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拿到书籍，经过四天的高强度思维活动，终是读完了。与其说这是一部宏观的历史著作，倒不如认其为纪实性政论篇来得贴切，就像本书在书店应当摆在政治类货架上而不是历史类货架一样。之所以这么评论它是因为我发现其带有颇浓郁的政治评论特色，至于具体如何看待，将是我下面着重论述的。
我整理一下思路，我的这篇读后感或许应当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书的内容也就是上山下乡运动对我的冲击，第二部分是我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即所谓反思，这也是老师推荐它的用意所在，第三部分是我对本书的看法。正如上文所说的，我对书中的政治评论最为感兴趣，所以不可避免的我的读后感一定是侧重于书籍的政治性。
先从本书的内容谈起。可以说，在当代，准确的说是从改革开放至今，谈论新中国前三十年一直是个敏感却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众所周知，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发生了许许多多重大的事，这些事件动辄就与轰轰烈烈波及数亿人的群众运动相联结，并且我们知道这些事件在当时便对全国乃至全世界造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或许是这些事件影响实在太深刻了，关于它的记忆时至今日依旧难以在人们心中磨灭，于是，这些事件能在当代令人们好奇而关注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但是，乍一看十分令人费解的是官方并不支持人们去评说自己年轻时代的记忆，因而，谈论前三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至于为何官方对自己的过去这么保守，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但一个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前后三十年是两条政治路线的实践，并且后者建立在否定前者的基础上，这样的解释目前看来很合理，不必隐瞒，我是认同这一观点的。
显然，本文的作者潘鸣啸先生也是持这一观点。潘鸣啸先生是一位法国人，是 “第一位用中文在中国发表知青问题论文的西方学者，是第一位深入到知青中并且从事知青研究的西方学者，同时还是唯一一位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以研究知青问题为己任的西方学者。”本书《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便是先生知青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开篇序言潘鸣啸先生就介绍了自己是“五月风暴”的参与者，以至走进研究知青的学术领域是很自然的事，但从先生将知青界定为“失落的一代”以及通篇对“朦胧诗”的大量引用可以发现，先生是不认同那样的知青下放行为的，于是我想，这篇著作正是在这样的“春秋笔法”下完成的。对本书这一手法我想我应该在在第三部分谈论。潘先生的这部知青著作里，我归纳出了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些论点：一、知青运动兴起于1955年，1960年底大跃进失败后加速推进，1963年成为长期规划，1968年这项运动迎来高潮，1970-1972出现低潮，1973-1976重整旗鼓，1977-1980逐渐低落，1980运动终结知青返城高峰。二、运动的原因可以归结为1经济上分散失业人口（p381“当年“文化大革命”令几百万城镇青年骤然变成了“待业青年”，1968年下放农村的政策在短期内帮助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2乌托邦的政治目标（p31“所有的报刊杂志都一致强调下乡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缩小并消灭“三大差别”要知道，这些差别的消失，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3锻炼青年（p25“其实下乡运动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改变选拔人才的方式，首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完完全全受了修正主义毒素侵染的城市青年一代人的思想”）4毛泽东对付红卫兵及权力斗争（p400“把红卫兵及城镇青年大批下放到农村去，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他可以因此摆脱一股已经变得碍手碍脚的政治势力，又可以防备另一股与他正在为自己建立起的新秩序相对抗的势力在城市里的凝聚壮大”）。三、运动的影响主要是耽误了一代青年，造成国家混乱，国际上的冷静（p422“在中国境外也有少数受中国影响或自发的类似实践活动，从中可以看出那样的一场运动只能在某种政治制度下才能产生。因此，还在运动的严重失误未被传出国外之时，它也并没成为有人以为的第三世界的榜样”）。四、先生对那个年代的社会有过大量的描述，我归结为这样几点，1腐败的横行（如p306“知青的前途主要取决于他们自身，还取决于他们贿赂能力又多强”）2党政的高压（p422“当权者拥有对人民的极大权力，而老百姓为保护自身利益几乎走投无路，这一现实在运动中暴露无疑”）3毛泽东的威权（p225“在运动的最初时期，那些狂热积极的年轻人总要在出发前搞一个仪式：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宣誓”）4社会的混乱（如p390“正是“文化大革命”助长了部分年轻人的暴力行为习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父母被监禁、被下放、甚至被致死，相当一部分孩子或年幼的儿童常年累月无人照管、放任自流”）5经济的低效（如p386“那些负责人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僵硬的低效率经济制度，从而尽力加速建立一种更适于实现现代化及促进经济的新制度”）6群众与政府的高度对抗即对下乡政策的深深反感（p315“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掌握重要强制手段的政府强加于人民的政策，后来是一年比一年厉害。由于是强制手段，也由于对下乡运动政策作了某些调整，运动才能持续十几年。但它激起了整个社会的抵制，带来的后果是不容忽视的。”）
