“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村或公社所有)。人们常常用“铁饭碗”这个词来形容工业部门的就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福利。尽管工资很低,但是雇员享受终身就业,退休金、卫生医疗、住房、子女教育有保障,产妇有工资,还有其他福利,这些创造了高水平的社会平等和社会保障。

除终身就业和物质福利外,中国许多工人还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参与决策和管理。1960 年,鞍山钢铁公司的职工制定了《鞍山钢铁公司宪法》,规定了参与、改革和融合的原则。近来,许多管理方面的专家认为,《鞍钢宪法》同近年来日本、欧洲和美国采用的“新型管理”模式——诸如全面质量管理(TQM )以及其他的员工参与计划——有类似之处。

这种高水平的对管理过程的参与在各级员工当中培养了一种对所有权的严肃感,创造了中国独特的企业文化,下面这句话就是其反映:“爱厂如家”。

研究者迪克 罗(Dic Lo )在他1997 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工业化中的市场和制度管理》中提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对大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s )——债权人、雇员——负责;与此相反,私有企业和公开买卖的企业(publicly traded enterprises )则只遵循股东(shareholders )利润最大化原则。

中国的改革时期——向市场经济转化(1978—1992)

1978 年,中国政府开始了官方的“改革”时期。在开头10—15 年,改革的一些突出特征包括:解散农村的公社;创立经济特区;把“市场机制”引入国有企业。工人的福利减少了,已经存在的社会保障网络逐被市场取向的改革侵蚀。

诸多原因促成了改革。党的高层领导人当中一直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邓,官方所称的“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1949—1976 年间在多次内部争论和斗争中屡次被贴上“走资派”的标签。当邓1978 年巩固了权力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准备把这个国家带向新的方向。此外,邓1979 年1 月成功访美,这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第一次正式国事访问。这也邓上台的标志。1978 年12 月,华盛顿和北京宣布,两国已经同意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和美国(以及由此和整个西方)关系正常化准备已久,1972 年尼克松访华时就开始了。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由毛启动,但是邓有幸主持了这一外交进程的高潮时期,并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他对美国的访问在两国都得到广泛宣传。据说,美国的物质财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思想以及随后的政策措施。诸如“致富光荣”、“发展是硬道理”等改革时期的口号也的确有这方面的痕迹。

西方的读者应当记住,在美国,罗纳德 里根1980—1988 年是白宫的主人;在英国,马格丽特•撒切尔1979 年上台。他们引导了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黄金时期”。从后见之明来看,中国同西方的全面接触发生在这个独特的时期,真是相当不幸。市场竞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被作为成功密钥引入中国,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对之信服不已。此外,亚洲四小龙(即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和台湾)经历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魅力十足的榜样。沿海地带经济特区的建立当然是以这些地区为模型的。

尽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但是它的确在当时得到了相当的支持。中国公民中存在着某种普遍的不满——社会现实和毛许诺的乌托邦社会还有相当的差距。为了追求平均主义的价值观,毛不断试图褫夺精英们(特别是党的官僚和知识分子)通常享有的特权。例如,很多人被派到农村或者工厂去和工人和农民一起劳动,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很多人感到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冤屈或者牺牲。由于为他们鸣不平,邓成功地从这一部分人当中赢得了对改革的同情和支持。尽管精英只占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是相当大的,这尤其还因为当时工人和农民很大程度上在政治上是沉默的。

电视在1970年代末和1980 年代初进入城市和乡村的居民家庭,它们同样也发挥了作用。香港、台湾和日本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大量涌入,它们常常展示了富足得多的生活。从1980 年代中期和晚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影视节目被引进,从而引发了崇美文化。

打破铁饭碗

上述所有的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家在一起,促使中国的经济政策转向新的方向。由“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引的城市改革的中心特征包括国有企业的市场改革(其特征是早年实行承包制,后来实行更为激进的私有化)、对国外资本和投资开放。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特区建立起来了。

1979 年后期,政府选择了几千家国有企业,让它们以赚取利润为基础而运行。1980 年前期,这个计划扩展到16%的国有企业。这个计划到1980 年底中止了,因为它引发了大量未曾预料的财政和社会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爆发。然而到1984年,市场导向的改革重新开始。

改造的努力集中在“打破铁饭碗”上,这是当年的改革口号。其逻辑是:通过结束终身就业的保障,劳动生产率就能够得到极大的提高。建立了某些奖金制度和利润分配计划,一方面是为了刺激生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雇员的反对。

然而反对还是强大而剧烈,改革者最终妥协:已经受雇于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将保留他们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但是新的工人将在合同基础上招聘。几年时间里,在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地方出现了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合同制,通常新的员工的福利都降低了。

中国的经济特区的运行方式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特别”区或者“自由”区例如墨西哥的两头在外来料加工出口保税区(maquiladoras )类似。经济特区给予外资和合资企业以税收上的优惠,以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税收优惠包括:在它们赚取利润的头两年免税;减免雇员工资税;其他特权等等。血汗工厂的状况并没有马上出现。新的私有企业被迫保持较为体面的劳动条件,提供优厚的工资,以吸引中国工人。当年的国企雇员得到包括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在内的福利;养老金有保障;城市住房分配;还有其他的福利待遇。

1982 年,中国政府悄悄地把授予罢工权利的条款从宪法中除掉了,这一权利是毛以前在1975 年加上去的。那时候,这一变化也没有引起什么关注:毕竟,当人民把工厂当作他们自己的家的时候,谁会想到去罢工呢?但从事后发生的情况来看,这标志着滑向劳动力商品化的开始。

农村社区的危机

农村改革的关键组成部分就是农业事实上的私有化:农村集体被解散。尽管土地产权继续属于村集体所有,但是使用权承包给各个家庭。和西方流行的看法相反,集体体系并非完全是共产党的新发明,——几千年来,在中国不同形式的土地社区所有制和私人土地所有制共存,特别是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这一共享土地的体系使一些地区能够为社区提供足够的食物。毛领导下的集体体系并不完美,有些公社正在走向失败。但是在那时,大部分农村人口过着安全的有尊严的生活:他们享有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等社会福利。

现在看来,调整和改进公社体系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但当年颁行了激进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被实施了。连带着而来的私有化,使政府减少了在农村投资上的开支。没有任何诸如供销合作社或合作医疗等集体制度被建立起来以提供此前由公社提供的功能。农村改革的头几年确实在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上取得巨大增长,主要是由于引进了化肥、农药和杂交种子。但是自从政府在1980 年代中期放松了对农业投入品的价格控制后,这些产品的价格稳步上升,给农民造成越来越大的负担。由于中国在2001 年加入WTO, 国家向来自工业化国家受到大量补贴的廉价农产品开放市场,这对已经困难的农业部门构成进一步的挑战。

单个农户(土地占有几乎都在1 公顷以下)在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面前很脆弱。除了农村公共服务萎缩,收入也下降,例如,在2000和2002 年间,42%的农村家庭的收入按绝对值来说下降了。结果是,成百上千万的人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和制造业中心迁移。

非集体化也带来重要的社会影响。妇女以前在集体权利下取得的权利被瓦解了,因为家庭的男主人被指定为承包所有人。公社过去给那些没有家庭支持的老人提供扶助。这些福利的恶化或全部消失强烈地推动人们要生更多的孩子。农村社区的分裂导致犯罪和其他社会问题激增。传统的中国农村生活可能算不上物质商品上的乌托邦,但是很多人回头看那有尊严的生活和相对和谐的社区时,把它看作一种乌托邦,它在改革之下迅速消失了。

经济繁荣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以GDP 数据来看,它在减少极端贫困上取得的进步让人印象深刻。1999 年,世界银行基于人均收入的增加将中国从“低收入国家”一类提高到“中低收入国家”一类。1970 年代晚期的配给体系覆盖了像谷物、食用油、糖、鸡蛋、肉类和衣服等基本项目,现在这消失了,而很多现代的奢侈消费品如电视、洗衣机和电冰箱现在走入成百上千万家庭,特别是在城市地区。拥有小汽车在20 年前是闻所未闻的,但是今天在首都北京小汽车拥有量急剧上升:100位城市永久居民中有11辆小汽车。

西方很多人欢呼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采用了自由市场。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改革的最初10-15 年中,中央计划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沿袭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的做法,用多种方式严格规制国内工业和外国贸易和投资。中央政府也保持对公共部门保持控制。中国由国家指导的发展和东欧以及苏联实施的休克疗法形成强烈反差,这些国家的外国资本和公司疯狂涌入,而政府没有什么干涉或调节。

然而,改革的不稳定效果(腐败、日益增加的社会不平等,等等)在1980 年代末期开始被感受到,导致日益增加的不满。

进一步的改革——迅速采纳全球化(1992 至2003 年)

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之后,市场导向的改革第一次被停下来。但是在1992 年,邓小平访问深圳——第一个对外开放特区,这一所谓的“南巡”又一次启动了市场导向的改革。自那以后,中国政府进一步拥抱经济全球化教条。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增加了。很多人相信这一时期触发了强烈的“向底线竞跑”过程。

经济特区的数量爆炸式增加,外资企业进一步增多。除了它们已经享有的大量税收优惠,外资企业经常能够成功地在中国掩盖利润并避免纳税。例如,耐克在苏州的一家分厂在2001 年营业额为8500 万美元,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然而它几年中报告的是亏损。事实上,在2003 年51-55%的在华外资企业宣称亏损。

根据1995 年的工业调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税率是外资和私企税率的2 到3倍。这一趋势在继续。而且,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对教育、医疗保健和员工的其他福利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不被要求这样做。

血汗工厂的诞生

由于不能和外资企业享有的优惠竞争,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解雇了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并减少了社会福利。千万甚至上亿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加入到劳动后备军中,原因是农村改革方案使农民丧失了生计并使社区衰败。新的农民工潮水般涌入沿海地区,绝望地寻找工作机会。由于工人过剩,以及缺少来自正在减少的国有企业的竞争,企业开始加强对工人的控制,血汗工厂开始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在沿海经济特区——外国公司在那里做生意——和十年前相比,中国工人现在工资更低,福利更少,工作时间更长,工伤以及相关问题增加。

加入WTO

邓小平设计的一揽子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对国内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第二步是进一步和国际市场接轨。2001 年加入WTO 表示往改革的完成迈进了一大步。

按照WTO 加入条款,中国被迫在2006年以前去掉一切进口配额并大幅减少对工业品进口的保护关税。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大大地扩大了权利,外国企业和投资者能够在诸如电信和保险等行业拥有50%以上的股权(在此以前,有些外资所有权比例受到监督和限制)。

还有很多别的中国现在不得不屈从的贸易规则,包括范围广泛的WTO “国民待遇”条款,它规定外国投资者必须给予像本国企业一样的待遇。当然,这极大地中国指导经济的能力,并给全球市场和投资者更多的权利。

环境后果

环境状况将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最严峻的因素之一。应该承认,当年有些国有企业并不是完美的环保实践者。毛的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关注创造一个社会平等的体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福利之间的联系,那时人们的理解很有限。然而,尽管那时有些工业实践在环保方面是不足的,但是中国向出口导向的市场体系的转换将它的自然环境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它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的垃圾场。

自然资源也被迅速采用化学农业所滥用。例如,在1978到1984 年间,化学肥料的使用翻了一倍,而对绿色肥料的使用大大地减少了。和其他因素相结合,化肥和农药严重地污染了水系统,导致高度的土壤侵蚀和盐碱化,损害野生生物,并危及中国公民的健康。据估计,中国大约40%的可耕地退化了。大约五分之一的可耕地被重金属(镉砷铅等)污染。农业废水,和倾入河流的城市废水以及工业废水一起导致中国七大河流体系的60%的水不适宜于人类接触。

在和德国杂志《DerSpiegel》的一次坦诚对话中,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达了中国的环境危机:“我们的原材料很稀少,我们没有足够的土地,而我们的人口在持续增长。 城市在发展,但是沙漠地区也在同时扩大;可居住和可用土地在过去的50 年中已经减少了一半, (中国的GDP 奇迹)将迅速结束,因为环境将不再能跟上。”

糟糕的状况并不仅限于中国。气候变化,水污染和短缺,酸雨,野生生物灭绝和其他很多环境事项影响到整个地球的健康。

继续滥用劳动力

西方公司骄傲地指出它们对于创造舒适的工作场所所做的贡献——引入清洁技术,工人安全措施,等等。虽然有些工厂引入了高的环境和劳动标准,但是它们只是例外。很多公司很愿意展示这些“门面”工厂,然而,它们不揭示:大多数制造活动是由转包工厂承担的,那里远离西方消费者,股东和媒体,对工人和环境的滥用在继续。

全球贸易政策像WTO 中的协定很有效地设置了关于劳动,环境和公共安全的标准的上限,但是关于下限没有要求。结果导致这样的趋势:大公司在全球搜寻工人和环境要求最低的地方。今天对市场竞争力的界定是:国家降低劳动和环境标准以吸引外资。工业迁至能提供最低劳动和环境要求的国家和地区。今天的市场竞争将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置于互相对立之中,——当他们想力争保住工作和生计时。

今天,中国是大公司的低劳动和环境要求的天堂,正是外国企业和西方消费者从这种安排中获利最大。2003 年,外国投资的企业占到中国出口的55%。而且,研究显示,大多数外资收益流出中国。

2003 年至今: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往何处去?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这主要是因为它做出了打开国门和采用“自由”市场体制的政治决策。其人口中处于最上层的15—20%的人正在加入到全球消费者的队伍中来——在西方媒体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中产阶级”的先驱,但事实上,这些财富精英除了正在模仿西方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外,不具备任何“中产”的性质。

与传播中的全球化模式相一致,中国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急剧拉大。在20 世纪80 年代早期,人口中最富有的10%的人的收入不到全国收入的20%。到了2005年,处于最上层的10%的人赚取了全部收入中的45%,而处于最底层的10%的人只赚取了其中的1.4% 。对于成千上万的人而言,许多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或是停滞不前或是下降。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正在面临着显而易见的全球化的矛盾——经济指数也许增长了,但是,伴随着“成功”的经济指数的往往是贫困增加、失业和社会不公。

由于愈演愈烈的农村危机、虐待劳工、环境恶化、收入差距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存在,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成千上万受到负面影响的人正在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不满。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社会群体事件从1993年的1 万件上升至2004年的7.4 万件。出现了毛泽东主义的强大复苏,尤其在贫穷的工人和农民当中。

第一章导言

中国于2001 年12 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此之前,它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旨在将国家逐渐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这种经济对外国投资和贸易更加开放。这些改革不仅使这个国家加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中,而且赢得了世界银行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赞誉,这些经济学家将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巨大成功的事例而大肆宣扬。中国确实吸引了大量外资并成为出口大国。它在过去25 年里强劲的经济增长(平均每年超过9%)在现代历史上是无可匹敌的。按照标准的GDP 衡量标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与绝对贫困(每天生活费用不超过1 美元的人)的显著下降相一致,绝对贫困从1978 年的2.5 亿下降到2000 年的3000 万。

但是,有关出口和投资的官方数字并没有提供一幅这一时期中国民众的经历的完整图画,这是一个发生了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时期。本报告考察了各种改革政策并检视了它们是如何影响了更广义的生活质量指数的,如除工作和贫困之外,还有不平等、就业、健康和教育这些指数。本报告也考察了中国快速的出口型发展战略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及其对这个国家和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

几项指数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信奉经济全球化政策的担忧:

自中国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以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已经显著拉大。在20世纪80 年代早期,人口中最富有的10%的人的收入不到全国收入的20%。到了2005 年,处于最上层的10%的人赚取了全部收入中的45%,而处于最底层的10%的人只赚取了其中的1.4% 。

尽管中国的GDP 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是中国42%的农村家庭在2000 年至2002 年期间经历了收入在绝对值上的减少。在最近二十年里,由于从政府的扶持转向自由市场服务,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出现明显衰退。

联合国用来测量不平等的“基尼指数”也表明中国存在这种不断拉大的差距。在1985 到2005 年期间,这一指数从不到0.2 (这被视为平等国家的指征)上升到0.45 (这意味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不断增强的社会动荡)。

中国正面临着制造业工作机会的绝对减少。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作已经从1995 年底的1 亿1000万减少到2002 年的6600万。与普遍的看法相反,私有企业并没有弥补这一差额。从1995 年到2002 年,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一共减少了15%。

血汗工厂在最近二十年骤然猛增。中国私有化了许多企业,并向外资和合资企业敞开大门——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是用来为外国公司生产产品以进行出口。过去国有企业的工人在终身就业、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方面都得到保障。现在,在全球市场中竞争的咒语导致了冲向底线的竞争。

快速的工业化正在形成巨大的环境破坏。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排第一);中国七大主要河系中约60%的水被鉴定为不适于人类接触;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七座在中国。中国占据了全世界能源消耗增长中的40%。

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中国人们并没有为这种经济的发展而欢呼雀跃,而是日益对他们国家的改变提出了质疑。许多人担心贸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和WTO 正在产生严重的问题。本报告的最后一部分重点介绍了中国出现的一些要求替代模式的努力——环保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新左派学者以及最近政府自身所采取的一些积极措施。

本报告旨在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新角色所具有的意义进行一种初步的介绍,并努力在中国新出现的社会运动和国际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以及促进彼此更进一步的理解。

第二章改革政策及其结果

第一节农村的困境及其形成

邓小平的改革是于20 世纪70 年代末从中国的农村开始的。一开始,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这一事实被用来证明在农村以及城市进行进一步改革的合理性。但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明显缓慢下来。到了20 世纪80 年代末期以及90 年代早期,大部分农村地区陷入了停滞状态,甚至是倒退。现在,中国的农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农村公社的解体和农业在事实上的私有化

