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与“愤懑主义”
——《中国不高兴》读后感之六
杨景水
也许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为了印证“愤懑主义”和“溅民的时髦”，宋强提出了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命题。顾名思义，所谓“沉默的大多数”，笔者以为是那些埋头工作、埋头劳作、埋头钻研，默默奉献、或许只是为了自己的腰包而“奉献”，而对社会上的种种“作秀”也好、“作丑”也罢，都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们。然而，宋强却说：“我们时代的流行口号是‘让生活更精彩’，……我理解的精彩，并非咋咋呼呼的‘秀’，它存在于大量的日常性规律和稳定心理掌握的情绪节奏当中。这就是我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具有的品质。”看似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内涵已了如指掌，但又说：“我个人的理解，‘沉默的大多数’并非单指人群，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选票民主中暂时未显露的民意，‘沉默的大多数’可能还是一个心理上的概念，如：个人内心中沉睡的感情，也许是更接近真相的感情——至少是作为落点和支架的正常感情。一个人变得愤慨而无礼的时候，他距离他个人的真相是很远的；大多数时间我们是依托正常的感情来判断事物，说白了，就是理性——虽然现在，‘理性’这个词儿被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物们糟践得不成样子。”“其次我认为，‘沉默的大多数’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此时，此刻，现今，现地，让飞越的情感落地，就是我们以常态心看社会，以常态心看人，甚至以常态心看待我们的敌人……当年分析李登辉，我们就尽量先去接近他的世界。……假如上来就公告他的心理扭曲，这也未必公允，他走过的道路，可能是一代求索真理的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难道李登辉也属“沉默的大多数”？如此论述，能让读者怎样认识“沉默的大多数”呢？
很久没人提出如下观点了：我们认识和处理任何事物，都要遵循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其实，立场是客观存在的，“沉默的大多数”，不外乎有两种人：一、缺乏热情，以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二、心怀不满，等着看热闹儿；都出于某一种立场，尤其是后者，前者大部分则是认识问题。因此，无论干什么事，如存在“沉默的大多数”，就给领导者敲响了警钟！就需要通过有效途径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一面说了好多不高兴，一面又说存在“沉默的大多数”，却没明说“沉默”的原因，使人费解。因此，如何明了那些“沉默”者为何沉默是当务之急！
不过，读《中国不高兴》也是一种调查。宋强不是说了嘛，“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从网上看到，余世存其人非同小可，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不可低估的阵地啊，却是一个中国精神最大的破坏者，极端的愤懑主义者！莫怪《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把这个“愤懑主义”晾出来！遗憾的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并未能把问题的根源说清楚，未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只在本质的外围兜圈子。
当然，“沉默”的不是余世存，他是大声“疾呼”了：“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如同太湖边七岁的中国男孩刘辉看着自己的妹妹落水死亡所说的：‘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如同××笔下的朋友：‘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的一个国家吗？’”（余世存《成人之美》——引自《中国不高兴》049页）对于一时一地的过错，怎么就必须上纲上线到“国家”呢？这种“愤懑主义”对谁有用？这就不能不是立场问题了！
其实，“沉默”、“愤懑”并非互不相干的两回事儿，因为“沉默”才会导致“愤懑。”当然，两种原因不同的“沉默”，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自然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存在决定意识。回想建国初年，虽然国家百废待兴，困难重重，但人们的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没有“沉默的大多数”，也没有“愤懑主义”，为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有盼头，都有一个信仰：从社会主义最终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因此，“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国民经济公有制使人们都感受到了主人翁的责任！如今不同了，即使“五一劳动节”也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主人翁还有没有？！反腐越反越腐，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著作畅销了，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书店里却不见马克思的踪影！孔老夫子倒挺吃香！好像人们都忘了，孔夫子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加批判地一股脑儿地大肆兜售，糟粕必然会掩盖精华的！笔者以为要解决“沉默”和“愤懑”，最好还是切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精神，针对性地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走国民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以进一步改善民生为目的路！要根治腐败，必须限制剥削，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20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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