以上是我读完本书后对下乡运动做的一个简单归纳，真的非常感激潘鸣啸先生的这部著作，诚如先生在引言中所说的“然而，整个西方世界都听说过红卫兵与“文化大革命”但很少有人知道派遣知识青年“下乡”的运动”。我尽管耳闻“上山下乡运动”的存在但却从未如此系统地了解过这场运动，而今目睹了潘先生笔下的这一知青运动，不禁产生了许多感慨或者说发现了一些启示。下文便是我的读后感的第二部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
潘鸣啸先生在这部著作中反复强调并竭力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上山下乡运动从一开始便是国家强加给人民的，人民一直在抵制，且随着运动的发展，这种抵制越来越大。就是说整场运动都是政府一厢情愿的行为，那些青年与人民在正常运动中充当的都是被动者。这一点似乎是整本著作的最关键点，也是前提，我上文所列的各种原因与影响都可以由此找到根源。正是基于此，我得到了很多启示，可以被认为是接受著作论点后的一点浅思，更准确的说是困惑。第一、政府与人民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书中的论述告诉我，三十年前国家统领着一切，人民简直处于被裹挟的地位，这样重国家轻人民的状态下不可避免造成的是一种专断与人民的水深火热，甚至腐败现象尤其严重，法国思想家卢梭先生在《社会契约论》中将政府的合法性描述为公民将自己的权力让渡而组成政府，那么三十年前的政府合法性源自何处呢？恩格斯《论权威》中指出“革命是天底下最权威的”，照我的一贯理解，新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源自于革命，但事后造成了政府与人民的严重对立状态甚至将一项不得人心的“上山下乡”强制推行了十几年，对人民似乎造成了严重的困扰，这样的合法性是不是该遭到质疑呢？在这篇著作的最后一篇我找到一句话“只有在实现了这些条件以后，中共才得回部分合法性”，此句的言外之意是三十年前的政府合法性的确是几近丧失了。根据毛泽东自己说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政府应当是人民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是人民享有政府权力，但书中描述的对立关系着实令我困惑了。第二、政治究竟应该处于怎样的地位。根据著作中的逻辑，国家掌控着国家权力，人民缺失这一权力，因而产生了一次次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力求改造人的思想，也就是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宣传的政治第一位，就像本次上山下乡运动中竭力改造青年人的修正主义思想这样。这里我同样产生了困惑，即政治究竟应当处于怎样的地位呢？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三项条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阶级斗争是纲领也就是政治挂帅，生产斗争即当代所说的经济发展，两点联合起来是说发展经济前先解决立场问题，正是这样的观点指导下才有了所谓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在这样理论的指导下应该最先考虑的是政治问题，但著作中把这种政治挂帅的做法加以批判，以一种偏经济的方向探究上山下乡运动，令我疑惑的是政治在生活中应当处于怎样的地位呢？从教训来看至少应当不是处于第一位吧。第三、青年应该怎样实现自己的价值。潘鸣啸先生着重描写了知青在整场运动中的抵制情绪，认为是迫于政府压力才有了几千万人的下乡，这些知青到了农村就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担忧，并开始想法设法回到城市，终于在八十年代初迫使政府取消了知青下放的政策。毛泽东说“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农村里是否可以提供青年施展才华的空间呢？按照潘先生的观点显然是提供不了的。这里我的困惑是青年人应当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当代宣扬的西部大开发、大学生村官是不是依旧是这样的状况呢？歌德说“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青年人究竟在下乡运动中有没有创造价值，应当选择怎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许这是青年自己的选择，国家是不能干预的。第四、民主有一种怎样的地位。纵观全篇，似乎当时是这样的一种时代——政府垄断权力，上级发号施令使人民群众“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高压控制下几乎是毫无民主可言的，尽管潘先生轻描淡写过一句“民主混乱”，但更多的则是类似这样的语句“为了不让群众表达意见，中共经常使用的宣传手法之一，就是把群众自发产生的思想念头与阶级敌人拉上关系”，于是我推断那个年代是没有民主可言的。但是我是不是可以把当时的社会各项问题归结为缺少民主呢？依潘先生的说法应当是可以的。民主是什么？毛泽东将之解释为“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说它是“通往社会主义之途”，我们在反思“上山下乡”这场群众被迫参与的运动时，更应当看到民主的可贵，当年若是人民处于主导地位，是不是这样的运动便不会出现现在这样“被迫”的感觉了呢？或许是的吧。不过此处我还有一个疑惑，似乎在知情斗争回城的过程中，从游行、示威、抗议等各种当代最普遍的公认民主行为都合法存在着，但潘先生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些。第五、腐败的催化作用。著作揭露的那个年代的腐败令我震惊，几乎达到了无可复加之地步。文革初取消高考后将层级推荐作为进入大学的标准，这一段潘先生有过详细的叙述，在这样的制度下导致的是高干子弟优势入学，更有送礼、趋炎附势、贪污的出现，甚至是学生的不学无术。此外，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都充斥着腐败，从疏通关系避免下乡，到选择相对有利的地点下乡，再到下乡过程中阿谀奉承巴结领导攀爬高位，还有想尽办法企图回城，一整个过程都是腐败的锻炼场，那些从党政机关领导到生产队负责人，都做着与自己宣誓不同的行为，极为腐化，看到这些不由令人感慨，原来这些状况都是一脉相承直至如今。按照潘先生给我的信息，我强烈的认为这些腐败状况破坏着整个运动，更令众知青所不堪。由是可见，腐败误国真是一点不假。