1978 年以前,大部分中国农民加入了集体公社。一些研究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公社运作得很好;处于中间水平的三分之一的公社表现出了发展潜力,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发展水平最低的三分之一的公社存在严重的管理不善问题,从而停滞不前。根据这一资料,一些公社需要进行急剧的改革,可能包括新的组织和管理制度,但大部分公社只需要进行细微的调整。然而,从1978 年开始,整个公社体制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彻底整顿。

改革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这一体制使公社解体,并与单个家庭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他们有义务按照一定的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量的粮食和缴纳某些税款,但是可以保留其他的一切出产品。1980 年9 月,政府采取了另一项重大举措,做出了农业生产非集体化的决定。这包括了一系列用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生产体制取代以公社为基础的体制的措施。虽然在处于发展水平最低的三分之一的公社中,大部分官员和农民都欢迎这一由上而下的改革,但上面的三分之二的公社对此却持批评态度。然而,反对这一计划的官员或者被说服或者迫于压力而改变了他们的立场,而顽强坚持者则被革职或被人取代。

到目前为止,农业部门的私有化还只是部分性的:土地本身还依旧是村里的集体财产;只有使用权承包给了单个的家庭,并能够自由转让。土地所有权的继续公有可能是土地没有日益集中以及没有由此导致大量无地农民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

建立在化学制品基础上的农业的出现与良好的环保型耕作的衰退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业通过大量引用化学肥料、杀虫剂和杂交种子也发生了变化,而改革以前的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为此打下了基础。得益于此前30 年建设的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它们才能够创造奇迹。在1978 至1984 年期间,化肥的使用翻了两倍不止,这帮助农民获得了历史性的丰收。1979 年,政府把向农民征购粮食的价格提高了20%,并向农民在定额以外上交的粮食提供50%的溢价。

导致家庭收入短期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对公社财产的掠夺。例如,对于疯狂砍伐树木毫无控制,而这些树木是前30 年公社为了防止风沙侵蚀作为道路防风林而栽种的。仅在四年的时间里,即1985 至1989 年间,全国有防风林覆盖的地区减少了48%。

官方媒体依旧将农村的繁荣时期(1978—1984)归功于非集体化过程。然而,这些成果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在大规模实施非集体化的1982 年以前实现的。其他的一些因素,如提高农产品价格和使用化学肥料,也对这种短期的成功做出了比非集体化大得多的贡献。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绿色革命的进程类似,化肥等技术因素是短期内繁荣的一大原因,但也为后来的停滞埋下了伏笔。随着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控制被取消,物价猛涨。1984 至1989年间,化肥的官方价格上涨了46%,而杀虫剂的价格上涨了80%还多。那时,农民陷入了恶性循环,由于土壤中有机物减少,他们被迫向地里投放更多的化学制品以保持产量。

农业在事实上的私有化在环境上和经济上产生了深刻而长期的影响。由于人口密度高,家庭农场的面积通常小于1 公顷,甚至不到半公顷。这使得规模经济不可能发展,也导致无法使用曾由集体所有的设备,如拖拉机。这样的投入对个体家庭而言太昂贵了。其结果就是,在私有化的头几年,许多村子经历了非机械化过程。由于农民将更多劳动力投入到以前由机械完成的农活上,他们不得不减少其他类型的工作,包括良好的环保型耕作,如有机和绿色肥料的使用。与公社相比,家庭农场也更容易受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影响,而这将迫使农民对环境索取过度。农场的小规模导致了其他的环境问题。就像一位农民所述说的:“当我使用杀虫剂的时候,害虫只是跑到了我邻居的农田里;而当第二天别人又使用杀虫剂时,所有的害虫全又跑回我的土地上来了。结果我们浪费了大量化学制品,却收效甚微。”在许多村子,哪怕是很小的家庭农场也不是连成一体的,这给统一管理造成了进一步的困难——村民们要求土地的分配必须是公平和平等的,其结果就是,一个家庭最终很可能在村子的这一头拥有一些土质优良的土地,在村子的那一头拥有一些土质低劣的土地,而在别的什么地方又拥有一些土质中等的土地。一些村子尝试了一种不同的安排:每个家庭都分配到一大块土地,而这些土地在几年内进行轮换。但是这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农民们失去了为获得长期收益而对土地进行投入的动力。

对妇女的影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作为户主的男性被指定为承包合同的主要持有者。旧的家长制作风的这种恢复和加强给妇女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她们过去在集体权力下所获得的各种资格遭到了削弱( 关于这一主题的详细研究可见《美国人类文化学家》30(4): 578—596,2003,严海蓉著《农村的妖魔化:重新解读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青年妇女的劳动流动》)。在集体化的劳动安排中,妇女的贡献得到正式的承认,农村的妇女前所未有地享受到了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就像那时的一句有名的口号所反映出来的那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公社也为社会化提供了公共场所。尤其是在那些运行良好的公社里,集体性劳动是非常令人享受的:老人们讲故事,年轻人参与到友好的劳动竞赛中,人们边工作边歌唱——甚至是谈情说爱,许多爱情故事和婚姻都是在此情此景下开始的(关于公社生活的描述,参见高默波著《高家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分田后这种公共空间的消失使妇女骤然跌落回她们的家庭约束之内。毫不奇怪,在许多村子中年轻妇女是最先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做保姆或装配线工人的工作机会的。

衰减中的公共产品

如果政府能对农村的集体性机构,如医疗和供销合作社,进行投入的话,非集体化原本不至于是如此灾难性的。但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政府在农业上的开支在整个国家开支中的比重一直在持续下降。从1976—1980 年期间的10.5%下降到1981—1985年期间的5%,以及1985—1990 年期间的3.3%。虽然整个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在改革时期增加了好几倍,但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在整个农业部门中所占的份额则从1979 年的10.6%下降到1992 年的2.8%以及1994 年的1.7%。除了直接的金钱投入外,以前政府还经常性地提供大量人力来支持农村的公共产品,包括水利工程、防旱涝灾害、医疗保健以及公共教育。这些项目中的大部分在改革时期都处境恶化或完全消失不见了。

将公社资产占为己有以及停止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开始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这表现在许多方面。林场被砍伐,防风林被破坏导致了更多的土壤被侵蚀。灌溉渠道网络和其他水利工程的衰减导致了生产力不断降低以及越来越频繁地遭受旱涝灾害的袭击。例如,自20 世纪70 年代末期以来,长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的森林砍伐急速增加,这最终造成了20 世纪90 年代灾难性的洪水。

公社的解散也导致了农村人口在享受医疗方面的“一落千丈”。以前,80-90%的农民能够得到某种形式的免费医疗,最好的代表就是“赤脚医生”制度,每个社区都有一个提供基础医疗保健的医生。这一制度是一项成本低而有效的措施,适合于村民的预防性和常规性的医疗保健,当然,对那些更严重的疾病的治疗将转移到水平更高的诊所。改革之后,在没有任何必要的基本设施支持的情况下,赤脚医生制度和农村的免费诊所瓦解了。据估计,在县以下的公共卫生组织(诊所、医院、防预站等)中,有三分之一处于破产的边缘,而另外三分之一已经完全倒闭了。

依旧在为农村居民服务的许多医生是在30 年前培训的,从那以后就几乎没有再接受进一步的培训。随着他们的退休,基本上鼓动不了多少年轻人来继续他们的事业。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政府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开始尝试在一些试点地区重建农村的医疗保健。到目前为止,还没能建立起能够进行推广的模式。问题之一是,诊所和医院越来越以利益为取向,宁愿进行昂贵的治疗,而不是进行预防性的保健,这反过来又使得医疗保健的费用高得惊人。这种体制不得不与单个的病人而不是公社打交道,这使得交易费用高得多。

除了公共医疗,其他方面的公共品提供情况也在恶化。在公社时期,那些没有工作能力和家庭资助的“五保户”在吃饭、穿衣、居住、医疗保健上得到保障,孤儿则保障其教育,孤寡老人则保障其安葬。许多地方分田后五保户得到的照顾大幅度后退甚至完全消失。公共品的缺失降低了政府的合法性,这也给政府政策的执行带来了困难。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例。由于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大部分农民原则上相当理解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但是单干后的农民直接面对养老等实际困难,所以很多人有一种矛盾心理,”希望村里别人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这样分田时人均多一点),但我一定得要个男孩,一定得要不止一个.”由于计划生育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绝对重要,政府不得不越来越依靠强制手段来执行计划生育。

由于中央政府给予的支持减少,农村的开支越来越靠地方的税费来资助。尽管地方政府的效率在下降,但花费和征税却在持续增加。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各种税费加起来占到了农民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比起集体公社时期对公社所征收的15 -20%的税率来要高得多。最根本的原因是事实上的私有化造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分裂,而因为这种分裂,行政管理的成本比以前要高得多。而且,分裂了的农村共同体失去了其集体权力,从而深受村干部不受约束的官僚权力及其腐败的危害(有关的个案研究,请参见高默波著《高家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农村的分裂也被看作是犯罪增加的一个原因。根据韩东屏——一位在中国农村长大的美国社会学家的观点:“集体制在中国农村创立了一种新的共同体精神,人们互相关心彼此的幸福。当一个共同体内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凝聚力的时候,犯罪很难在农村发生。单一的家庭体制破坏了由集体制度所创立的农村共同体,这形成了一个更容易发生犯罪的环境。”他指出,虽然农村的警察力量已经是以前的四倍,但大部分案件没有得到解决,这说明犯罪已经成为了一个警察无法控制的社会问题。

•文化殖民化

农村的教育在改革时期也遭受了巨大损害。除了像经费缩减和学杂费急剧增加这样的财政问题,农村教育在最近的二、三十年还经历了一种朝向精英主义的激烈倒退。这让农村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变得困难得多,从而加大了大多数中国农民与城市精英之间的分隔。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中国教育的历史。自1400 年前科举制度创立以来,教育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公元605 年到公元1905 年,封建统治者利用这一制度来挑选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才,使之成为国家的管理者。在一开始,这一考试制度比起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实行的世袭制来要先进得多,它对中国的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历史的进步,它沦为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用来提升其自身利益的工具,从而成为平等和民主的障碍。虽然这种考试制度在1905 年被官方取消,但教育中那种经历了数世纪而发展起来的精英主义倾向并不是如此容易被摆脱的。在共产党统治的头17 年(1949-1966)里,尽管中央政府表现出了强烈的平等主义倾向,大部分初级和中级教育依旧主要关注改进应试技能——一个学生的目标就是通过高考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地位。这种体制在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科举考试的精英主义制度的复辟。自然地,农村教育毫无进展。在韩东屏题为《文化大革命对农村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即墨市为例》的论文中,他指明在“文革”前的那一时期,一个拥有75 万人口的县每年只培养了95 名高中毕业生;更重要的是,这些毕业生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永远离开了农村。

许多西方的读者对文革所导致的灾难很熟悉,但这一时期也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农村教育就是其中之一。在“文革”时期,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的特权以及他们对政策的把持受到了挑战和破坏。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被要求通过定期参加体力劳动来向工人和农民学习;一种“开门办学”政策得到实施,这样劳动人民就积极参与到了教育过程中来。其结果就是,农村地区的初级和中级教育蓬勃发展——前面提及的那个县每年培养了2362 名高中毕业生,与以前的95 名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种教育的“普及模式”发展起来,满足了农民的需要。学校利用当地的传说故事和乡土知识创立了新的教科书系统;有经验的工人和农民被邀请来作报告并对课程的设置提建议。在一篇题为《专业偏见及其对中国农村教育的影响:重新审视两种农村教育模式及其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影响》的论文中,韩东屏描述了那个时期一些运作良好的农村学校,“自从乡村学校完全由当地的乡村共同体控制以来,教育的内容和结构已经彻底改变。那时,在教育和农村生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融合。课程安排是以农村的需要为取向的。例如,农民在过去所积累起来的重要的经验教训出现在了课本中,例如,何时应该播种小麦、豆子和甘薯,如何照料不同的庄稼。这些知识不仅对农村的孩子有用,而且对他们而言,掌握起来也容易得多• •学生们学习内燃机、发电机和电动机以及水泵的内部原理,学习如何操作和修理这些机器。不是学习传统的生物学和化学,学生们取而代之学习的是植物遗传学。富前村中学的学生在他们自己的地里做两种不同的玉米作物的杂交试验以观察其结果。在数学课上,学生们学习如何测量谷堆和有机肥料堆的体积、一块土地的大小以及为集体农场记帐的原则和规则。”改变了的学校成为了乡村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将人们的精力集中到农村生活上:大部分精力和努力都集中于建设当地经济和提高共同体的状况。有事例表明,当时有农民放弃了城市里报酬更高的工作而选择返回到了农村,因为他们喜欢那里的环境:除了短暂的农忙季节,农民们每天只需工作4-5 个小时;在自然中工作压力要小得多。

所有这一切在改革时期都改变了。邓小平著名的语录“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被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用来对课程设置进行彻底的改造。在控制质量和标准化的名义下,全国性的标准教材被采用。乡土性内容完全被摒弃掉了,而劳动人民在教育活动中不再拥有任何发言权。高考于1978 年恢复并再一次成为了衡量价值的最重要的尺码。下面有一些出现在2002 年高考中的多项选择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现在的学校在教授和测验一些什么:

1、法兰克福是德国的

A.人口最多的城市B.最大的港口城市C.最大的航空港D.最大的高科技中心

2、下列哪些属于欧盟的国家是毗邻北海和波罗的海,而不使用欧元的?

A.瑞典B.德国C.丹麦D.波兰

数以万计的孩子被迫记忆这些有关遥远的西方国家的琐碎事实,而对于他们自己的社区却一无所知——分离和疏远已经到了这样的极端,某些农村高中学生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否饲养了鸡鸭来作为他们生计的一部分。许多教育资料传递着这样暗含的讯息:城里的一切都是现代的和令人向往的;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和可鄙的,应该尽快被抛弃以实现现代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实现生活方式的美国化。农民对土地的传统依恋被视为一种愚昧的感情,而应该以一种不惜任何代价的向上爬来取而代之。对于绝大多数甚少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农村孩子来说,在他们于最初几年学会了读、写和算数以后,教育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加上不断上涨的学费,许多孩子被迫辍学。韩东屏所进行的一个个案研究发现,一个农业县的高中入学率从1976年的70%多下降到了20 世纪90 年代末期的不到10%。那些足够幸运而能进入大学的人或者为着好生活而离开了农村,或者作为政府职员或官员回到农村。勿庸置疑,他们的教育是否将他们塑造成了优秀的社区领导者和决策者这一点是很成问题的。

简而言之,教育的精英主义模式已经成为了农村地区文化殖民化的积极工具。虽然它激励了挑选出来的少数人成为迎头赶上游戏中的有力竞争者,但它打击了大部分人的士气并助长了社区的衰败。在农村许多地区,脑力劳动人才和体力劳动人才的外流严重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一些中国的社会学家创造了“空巢村”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大部分有能力的人因为考上大学而流失掉;健康的年轻人成为民工;留下来的人主要是背负着沉重家庭负担的妇女以及老人、小孩和有残障的人。年轻健康的民工在为城市修路盖楼中或者在血汗工厂的辛苦工作中度过他们最好的年华;由于只有极少的劳动保护,而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当他们老了、病了或受伤了(考虑到他们通常所面对的残酷的劳动条件,这种情况是极为普遍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不得不回到农村。

高昂的学费这样的教育问题引起了普通民众和政府的注意。在2005 年3 月,温家宝总理宣布了一项新的政策,取消了中国最贫困的县中1400 万学生的学费。这项政策将到2007 年得到全面实施和推广,到那时,所有的农村学生将接受免费的初级教育。但是政府还需认识到除了学费,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在西藏的情况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对西藏投入了巨大的帮助。因而与其他地区不同,西藏的大部分学校一直是免费的,在有些地方,父母甚至因送孩子上学而受到奖励。尽管如此,许多孩子还是没有上学,尤其是在那些传统的游牧部落里。主流媒体通常将问题归结在父母身上,认为他们思想落后而认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许多牧民依旧怀念毛泽东时代的马背学校或帐篷学校。就像它们的名字所表明的,这些流动的学校随着游牧民一起移动,而融入到了社区生活中。但现在的学校是集中的和固定的,这意味着一个学生必须远离父母居住在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活花费高或远离家庭的问题。在一些父母看来:“现在的学校只是教会孩子们好吃懒做和讲究享受。对他而言,家里的帐篷已经不够好了;传统食物也不够好了;照看牲畜也成为了毫无意义的活计。当一个孩子从学校回到家,他只是认为一切都是不合适宜的,而不想干任何事情。”这些父母并非思想落后或愚昧无知。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但在他们看来,目前的教育模式只是在毁掉他们的孩子,而不是在培育他们。问题在于教育者们,目前的教育并不能真正提供农村和农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

•这种危机的例外和希望之光

就这种农村的普遍危机而言,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据估计,有7000-10000 个村子继续实施合作公社模式,它们抵抗住了由上而下的压力而没有解体。据报道,它们中的大多数比起其私有化了的临近村子来情况要好得多: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公共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得到维持和改进。例如,在南街村——一个有名的集体,大学教育的全部费用是由集体资金支付的。但是,这些集体村庄只占到了农村人口中的1-2%,只是中国农村极小的一部分。

在积极的一方面,土地的集体所有一般还是得到了维持;这使得复兴集体农业,或至少是集体提供某些基础服务还存在一些希望。许多村民在集体制年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能够被重新动员起来再次建立公共品体系。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单家庭农场单干是极为艰难的。因此,在基层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重建合作社和其他形式的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现在的争论围绕着土地问题而展开。存在着强大的力量来敦促进一步的私有化—— 许多新自由主义的学者认为土地所有权的全面私有化是农业实现规模经济的惟一出路,并因此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全面私有化得到全面实现,那么公共品体系的重建将更加困难重重。

•结论

在2005 年一次有关中国的研讨会上,约瑟夫•斯蒂格里茨评论道:“就像中国的经验所表明的,部分的和逐步的私有化比起突然间的全盘私有化来要更加有益。”或许这样讲会更加准确,即部分的和逐步的私有化为害没那么大。但源源不断的证据表明,哪怕是中国农村的部分私有化所带来的有害影响也越来越无可否认。由事实上的私有化所导致的小型农户非常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影响。在2000 至2002 年期间,42%的农村家庭的收入按照绝对价值计算减少了。中央政府投入的削减以及农村社会的分裂导致了公共产品的衰减:灌溉渠道和其他水利工程变得一塌糊涂;公共医疗保健状况恶化或者完全消失;教育费用高得吓人;犯罪率上升了好几倍。精英主义的教育没有能够使农村强大和富足起来,反而恶化了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外流。所有这些因素形成了一种看起来“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这极大推动了中国最近20 年的繁荣。尽管如此,人们禁不住会问:这些艰苦劳作的人得到了什么作为回报?为什么他们的命运在许多方面比起30 年前要悲惨?

