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
我说没有一个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实际考察的结果。考察这个实际，深化了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认识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然性。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时指出，劳动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到实际从属于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当发展后才达到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57－558页）。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也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劳动者以自由人参加的联合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社会生产，比起以阶级组织成为国家剥夺剥夺者，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是更困难得多长期得多的事业。实践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当然也需要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而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革命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列宁讲得更清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它需要胜利地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去创造。这不仅说明了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性，须要走在运动的前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而且说明社会主义就是继续革命，要不断地对现实进行批判，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同各种各样的旧的东西和传统观念作斗争。
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了夺取政权，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搞了几十年的改革。实践中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还表现在国家意志的法权形式上，尚未实际从属于劳动。这种国家法权形式的公有制，或多或少带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停滞不前，很容易转变为官僚资本主义。
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国家所有制外，还有相当的大的部分是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的存在，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阶级差别。如果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进一步发展统一为社会所有制，那末社会主义制度就就尚未建成，无产阶级革命仍须继续。
小生产总是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集体所有制对于它不是自然必然性。无产阶级必须引导并帮助小生产者通过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这是跨越，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跨进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在无产阶级领导和帮助下，跨越是可能的。实践也证明，如果无产阶级不对小生产者领导和帮助，或者领导帮助得不好，小生产的自发性随时都会发作。历史已经和继续在证明马克思阐明的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30－831页）。这种消灭，过去是通过资产阶级的排斥或剥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帮助下自行消亡。
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首先产生在几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处于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同时面临着生存和发展两大问题，同时担负着严重的政治保障和经济建设双重任务，不能不暂时牺牲人民的个人的现实的利益。如果这种情况不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或者处理得不当，社会主义内部的个人同集体的矛盾，个人所有制与共同所有制的矛盾，就有可能转化为外部的矛盾，甚至产生对立和对抗；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利用这个矛盾复辟资本主义。
马克思说过：“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71页）那末，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最薄弱环节突破，经济落后的国家的人民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府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是不是和马克思主义相矛盾呢？
列宁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应当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具体革命相结合，既要坚持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他一再提醒人民时刻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后来出现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发生的变化，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但同样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苏联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上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了列宁主义是正确的；这里需要的是具体分析，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它们是矛盾的，用一个实际否定另一个实际。
毛泽东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有一段笔记：“列宁所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也应当分析。至今世界上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先取得胜利，这是事实。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经济愈落后愈容易。我们不能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经济落后的原因，但是也无论如何不能否定经济基础的作用，在生产不足以满足整个社会和成员的需要的时候，一旦阶级斗争意识淡薄了，社会主义革命停顿了，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情况就容易发生，公有制也就“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甚至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创建新社会的运动，不能不具有尝试、探索的特征，不能不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等制约，因而实际上会不完善，会发生错误和挫折。
如何认识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失败，在于正确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统一。要知道“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24页）要了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在世界一体化中，社会主义革命就相应地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62页）；现代国家的民主革命作为这种“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的胜利要不是暂时的，要不仅仅是“辅佐因素”，无产阶级就必须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并在夺取政权之后继续革命。否则，仍然只能为资产阶级作嫁衣，转到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中去。不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的一部分。
即使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恩选集》第三卷第21页）“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斗争不需要继续革命的认识和说法，既不懂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含义，也不懂得现在世界一体化的意义。
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9页）
斯大林的重大错误之一，是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性质矛盾。
赫鲁晓夫上台首先全盘否定斯大林，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国家。”用“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说是“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民的党”。宣扬“和平过渡”，把消灭阶级，实现所有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变为“为一碗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奋斗。戈尔巴乔夫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 “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在他1987年出的《改革与新思维》书中，抛出“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等所谓“新观点”，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随即又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制度（他称之为“极权社会主义” ）根本不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的结果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苏联社会主义很快地葬送了。
中国1956年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取得胜利之后，曾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经历了赫鲁晓夫上台全盘否定斯大林，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反右斗争等等之后，1957年，中国共产党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这个论断，重提阶级斗争，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推动中国共产党改变认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是毛泽东。1957年，毛泽东在反右前夕发表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文中，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他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久，毛泽东在召集党的中央领导人讨论八届三中全会问题时指出：“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毛泽东指出：“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个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很快发展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践。
毛泽东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晚年的毛泽东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最知道。”他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他这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第一版）
晚年毛泽东自我评价他这一生说：“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沒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1976年6月5日，重病中的毛泽东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的谈话）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他说“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出现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今后老干部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 （毛泽东在1967年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关于文革的策略和目的的部分谈话）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显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邓小平复出后，批判两个“凡是“，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观点，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界据此提出“补课论”，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发展市场经济，搞私有化。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动了取向市场经济的改革。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的观点，典型的代表作有于光远的《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态度》，厉以宁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探索》和吴敬琏的《关于市场与计划提法的建议》等。《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态度》提出以生产力为标准，作为判断生产关系是先进或落后的标准，并由此决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态度；《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探索》提出用股份制改造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时实现所有制多元化；《关于市场与计划提法的建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些观点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面颠覆。
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国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尽管邓小平提出“不争论”，而实际上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我就在1992年10月16日和1994年10月24日，两次向邓小平写信表示不同看法。现在，这种争论不可遏制的愈来愈公开，越来越激烈。权力决定不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正确的，问题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协作生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还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走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用雇佣劳动方式发展生产。这是我们应当弄清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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