正是从潘鸣啸先生的著作中得到了许多启示，或者说产生了更多的困惑，引起了我的更大兴趣，于是有意找了一些不同资料参阅。这里我要再一次感谢潘鸣啸先生这部《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参阅更多资料的原始动力正是源于这部著作。或许是由于立场原因，我找到了大量不同于本著作的资料，这些资料与本著作不同的是并没有对上山下乡运动持否定态度，相反有大量资料显示出认同这一运动的倾向。根据这些资料并结合我阅读本著作前便持有的立场态度，我又得出了与潘鸣啸先生并不完全一致的结论。它们尽管与潘先生著作中的部分论点相抵触，但某种程度上确实解决了我上文提出的疑惑，它们现在完全被我所认同，我想现在是时候列举这些结论了。
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历程，邱新睦先生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中这样总结，“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革”中形成高潮，又在70年代末猝然结束。”这一点与潘先生论点一致，可见这是学界公认的客观史实。事实上，官方的观点是认为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被认为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萌发，此后，北京、上海等城市陆续出现青年下乡垦荒队，这些队伍都是自发组织的，潘鸣啸先生这部著作中并没有提到这一事实，但这一事实已经对潘先生的最主要论点“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掌握重要强制手段的政府强加于人民的政策”（上文我已经介绍过）产生冲击了。更令潘先生这一论点摇摇欲坠的是运动高潮时期即文革初群众对下乡运动的拥护场面——“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13000多名知青聚会，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新疆建设，在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贡献。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誓师大会召开。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证明运动初期受到拥护，那么请看下一条材料——“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1969年12月，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一年时，上海已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全体常委全部奔赴边疆农村。据197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在毛泽东主席1968年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国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当年年底为止，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到1200万。1975年当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这里我并不是要论证整场运动都是在人民的大力主动支持下完成的，而是要说明运动的初期并不是如潘先生所言的“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掌握重要强制手段的政府强加于人民的政策”，这里尽管政府是运动的牵头人，却并不是“强加”的，而是得到认同的，并且是庆祝中接受，就像青年上街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表”一样。当然，我也不必隐瞒，随着这场运动的发展，它显得越来越背离本来的目的、越来越令人无奈、越来越受到群众的抵制，在这一方面，我完全认同潘鸣啸先生在著作中将70年代初作为知青运动的“高潮中的低潮”以及70年代中期以后这场运动走向“没落”。很多消息都显示70年代初运动开始遭遇挫折，“1972年林彪事件和1973年李庆霖“告御状”后，在上山下乡背后的知青的苦难历程也不时通过一些会议渠道，小道消息在扩散。”“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决”。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从这一时期起，抵制愈发强烈——“云南知青出现了顺口溜：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原之风迅速在各地兴起。11月16日，丁惠民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第二封公开联名信，信上签名的知青逾万。其后，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参加了罢工。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华国峰、中共中央、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12月9日，知青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了云南全省。12月16日，请愿团从云南省景洪出发，次年2月27日到达北京。”直到走向运动的终结——“1980年5月胡耀邦等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8月城镇就业制度进行重大改革。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11月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管知青工作，以解决知青遗留问题。”对这场运动的发展我完全认同潘鸣啸先生的划分但是对运动的总判断上我的结论是与先生相左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一个政府强加给人民而遭受人民强烈抵制的行为，相反的，它在前期有着极高的认同。当然，不能否认，这些认同是与毛泽东的个人威信以及共产党的权威分不开的，那么政府的主观性究竟与运动的发展有着多大程度的相关性呢？这里涉及到的是运动的原因问题，我上文也列举了潘鸣啸先生这部著作中关于运动原因的阐述，我显然是不认同潘先生对运动原因的这番解释的。