随着中国在2001 年12 月加入WTO,前途更加渺茫。由于农民过于分裂而无法成为一种实际的政治力量,中国政府在农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让步。一旦WTO 的规则得到全面实施,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将比日本或韩国的市场更加开放。但韩国市场即使在更多保护下,韩国农民还是因WTO 的冲击如此绝望,而在2003 年WTO 坎昆谈判期间情绪激愤地参加了抗议,一名农民领袖甚至自杀抗议。中国农民如何才能在这种冲击中得以幸存?在本报告的稍后部分,我们将讨论一些现在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农民问题以及可选解决方法的争论。

专栏A: 糖的味道并不总是甜的

中国于2001 年12 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进口关税至迟到2004 年1 月将从平均31.5%下降到17%。由于中国国内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比国际价格要高,所以这对于农村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就像在甘蔗上表现出来的一样。

仅次于棉花和油菜籽,甘蔗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广西作为中国南方最贫穷的省份之一,是中国第一大甘蔗生产地。甘蔗种植占到这个地区总的农业产出的8%,蔗糖加工工业占到工业产出的10%。

广西的2600 万农民依靠甘蔗作为主要的现金来源。融入世界市场对这个地区来说是灾难性的。

2001 年10 月,由于预期将加入WTO,国内糖价开始狂跌;在六个月中,价格下降35%。政府税收大副减少,很多加工工厂也受到负面影响。但是农民受到的打击最大,因为大部分的损失以甘蔗收购价下降的形式转移到他们的头上。在2002 年和2003 年间,甘蔗价格从250 元/吨降到190 元/吨,然后在2003 年和2004 年,降到170 元/吨。据估计,生产成本大约是138 元/吨,因此利润急剧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 年,由于需求的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糖价上扬。但是糖价的上扬并没有带来农民甘蔗价格的上升,表明小的种植者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越来越不利。由于中国加入全球贸易网络,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商品链条变得更长了。由于现在很长的供销链涉及他国的贸易公司,大零售商等等,这些导致生产者更脆弱更易于受到伤害,因为在链条的任一环节都增加了不确定性,都要被掠夺一次。

像下表所示,广西的蔗农的失败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成本很高,而且是因为富国对糖业的不公平的补贴。据估计,单是欧盟的补贴就把世界糖价压低了10-20%。

每吨糖的生产费用

单位:元/吨

广西 泰国 巴西 欧盟 美国 世界平均

每吨糖的生产费用 2230.44 1900 1700 5623 3100 4400

和广西比较 330.44 530.44 -3392.56 -869.56 -2169.56

来源:广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

有些中国的WTO 拥护者争辩说,进口更多的食物将有利于中国的环境:因为更多的廉价食物进口将使中国的农民不再需要耕种那么多的土地,这样更多的土地可以恢复到草场或森林的自然状态。哪怕我们可以不考虑诸如粮食安全或食物长途运输的实际开支的问题,时至今日这种估计还是和事实不符。尽管价格让人沮丧,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在过去的几年中增加了:从几年前的800 万亩(53 万公顷)增加到2004 年的1150 万亩(77 万公顷)。全国来说,2004-05 生产季中,甘蔗种植面积是136 万公顷,比上一年增加6667 公顷。很明显,地方农民和地方政府选择扩大种植面积来补偿失去的利润。

第二节城市改革与血汗工厂的增加:中国崛起的明显矛盾

中国出口能力的提升给人以如下印象,即中国的工人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但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出口型增长并没有造成中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净增长。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造成了大量失业,而外国和本国的私有企业并没有弥补这一巨大的不足。国有企业的工作已经从1995 年底的1 亿1000 万减少到2002 年的6600 万。从1995 年到2002 年,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从9800 万减少到6300 万,减少了15%。在同一时期,全球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减少了2200万;这样,中国失去的1500 万个工作机会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二。

破坏中国就业的另一个因素是那些已经有工作的工人被迫提高劳动强度并延长劳动时间。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出口型工业区最集中的地方,在那里,来自农村地区的民工构成了劳动力的主力军。对这些工人而言,每天工作12 个小时,每周工作7 天是家常便饭。在繁忙季节,一天工作13-15 个小时也不少见。在外资和合资企业中,安全条件通常也是极为恶劣的。2003 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受调查的受伤工人中,来自外资企业的占到了26%,来自私营企业(大部分是跨国企业的供应商和承包商)的占到了53.9%。与之相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分别只占了3.5%和1.9%。珠江三角洲地区是第一个经济特区,占到了中国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地区在全国以恶劣的工作条件而闻名。

工厂工人的收入减少了,不仅是就其与新富起来的人相对比的相对值而言,而且在绝对价值上也是如此。一项针对24 座城市所做的调查发现,在东莞——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制造业中心,进厂工资比全部24 座城市的平均水平低了16.8%。根据2004 年在珠江三角洲所进行的一项研究,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工资每年持续增长了5%;但是在最近12 年,工厂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增长了68 元(合8.2 美元)。由于米价、肉价和其他主要的粮食价格在同期增长了三倍,所以他们的实际工资明显减少了。

与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起飞时期所发生的情况相反,整体上讲,中国的工业是在沿着价值链向下滑行,而不是向上攀升。外国公司日益支配性地占据了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高端市场。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乔治•J.吉尔博特在其题为《中国奇迹背后的谜思》一文中列举了如下事实:“2003 年,外资企业占到了中国出口的55%。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的支配性地位在高级工业出口方面尤其明显 根据中国政府最近关于高科技产业(制药、航天与航空、电子、电信、计算机以及医疗设备)的统计数据,在1998 年至2002 年期间,外资企业在高科技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整体份额从74%增加到了85%。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同一时期,它们在中国国内高科技产品的销售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32%增加到了45%,而由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国有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从47%下降到42%。”

平均而言,中国的经济在最近25 年来经历了超过9%的年均增长。由于这么多年的强健增长,人们通常会指望能够有充足的就业机会、改善了的工作条件、付给工人的更高的工资以及工业生产的升级。但事实却相反:由于工作机会减少,就业压力前所未有的加大;除了加入到了全球消费阶层的10—20%的人,大多数中国人所面临的是更低的收入水平和恶化中的劳动条件;而国家的工业生产正沿着价值链向下滑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世界所有的工厂”,而不是“世界工厂”。其大量的工人阶级在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世界的苦役:大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廉价消费品,自己却收益甚微甚至一无所获。

为了理解中国经济“奇迹”中的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让我们考察一下最近几十年来各种性质的企业的发展。

•1978 年以前国有企业的历史

1978 年以前,中国的工业企业存在两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它在20 世纪80 年代末期变成了“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村子或公社所有)。根据一种普遍的看法(在西方和中国的媒体中,这一看法被一再认为是勿庸置疑和无需检视的),这些企业通常一直是效率低下和表现欠佳的,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让我们首先检视一下这些说法在改革前的年代里是否成立。

虽然毛泽东的快速工业化冲动(1949-1976)有不少失误,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在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题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及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书中,他给出了如下数据:“在1952(此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78 年期间,中国的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一工业化步伐速度之快可以与现代世界历史中任何一个处于相似时期的国家所达到的速度相比。工业工人阶级从1952 年的300 万增加到了20 世纪70年代中期的约5000万,这一数据包括了2800万农民,他们已经在农村小规模工业化的政策下变成了公社或兵工厂的工人。此外,将近2000 万工人受雇于与工业密切联系的交通和建筑工程。在1952-1978 年的25 年间,国家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 亿增加到3000 多亿,而工业占了增长中的大部分。”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所有这些增长是伴随着相当高水平的社会公平和高度的企业社会责任而获得的。国有企业的职工获得了终生的工作、有保障的退休养老金、医疗保健、住房、家属的教育、妇女享受的三个月带薪产假,等等。“铁饭碗”这个词通常用来指工业企业的工作及其相关福利,表示一种高水平的社会保障。除了终生的工作和物质利益外,许多中国工人享受到了更重要的基本权力:参与管理过程——这样他们不是被动地被管理,而是成为决策层的成员。1960 年,著名的《鞍钢宪法》就是由鞍钢职工所起草的。这一宪法的核心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毛主席高度赞扬了这一宪法并将其在所有企业进行推广。这一宪法是对福特制的一种直接挑战,福特制的特征就是差别化的劳动分工、流水线生产以及等级结构。最近这些年来,许多日本、欧洲和美国的管理专家已经承认这一宪法与其他后福特制主张,包括联合作业、全面质量管理(TQM)等之间的相似性。一些人认为,这一宪法所体现的经济民主对提高企业效率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这一宪法在许多企业的实施远非完美(例如,它有时受到极左思潮的损害或者受官僚作风的牵制),但它对在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中形成积极的合作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反映在那时的一个口号——“爱厂如爱家” 之中。工资较低,但高福利和社会保障,加上对管理过程的高度参与有助于在所有级别的职工当中形成一种高度的主人翁意识。研究人员迪克•罗(Dic Lo,1997《中国工业化中的市场与制度规范》)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对主要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和职工负责的机构,而不仅仅是对股东负责。在某种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是展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优秀事例,其运作不只是为了追逐利益。

虽然一些企业面临着诸如技术落后和官僚化管理这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毛泽东时代的国有企业无论在经济效率方面还是在社会平等方面都表现良好。

•劳动力的商品化与麻烦不断的改革政策

中国于1978 年进入转型期。1982 年,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悄然地取消了宪法中保障罢工权的条款,这一权利是毛泽东于1975 年庄严宣布的。那时,该变化没有引起多少关注:毕竟当工人们将工厂当作他们自己的家的时候,谁会想去罢工呢?事后看来,这标志着朝向劳动力商品化的灾难性急剧倒退的开始。

1979 年年末,政府选择了几千家企业在赢利的基础上进行运作。1980 年年初,这一计划扩展至覆盖了16%的国有企业。但是这一计划在1980 年年底被暂停了,因为出现了一大堆没有预料到的包括爆发通货膨胀在内的财政和社会问题。1984 年,由于工业生产的稳定,城市的改革随着新的决心和雄心而重新开始。面向市场的改革主要通过承包责任制实行;整个企业或者生产的不同层次被承包给管理者。这些管理者虽然在宽泛的国家指导方针内进行运作,但他们能够根据市场来决定生产安排、工资和价格。而最重要的是,管理者有权雇用和解雇工人。在这一时期改革派的宣传中,这种改组的努力被称作“打破铁饭碗”。其论据是通过结束终身制工作的保障,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极大提高。为了刺激生产,同时也为了缓解来自部分党员和工人的反对,一些新的奖金和利益分配方案得到实施。然而反对的意见仍然是猛烈和激烈的。最后,改革者做出了妥协:已经受雇于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将保留他们的工作保障和福利保障,但新的工人将按照合同被雇用。这些年来,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合同协议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和企业。这些协议通常会对新工人的利益大打折扣。

到1992 年止,中央计划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没有公有企业在实质上被私有化。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厉管制。尽管这种国家指导型的发展战略比起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实施的休克疗法来更加成功(或者至少是危害更少),但中国政府仍然在1992 年开始脱离这一战略。在1993 年11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国有企业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由于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占统治地位,所谓的“产权清晰”就仅仅意味着私有产权。因此,我们毫不奇怪1997 年党的第15 届代表大会采取了进一步的举措。此次大会作出决议,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的同时,大中型国有企业将被重组为股份制企业。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即1996 年,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将控制下的公有企业私有化。从那时开始,数以万计的公有企业被私有化,而大约有2000 万到3000 万工人失业,或者用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话来讲就是“下岗”。尽管有一些再培训和再就业计划,但大多数失业工人成为了城市贫民。另有2000 万到3000 万的前国有企业的职工在新近私有化的企业中继续工作,但通常工作时间更长,工资更低,而其他福利被削减。所有这一切给工资和劳动条件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在2001 年底,中国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朝着新自由主义的方向更进了一步。在2005 年,政府决定廉价出售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并招揽一些世界500 强企业作为买家。随着国有企业的快速私有化,这样的改变几乎是彻底性的:中国的工人不再参与他们工厂的管理;相反,工人和劳动力完全成了受市场和随时变幻的政府政策操纵的商品。

与“打破铁饭碗”的整个改革相关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它只是把工人作为了靶子,而管理者在没有承担多少责任的情况下却享受了更大的利益和权利。这一结果反映在最近的私有化浪潮中:私有化主要通过管理层收购(MBO)方案来进行。一个局外的旁观者禁不住会问,为什么许多“表现不佳”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能突然之间拿出一大笔钱来收购企业。如果一直追踪最近十到二十年中国媒体的报道的话,这样的事情就并不奇怪了。许多宣传资料都传递了这样暗示性的,甚至是明确的讯息:“私有化有利于利益和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应该不计任何代价进行私有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公然鼓吹贪污和直接窃取国家财产。例如,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这一号称中国最好的商学院的副院长)在给一群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作报告的时候就说:“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对于许多国有企业来说,这正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国有企业在改革时期的表现——揭穿表现不佳的谎言

私有化的捍卫者认为,即使这些改革导致了大量失业,它们也是必要的,因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表现不佳。毫无疑问,最近二十年里麻烦重重的改革政策造成了大规模的牟取暴利和贪污腐败,这极大地损害了国有企业的表现。确实,初看起来,私人企业看上去蓬勃发展,而国有部门则在衰退。然而,香港大学教授卡斯腾•霍尔茨(Carsten Holz)收集到的资料却表明,国有企业更低的收益率完全可以通过它们更高的税率和更大的资本集约度得到解释,这两者反映了特定优先(specific priorities)和/或者对国有企业的不公正待遇。

不同类型企业的利润率

1995 年

利润/ 营业额(%) ( 利润+ 税收)/ 营业额(%)

全国总量 3.15 9.73

国有企业 2.63 11.35

本国私有企业 8.20 12.42

合资企业 2.53 7.56

外资企业 4.98 9.43

采用于卡斯腾•霍尔茨《屹立不倒的中国国有企业:戳穿财政表现不佳的谎言》, 2002。原始资料来源:工业普查,1995,Vol. 1,pp.46-53。

如果我们比较这些数据,国有企业承担了不公正的纳税负担是显而易见的。从国有企业征收的稅是其利润的三倍,而从其他类型的企业所征收的税却与它们的利润大致相当,甚至还少(惟一的例外是合资企业)。如果将所缴纳的税考虑在内,那么,在表现上超过国有企业的只有本国的私有企业。尽管如此,差距是很微弱的,而且这些官方的统计数据只覆盖了城市地区拥有超过七名雇员的私有企业;因此,这些数据所反映的是私营部门中那些表现最好的企业。

•搭便车者的出现——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

虽然国有企业因过多的税收而负担过重,但中国政府却给予外国投资者以“超国民”待遇。虽然官方的税率对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都是相同的( 33%),但外商合资企业享受到了如此之多的特殊免税规定(比如所有特区中的外企税率都降为15%),以致其实际税率估计只有11%左右。此外,所有的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在头两年都是免税的,这一时间是从它们开始赢利算起的;而从第三年到第五年免征50%的税,如果利润再投资于国内,40%的税收将被退还。这些税收激励政策中的一部分也曾经在私有企业中实施,旨在鼓励这一部门的发展。

国有企业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特殊待遇。而且,工资计入成本免税方面,国有企业每个职工每月工资最多只能有940 元可计入成本(对北京地区国企而言,其他地区的国企可能数据稍有不同),但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却没有这样的限制。这些不合理的激励政策促进了中国巨额的资本外逃:尽管中国吸引了数额巨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2002 年为527.7 亿美元),但据估计,与此同时,同样数量甚至更多的资本流出了中国。同样据估计,中国所接受的FDI 中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最开始是来自中国本身。

对私营和外资企业而言,除了官方税率要小得多外,它们要逃税也容易得多:许多私营企业由于现金交易的盛行而能轻而易举地隐瞒它们的利润;许多外资企业有权使用各种定价机会而将其利润留在国外。例如,2001 年,耐克在苏州的子公司实现了7 亿元(约8500 万美元)的营业额,而其中国市场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尽管如此,它在这些年一直宣布亏损。2003年,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有51-55%宣称亏损。由国家税务总局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亏损是真的,其他的三分之二是为了逃税而伪造的亏损。根据中国政府保守估计,由于这些不正当的图谋,中国政府每年至少要损失300 亿元(约37 亿美元)的税收,占中国政府外企总税收的一半左右。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在改革时期没能针对私营和外资部门建立起一项有效的核算和税收体制,所以它一直在制度上对其还控制着的企业——国有企业进行过度征税以填补其税收上的不足。例如,2002 年,已经严重衰退的国有部门占了工业GDP 中的三分之一,却支付了企业税收中的百分之七十。虽然无可否认,一些私有企业或外资企业在技术上更先进或管理得更好,但它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是制度中的搭便车者——它们没有公平地付出它们应该付出的那一份。是国有企业支付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费用中的最大部分。一项研究(Raymond Wingkam Lau “Economic 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发现在1982 至1996年期间,国家通过征税拿走了整个国有部门净收入中的86%。它们“表现欠佳”是毫不奇怪的。试想,如果微软在长达十年多的时间里,其净收入的86%被政府征税拿走了,那它还能如何运行呢?

