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民的时髦”与“失败主义”
——《中国不高兴》读后感之七
杨景水
宋强说：“若干年前,我也写过这样的话：问题就在这儿——某些在国内、在海外把自己打扮成‘为民请命’的代表的书生,披着伪善的民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包装,在这种合法性的外衣后面,抛出他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估计：不讲道理,不修仁爱,对人类文明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一句话,百年惨无人道的中国历史罪孽深重,叫别人灭了去也没有什么可惜。”作者虽没明指这“为民请命”的是谁,但根据作者的年龄和所处的年代推论，也能略知一二。如果把这也算作当今的“愤懣主义”，我以为多少有点今非昔比之感。因为那时，只是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而今，不只是资本主义自由化的问题，还多了一个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担心的问题,情况更趋“多元化”了！
在宋强的文章中，对我国百年历史有如下似是而非、莫衷一是地论述：“我没有把愤懣主义一棒子打死，我想还是得重复这样的观点：必须承认没有一个人为做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而感到特别庆幸。在这个世纪里的很长时间，我们走了很多弯路、歧路。由这种沉重的历史而生出的愤懣之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求索。”我以为,求索当然是必须的，但其中有一个对历史如何看待的问题。须知,求索的动力并非只是愤懣,更重要的是信仰,是追求,是对民族的爱,是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在走过的弯路、歧路中,有多少志士仁人、革命先辈,面对敌人的杀戮,“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乱世出忠臣,时代造英雄！我们的中华民族才得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国内外强敌,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了！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难道这是“渲染仇恨”吗？难道“延续下来”的是“历史的悲情”吗？难道“在精神构建方面,……在观念交锋方面,我们只看到‘非此即彼’的两端,而很少那种沉稳的中间值”吗？宋强等《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也是“精英”吧？为何竟有如此的割裂历史的历史观呢？不仅是历史观,还不能不包括现实的世界观！何以如此？从头到尾纵观《中国不高兴》全书,未见作者们站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审视自己的观点,便可得出答案。
在建国60年之际,如何评价毛泽东,宋强说：“我们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家独立、社会革命（包括妇女解放）、工业革命和国家基础建设方面是有贡献的。首先最大的功劳是实现独立”,但接下来却说：“有点遗憾的是,‘独立’现在好像是一个充满了异质感的名词了,古旧得大家感觉不到它有什么：‘独立？独立还需要说吗？就像我们呼吸的是空气,还需要特别说道吗？’血迹已经淡漠,时代多么太平,”笔者却以为,我们虽从未感到的空气的存在,可一旦没有了它,我们就会立码儿窒息而死！难道不是吗？宋强说：“我们不想否定毛泽东,也不会假装不理解‘伤痕派’的情感。”这种模棱两可的地和稀泥,而且“还是1996年的话,寄希望于‘沉默的大多数’。”至此我才算明白,宋强所说“沉默的大多数”真正的含义所在了！我不禁要问： 宋强 先生,您到底想要怎样？
宋强说：“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失败主义。”这话不错。但所谓“失败主义”,只不过是那些曾被推翻了的、腐朽了的、又蠢蠢欲动的阶级发出的哀鸣！真正的“我们”是不会有失败主义的。宋强说：“失败主义的调值,撒娇式的玩愤懣,相辅相成,不知不觉成为‘贱民的时髦’,这就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心理性悲剧。归到底,就是煽动大家都不负责任。说出这个,也不怕谁起哄,,我就高调了,怎么着？愤懣孪生的失败主义对待正面价值,口头禅是：装逼。我觉得不妨这样回答：要是谁都不装逼了,这世界就乱套了。”这所谓的“贱民的时髦”,以我看来,说穿了也只不过是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副产品而已, 宋强 先生的“高调”酷似舞台上武生的一招一式,看似热闹,但不能伤其筋骨！ 20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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