潘先生提到了四个原因，第一是经济原因，认为政府在当年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使得许多青年就业得不到保障而作出了上山下乡的决策，但后文中潘先生又提到“当年的就业是完全可以满足的”，这里看上去前后矛盾的论述其实要说明的是政府从经济方面考虑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但事实上这些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其他原因得到解决。我的想法是经济原因促使运动的产生是毋庸置疑的，但促成运动也是不可避免的。上山下乡实际上是让青年下到农村，这对转移劳动力很有好处，避免城市劳力过剩很有好处。我们都知道，大跃进后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农业的严重受挫这引发了更大的问题：城市供应不足，农村生产不足，城市劳力过剩等等，当年的社会问题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为了纠正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持续３年多的失误，摆脱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两次扩大的工作会议和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3次会议主要是对“大跃进”以来的财政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提出了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和措施。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减少城市人口、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等六条措施。”减少城镇人口是克服困难的重要办法。当然克服困难减少城镇人口还不够，同时需要开辟更多的土地容纳生存，这就产生了中央号召开荒运动，于是青年下乡垦荒是个很自然的政策。同时，青年下乡不见得对缩小城乡差距不起作用，这些青年都掌握有技术，进入农村进入农场确实可以带来许多效益，这就好比近年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振兴东北、发展中部的政策一样，只不过西部大开发是鼓励自愿前往、振兴东北和发展中部是以投资为主体一样，就是拿美国十九世纪“西进运动”类比也是可以理解的，“西进运动”是政府通过奖励的措施鼓励人们进入，而中国“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国家有条件的情况下号召或者强制进行的，这里的差别无非是自愿与强制的差别，当代以及当年美国为公开强制或许应该考虑到能力不足这一因素吧。所以我这里要论述的是上山下乡运动从经济角度分析是一个绝对必然的行为，暂时没有证据表明当年不采取这一政策是可行的，潘先生这部《失落的一代》尽管提及，却未论证，似乎不可取。第二个原因是乌托邦的政治目标，第三是锻炼青年，第四是摆脱红卫兵难题及确立争斗，其实潘先生还涉及到了一点三线建设也就是国家防务方面的原因，认为当年国家做出这样的决策是要保存青年，不过这样的解释潘先生自己首先进行了一番批驳，可是这里我到觉得值得一提，我看到一位笔名“数学”的作者解释运动时用了这一观点，他说“文化大革命后期为什么党中央做出决定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很大的程度就是为了避免极有可能出现的核战争，因为核弹可以毁灭城市，却不能将乡村全部毁灭，因此将一些知识精英保存到农村就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抵抗的实力。当时的报纸上天天在登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决非空穴来风，实际上美军和苏军都已经在准备着对中国大陆的核战争，战争的特点很可能是突然袭击，最近的史料表明当年美军已经将核弹运到了台湾准备对大陆发射。那么实际的历史情况为什么核战争最终没有打起来呢？因为毛泽东的三线工业建设，深挖洞，广积粮的政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使得任何一方没有把握一举将中国大陆摧毁，在这种情况下攻入中国大陆只能是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且自己国土内还有可能吃核弹，只好作罢。”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应该值得潘先生重视。但是既然潘先生不愿将这一点归纳为主要原因，那我只好就潘先生认为的原因进行一点探讨。其实刚才所说的三者可以放到一起讨论，这三个原因乍一看是颇有道理的，但那也只是乍一看而已罢了。我毫不怀疑这三者对当年作出这一决策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与潘先生的指向显然不同。我首先不知道潘先生对乌托邦这一次是如何理解的，认为消除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本身是一个乌托邦或是在认为此次运动中这些目标是乌托邦显示出的信息是不同的，凭我妄加猜测，潘先生恐怕是认同前者的。对共产主义的实现持怀疑态度的人大有人在，但是真正论证了共产主义不可能性的却今昔未有也。若潘先生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他最好能出一系列著作推翻马恩著作以及两百年的人类实践史，若先生是认为当年妄图消灭差别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我也有反驳的理由。