就工人的工资和其他社会福利而言,私营和外资企业也一直是搭便车者。在改革时期的头十年到头十五年,这些企业中的许多确实提供了更高的工资(从高技术的工程师到装配线上的工人),名义上与国有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有助于它们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不仅仅因为政府所实施的带有偏见的征税法规,而且也因为它们不需要像国有企业那样提供大量的社会福利。大家都知道,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对于一对工薪阶层的夫妇而言,最佳策略就是分别处在两个部门当中:一个人应该留在国有企业,这样这个家庭就可以继续有权享受低价的子女照看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住房分配;而另一个人应该在新的私营或外资企业闯荡来赚更多的钱。

•向底线竞跑与正在进行的国有资产拍卖

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在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确立一个高的标准——不幸的是,这一标准一直在下降,由于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制度上偏袒那些搭便车者,而不是各种费用的支付者。20 世纪80 年代早期,当私营或外资企业最开始出现在中国时,它们还不像现在那样是血汗工厂。那时,在1949-1978 年期间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整体上还没有被破坏:大多数人还能够获得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此外,大多数城市居民拥有住房分配、有保障的退休金和其他从国有企业获得的福利。这样,新的企业不得不提供合理的薪水和好的工作条件来吸引工人。不幸的是,在最近二十年发生了向底线的竞跑。适当的法律法规还没有被建立以确保新的私营或外资企业支付其应付的份额以维持和建立公共事业。相反,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关注于打破社会保障体系以使短期收益最大化。与此同时,政府过度地对国有部门进行过多征税以填补其税收不足。其结果就是,国有部门严重萎缩;工人的利润和福利不断被侵蚀掉。工资和劳动条件上所受到的压力由于农村的巨大危机而进一步恶化,这也主要是由政府政策所导致的。由于有数千万的农村和城市贫民在不顾一切地寻找工作,因此对于许多私营和外资企业中的普通工人而言,实际工资减少以及劳动条件持续恶化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厂里,十多年以前,一个民工渴望每年的工资为5000 元;今天,每年的工资不超过6000 元,而与此同时,许多基本食品的价格增加到了原来的三倍还多。

政府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2005 年,一位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者评论说,根据WTO 规则,针对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率应该是一样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中,正是外资公司在利用WTO 规则要求享有国民待遇;但是在中国,却是本国公司因被拒绝给予平等的待遇而在使用WTO 规则据理力争。财政部也呼吁对外资企业取消税收优惠,因为财政预算的压力不断增大。但是抵抗的力量与这种要求的力量一样强大(如果不是比它更强大的话)。这么多年来的出口型增长已经形成了各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跨国资本在中国的代表已经在中国新出现的“中产阶级”以及许多政府部门中确立了一种强大的控制力。由于存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以撤资作为威胁也是外资企业所使用的一项有效手段。2005 年初,有报道称54 家大型跨国公司联合请愿,反对实施平等税率。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游说努力一直极为成功——取消税收优惠的动议还一直无法提交全国人大予以讨论。

在2005 年10 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到2005 年6 月止,年收入在5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共有25 万家;在它们当中,3 万家国有企业贡献了企业税收中的60%。他还说,国有企业的数量每年减少4000 到5000 家。随着国有企业如此快速的消失,我们不禁要问,以后的税收将来自哪里,尤其是因为在最近的将来不太可能对正在蓬勃发展的外资和私营企业进行合理征税。实际上,这一问题已经出现了。最近的私有化浪潮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的观念、腐败以及政府所感到的财政压力所驱动的。反对的声音也确实存在。2004 年,香港的教授郎咸平指出,在许多管理层收购案中存在大量的牟取暴利和贪污腐败。他不是第一个公开这么说的人——许多非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来自“新左派”阵营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反复指出这一点。但是归功于郎咸平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及其在香港的教授之职,他比起以前的评论者获得了多得多的媒体关注。这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大规模的公开争论。部分地是因为公众的这种大声疾呼,管理层收购暂时被搁置了。但是,几个月之后,它又充满新活力地重新开始了。

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国有部门为了支持经济的繁荣而被过多的抽血。现在,甚至它的这点骨肉也在被贱卖以维持这种经济繁荣的过程。许多跨国公司加入到了这场收购狂潮中来。大部分中国新兴的企业家也是情绪激昂——有些人评论说,“这可以说是最近一千年以来最好的商机。”搭便车者正在参加一场盛宴,并期待着在整体上取得支配地位。

•结论

剑桥大学教授彼特•诺兰在其《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中写道:“21 世纪初,在中国发展过程的几乎所有方面的背后,残酷的现实是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模式’和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刘易斯,1954)。”虽然廉价劳动力被证明是中国现在最大的竞争优势,但它决不是“自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结果。相反,它主要是国家政策与资本相勾结的结果。不难理解的是,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好处的主要是资本及其代理人,而大多数的工人却日益被边缘化。这样,一开始提出来的那些矛盾现象就很好理解了: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日渐减少的工资以及不断恶化的劳动条件——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劳动力为代价而追逐利润最大化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从剥削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利益降低了私营企业追求技术和组织创新的动机,而国有企业由于被过度征税而没有资源来进行创新——其结果就是,除了极少数例外,本国公司在高端市场和高附加值市场中正在输给外资公司。

一些血汗工厂的辩护者通常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工厂,工人的状况会更差。如果不仔细寻思的话,这样的说法似乎是正确的——形势是如此严峻,血汗工厂的倒闭以及从出口型模式中的撤离都将立马造成更高失业率的痛苦。中国已经陷入到贸易依赖的恶性循环。国家的财富日益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中;而他们的消费习惯越来越朝向高端的进口商品。例如,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占到了全球总量中的12%,并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在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则正面临着收入的停滞不前甚至是减少和工作保障的日渐降低,以及医疗保健和教育费用的急剧增加。因此,他们通常被迫尽可能地进行储蓄,哪怕他们的收入低得可怜。其最终结果就是国内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衰退。这样一来,出口似乎是惟一的出路了。2004 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到了GDP 的四分之三——这个国家已经被出口型增长这一剂毒品牢牢抓住了。

但是,如果我们检视最近几十年来的历史发展,就会发现血汗工厂的繁荣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并不一定要依赖于出口或者通过牺牲平等来获得。1949-1979 年期间,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供选择的例子。仅仅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同样为人们建立起了一个社会福利体系:城市居民拥有了“铁饭碗”,农村居民则有权获得公共教育、医疗保健,那些没有工作能力和家庭资助的“五保户”在吃饭、穿衣、居住、医疗保健上得到保障,孤儿则保障其教育,孤寡老人则保障其安葬。改革前的时期确实也有其问题和挑战。其中之一就是由快速工业化以及设计不当的大型工程所带来的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这通常是因为无知以及人定胜天的盲目信心所导致的。在改革时期,人定胜天的盲目信心已经被对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盲目信任所取代,从而许多环境问题因为利益的原因而猛烈爆发了。因此,代际公平方面的问题就进一步恶化,而过去在代内公平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大致上也瓦解了。如下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改革前的时期里寻找灵感和出路。最近在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许多罢工中,示威的工人举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作为他们的旗帜。这些工人知道他们反对什么,也知道他们支持什么:以毛泽东为标志的改革前的时代尽管有其错误和失误,但那个时代表明,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因为它不久前就曾存在过。

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不能长久维持,这一点已经日益清楚。民工的工资已经低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最近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厂在改革时期第一次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农村中巨大的危机和不安定,政府自2003 年以来已经减免了农业税。这样的措施对于解决农村的问题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但它至少使农村的生活再次得以维持下去。结果,许多民工从血汗工厂中逃了回来。但是,如果民工受压制的工资被提高,它就会使中国的出口面临困境并因此使“发展”缓慢下来。这样,我们在目前的这种经济逻辑中陷入到了一种无望的境地。更重要的是,政府收入现在依旧主要来自对国有部门的过度征税和拍卖。一旦拍卖过程结束,又有什么来填补其收入上的不足呢?根据中国加入WTO 时的承诺,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将在2006 年底全面实现。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可能加速巨大的金融危机的到来,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国已经处在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它将选择哪个方向?它会继续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直到它走向毁灭(其最终结果可能是极为暴力和灾难性的)吗?或者,它将试图转身离开新自由主义,就像许多拉美国家正在做的那样?这对中国人们及其政府而言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由于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以及它目前对出口的极度依赖,方向上的转变并不容易。但是它可能是避免巨大灾难的惟一出路。

专栏B:中国视野中的纺织品贸易

自从2005 年1 月全球纺织品进口配额被取消以来,许多国家担心中国的产品会充斥它们的纺织品市场。2005 年5 月13 日,美国政府宣布,它将对某些纺织类商品(棉裤、棉织衬衫和内衣)重新施加配额。欧盟紧随其后采取了类似的措施。2005 年5 月30 日,中国商务部说将会提高其年初针对81 种产品所征收的纺织品出口关税。这场围绕服装进行的贸易战正在进行。

西方媒体很少(如果曾经有的话)报道中国的纺织工业只从纺织品出口中得到很小的一部分收入和利润,而收入和利润中最大的那部分流入到了那些拥有品牌的西方公司手中。虽然许多中国人依靠纺织品出口以获得工作,但目前的这种繁荣也在中国造成了许多问题。

为了理解这一经济体制是如何产生的,我们需要了解纺织品工业在最近30 年的发展。到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已经为纺织品工业建立起了自己的生产链:从钢铁到重型机械,到轻型机械,再到纺织品和服装制造。与西方类似的机器相比,中国的纺纱机要使用10 倍还多的工人,但所需的原初资本投入要少得多。这是极为适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科技。在生产了近30 年的蓝黑制服后,中国的纺织工业已经能够生产更多的花样和数量。然而,与此同时,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准许进口了许多外国制造的纺织机器。到20 世纪90 年代初,中国基本上有两个重复性的纺织品生产体系,一个是本国的,一个是进口的,而每一个体系都足够独自满足国内的需求。这种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了恶性的价格竞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1997 年,朱鎔基总理下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其方式就是下令毁弃大量被认为效率低下的国产机器。结果就是大量纺织业工人失业了。这也导致了许多上游机器制造商的破产,因为它们的国内市场被毁掉了。

这样的激烈措施只是暂时性地缓解了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由于国内生产者的竞争力严重下降,外国的机器生产商就能要价更高并获得更大的上游利润;而外国零售商控制了品牌和销售渠道,从而获得了下游利润中的大部分。为了弥补其低而且日渐减少的利润率,中国的纺织品制造商把努力集中在了一个他们还依旧有着竞争优势的领域:廉价的大规模生产。这样,他们陷入到了生产能力过剩的恶性循环。全球贸易体制中的不透明进一步恶化了纺织品的问题。在加入WTO 的谈判中,中国同意允许其他国家实施“安全措施”来保护其本国工业,以使其不受从中国进口产品的狂潮的影响。在对世贸的大规模宣传中,商务部对这一重要妥协一直非常低调,甚至语焉不详。于是,2004年,许多生产商在对取消配额满怀期待中进口了高价机器以增强其生产能力。2004 年,纺织工业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144%,单单从德国进口的纺织机器就超过了10 亿欧元。当美国和欧盟政府在2005 年年中重新设置进口壁垒时,中国的生产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据一位中国学者说,许多生产商抱怨,当他们要求商务部就相关WTO 的规则进行解释和说明时,他们很迟才能得到答复,或者根本毫无音讯,而他们所得到的信息通常是令人困惑不解或误导性的。

对中国而言,早该质疑国家依赖纺织品出口这一情况了。2005 年在巴黎召开的中法论坛上,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特别指出:“由于中国纺织产品的低利润率,中国需要出口8 亿件衬衫才能买到一架空客A380。”

如果我们将服装工业在环境方面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也计算在内的话,情形会更加令人沮丧。布料的制造与染色是高度费水和高度污染的,棉花的生产也是如此。生产一磅棉花大约需要使用大约四磅杀虫剂和农药,还要1300 加仑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度缺水的新疆是中国的产棉大省。新疆沙漠化是否与不恰当地将河水分流用来种植像棉花这样的经济作物有关呢?目前对此还没有结论性的科学研究,但已有不少证据支持了这一说法。中国的出口服装工业肯定是造成中国环境急速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将这些环境成本包括在内,那么中国纺织品出口工业原本已经微乎其微的利润率恐怕会是负值了。

第三章对生活质量和环境的影响

第一节贫困与不平等

世界银行和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为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带来了巨大成功。确实,就GDP 数据而言,中国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已经从1978 年的2.5亿急剧下降到了2000 年的3000 万,这使得中国成为了少数几个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减贫目标中遥遥领先的国家。1999 年,世界银行根据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将中国的级别从“低收入”国家提升到了“中低收入”国家。勿庸置疑,成千上万的中国市民越来越有能力购买各种商品。20 世纪70 年代末广泛的配给制覆盖了像粮食、食用油、糖、鸡蛋、肉和布料这样的基本物质,现在这种配给制已经不存在,像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这样的现代化贵重物品已经进入成千上万的家庭,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在首都北京,20 年前,私人汽车对人们而言几乎是闻所未闻的,最近几年却数量猛增,平均每100 位固定居民就有11 辆汽车。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贫困尤其是农村的贫困呈上升趋势。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承认尽管GDP 快速增长,但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实际上从2002 年的2820万增加到了2003 年的2900 万。政府将贫困的增加归咎于这些年灾难性的天气情况,但有人质疑贫困的增加是否与农产品进口增加对中国农业部门产生的影响有关。从2000 年到2002 年,42%的农村家庭经历了收入在绝对价值上的减少。随着中国作为WTO 的成员而接受不断增强的贸易自由化,我们可以设想中国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民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必须和享受高补贴的全球性的大农业公司展开竞争。

此外,人们还密切关注如下情况,即虽然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不是很多,但底层的人和顶层的人之间的差距一直在急剧拉大。中国曾经是最平等化的国家之一,现在却是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20 世纪80 年代早期,人口中最富裕的10%的人所赚的钱不到全国收入的20%。到1995 年,他们赚的钱占到了全国收入的33.7%,而最低层的10%的人口只占全国收入的1.87%。到了2005 年,这一差距变得更大了。国家统计局宣布最顶层的10%的人赚取了总收入中的45%,而最低层的10%的人只赚到了1.4%。

联合国用来测量不平等的“基尼指数”也表明中国存在这种不断拉大的差距。在1985 到2005 年期间,这一指数从不到0.2(这被视为平等国家的指征)上升到0.45(这意味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不断增强的社会动荡)。毫不奇怪,群体性事件(群众抗议、示威和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从10 年以前的1 万件,上升到2003 年的5.8 万件和2004 年的7.4 万件。

•城乡分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城市与农村在人均收入上的比率从20 世纪80 年代早期的1.8:1上升到2003 年的3.23:1,而世界的平均值在1.5:1 与2:1 之间。农村居民要承担各种不合理的税收负担,但在享受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权利则要少得多。在好几次采访中,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指出,如果将城市居民所享受的非现金补贴计算在内的话,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会高达6:1,这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城乡差距。

•民工的困境

现在据估计,有1 亿到2 亿来自农村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工作,他们当建筑工人、保姆、妓女、保安、装配线工人、矿工等。但是,尽管他们具有新的流动性,来自农村地区的人们依旧面临着残酷的剥削。他们是经济繁荣最主要的驱动力,是“中国制造”这一遍及世界的标签后面的劳动力,是不断扩展的道路和摩天大楼的建造者。据估计,他们贡献了GDP 生产中的20%还多。尽管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从他们致力于创造的经济繁荣中收获甚微。

2005 年9 月,民工——王斌余的困境成为了中国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王斌余和他弟弟想要拿回拖欠的5000 元工资(大约是其一年工资的一半),但他们什么也没得到,除了劳动部门官员的一点口惠。当他们回去直接与雇主打交道时,雇主和几位打手骂这兄弟俩是“一条狗”, 并对他们拳打脚踢。王斌余刺伤和杀死了辱骂他的人中的四个,因此而被判处死刑。在监狱的采访中,王斌余告诉记者:“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比起我曾经工作过的建筑工地来要好得多。”

与王斌余和他弟弟一样,大多数民工都是在可怕的条件下辛苦工作。中国过去曾有过强硬的劳工保护措施,但这些年来,这些法律虽然依旧保留在纸上,但其实施一直在不断地遭到破坏。民工强忍着日益恶化的劳动条件,因为他们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权力,也无法得到公正的法律保护。据估计,民工作为一个整体至少被拖欠了1000 亿元(约120 亿美元)的工资。这些工资通常被拖欠了数个月甚至数年。以平均年工资5000 元计算,这相当于有两千万民工被整整拖欠了一年的工资。

中国的劳动安全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由劳动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从2000 年的10 万人上升到了2004 年的13.6 万人。在三种高危行业(采矿业、建筑业以及与危险化学品相关的行业)中,民工占到了人员伤亡中的80%还多。一项针对国有采矿业的健康普查发现,4.74%的民工(他们是合同工而不是矿井的正式职工)患有职业病,而这些疾病的平均发作时间是在工作岗位上待到不超过7 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0.89%的正式职工患有职业病,而其发作的时间是在工作岗位上待到25 年。煤矿事故每年要夺去5000 条生命,大约占了世界总数的80%,虽然中国只生产了世界煤炭中的三分之一。

仅在一个工业地区——深圳以及周边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事故导致每年有4 万根手指被切断。而每根手指的赔偿金平均只有60 美元。虽然如果他们采取正常的法律程序的话,受伤者原本可以得到更多的赔偿,但是这平均会用到1070 天的时间,这使得其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讲过于漫长且代价过于昂贵。

2003 年,一些教授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针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事故进行了一项联合调查。这项采访了582 名受伤工人的调查使这一地区普遍的劳动条件清楚地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70.2%的受伤人员来自农村,只有4.3%来自城市地区。

•61.7%的受伤工人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66.3%的受访者每天工作超过8 小时。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为10.18 个小时。超过50%的工人必须超时工作,超过的时间从1 小时到8 小时不等。超过70%的工人没有周末休息。

•虽然劳动法规规定他们在治疗期间有权领取正常的工资,但大多数受伤工人没有拿到:只有20.3%的人领取了正常工资,而16.4%的人领到了被扣除过的工资。

即使他们足够幸运能摆脱掉血汗工厂的环境和伤害,中产阶级生活这样的梦想仍是大多数民工所无法企及的,尽管他们在辛苦工作着。例如,在北京新的住宅小区内,普通保安一年的薪水仅够买到一平米的中档住宅。大多数民工和他们的家人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中或城市的贫民窟里,这些是被城市所遗忘的角落,几乎没有什么公共设施。根据2004 年的某个政府报告,民工中怀孕妇女及其孩子的死亡率估计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 到3.6 倍。

民工的子女或者长期交给农村的祖父母照管,或者被一同带到城市,他们在这里面对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所带来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毫无疑问,这两者都不是明智之选。据估计,在农村地区有2000 万“被遗留下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时间都远在城市里。在300 万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居住和迁移的民工子女中,大约有15%没有入学。那些入了学的孩子通常注册在那些临时性的、不合格的私办学校里。只是在最近几年,政府才开始要求一些公办学校接受民工子女。但通常情况是,学校会向民工子女收取更高的费用并使用其他的歧视性手段来阻止他们入学。

尽管中国的经济在增长,但民工的状况却在恶化。十年前,在中国南方制造工厂工作的民工能希望每年赚5000 元。但根据2004 年公布的一项研究,在过去的12 年里,工厂工人的月工资增加了微乎其微的68 元。与此同时,大米、猪肉和许多基本的食物的价格提高了不止三倍,这样一来,工资在实际上极大减少了。

第二节健康与教育

1980 年以前,中国的医疗保健体系已经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到1980 年止,国家或集体的医疗保健体系覆盖了85—90%的人口。在毛泽东时期,平均寿命从35 岁上升到了67 岁;婴儿死亡率从20%多下降到4.2%,是当时世界上改善最快的国家之一。尽管人口众多,中国却是第一个根除天花和小儿麻痹症的发展中国家。到20 世纪70 年代末,中国的两项关键性健康指数(寿命和婴儿死亡率)不仅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要好得多,而且也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要好。1978 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到2000 年人人享有健康”的会议上,中国的基层医疗保健体系作为一种成功模式被推荐给全世界。

最近这些年来,虽然GDP 的增长令人瞩目,但医疗保健体系的质量在许多方面没有继续提高,甚至没能得到维持。自1980 年以来,医疗保健体系已经经历了好几轮面向市场的改革。从1980 年到2003 年,即使将通货膨胀考虑在内,医疗保健的费用也猛增了15 倍(从143.2 亿元增加到6622.3 亿元)。与此同时,政府在国有企业医疗中所分担的份额从36.2%下降到17.2%,集体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农村合作社医疗中所分担的份额从42.6%下降到27.3%。

同时,个人分担的份额从21.2%增加到55.5%。由于所有的诊所和医院受到牟利动机的压力,那些价格低廉的预防性措施逐渐地被昂贵的而并不一定需要的治疗所取代。据估计,由于经济压力,在城市中大约有一半应该入院治疗的病人不住院,而在不少农村这一比例高达70%。200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有21.6%的农村赤贫家庭是因为医疗费用的原因而跌落到贫困线以下的。住院治疗的平均费用是1500 元,差不多是农村年平均收入的一半,是政府贫困线所标定的收入的两倍还多。

政府在医疗保健上投入的资金被缩减,而其分配也极为不平等。虽然医院床位的总数在最近二十年有了显著增加,但这一数量在农村地区却下降了,而在七个贫困省(贵州、西藏、青海、湖北、湖南、江西和新疆)中,人均占有的病床数量没有变化,甚至减少了。1998 年,政府在医疗保健上的花费在城市地区为人均130 元,在农村地区为人均10.7 元。从1993 年到2000年之间,农村在整个医疗保健花费中所占的份额从34.9%下降到了22.5%。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农村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遭到极大破坏。从1975 年到2001 年,农村医生的总数从150 万减少到约100 万,农村的护士总数从328 万减少到27 万。医疗保险现在覆盖了大约一半的城市人口和仅仅10%的农村人口。

那些曾经得到控制的疾病,如肺结核和血吸虫病又开始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最近几年肺结核的发病已经增长了四倍。像艾滋病这样的新的疾病因为非法卖血和共用针头而快速地传播。有不少卖血的农民已经感染了HIV,其总数政府保守估计为十几万,而有的非政府组织估计在河南就有600 万。由于农村卫生监控体系的瓦解,我们无法得到更准确的估算。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被联合国儿童基金视为社会发展的最佳指标之一,而世界银行认为中国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在20 世纪80 年代初就停止下降,直到1991 年仍旧是维持不变。此外,从1987 年到1992年,农村孩子中长期身高过低(这是营养不良的重要表现)的人所占的百分比有所增加。

1980 年以来,中国在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方面的进步明显地缓慢下来,以至于它在这两个公共卫生指标的提高方面一直落后于其他许多国家。中国所取得的进步要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和世界的平均水平。在一份《2000 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就医疗财政分配的公平性而言在191 个国家中排名第188 位,就医疗保健部门的全面表现而言在191 个国家中排名第144 位。

中国在医疗保健的表现方面不再继续是领先者,而在世界性的朝向医疗保健资金私有化的趋势中成为了领先者。2005 年7 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正式文件,该文件承认面向市场的医疗改革是不成功的。这一文件的一些起草者评论说,中国的医疗体制正在饱受一种“美国病”的折磨,其症状如下:费用高得惊人、权利分享不公、效率低下以及健康指标停滞不前。

专栏C:快餐业的入侵

和法国人和意大利一样,中国人也为他们国家丰富的饮食传统而倍感自豪。这样,人们可能会猜想美国的快餐工业应该很难在那里生存下来。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像肯德基、麦当劳和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在中国正在兴奋地进行大规模的扩张。肯德基是1987 年进入中国的,而到目前为止已经开了1200 家餐厅。按照预期,今后十年每年都会再开300 家。麦当劳已经宣布将要开设其首家“免下车点餐”汉堡店,以利用不断增加的汽车流量。可口可乐控制了四分之一的饮料市场和三分之一的碳酸饮料市场。

更令人沮丧的是,尽管美国的快餐食品在价格上是类似的中式食品的2-4 倍,但它依旧受人欢迎。百胜餐饮集团(Yum Brands,肯德基的母公司)中国地区的总裁曾经发表意见说:“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当地的市政府实际上将肯德基的落户视为城市发展成熟的标志。”

快餐食品,再加上日渐增加的汽车量和花费在像电视和电子游戏这样的静止活动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已经导致最近十年中国的肥胖率将近翻了一倍。更加值得人警惕的是儿童的肥胖问题。根据新华社2004 年10 的报道,中国有10%的孩子患有肥胖症,而这一数字以每年8%的速度在增长。在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平均每五个孩子当中就有一名肥胖儿童。

媒体上充斥着有关深加工食品优点的宣传。一篇文章甚至宣称,加入WTO 的好处之一就是它将给中国带来越来越多这样的食品:“在中国加入WTO 之后,中国媒体已经描绘了一幅中国人将如何全面提高其生活质量的美好图画,他们将会享有更多的商品选择、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这些报道差不多是现实的,而不只是一个梦想,但是它们遗漏了重要的一点:它也将有利于人们的健康,因为不合格的食品将逐渐从市场中被驱逐出去,人们将能买到更多有营养的食品。”(《中国需要营养学家》,《中国日报》2002 年6 月)

一般情况下,不知情和信息错误是造成营养问题的重要原因。维生素A 缺乏依旧很普遍,尽管胡萝卜和其他富含维生素A 的蔬菜随处可得。尽管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母乳喂养的意识有了提高,许多人还是相信那些声称其配方更有利于婴儿的奶粉广告。在农村,有的事实表明,母亲们在市场上卖掉鸡蛋是为了给她们的孩子购买糖果或巧克力,她们显然认为这样加工过的食品更有益处。在城市的贫民中,父母亲省吃节用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就是为了给他们的孩子买一个巨无霸汉堡,这种情况很多。

•教育

与医疗保健一样,教育费用在最近二十年也是急剧猛增,而政府资助的份额明显下降了。这与改革前的时期相比是一种激烈的变化,那一个时期的特征就是成年人中的文盲急剧下降,从1949 年的80%下降到1980 年的33%。政府或集体资金实际上扶持了各种层次的教育;个人只需支付一些象征性的费用。

如今,四年大学教育的花费估计是4 万元,是农村人均收入的13 倍还多。即使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非政府资源不得不支付费用中的44%(此为1999 的数据),比起所有经合组织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这一百分比要高得多。许多农村的孩子,尤其是女孩,被挡在了学校大门之外,因为他们的家庭发现不可能支付得起急剧增加的费用。尽管官方的数据表明,入学率和扫盲率差不多维持不变,甚至有所提高,许多在基层工作的人说真实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有不少人反映,地方官员为了保证政府测评良好而在学年开始的时候将所有的孩子全都赶进学校,但是检查一结束,许多孩子立马就退学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1999 年,教育公共开支只占到GDP 的2.79%,与4.38%的世界平均值形成了强烈对比。政府资金的分配也极为不平衡。城市地区接受了教育投资中的77%; 以损害基础教育为代价,高等教育所接受的资金份额也越来越大。例如,在1999 年至2000 年期间,政府给基础教育的拨款从36.1%下降到32.6%,而高等教育中政府拨款的份额从15.6%增加到24.0%。从1978年到1990 年,从小学到初中的升学率从87.5%下降到74.6%。在某些地区,从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低到只有25%。

精英主义的方式也对教育的内容产生了深远影响。教育越来越与书本知识和高考挂钩,而与社会现实与需要相脱离。教育已经退化为一种仅仅用来实现飞黄腾达的手段,而它旨在改善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却消失殆尽了。尤其对于许多贫困家庭而言,教育已经成为了一种冒险的赌博,因为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机会是有限的。整个教育体制充斥着惨烈的竞争,它将极少数幸运儿认可为胜利者,而将其余的大多数人宣判为失败者。青年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杀,有的是其家庭无法为其提供学费,有的是没能通过重要的考试。

第三节环境

由于中国拥有12.5 亿到13 亿的庞大人口,其自然资源按照人均来计算是很少的。目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人均石油储量只是八分之一。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2 年的《地球生态报告》,中国的生态能力只有每人1.04 公顷,大约是全球平均值的55%。即使这些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中国在环境上为最近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它成为世界的工厂,它也正在变成世界的垃圾堆和废品站。

•空气污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98 年的报告,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十座城市中有七座是在中国。空气污染每年过早地夺去了30 万条生命。它占到了发展中国家总量的40%——是整个南亚的两倍还多,而南亚拥有差不多数量的人口。有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酸雨的影响。

虽然从使用煤转向使用石油或天然气减轻了城市中的空气污染,但最近这些年从使用自行车和公交工具大规模转向驾驶私人轿车已经抵消掉了上述所有的好处并进一步地恶化了问题。虽然许多跨国汽车企业将之视为一个向中国出售“无污染/低污染汽车技术”的机会,但如今这种以汽车行业为导向的发展和城市规划,其整个前提是令人质疑的。对于大多数依然依靠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居民来说,他们必须忍受由汽车的激增所导致的污秽的空气和日益频繁的交通拥堵。例如,在20 世纪80 年代,北京公共汽车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16 公里;到了20 世纪90年代,其速度降到了每小时8 公里。如今,其速度更是降到了每小时爬行4 公里。2004 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在中国,汽车的数量每年正在以19%的速度在增加。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缓解的话,更清洁的技术也带不来更清洁的空气。特别是随着石油价格的上升,这一趋势肯定是无法得以长久维持的。

•缺水与水污染

中国正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这个国家被划分成两个区域:“干旱的北方”(指的是长江流域以北的所有地区)和“湿润的南方”(包括长江流域和所有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北方拥有5.5 亿人口,占全国耕地的三分之二,却只占全部水资源的五分之一。南方拥有7 亿人口,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以及五分之四的水资源。

华北地区的黄河流域通常被看作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但这一地区的水资源短缺最为严重。黄河流经黄土高原,这是地球上水土流失面积最广大的地方。由于几千年来的持续耕作,许多自然植被被破坏了。而由于黄土是地球上已知的最容易流失的土壤之一,这又使情况更加严重。黄河的水中混满着黄色的沉积物,这就是其名字的由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当地植被保持水土的能力日益降低和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已经减少了黄河的水量。1972 年,黄河首次没能流抵大海。1997 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黄河在其最后的700公里处断流了226 天;这一断流期在其最后的136 公里处持续了330 天。断流严重影响了中下游地区人们的正常生活与生产并导致了当地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在上游主要的农业省份和沿岸工业更发达的省份之间存在着激烈而严重的水资源抢夺。

由于水资源的短缺以及地表水资源的大面积污染,更多的城市和村庄逐渐开采地下蓄水层。中国40%的粮食是由华北平原生产的,在这一地区的下部,其地下水位线正平均每年下降1.5米。1999 年,首都北京的地下水位线下降了2.5 米。1965 年以来,这一城市的地下水位线下降了约59 米。如果蓄水层被开采殆尽,那人们该怎么办?

七大河系(长江、黄河、淮河、松花江、海河、辽河和珠江)中大约60%的水被定级为四级甚至更差,这意味着不适于人类接触。75%的湖泊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始作俑者往往是农业废水和未经处理的污水。在同样的土地上,中国农民使用的化学制品(化肥和杀虫剂)是美国农民所使用的2.2 倍。不止三分之一的工业废水和三分之二的生活废水在未经任何处理的情况被排入下水道。

1994 年,政府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治理淮河这一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河流的运动。在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治理中后,水质的改善依旧是遥不可及。甚至在那些已经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的地方,许多企业宁愿交罚款也不愿运转这些设备。国家环保总局的权力太小,以至于其征收的罚款甚至比污水处理的费用¬少。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估计,虽然大多数大型工业企业在政府的强令下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但是三分之一的设备根本没有运转,而另外的三分之一只是偶尔运转。各厂商像对待工人一样对待环境,将它视作不应妨碍其谋利的可牺牲的东西。

污染也恶化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在以前水资源丰富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最近几年也出现了水质型水资源短缺,相当数量的水因为严重污染而变得不可使用。污染也扩展到了地下蓄水层——据估计,25%的蓄水层正在被污染。

•土地退化与土壤污染

根据1999 年中国林业部的监控结果,中国有267 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化土地,占到整个国土面积的27.9%;而沙漠化地区仍在以平均每年1.04 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加。整个国土面积的37%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

由于像水土流失、盐碱化、污染这样的原因,全国40%的耕地正在退化。这些年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侵占农田。为了保护已经所剩无几的耕地,政府已经制定了一项“稳定耕地方案”:如果农田被用于工业、商业或建筑用地,责任方有义务提供资金在另外的地方开辟同样面积的耕地。虽然这一方案缓解了无地农民的出现,但最终结果却是越来越多贫瘠的土地被开垦出来用于耕作,而肥沃的农田则被移做他用。

残留下来的农田遭受着农业化学制品造成的污染、采矿、工业污染等的影响。化学杀虫剂已经污染了大约1300 万到1600 万公顷的农田。2000 万公顷的农田(大约是五分之一的耕地)遭受了重金属的污染(镉、砷、铅、铬等)。据估计,大约有1200 万吨的粮食被污染(也就是对人类食用有害),而这些污染造成了超过1000 万吨粮食的减产。

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两个因为近年来快速的出口型发展而富裕起来的地区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世纪以来,这两个土壤肥沃和水源充足的三角洲地区一直是中国的鱼米之乡;现在它们依旧给国家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农产品。但是,大多数消费者,甚至生产者自己都不知道,这些地区的农田正大面积遭受着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污染。不少污染来自于从西方国家转移来的污染性工业,甚至是从美国非法进口的电子产品废弃物所产生的。

从1999 年到2002 年,广东省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1 万平方公里的农田进行了一项地理勘测。他们发现只有10.61%的土地可以被定级为无污染的,35.9%受到中等或严重污染,其余的是轻微污染。46%的土地受到镉的污染,而12.56%受到汞的污染。

长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出了相似的状况。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16 种PAH 和超过100 种的PCB,它们都是高致癌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2002 年南京农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0%的土壤样本被发现重金属含量超标。被严重污染的粮食,如“汞米”、“铅米”和“镉米”已经在市场上被发现。

当地的人们正在为这些污染付出健康的代价,他们的子孙后代还将继续付出这种代价。

•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变暖

中国人均的废气排放量只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但是由于它拥有13 亿的庞大人口,因此总的排放量是相当大的。中国紧跟美国之后,是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根据中国向联合国提交的数据,它在1994 年排放了26.6 亿吨二氧化碳、3430 万吨甲烷、85 万吨一氧化碳。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在1994 年排放了54.028 亿吨二氧化碳,在2003 年排放了60.722 吨。