在当年如果企图进入共产主义显然是空想，是彻底的左倾行为，但据我所得到的资料似乎当年并没有这样的妄想，大跃进失败以后，国内掀起的是批评调查之风，对空想是嗤之以鼻的，尤其是大跃进中刘少奇的“跑步”政策更是遭受千夫所指，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说过：“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的认识如果大跃进期间还只有毛泽东等少数人认识到，那么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打消短期进入共产主义的念头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那个时候不见得会存在将进入共产主义作为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考虑。当然潘先生所谓乌托邦可能不是指进入共产主义而是消除三大差别，这两者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别，我的想法是那时减小三大差别的提法倒可能有。潘先生所谓乌托邦可能是指文化大革命所谓的“继续革命”，这似乎得跟大民主联系在一起了，我将在之后阐述。至于潘先生提到的第三点原因锻炼青年培养接班人我是完全同意的，党中央曾下过著名的论断“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１７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反映的是党对青年思想状况的不满，这似乎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号召知青下乡的想法，这体现在他的一个指示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女子，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些不正是表明国家有意以上山下乡运动锻炼青年吗？潘先生提出的第四个理由是毛泽东为了对付红卫兵巩固权力搞上山下乡运动，这个理由似乎很有说服力，人们能够找到大量的论据证明这一点，但我却对这个理由很不屑。人们找到的论据都是模棱两可的，敢问真的有不带猜测而得出了上述所谓第四个理由的么？显然是不存在的。这里的讨论必须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联系起来，很多人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权力斗争联系起来，就像这里的权力斗争一样，这当然是正确的，我也认为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种权力斗争绝不是某些人所谓的毛泽东为了个人权力即高层间私权的争斗而采取的行动（潘先生有意这么理解），相反的，我相信官方（当时的官方）所宣传的那套说辞——两条路线间争夺权力。这是很好理解的，大量揭露的资料显示，当时高层间已经出现分裂了，譬如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这的确是两条路线，我本来没有必要列举资料证明这一点，现在看来倒不妨简要引用几条“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毛泽东在《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修改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会见卡博、巴卢库时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对于文革的实践依据有“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党的代表团时说：“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剌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个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女士曾写过一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我上学期从校图书馆借来阅览，书里对两条路线的存在有着隐晦的承认：“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刘少奇认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政治上的主要敌人，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而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即使是当今的实践也能够证明两条迥然有异的路线之存在，君请看，三十年来，解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削弱和改变国营经济，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抛弃计划经济，推行市场经济，这些前三十年最引人注目的成绩渐次被抹煞，这还只是近三十年来实践着的，若参阅号称让人全面认识刘少奇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明眼人都能发现，当年刘少奇要做的就已经不止三十年来已经实现了的了。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显然是两条路线间的争斗，要论毛泽东为了实现个人权威，料想他也没有能力发动起这场革命。上山下乡运动同样如此，依我看，潘鸣啸先生把权力争斗引入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考察中是极为荒诞的。至于运动发起中有没有摆脱红卫兵的乱局掺入权力考量，到不能说完全排除可能性，要知道，文革初期造成的混乱，尤其是运动前三年即潘先生认为的真正文革发生时期红卫兵造成的乱象是确实存在的，这些乱象以红卫兵的混沌为表征，在这种前提下以上山下乡运动使红卫兵获得更大的成长一并缓和这种“天下大乱”是很有意义的考量。但这绝不是潘鸣啸先生笔下的毛泽东玩弄红卫兵，先是借着红卫兵推翻自己的政敌，再将红卫兵下放以解除反过来危害自己的后患之忧。其实潘鸣啸先生如果带着我上面所说的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带入到考察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历史事件中去一定不会再得出玩弄红卫兵巩固自身权力这一荒诞无奈的结论了，更令我疑惑的是，潘先生早在书籍前几页便已经点明了1976年后华国锋与邓小平是两条路线争斗，1978年后邓小平实行的“实用主义路线”下的改革开放与毛泽东的阶级路线是两条道路，这说明潘先生有把两条路线作为分析的方法，但潘先生分析上山下乡运动时却没有使用这样的思路着实令人费解。《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说：“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这些美国作家们都已经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认识中国历史，而一位号称参与过“五月风暴”的左派却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也没有领悟，可以说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