私人汽车的猛增(年增长19%)导致了石油消耗的增加。中国最近进口了32%的石油,而从现在到2010 年期间,所需进口的石油预计会翻一倍。从2000 年到2004 年,中国占据了全世界能源消耗增长中的40%。根据目前的GDP 增长趋势,中国估计会在2020 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气候模型预测,全球变暖将导致中国北部降水减少而中国南部降水增多。这与最近这些年来的观测是相吻合的——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华北平原一直持续干旱,而中国南方频繁发生洪涝灾害。这种影响尤其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得到增强。根据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在2004年9 月公布的一份报告,如果科学家所作出的最坏的预测变成现实的话,那么气候的变化可能导致中国的大米、小麦和玉米产量在今后的20 到80 年里将减少20%到37%。总之,气候的变化可能会恶化中国的水资源危机并威胁其粮食安全。

•环境的不公平与由此引起的社会不稳定

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199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武汉和其他城市的家庭就市民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环境保护排在第二位,仅次于腐败问题。部分是由于日渐增大的公众压力,首都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正在得到治理。例如,北京已经把将近130 家工厂迁移出了城市。更清洁的、使用天然气的发电厂正在被建立,而旧的则利用净气器来进行改造翻新。北京许多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一位进步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评论说:“我不清楚,这些组织正在实行的是环境保护主义,还是环境沙文主义。”虽然这种说法可能听起来刺耳,而且非政府环保组织并不应该为此承担全部责任,但这种批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许多污染性工厂并不是通过进行翻新改造来减少污染,而只是被迁移到那些更贫穷的地区。许多城市不是对污水进行处理,而只是将沟渠挖得更长来将污水排送出去。虽然中国西部给北京和上海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天然气,但天然气生产地区的人们和工厂却不得不购买煤(有时候是从很远的地区购买)来满足他们自己的能源需要,因为这些更清洁的燃料是为遥远的大城市保留的。这些不公平的做法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农村人口不成比例地遭受着环境恶化之苦。

重金属污染也是一个例子。其产生与农民无关,而是由工业造成的。农民承受其结果,却通常得不到任何补偿。大约有2000 万公顷的农田被重金属污染。考虑到家庭农场的一般规模,这就意味着大约有1300 万农民正在受到不良影响。在一些情况最严重的危险地区,污染已经成为了生死攸关的问题。在陕西省,在一个只有154 人的小村子里,过去27 年中有30 人死于癌症。在黄孟营,一个有2400人的村子,在过去14年有114人死于癌症。其附近的沙颍河(淮河的一条支流)被工业废水严重污染,以至于河水有时像酱油一样黑。霍岱珊——一位独立的环保主义者说,仅在沈丘县,该河周边就有20 多个癌症村。在黑河(淮河的另一条支流)沿岸,60%的成人患有肝脏疾病,而超过50%的新生儿患有先天性疾病。

虽然农民最初可能并不知晓污染性工业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但是,当河水变黑了,或者年幼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死于癌症时,他们肯定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然而,通常情况是,地方官员对农村地区受害者的呼吁与请求置若罔闻。官员的测评是根据GDP 数据进行的,对环境的恶化完全不加以考虑。地方政府依赖于这些工厂带来的税收。在某些案例中,官员自身就是污染性工厂的大股东,因此,维持工厂的运转和尽可能地降低费用对他们而言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

如果受害者没有法律手段来消除其不满,那么社会不稳定就逐渐变得不可避免。在东部省份浙江,2005 年4 月以来,已经发生了三次与污染相关的大规模抗议,甚至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每次都有数千甚至数万名抗议者参加。在四月份发生在华西村的事件中,2 万多村民对抗并击退了3000 名警察,这些警察是被派来驱散这次反对某一工业园的抗议的。在最近的发生在八月份的事件中,抗议者纵火烧了一家电池厂的厂房,这家工厂被认为导致了这一地区的铅污染。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属于富裕的沿海地区,这些年来,它享有了所有省份中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就GDP 数据来看,这一发展模式一直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当地的人日渐开始拒绝这种发展模式了。

•结论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2005 年,一位已经退休的清华大学教授评论说:“中国为了最近二十年的发展而消耗尽了未来200 年的能源。”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这一具体数据的,但是这一评论在互联网上产生了广泛的共鸣。

城市中产阶级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而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尽管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想要更多的汽车和其他奢侈品,虽然他们同时要求政府对环境进行治理。“我们首先要富起来,然后才能有资源来治理环境”,这是普遍的想法。对于许多农村的居民来说,情况又不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快速的工业化中几乎一无所获,却首当其冲地遭受着环境破坏。城市精英们远离那些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实际的环境影响,与城市精英不同,当农民的养鱼场倒闭了或者他们的庄稼被毁掉了,他们立马就识破了所谓环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二元对立是人为的,虚妄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很贫穷而想要过好一点的生活,但是他们知道这不能通过滥用环境来实现。现在是到了决策者也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

第四章:来自中国国内的不同声音与行动

第一节中国的环保运动

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准许了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它大概是希望这些非政府组织能够填补公众教育方面的缺口并帮助解决国内压力重重的环境问题。环保非政府组织迅速地进入到这一新开放的政治空间里。目前,环保非政府组织可能是中国新兴公民社会的最活跃的参与者。它们中大约有2000 家是作为环保非政府组织在官方进行注册的,可能还有相同数量的组织是作为商业企业注册或根本没有注册。许多国际性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像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保护国际、世界自然基金会与绿色和平组织,也都在中国建立了办事处。

•资金来源与参与者

非政府组织的公共资金一直非常有限,而筹款活动受到严格管制,因此,非政府组织主要依靠两个来源:一些有献身精神的积极分子和发起者的一生的积蓄,再加上一些来自外国基金会、海外非政府组织和海外捐款人的资助。一些资金的提供方,特别是一些来自美国的资金急切地想要推进他们那些不一定适合当地情况的观念与做法。例如,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引起了大量争议,因为它买断了很多土地而将人们从这些土地上驱赶了出去。

中国的环保积极分子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中产阶级的背景。许多重要的积极分子,特别是那些驻扎在北京的积极分子都曾经在美国的大学和美国建立的非政府组织中呆过。自然地,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西方带回了观念、语言和方法论——有时这是有益的,有时则并非如此。例如,就和许多西方的环保主义者一样,一些重要的环保主义者通常坚持这样的思路,即“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开车”或者“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和美国人一样吃掉同样多的肉”,那么马上就会发生生态灾难。虽然,他们在资源问题上所确立的目标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关于该问题的种族中心主义框架对于在中国赢得支持者并无助益。对于中国正在出现的消费阶层来说,其最直接的反应可能就是:你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富了,现在你却不想让我富起来。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梦想要拥有汽车或美国式的生活方式的劳工阶层来说,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着边际的。

私人汽车不受控制的猛增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尤其对穷人来说是如此。公共汽车因为交通拥堵而变得越来越缓慢;越来越多的道路因为要给汽车留出更多的地方而不允许自行车通行;道路和城市的扩张正在侵吞大量的土地,形成了许多无地农民。如果中国的环保主义者更多联系普通老百姓而不是其西方的导师的话,他们也许能找到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人云亦云。问题不在于“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开车将会怎样”,而在于平等与公平——如果仅有50%的中国人开车,那么,剩下的50%的人是否还有地方来走路和骑车,或者有足够的土地来耕种食物?这一问题不只是语言和框架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许多中国的环保主义者还在忙于从西方学习技术上的解决方案,甚至是“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方法,环保正义和深层生态学的观念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到目前为止,建立在北京的非政府组织获得了媒体的主要关注以及大部分的资助。但是,绿色环保组织在各地区也扩展迅速。原住民的环保运动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正在发展起来,比如在青藏高原、内蒙古和云南。针对当地的问题,不少地方性的环保组织非常活跃。例如,“淮河卫士“针对的是淮河流域极为严重的水污染;许多云南的非政府组织加入到有关建立水坝的争论中来。与北京的非政府组织相比,地方的非政府组织往往得到更多来自草根的支持。这一点甚至反映在了它们的宣传话语中。例如,近来反对建设水坝的抗议调动起了全中国的环保主义者,然而他们的要旨却各不相同。北京的非政府组织集中谈论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地方非政府组织更广泛地谈到了社会正义、移民问题以及保护传统生计。我们希望,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将在中国环保运动的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而防止其演变成一种城市里的人为他们自己争取一个清洁的环境却忽视了穷人的需要的精英主义运动。

大学生也日渐加入到环保运动中来。唐锡阳,一位环境保护的先驱者,在1996 年首次为大学生建立了“绿色营”。此后“绿色营”迅速扩展到许多大学。许多大学拥有不止一家环保社团。2004 年的地球日,超过10 万学生参与了环保活动。

•关于建设水坝的争论

当前,在中国的环保运动中最热门的话题可能就是关于大型水坝的争论。中国已经拥有了大约2.2 万座大型水坝(这是根据至少有15 米高来定义的),是世界总数的46%。尽管如此,对于水力发电的强烈需要掀起来又一轮的建设狂潮。一些项目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激烈争论。

2003 年,政府暂停了杨柳湖水坝的建设。环保团体和当地群众曾经抗议它可能会危害到都江堰,都江堰是一项已经持续造福于这一地区2200 多年的古代灌溉系统。这一水坝建设项目的终止被视为中国环保运动的首次重大胜利。

但是也是在2003 年,政府宣布计划在怒江建设13 座水坝。在中国的主要河流中,怒江是惟一还没有建设水坝的两条河流之一(另一条是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一些环保团体已经公开反对这些水坝的建设,尽管它们的抗议是不是没有风险的。在2004 年和2005 年,几个环保团体被暂时关闭,或者受到了政府的严厉警告,因为它们收集了一些反对这一项目的签名,或者带着将被重新安置的村民去拜访那些因为已有的水坝建设而移民的人。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公共事业的管理的放松和私有化是问题产生的一大根源——市场化和私有化促进了不惜一切代价建设更多水坝的热潮。这一现象在中文中通常被叫作“跑马圈水”。这与三峡大坝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虽然这一工程的最终被通过令人遗憾,但是支持者们至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来使它在人大得到通过,而水利专家们就这一工程展开了广泛的争论。现在在水利行业内,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发现任何反对意见了。市场化和私有化进一步地将代价外部化,而所有的知情者在本质上已经被巨大的利益所腐化了。一位环境经济学家曾就这一问题发表评论说:“现在,专家们已经垄断了知识和信息,而他们则正在利用这种垄断来为其利益服务。”

作为反应,公众正在要求更大的透明度。2005 年8 月26 日,61 个组织和99 名个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认为,依照中国的法律,有关怒江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必须受到公众的审查。“我们不应该再容忍对公共资源的廉价甚至免费掠夺以及以我们的环境为代价的牟取暴利,”这封信要求,“水坝的建设者不应该将水坝建设对相关人员、公众、国家财政和子孙后代造成的影响外部化。”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

许多环保非政府组织已经与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展开了密切合作。它们加入到了倡导建设绿色奥运、节能运动和其他许多项目的力量中来。国家环保总局和非政府组织常常在反对地方的造污者,甚至在反对漠视环保法规的地方政府中形成联盟。甚至关于水坝建设这一极为敏感的问题,国家环保总局和非政府组织也站在了同一边说话——它们都要求在项目得以实施之前,建设者应该进行仔细的测评和适当的环境影响评估。

•未来的挑战

中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在最近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引人瞩目的。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有很大提高,并且非政府组织已与政府(尤其是国家环保总局)形成了战略同盟。但是,随着这一运动的继续发展,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

首先,中国的环保主义者需要从他们的西方导师那里获得独立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知识上。对国际资金的严重依赖使他们极易遭到政治上的攻击。一些环保主义者一直被指责为是试图阻止中国发展的外国人的代理,特别是当他们加入到公共论争中来时。虽然这样的指责几乎毫无道理可言,但许多环保主义者往往难与替自己辩护。如此狭窄的资金来源以及捐款者的指示往往也限制了环保主义者们探索不同观念和策略的能力。中国的环保主义者除了向西方同行学习外,还需要与面临着相似的生态挑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环保主义者交换意见和进行交流。

总的说来,许多非政府组织,尤其是那些北京的非政府组织,需要跳出其由中产阶级包围的舒适环境。到目前为止,狭隘的视野导致了许多问题。埃娃•斯特费尔德博士是负责北京一家环保教育中心的德国专家,她曾经举了一个许多环保热心人士视野不够开阔的例子:他们讨论雪豹时拥有满满一屋子的听众,但当专家谈论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水资源私有化的问题时,只来了四位听众。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在农村最为严重,但大多数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的是城市中的问题。由于他们的真实生活经验,一些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更了解基层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需要学会如何将其观点表述更清楚,更有说服力。这些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应该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和资金支持,这些媒体关注和资金支持目前主要给与了城市里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北京的非政府组织。

其他的运动,如下一部分所涉及到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也在关注着环境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环保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之间甚少有交流和合作。通过协调它们的努力,这些运动将能更加有效地使中国变得更好。

第二节新乡村建设运动

•农村的危机及其争论

中国人口中大约有70%依旧生活在农村。尽管发生了所谓的经济奇迹,这些地区仍然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中。农村的危机已经酝酿了差不多二十年,而今天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其症状表现为收入停滞不前、公共服务不断缩减、地方政府人员冗杂而效率低下、腐败猖獗、税收过重以及抗议和示威日益增多。200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109 位顶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专家和法律专家进行了调查。73%的被调查者将“三农问题”(农业、农民和农村)视为最紧迫的挑战。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农村情况的紧张与腐败和国家权威下降这些问题一起将“可能”或“极有可能”在未来5 年或10 年里造成一场系统性的危机。

虽然各方都已经认识到了农村的问题,但给出的解决方案却大为不同。主流派依旧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视为灵丹妙药。这种观点最公开的支持者之一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这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在最近15 年来一直对许多改革措施发挥着影响。在2005 年的一次会议中,有报道称林毅夫说:“为了缩小城乡差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将大量劳动力迁移出农村地区以减少农村人口。”按照他的逻辑,随着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迁移到工业,这些新工人就将成为农产品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需求的增加和供应的减少将极大提高剩余农民的收入水平——规模经济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更高也将有所助益。农业劳动力在美国、日本和韩国分别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4%和8%——他引用这些数据来为城市化战略作辩护,认为这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其他的新自由主义学者进一步论证说,现有的公共土地所有权正在阻碍农村发展,因为这种所有权是与市场原则相矛盾的。他们建议,政策应该从目前的事实上的私有化(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进一步,走向土地能够自由买卖的全盘私有化。越有能力的农民因此就能够积累越多的土地而实现规模经济;越没有能力的农民就会出卖其土地而利用其资金转移到其他行业。这将进一步加速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而有助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考虑到历史事实和目前的现状,这些方案是否将有效或者是否曾经有效过是极度让人怀疑的。土地私有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许多南美国家是一个既定事实,然而,远不是农村繁荣,大量无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存在是更加常见的现象。在中国自己最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土地私有权在大部分时期和大部分地区一直是一种规范,但是大规模的土地集中却不断地导致农民起义和流血。在最近二十年,确实发生了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并且还在继续发生——有多达1.5 亿的民工在城市工作。但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变得足够富裕而买得起城市户口,从而享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与舒适。绝大多数人是作为技术低下的劳动力在血汗工厂或建筑工地上工作,住在城市的简易窝棚里。由于他们可怜的工资一般不够维持一家人在高开销的城市里生活,他们家庭的其他成员,尤其是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通常都留在了农村。而他们自己如果老了、得病了或者受伤了也不得不回到农村。由于农村经济日益恶化,这些民工邮寄回来的钱确实成为许多边远山区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是总体上看,农村在这种外向型发展模式下仍是最大的失利者:城乡之间的收入比例已经从20 世纪80 年代早期的1.8:1 持续上升到现在的3.23:1。虽然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农村劳动力甚至他们的孩子却在目前的安排中陷入了被奴役的境地。即使这些社会问题能够被解决,环境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限制。近二十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使中国原本就脆弱的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七大主要河系(长江、黄河、淮河、松花江、海河、辽河和珠江)中有60%的水被定级为四级甚至更差(即不适于人类接触)。而早已有6000 万人口面临着缺水,有超过3 亿的人口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单单就水资源短缺来看,目前的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看起来既不是可推广的,也不是可持续的。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一些农村问题专家认识到所有这些问题后提出,中国农村人口中的大多数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得不留在农村——城市里并没有出路。他们论证说,解决之道就是恢复社区精神并赋予农村中的人以权力来建设一种以人为本和以社区为中心的经济。这些年来,这些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在一些具体项目中表现很活跃,促进了一场充满活力的“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形成。这一运动的中心之一就是中国河北省定州(距离北京三个小时的火车)翟城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个研究所是为了纪念晏阳初这位中国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而命名的,他早在20 世纪20 年代在同一个地方发起了一场建设运动。晏阳初提出了一条四重的“乡村建设”道路:

以文艺教育救“愚”

以生计教育治“贫”

以卫生教育救“弱”

以公民教育救“私”

晏阳初在定县进行的实验持续了十年,一直到因为日本的侵略而中断。从1950 年一直到他去世的1990 年,晏阳初倾其一生都奉献给了将这条道路应用于亚洲、非洲和南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社区。他于1960 年在菲律宾成立了乡村建设国际研究所,这些年来,这个研究所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和民主培训的实验室。

在他的祖国中国,晏阳初成为启发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来源,2003 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定县成立。该研究所的目标是恢复建立在传统知识基础上的有机农业和永续农业,提倡社区组织和农民的自我管理。

这一研究所的日常运作由11 位成员负责。他们中的一些来自香港,其他的则来自大陆。一些当地的村民也定期参与。这些成员非常年轻,平均年龄为26 岁。学院拥有2 公顷耕地,到目前为止,他们种植了花生、玉米、芝麻、小麦、大豆和其他各种果树和蔬菜。人们一从周围的农田走进这块地里,立马就会耳目一新。由于没有使用任何化学肥料和杀虫剂,这个地方成为了动物的乐土,随处可见小鸟、蜥蜴,还有昆虫——看起来似乎整个村子的大多数野生动物都来了这个地方。当人们再次走出这个地方,小鸟的歌唱声立马就减弱了。