讨论完运动起因，这里涉及的是对运动后果的评说。潘鸣啸先生认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果是极其糟糕极其严重的，它造成的是国家的混乱、人民的利益损害、以及整整一代年轻人的青春韶华。我倒没必要彻底推翻潘先生的这番评说，显然我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注意到，潘先生在这部著作中从开头至结尾都没有对这场运动有过积极评价，也就是说潘先生对这场运动是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进行评述的，尽管著作最后一部分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谈起知青们对青春的追怀譬如p414提到的知青获得的成长体验，但这也被潘先生以如同人们怀念二战那样“怀念自己的青春”这样的解释所一笔带过，甚至，潘先生在解释知青们不愿全盘否定“上山下乡运动”不愿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认为原因是他们不愿“全盘否定自己的青春”。潘先生既然是几乎完全否定这场运动，我倒不妨提出自己的论点以证明这场运动有其积极意义以示回应。首先，这场运动对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缓和国内经济严峻形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大部分青年去农村“插队”当农民，也有一部分青年去农场、林场当工人，还有一部分青年到了“生产建设兵团”当上了“兵团战士”。所谓“兵团战士”，就是屯垦戍边，平时搞建设，战时能打仗。全国新建扩建了以知识青年为主的12个“生产建设兵团”。据197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有近1000万知青上山下乡 。也有的资料显示，知青总人数为1600万和2000万。正如号召下乡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所预期的那样，城市闲置劳动力迅速得到安置，这些劳动力安排到农村给农村带来了新风貌，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说到底还得依靠知识，依靠科学技术。可是由于我国的国力较弱、城乡发展不平衡、传统思维习惯和历史上不重视农村教育等多种因素，造成农村学校少、上学读书的人少，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农民则更少，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带来了农村发展的新文明，一篇文章曾这样列举“过去，农村很少有像样的厕所，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建议村里修了公用厕所；过去，农民是不刷牙的，个别爱干净的女孩子最多也就是隔几天用盐水、茶水漱漱口，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一些青年人跟着他们学，纷纷买来牙膏、牙刷开始刷牙了；过去，农民是不经常洗澡的，甚至头脏了也不洗，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一些青年人跟着他们学，从经常洗头做起，越来越爱干净、越来越讲卫生了。最重要的是，知识青年充满青春的活力，活泼、爱动、大胆，经常唱歌、弹吉他，把一部分喜欢吹拉弹唱的农民带动起来了，经常聚在一起搞文艺活动……”，这些都是对农村改变风貌的推动，谈到经济上的促进，有一篇《辩证看待上山下乡运动》的文章认为“北方某县的统计资料显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间，该县有六万五千五百九十七名初中毕业生，一万九千一百三十名高中毕业生回到本县。总共有八万四千七百二十九人，平均每村八十五人。这样多的知识青年进入农村社会，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人口的成分，提高了农村的人口素质。下乡回乡知识青年，有农村人口原先没有的知识、技能和勇气。他们不安于现状，敢于改造现状。他们认真地开始改造农村的面貌。许多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自己动手给村子里拉上了电，装上电灯，接上了有线广播。有了电后，许多地方开始了电力灌溉和村办企业，使农村的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青年受文革的锻炼，不愿盲从。他们敢于提问题，提建议，这些都是农村现代化所急需的品质。”其次，谈谈这场运动对知识青年的影响，潘鸣啸先生也提到了这些影响，只是他侧重于运动耽误了一代青年，尽管坦承青年人在运动中受到了教育，但潘先生认为这些不值为提。我倒想就这一点具体讨论一下。这场运动对青年的锻炼是多方面的，第一是认识农村，建立与农村的感情，这其实不言自明，上千万人上山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一呆几年，这不是一种对青年的锻炼，不是一种了解农村的做法吗？事实证明的确有大量的知青在下乡过程中了解了农村了解了社会，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上文说过，分析历史事件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上山下乡运动的运动年代是国家大力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这一提法至今也是正确的只是不提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农民紧密联合实际上也是使自己更好地融入农民中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也是对青年锻炼的第二方面，改造自身的思想，文革初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下了“资产阶级”的定性，这一论断正确与否并不影响我的引用，其实被贴了“资产阶级”标签的知识分子下到农村接受的是农民的教育，即所谓的再教育，这种教育是思想层面的教育，我们知道，生活在城里的青年人与农村人一样但是又不一样，不一样在这些青年人与农村人比起来生活更加优越、物质水平更加丰富、娱乐方式更加多样，没吃过什么苦，与农村人比起来以养尊处优形容不一定过分，前些天看了香港拍的一部讲述文化大革命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一位红卫兵在采访时说自己重走延安路，见识到了农村的贫穷，这体现的正是农村与城市的不一样，城市与农村地位不同也是一直就有，鲁迅《阿Q正传》里侧面反映了农村对城市的羡慕，比如阿Q从城市回来得到了全镇人的尊敬，再看上海人至今还会用“乡下人”表示对他人的鄙夷，这里面展现出的正是城市对农村的歧视，这种歧视显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存在的，这些青年身上也有所反映；但是这些青年与农民终究还是一样的，这一样就一样在“平等”二字上，生活在农村里的人并没有低人一等，只是社会造成了不平等，让这些城市里的青年人下乡接受再教育一方面纠正对农村的偏见，另一方面加深对农村的认识，同时可以在农民身上学会许多优良品质，提高自身政治觉悟，这些都是改造青年人的思想；第三个锻炼是青年人获得的人生体验，自从这项运动停止以来，许许多多的回忆作品发表出来，其中多数当然是知青对运动表达的不满，但正如潘鸣啸先生所说的，“没有人愿意全盘否定这项运动”，这项运动无疑给了这些青年一次丰富的人生体验，农村生活是很艰苦的，当年更是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作为一名城市下放农村的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会早有怎样的际遇，会忍受怎样的苦痛，但正是这些年轻时的苦头磨练了一代青年，正如一位当年的知青在《老三届——是社会的断层还是社会的脊梁？》说的“他们在各方面承担了重负包括国家转型对他们的又一次无情的冲击，他们没有像祥林嫂那样为损失而失常唠叨，也没有像九斤老太那样今不如昔地哀叹，大起大落的人生风雨使他们有了超强的承受能力和达观的胸怀，这不是生活在向钱看环境里的人所能有的境界。曾经沧海难为水，丰富的精神财富使他们活得坦然，他们大多数人把一切深埋在心中深处。”正是这些艰辛日子培养了一代青年的坚毅不拔，理性思维，也正基于此，才怪道当年的知青们都会讲出“无悔青春”这样的豪情壮语！潘鸣啸先生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埋没人才的事件，我觉得倒不至于。这场运动的本意正是让青年人受到锻炼，事实证明大量青年人确实得到了锻炼，如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先生正是出于知青运动，现在国家的中坚力量都出于知青运动，相反的，往往对运动咒骂最汹涌、最无厘头的正是那些不曾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好事者。孟子言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当年下乡中遇到的困难恰恰是青年一代的人生财富。我身为青年，若是再来一次这样的运动，我本意当然是不愿意，正如服兵役那样是不愿吃苦，但未尝不能理解这场运动对我自身的砥砺。
上段的论述我着力表明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作用，这绝不代表我有意全盘肯定这场运动，正如许多前辈们讨论这场运动时所说的——对这场运动要辩证看待——全盘肯定固然不可取，全盘否定更令人不齿——这也是我的态度。下面我想就一些潘鸣啸先生在书中隐晦表达——至少在我阅读书籍时强烈感受到的——一些对那个时代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潘先生的这些看法包括认为那个时代1腐败横行2党政高压3经济的低效。
我不认同那个时代腐败横行的说法，其实按照大多数人的说法，也就是一种公认说法，并且世界都公认“毛泽东时代是清廉的时代”，即便现在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认同他这一说法的文章，这些文章也都已“毛泽东时代真的没有腐败吗”这样的问句开头（这样的文章网上比比皆是，杂志书籍中不难发现），可见没有腐败这样的说法已是得到大多数人认同了。此外据统计资料显示新中国前三十年基尼系数只有0.18左右，这是真正的公平，甚至达到平均的地步了。怪道一位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这样说过：“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各种犯罪少之又少，清除了妓女、毒品、盗抢、黑社会犯罪、官腐等。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在那个年代一直在进行着与腐败作斗争的工作，从建国初两位大将的落马杀一儆百，再到一次次群众运动一丝不懈，三反中有反贪污，五反中有反行贿，四清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一打三反中有反贪污盗窃 等等，文化大革命时的有所谓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民主大辩论，这些权利的履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潮流席卷全球，群众天天上街游行批判，这是事实无法否认，也正是这样的社会状况促进了监督。我在寒假时曾与一名国企老工人交流，他给我讲了一个细节：那时厂里的领导处理业务时递烟过来是不接的，因为接了就是犯了私心，全厂工人都监督着领导，一旦有问题便马上大字报挂出名字。前几日我又在一部描述朝鲜的纪录片中听到了一位在朝鲜投资的中国经理的抱怨“私自增加工时会遭到工人的激烈反抗”，我有理由相信在当年人民的监督作用之行使，正如我在人民大学梁树发教授的演讲中听到的一句话“民主不能大”，所讲的正是群众运动的威力，在这样的监督下，潘鸣啸先生所暗示的腐败横行很难让人信服。