对化学肥料和杀虫剂的日渐依赖对中国农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中国农民所使用的化学制品是美国农民所使用的2.3 倍。村子里的老人已经强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土质恶化、粮食质量下降、小鸟绝迹以及数年后更多的害虫席卷而来。老人们更希望恢复传统的一体化农业,但到如今他们缺少必要的能力和权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学院的永久农业计划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帮助。其他的村民更多地是持怀疑态度。由于许多年轻男人到城市里当民工去了,所以在研究所旁边的农田里耕作的人大部分是40 到50 岁的男性或者妇女。他们的态度是由1978 年以后的农业政策和教育偏见,以及化学制品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方便这种想法所造成的。很难说他们对传统农业还知道多少,但他们没有多少兴趣去恢复它。一位中年妇女说,研究所所使用的方法太费劳动力了,因而无法仿效。这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既然这么多年轻人在别的地方寻找工作,甚至不得不在血汗工厂里打工,既然经济学家普遍担忧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如果村民们下决心摆脱对化学品的依赖的话,是可以找到足够的劳动力的。

这位妇女还担心如果不用杀虫剂,害虫可能会啃蚀掉绝大部分庄稼。但是这种担忧可能是杞人忧天的。学院正好在2005 年迎来了第一次的小麦大丰收,相同面积土地的产量与使用杀虫剂的村民们的产量相当。2004 年,学院取得了花生大丰收;其产量是当地的最高水平。根据这样的和其他的经验,学院的成员们坚信有机农业能够生产出与常规化学农业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农产品。然而,他们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对于有机农业而言,其收获的大小比起在常规化学农业下可能波动更大。就目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言,这是单户小农不愿意或无法承担的风险。

该学院召开各种培训性质的研讨班,其涵盖的主题包括有机农业、永续农业、就地取材的生态建筑、社区组织以及农村合作社建设。这些研讨班对农民是免费的——惟一的条件就是受过初中教育和对乡村建设事业感兴趣。他们给被挑选出来的受训者提供种子基金(以小额信贷的方式),让他们回到自己村子后创办农村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的组织。学院与这些受训者保持着联系,并以各种重返计划将他们聚集起来以分享各自的经验。到目前为止,学院的毕业学员已经在全国建立了三十多个乡村合作社。

除了恢复传统技术外,学院也开发和推广新的技术。比如,学院提供培训推广固氮菌培养技术,以利于农民用生态肥取代化肥。2004 年,以生态化设计闻名的台湾建筑设计师谢英俊先生指导了一座就地取材的生态厕所的设计与建造。2005 年中,他们正在建造一座稻砖房的建筑。就像看待恢复传统技术一样,村民们也是带着掺杂着兴趣和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新技术的演示的。村子里的一位妇女一开始是同意建造一座稻砖房建筑作为家庭住宅的,但因为其丈夫的反对而作罢,她丈夫将稻砖房视作退步和非现代化的东西。所以,发展适宜的技术可能会是较小的问题,更大的挑战将是如何改变农民的思维习惯和思维定势。与由像孟山都(Monsanto)这样的公司赞助的巨型研究中心比起来,像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样的研究中心看起来小的微不足道。有孟山都(Monsanto)及其研究中心之类的势力不断强调化学农业并为其打广告,思维习惯的改变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前景

除了在乡村一级组织培训以推广其大众教育和乡村建设的观念外,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还将其在中国的努力与亚洲和拉美更广阔的农村改造运动联系起来。例如,它与印度的克拉拉邦民众科学运动进行定期交流。克拉拉邦是印度西南部的一个人多地少的贫困的农业邦,人均GDP在300 到400 美元左右,尽管如此,它的许多人类发展指标(扫盲率、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等)几乎赶上了发达国家。克拉拉邦民众科学运动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6 年,它荣获了“优秀民生奖”,“因为它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模式不同于当代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全球化过程,它扎根于社会正义和普遍参与,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毫无疑问,这样的成功对于许多中国的参与者来说是一种激励。在2005 年7 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和“新另类选择的亚洲地区交流”组织(Asian Regional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联合举办了一次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许多来自东南亚和拉美的学者和农村活动家来一起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教训。

因为上述活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为了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之一,这项运动目前构成了一个由全国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实践家所组成的分散性网络。由于该运动的成员来自中国各地,不仅有城市里的精英分子,也有来自农村的人员,所以这项运动能真正地使基层的群众增长能力自己帮助自己,而不是助长他们对援助的依赖。杨贵平是建立在纽约的滋根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她曾就自己在贵州这一中国南部有着许多少数民族的省份里所亲见到的令人遗憾的发展发表评论说,当滋根基金会在17 年前第一次去贵州时,当地群众通常会对她讲:“我们是贫穷,但我们的文化是富足而独一无二的,我们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现在这种自豪与自尊大部分都消失不见了。人们常常向她请求:“我们实在太穷了,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东西:学校、道路、房屋、医药,等等。你能给我们一些钱吗?”虽然杨女士将这种自豪与自尊的丧失主要归结于商业文化的入侵,但她警告说,如果非政府组织不谨慎行事的话,那么它们也可能好心办坏事。

即使非政府组织力图想要让当地的群众增长能力,它们也有可能会掉入不顾当地的需要而强制推行外部世界观念的陷阱中。许多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正在资助中国的村级选举,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培养起公民社会和民主。众所周知,在学术界,村民选举这个题目是最容易得到资助的题目之一,因为美国对它的兴趣是如此强烈。虽然美国的良好意愿和努力是值得称赞的,但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民主不单单是由选举构成的。一位中国本土的研究者认为:“大多数年轻而有能力的人都离家去了城里,大家很难找出一个愿意为大家服务的令人满意的候选人。由于村民的生活越来越被外边的市场和公司所控制,因而村子里的领导所能做的事也寥寥无几了。因此,许多选举只是揭露甚至恶化了各种问题,而没有解决它们。根据我的研究和估计,大约有80%的选举应该被视为是失败的,因为它们没有改善村民的生活,相反,常常是带来了破坏性的作用。我完全赞成民主,但是我越来越怀疑这种选举是不是实现民主的道路了。”对于一个其社会资本正在快速衰竭而其命运不管有没有选举都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分裂的社区来说,由外界倡导的直接选举不是灵丹妙药。相反,乡村建设应该是第一步:恢复社区精神;发展像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这样的地方制度以及其他的社会和文化组织;强大地方经济。一旦人们对本地的资源和生活有了更多的控制,他们就会发展出他们自己形式的民主制度和程序。

通过其一系列范围广泛和种类繁多的计划,中国的新乡村建设运动正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其核心主题就是恢复社区精神。它鼓励各社区使用自己的资源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依赖于外部的帮助。总而言之,正如中国一句老话说的,扶人先扶志。

第三节中国的新左派

(本节作者是纽约大学研究生Enoch Caudwell)

左派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个词存在着大量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在中国,“左派的”通常认为与采用极端的方式有关,而与目标本身的实际内容无关。当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新政权在20 世纪70 年代末得到巩固时,前数十年的错误就被贴上了“左的错误”的标签。这在中国依旧是正统的观点。因此,被贴上“左派分子”的标签就意味着与中国历史上那些几乎总是被负面描写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等等。

然而最近这些年来,在中国学术圈出现了一个被称作“新左派”的群体。中国的“新左派”是聚集在北京的松散的知识分子派别,它们日渐公开地表达了他们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的方向的担忧,他们所提倡的政策涵盖了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以及毛泽东主义。这个群体没有严密的组织,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微弱而紧张。“新左派”并不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活动,也不被允许在党外进行组织,因此,它依旧是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群体,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能够就广大中国人所关注的问题立场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根源

“新左派”这个词不是这个群体中的人创造出来的。它一开始反倒是一个有贬低意味的词,用来攻击那群中国1978 年之后改革的批评者。这个词是何时开始使用的这一点并不清楚,但是它一直到20 世纪90 年代末才开始有其固定用法。那些被贴上“新左派”标签的人当中只有少数人是确实认可这个词的。富有影响的《读书》杂志的主编汪晖的评论有助于解释其中的原因:

“像我自己这样的人通常是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敌人钉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标签的。这部分是因为我们无意与‘文革’联系在一起,或者就此而与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中的所谓‘旧左派’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也是因为新左派这个词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词,在欧洲和美国有其一系列独特的内涵——年代上的和政治上的。我们的历史处境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因而这个完全从西方引入的概念在当今中国是否适用这一点是令人怀疑的。”

一般而言,“新左派”这个标签被给予了中国新一代人当中那些已经开始对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持批判态度并把中国的各种新问题归咎于各种改革自身的人。

“新左派”是在20 世纪90 年代随着以邓小平1992 年的“南巡讲话”为先兆的迈向市场改革的巨大热潮而出现的。邓小平的南巡重新启动了中国因天安门事件而被搁置的市场改革。到20 世纪90 年代止,20 世纪80 年代那种开放和探索的学术氛围已经被削弱了,所剩下的主要学术潮流就是:自由主义(就像古典自由主义——想想英国的保守党)和新独裁主义(想想韩国的朴正熙)。中国20 世纪90 年代改革的情况与上述两种思想密切相关:社会分裂成无数彼此竞争的经济利益集团,政治权力不断集中到共产党手中。

到20 世纪90 年代末,中国改革之前的中央计划体制已经从内部被瓦解。主要的改革政策曾经是“权力下放”和对外国资本开放。大部分的经济决策不再由中央政府的机构来做出,经济单位(无论其是“国有的”还是私人的)在其决策中拥有极大自由。这是由中国各级政府有意识地推动的,因为它们认为不完善的激励机制是造成改革前中国经济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

适当的激励能够使中国的经济恢复活力,这样的推理大行其道。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经济充满活力,但是各种改革也造成了社会分化、腐败以及处于贫困中的过度消费主义。也许中国“新左派”中最一致的观点就是他们坚持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改革自身,而不是因为各项改革没有得到全面实施。

•主题

一些更普遍的主题可以在“新左派”的著述中找到,这包括:

拒绝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

新古典经济学现在是各高校中的主流派,而在中国所有的纸质媒体中,商业和财经类的媒体从政府那里获得了最大的自主权。其结果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当前改革的支柱被广泛加以引证,并往往被作为既定的科学事实来对待。中国“新左派”中的许多人,包括杨帆、左大培、韩德强以及其他人已经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被他们视之为正在中国崛起的新古典经济学霸权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关于用什么来取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点意见并不一致。“新左派”关于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大多数著述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一种复杂的联系,但并不鼓吹它应该成为正统理论,虽然“新左派”和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之间的联合越来越普遍。

对将国有资产剥离给私人的批评

1978 年,中国几乎所有的资产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现在,关于国有资产剩余份额的估算

各式各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占有的部分是少数了。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加快进程之后,这种不动声色的资产转移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种批评不仅仅来自中国的“新左派”。去年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开始批评中国一些最有名和最有前途的企业所进行的管理层收购。中国“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几年来一直在写文章谈这个问题,但在中国却没有产生多少反响。他们利用那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香港经济学家的出面在中国主流媒体上开创的空间,

开始批评中国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和不正义。

“新左派”的成员前所未有地出现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他们对争论的参与在中国的互联

网上掀起了一场大范围的争论。这触及了大众的痛处,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国有资产的剥离视为

一种最严重的滥用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国有资产剥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国家转移到私人

手中,而这通常伴随着解雇职工或者社会福利的削减。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城市冲突的导火线。互联网上具体针对管理层收购以及一般性针对国有资产剥离的猛烈的批评性评论迫使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2004 年改变了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的政策,至少暂时是如此。

反对中国在加入WTO 时所作的让步

各级政府将中国加入WTO 视为一条坚持和继续改革进程以及使得中国经济能够根据其比较优势进行发展的道路。“新左派”所提出的最根本性的批评是,中国为加入WTO 所作的努力是中国的官僚和买办利益集团为巩固其自身的地位而采取的策略,是有损于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的。

一个具体证据就是WTO 协议将阻止中国保护和培植其本土的“新兴产业”。他们论证说,如果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大门开放得太早,中国现有的企业将别无选择,只好与外国公司形成联盟和解雇工人。国内的高科技公司也将面临着艰难的发展。

他们还担心加入WTO 将导致外国粮食的蜂拥而入,从而给中国的农民施加价格上的压力,促使他们移居到城市,而恶化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伴随着中国加入WTO 而来的金融自由化也招致了“新左派”的批评。关于WTO 的争论是紧随亚洲金融危机而发生的,许多人认为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期放开中国的金融部门是不明智的。

反思中国的当代历史

伴随着中国1978 年之后的改革的是对中国1949 年以后的大部分历史的否定性评价。几乎中国所有的弊病都被归咎于此前的十几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新左派”宣称,中国当前的问题本身就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中国过去“左”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残余的顽固问题。

因此毫不奇怪,“新左派”也开始以一种更加肯定的态度来重新审视中国的革命历史。

“新左派”阵营中的一些人通过检视改革以前中国出现的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创新而试图为当代的问题寻找到灵感和可替代的解决方法。这些创新包括农村公社、中国的公共医疗体制、“鞍钢宪法”(这是一套于1960 年被采纳的鼓励工人参与管理的企业管理原则),甚至改革之后的乡镇企业。

许多“新左派”的成员还试图修正一般人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所持的否定性看法。他

们所依据的是生活水平提高、扫盲率、婴儿死亡率下降、工业的快速发展,等等。一些人甚至

进一步宣称毛泽东时代为1978 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左派”最难应付的历史问题毫无疑问是文化大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历史研究的禁区,大多数新的研究成果只能在地下出版物上发表。对其他任何历史事(天安门事件除外)的解释从来没有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受到各级政府的严密控制。与中国“新左派”有联系的许多个人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收集了大量纪录性资料(主要是访谈和回忆录),这些资料使得官方对文化大革命过于简单和完全否定性的报道变得复杂而难堪。有些人甚至宣称,中国重新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以及腐败、官僚/资本家买办集团的重新出现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忧和发起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这不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参见汪晖在前面所作的评论),但是它使人们看到了当前中国已经出现的正在愈演愈烈的观点分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汪晖对导致1989 年天安门事件的运动的原因所作的重新解读。汪晖力图将焦点从学生抗议者身上移开,而将其放到80 年代末发展起来的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上。按照汪晖的看法,这些抗议活动的出现是对一系列以市场为基础的放权让利政策的反应,因而是

世界范围内抵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部分。

•新左派的活动

中国“新左派”的公开活动几乎只局限于学术圈子内。尽管市场改革造成了深远影响,但中国共产党仍牢牢抓住了它在组织方面的垄断权力。即使像联名请愿这样低水平的动员策略也可能导致镇压。“新左派”和那些提倡建立合作社以及努力维护民工权利的团体之间联系越来越多,但是这些联系还只是刚刚形成。

•范围更广的左派

中国的“新左派”并不是中国惟一的左派。在各地还零散分布着一些“老左派”的成员。这些“旧左派”是一些政府和党的重要干部的残余势力,这些干部在改革开始后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并依旧相信毛泽东的许多政策的正确性(认为其是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就体制上而言,“老左派”看起来在中国的处境还不错,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所有学生(不只是党校)必须学习的科目。但是,事实却是“老左派”正在“死”去,无论在字面意义上还是在比喻的意义上都是如此。“老左派”表现活跃的杂志《真理的追求》和《中流》刊登的文章批评了江泽民在2002 年做出的正式允许扩大吸收私人企业家入党的决定,因而被共产党关闭了。这些杂志被关闭后却后继无人。也存在少数因在改革后还继续坚持毛泽东的发展原则而获得声名的农村公社(南街村、华西村,等等),但是这一模式并没有被其他的农村社区所采用。

第四节最近政府所采取的进步措施

最近几年来,尤其是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于2003 年执政以来,中国政府明显在修改其政策。先前的政府所强调的是“发展是硬道理”,这意味着发展是高于一切的首要目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的领导层提倡国家应该利用“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来建设“和谐社会”,这标志着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趋势的可能反思。然而,这些话语的真正含义还没有在行动中得到阐释和解读。除了宣传话语上的变化,也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许多边缘化群体(农民、民工、下岗工人、农村的孩子、艾滋病人,等等)的困境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并在公开媒体上得到讨论。政府甚至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来消除这些人的不满。在报告的这一部分,我们将考查几个与艾滋病、农村危机、农村公共服务以及环境有关的事例。

•艾滋病——为贫困患者免费治疗

到本世纪初,艾滋病在中国中部,尤其是河南省的许多农业村里扎根。根据政府的官方统计,中国有大约84 万艾滋病病人,其中有20%是通过卖血而感染上这种疾病的农民。政府承认这些数据因为资料有限而并不十分可靠。一位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估计,仅在河南就有600 万HIV 感染者。无论具体数据是多少,这一疾病的传播都说明了出口导向的市场经济能变得如何地扭曲变形,尤其当它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腐蚀的时候。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到90 年代初开始,许多农民定期将血卖给被称为“血头”的血贩子。这种交易得到了某些卫生官员的准许甚至鼓励。“我们的农村有许多健康和强壮的人。而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我们没有任何西方的脏病。我们能利用这种竞争优势来建立一种卖血经济,通过将我们的血卖给大城市甚至外国的顾客而实现致富。”——许多血头在招揽潜在的卖家的时候就宣扬这样的事情;一些人甚至宣称他们是在引用某些地方官员的话。为了使一个人所能卖的血量最大化以及使利益最大化,一种更加“有效率”的采血方式在1993 年左右被发明出来:所有血型相同的农民的血被混合在一起,然后装入一个分离仪器中,提取出血浆后,剩下的血又被注射回卖血者身上。无法想象出比这更能传播艾滋病和其他血液疾病的途径了。这种卖血经济确实创造了某种短期的繁荣:许多农民用这种收益翻新了房子,购买了电视等。但紧接着,人们开始奇怪地得病并死去。一些医生进行调查后很快断定艾滋病是其原因所在。一开始,政府极力否认这一问题,许多积极参与者不断受到当地官员的骚扰。

最近几年,事情发生了更加积极的转变。部分是由于2002 年SARS 的爆发,国家意识到了农村的医疗卫生所处的悲惨状况。虽然还没有人受到审讯或承担责任,但河南所发生的一切被普遍认为是一桩全国性的丑闻。卖血已经被视为非法。政府已经采取各种措施来改进献血工作以及打压血头。2003 年12 月1 日,温家宝总理对北京的一家艾滋病医院进行了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访问,并与三位艾滋病患者握了手。他向他们承诺,政府将为他们提供帮助,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免费教育以及为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免费药品。温家宝还强调,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各级政府”必须认真对待这项工作,对于疾病传播的监视需要提高,而政府应该增加对艾滋病工作的投入。紧随温家宝的访问,卫生部副部长高强更进一步明确承诺,将把政府在2003 年实施的免费为5000 名患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ARV)治疗的计划在2004 年扩展到“所有需要的患者”。从那开始,“四免费一关注”政策得到实施:给所有农村的患者和城市的贫困患者提供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药品;给那些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监测和咨询;给受感染的怀孕妇女提供免费药品;给艾滋病孤儿提供免费教育;给受影响的家庭提供经济帮助。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也被鼓励在抗击艾滋病的战斗中与政府共同努力。

许多问题仍需解决。这么多年来对农村卫生基础设施的停止投入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弥补的。许多中国人对这些疾病还是所知甚少,对艾滋病病人仍抱有很深的歧视——在一些村子,农民没有得到免费治疗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患有艾滋病。与印度和巴西(这两个国家正在生产更多种类的无注册药物),中国只生产五种其专利已经到期或被放弃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这种极其有限的药品选择无法给每位患者提供治疗,或者产生了难以忍受的副作用。根本没有适合于孩子的特效药。还存在一些必须加以警惕的政治敏感问题。在一些地方,下一级的政府仍然拒绝实施中央的一些指示。尽管如此,许多基层群众还是高度赞扬了近来这些政策上的改变。在一次私人性交谈中,一位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说;“美国政府花了十年多的时间才正式承认艾滋病。所以,当我们去中国的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准备好等待同样长的时间。但中国政府在最近两到三年的转变之快确实是一个惊喜。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至少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农村危机——减少税收和增加投入

中国的农村危机已经酝酿了十多年的时间。中文中甚至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描述这一问题:“三农问题”(指的是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一问题的症状可以列一个很长的名单:对农村基础设施停止投入,公共服务缩减,收入停滞不前,地方政府人员冗杂而效率低下,腐败猖獗,犯罪率攀升甚至有组织犯罪重新出现,税收过重,等等。随着农村出现的动乱越来越多,这一问题不再能被那种认为“只要我们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将得到解决”的说辞所掩饰。

由于反对税费的抗议和示威的数量日渐增加,政府于2000 年3 月在中国中部的安徽省首先

开展了农村税收试点改革。2002 年8 月22 日《中国日报》网站上的一篇报道说:“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削减村和乡政府以各种名义向农民征收的大量税费;然后将所有剩余的部分合并成一种带有附加税的农业税,合并后的总数不能超过农业总产量的

8.4%。在安徽省的试点,农业总产量是1998 年以前的五年的平均数,虽然其他省份可能会根据它们的实际情况而有自己的计算方式。”

这份报道还说:“村和乡一级的政府反对这一改革,他们争辩说,税费的削减使得他们找不到钱来为农民的孩子提供基础教育,而更重要的是,村和乡的行政机构人员将几乎无法兑现其工资。”因此,在全部乡镇实施这一改革的计划在2001 年4 月被暂停了。

在考虑了一年之后,中央政府在2002 年4 月发出了重新启动这一改革的通知。2004 年3月,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进一步承诺农业税将在五年内被废除。2005 年1 月26 日《中国日报》在网上的一篇报道说:“党中央做出决定,废除农业税的试点改革将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首先进行,其他11 个农业省份和地区的农业税税率将减少3 个百分点,其余省份的农村将减少1 个百分点。随着农村税收改革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的省份和地区已经决定自行废除农业税。据估计,到去年底,农民的农业税负担已经减少了约280 亿元或33.9 亿美元,农民的负担因此大致上减少了30%。今年,农民全部的农业税负担将被减少三分之二。”除了减少税收,政府还宣布在2004 年在农业部门增加25%的投入。

虽然农民欢迎减少税收,但其目前的实施确实有着一些潜在的障碍。对于许多内陆的农业地区来说,来自工业和商业发展中的税收是极为有限的。中央政府只承诺从中央财政中调动少量的资金。就如何实现收支平衡,中央给地方政府的建议就是削减人员以及通过吸引更多的工业企业来获得更多税收。许多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已经担忧,这将为大多数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迁移到内陆地区提供一个强大的动机,而内陆地区的人们对于应付这些污染几乎是束手无策。

虽然必须认识到这些障碍,但迄今为止其整体效果还是相当积极的。2005 年,政府宣布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在2004 年减少了10%(从2003 年的2900 万减少到2004 年的2610 万)。此外,改革时期以来,沿海地区第一次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表明许多民工不再在血汗工厂里工作,而是选择回到他们的农田里,他们在那里能再一次生存下去了。仅仅减少税收只是一个短期办法,尤其是因为许多地方政府正在遭遇着一路攀升的财政预算危机。但它目前确实极大地缓解了农村的危机,使得政府有更多的时间来寻找长远之计。

•农村的公共服务——减免学费和增加投入

城乡差距在教育领域尤为突出。中国有70%的人口依旧生活在农村,但他们只享受到23% 的政府教育开支。父母被要求承担费用中的较大份额,学费却在猛增,许多孩子被迫辍学。越来越多的人批评教育体制变得日益腐败并造成对农村贫困学生的歧视。

2005 年3 月,温家宝总理在每年一度的人代会开幕式上宣布了一项减免学费的政策。这项政策最开始将取消全国最贫困的592 个县市中的1400 万学生的学费,然后它会继续扩展直到所有的农村学生都接受免费的初等教育。

虽然许多人对这一指示大为赞赏,但他们也担心它能否得到实施,因为中央政府所宣布的政策往往在地方却被废止了。到目前为止,政府看起来正在采取具体的措施来推进这一政策。根据2005 年11 月《中国日报》一篇题为《到2010 年农村孩子接受免费教育》的报道,现在有3600 万农村学生受益于这项政策。国家教育部规划司司长韩进在北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到2010 年,所有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农村学生将被免除交纳学费和各种杂费,这是我们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 年)中提出的一个目标。”

同一篇文章还报道说:“中央政府将调拨专门资金在五年时间内在农村的小学和中学实施‘现代化远程教育计划’,所有农村的中学和小学将能够收看到卫星教育节目,并在教室安装DVD 设备以便教授与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所采用的相同的课程。”虽然政府的目标的确是值得赞赏的,但人们不禁会担忧这样“一刀切”的方式是否真的是农村教育所需要的。(请参见《中国农村的困境及其形成》一章中的相关讨论)。

除了农村教育,农村的卫生保健也引起了政府的更多关注。目前,在农村几乎不存在任何卫生保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为,农村居民支付其医疗费用中的90%,而城市居民只支付60%。但是,一个农村居民的收入平均只是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政府正在进行试点试验以在农村建立合作医疗体系。2003 年11 月21 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中国计划在2010 年前建立起合作医疗体系,以使中国的9 亿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每个省或自治区在2003年年初挑选出了两到三个试点县来试验这一新的体系”。根据2004 年5 月《中国日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政府宣布它将投资10 亿元(1.21 亿美元)的项目来改善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环境——得到加强的法律执行和绿色GDP 提案

就像本报告前面部分曾描述的,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巨大的环境危机。国家环保总局需要用极为有限的资源来解决这一环境问题,这几乎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不难理解,国家环保总局是最公开地对目前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表示质疑的政府机构之一。

国家环保总局这些年来逐步加强了环境法规的执行。2004 年12 月,国家环保总局暂停了大约30 项大型项目的建设,因为它们缺少法律所要求的环境影响评估。这在全国造成了强烈反响;国家环保总局以前从来没有对这么大型的项目(它们中有的标价超过10 亿美元)开过刀,也从来没有公开地指责过那些违规者。在中国的媒体上,这一事件被称为“环评风暴”。虽然它书写了新的历史,但要走的路还很漫长。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的观点,中国的环境法规中只有10%得到了切实执行(来源为2005 年6 月10 日新华网题为《中国改善环境法律的执行》的文章)。

国家环保总局还发起了一项绿色GDP 提案来测量环境恶化和污染造成的影响:一种“绿色GDP” 参数系统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而有六个省被选择来进行试验性运作。来自试点省份山西的结果在国内外得到广泛报道。《金融时报》在2004 年8 月19 日报道说:

“中国第一个计算‘绿色GDP’(以较低环境代价获得的经济生产)的省份已经得出的结论是,它在过去20 年国家的发展中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山西省是位于北京西南部的一个产煤中心,它发现在2002 年如果将环境恶化和资源掠夺所导致的代价也计算在内的话,那它的绿色GDP 只是官方宣布的1340 亿人民币的66%(162 亿美元,130 亿欧元,89 亿英镑)。

根据该省社会科学院(一个政府智囊团)的研究,被大肆宣扬的国内生产总值数字中被减少的部分应该包括为被消耗掉的煤炭所付出的361.7 亿人民币,为所使用的水所付出的31.1 亿人民币以及为环境污染所付出的203.6 亿人民币。”

目前,国家环保总局正在就全国的情况作类似的估算,其结果预计将在2006 年5 月公布。虽然绿色GDP 的计算揭露了现有发展中的错误,但政府仍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办法?一些中国学者已经为“循环经济”进行了论证,这种经济最有效地使用资源并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但到目前为止,“循环经济”还主要是一个书面术语而没有实际意义。如何才能建立起这样一种经济呢?

•结论

过去二十年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关注已经在中国造成了不断加深的环境和社会危机。幸运的是,政府正在对人们的呼吁做出回应。自2003 年以来,新一届的政府已经做出了许多调整来解决以前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导致的弊病。虽然许多政策还只是短期性的措施,还没有击中其根本原因,但它们已经有了巨大进展。然而,由于这些中央的指示遭到了那些已经渗透到各级地方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所以这些指示能否得到实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央政府的良好意愿能否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得到实现?中国政府是否会进行更彻底的政策反思和进一步地脱离新自由主义?我们抱以乐观的态度。

第五章:结束语: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

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之父——亚当•斯密评述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 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国富论》,1776,第2 卷,第232 页)然而,亚当•斯密后来的追随者通常选择对这一特别的担忧视而不见。中国在改革时期所发生的一切说明这种担忧是如何地合理。巨大的财富确实是创造出来了,但也产生了巨大的不平等、不公正、甚至是绝对贫困——不是就经济学家所使用的GDP 而言,而是就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在内的基础服务的可获得性而言。

西方和中国的媒体将中国的发展归功于自由市场改革,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许多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将中国与其他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进行比较,来探究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不同的专家可能会强调不同的原因,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一致同意,全民医疗保健和基础教育(这在改革以前的时期即使在农村也是普遍的)打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从1949 年到1980 年,平均寿命从35 岁增加到67 岁;婴儿死亡率从超过20%下降到4.2%。这是世界上在同一时期所见证到的最快的发展之一。1978 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到2000 年人人享有健康”的会议上,中国的基层医疗保健体系作为一种极其成功的模式被推荐给全世界。与此同时,成年人当中的识字率从1949 年以前的不到20%增加到1980 年的66%。在所有这些生活质量的指标方面,中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有着相似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现在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杜大伟(David Dollar) 在2005 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就中国经济的崛起发表评论说:“(在改革以前)中国是一个拥有第一世界的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为起飞做好了充分准备。来自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甚至说的更明白:“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是由其改革以前( 1979 年以前)的基础所产生的,而不是由其改革之后的改弦易辙带来的。”

不幸的是,改革恰恰对它赖以为基础的人力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到1978 年,农村人口中大约有85%被集体医疗保健体系所覆盖;现在,农村人口中超过80%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健计划。虽然城市的人均寿命(78 岁)正在接近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但农村居民的人均寿命只有66 岁,比25 年前全国的平均水平还低。高等教育在最近这些年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是以牺牲大多数孩子的基础公共教育为代价的。韩东屏一项个案研究发现,1976 年,在一个农业县中大约有70%的年轻人能够读完高中,然而这一比率在20 世纪90 年代末降到了不到10%。从根本上讲,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已经大体上被毁灭掉了。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国现在为什么如此依赖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直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竞争。

中国一整套改革的这一方面类似于世界银行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实施了的“结构调整”计划。主要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国政府是在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压力情况下自愿采取这些措施的。因为中国是曾经有过让其他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所以这种“调整”的广度和彻底性绝对是令人震惊的。在医疗保健资金使用的公平性方面,《2000 年世界健康报道》将中国排在了191 个国家中的第188 位,这意味它处于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就教育而言,1999 年,个人支付的资金占到了教育费用中的42%,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集的资料,这比所有的国家(除了智利)都要高。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现在的中国在全球实施了一种最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它在经济上的成功证明了世界银行确实是正确的:结构调整肯定能带来发展,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但人们不禁会问:这是人们真正需要的那种增长吗?由于出现在

中国媒体上和来自普通大众的不满日渐增加,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民众对这种改革的抵抗直到现在才大规模出现,而比其他许多国家要晚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国家在改革以前的时期里所积累起来的相当大的政治资本,一个是改革得以在成功的伪装下进行。虽然在1949 年到1978 年期间出现了许多错误和过失,但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强大的平等主义政策确实赢得了人们的巨大信任。所以当改革者们大谈“改革需要牺牲”并提出这种要求时,大多数人们无论是被迫地还是自愿地都勒紧腰带做出了牺牲。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利益或多或少总会均衡地分配给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毕竟,这是国家和人民之间一项固有的社会契约,该契约在共和国的头三十年里都得到了双方的遵守,公众指望着国家将继续尽到其在契约中的责任。而且,最开始几年的改革政策听起来完全是无害的,如“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效率”,或者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时,大多数人相信毛泽东的政策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某些改革是必需的。没有多少人(如果有的话)预计到改革会走向今天所见到的这种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这可能也不是邓小平的初衷。

这些年来,随着改革中的问题开始出现,改革的支持者们总是争辩说,这些是过去的遗留问题,并且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得到解决。这也是西方媒体中的主要说法;这些问题总是被归咎到中国的过去,而解决办法总是进一步地采用西方的规则。但是这些论证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信服。在毛泽东时代,城乡差距比现在要小得多并正在消除;虽然GDP 要低得多,但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上不起学或看不起病,也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犯罪、卖淫、虐待劳工等。由于在过去很少有这样的问题,而现在却出现了,所以很难让人相信这些是过去的遗留问题,因而人们开始失去了耐心:“为什么总是我们工人和农民被要求做出牺牲,而你们精英分子却坐享其成?”如果你与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交谈一下的话,你会不断地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不是邓小平告诉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反,我们现在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当毛主席让我们警惕资本主义的复辟时,那时我们确实不理解他在说什么。现在我们理解了。”另外一种说法是所有社会阶层都认同的,即邓小平的改革政策是“打左灯,却向右转”。虽然一些新富起来的人是以开玩笑甚至赞许的口吻说起这一点的,但许多工人说起这一点时却是带着愤怒和被背叛的感觉的。与此同时,大众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改善,近年来纪念毛泽东诞辰的自发活动明显在增多。在最近一些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示威中,抗议的工人高举毛泽东的巨幅头像作为他们的旗帜。这发出的信息是嘹亮而清晰的:他们更喜欢过去毛泽东领导下的时代,因为现在的政府已经完全违背了它与人民之间的契约。

这样,27 年的改革不仅极大地消耗掉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参见本报告中关于环境的部分)和人力资源,而且也消耗掉了党和国家的政治资源。就像不断增加的抗议所表明的,政府的合法性正在遭到挑战。这一问题同样扩展到了党内。随着社会主义的宣传话语正在变成空壳,党不得不求助于物质手段来动员其党员和干部,而这又使腐败更严重并使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巩固。

自2003 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执政以来,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的迹象。边缘化群体的困境越来越为媒体所关注,而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消除他们的不满。不再说“发展是硬道理”,新一届政府现在提倡“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尽管如此,迄今为止的调整还没有击中最近二十年来所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要害。例如,虽然存在着争论,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和拍卖仍在继续。美国式的生活方式能否像改革者们所承诺的那样为大众所实现?或者现在到了重新审视这一过程并思考其他选择的时候了?这些是中国的领导人和大众现在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

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国力量强大,所以方向的改变决非易事。但是希望还是存在的。还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党员和普通群众依然坚持着社会主义所承诺的平等和正义的观念,而不是盲目接受新近引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在最近几十年对财富的单向追求中,这些人已经被边缘化而士气受挫。这些人在探索新的前景中能够重新获得力量和再次动员起来。

现在不仅中国处在了十字路口,整个世界也处在了十字路口。探索一个正义和可持续的世界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而中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到所有人。它自1949 年以来的经验也提供了重要的教训。虽然改革时期所取得的经济成功不应该使得我们对它所付出的巨大的人力和环境代价视而不见,但我们也不应该陷入到相反的极端而盲目颂扬毛泽东时代。这篇报告主要描述了改革时期的问题,将之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成就进行了对比,这是因为西方的媒体对于这些方面几乎是只字未提。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想做出一个时代比另一个时代更好的简单化判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人和社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改革时期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这两个时期同样都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坦诚而公正的评价对于前进道路的探索是必需的。本报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启发更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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