至于潘鸣啸先生暗示的第二条“党政高压”，我更是不能接受，上文也涉及了群众运动的浩大，稍微了解一番新中国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到新中国前三十年是在群众运动中走过的，但恰恰是这样一番群众运动使得专制、独裁无法滋生，但或许是不了解前三十年历史的人太多了，现在居然有人会认为前三十年是党政干部掌握群众生死，这种看法足见他们的无知。事实上，在群众运动的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但党政机关无法掌握群众生死，甚至它们提到群众就担惊受怕，邓小平在80年代中央理论务虚会上讲话的开篇就说“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由此中可见当年的官民关系，其实我可以引用的例子还很多，譬如1967年文革时期武汉的7.20武斗，当年的两派正是为了争夺所谓的人民权力，这场运动甚至发生在毛泽东坐镇武汉时期。种种资料都会指向这样一点——文革时期是无政府状态，如果认为是政府机关掌握人民群众一切恐怕是很不合适的。于是，我认为潘鸣啸先生认为党政实施高压政策是非常不合理的，潘先生可能是指上山下乡运动是政府强制的，这没有丝毫问题，正如服兵役一样，当宣布上山下乡运动是义务之后，难道保障义务的履行不应该强制吗？
再来说潘鸣啸先生所暗示的第三点“经济制度的低效”。潘先生作为一名学者，却抱着一种不严谨的态度治学而作出当年的经济制度低效这样的论断，不由得令人大惑不解，因为事实上，只要列出当年的经济数据稍加比较便可彻底驳斥这样的谬论。这里我如果用自己的判断怕是可信度不高，就简单引用一些学者的论断来解释罢。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用详细的数据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他在《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说，“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时代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很多事实都令人们无法否认前三十年代的成就，我当然不愿意以有所指向的心理揣测潘鸣啸先生创作时所抱的立场，但假设他真的如此，他一定是要失望了。这里有一位学界怪才李敖先生评价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话语：“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一位美国学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差别时说：“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改革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这些成就正是在潘先生所暗示的“低效”制度下产生的，这套“低效”制度还促成了中国科技取得令人艳羡的成就，例如成功发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杂交水稻、大型喷气客机、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微电子、卫星回收、计算机、歼十启动研发、运十、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研制成功、CPU、汉字激光照排、复方蒿甲醚、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神5技术研发、蚕式导弹、“远望号”系列船等等，创造了无数第一，瑞士洛桑局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当时的科技竞争力全球排名第13，这些成就至今难以逾越。依我的观点，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取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已经不得不令人惊叹，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的国内外局势——西方封锁造成我国被“闭关”，起点低一穷二白等等——就不得不更惊叹了！敢问潘鸣啸先生，能促成经济发展这样迅速的一套经济制度，我们能认定它是低效的么？由是可见潘先生的立论毫无立脚之地！
这篇读后感写到这里，我也已经谈论完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了，其中也就一些与潘先生著作中展现出的我不能认同的观点作了些许回应。下面该进入本读后感的最后一个环节了——谈论一下潘鸣啸先生这部著作的写作手法。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这整本著作当然可以被认为是一部翔实的作品，潘鸣啸先生用简练、明快的语言把中国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描绘得有声有色，不失时机的犀利评点更是与作品浑然天成，我文章开头便把这部著作定义为历史性政治评论篇正是就其恰如其分的锐意评点而言的。但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总希望作品能够尽善尽美，作为一名对内容颇为兴怀的历史爱好者，拜阅大作更是有意犹未尽而生吹毛求疵，并且作为一名初生牛犊的风华青年，总是试图以批判的目光对待一切——于是，趁着潘先生大作尚在消化之时，也想不自量力的对这本著作陈述一番管见。下文我不再描述潘鸣啸先生作品的闪光之处是因为几句赞美之词并不能令著作增色丝毫，倒是试图进行一番指责反能对我自身有更高的约束，因而下文全为我的浅见。
首先，我想对著作的资料选择提出一番异议。潘先生在著作的开篇便介绍了著作资料来源，他在自序中说资料来自于“各种可能的访谈，大量阅读文字资料，从中国的报章杂志到知青文学，从官方的政令文件到西方学者的报道评论”，正文第7页先生特意开辟了一章节重点论述资料直接来源，他说这些资料“开始的时候，主要依赖口头资料”并且来自于在香港红卫兵的回忆“做了大量的采访”，“访谈过程半诱导式的”，并且“为了补充有关人士表达自己观点的口头见证，本书还使用了两种书面资料来源：公开发表的见证文学及文学作品。”“还借助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报告文学”还有“官方回顾统计资料”，间接资料来源主要是“在西方及中国台湾学者所做的大量研究”和大陆“部分研究成果”。这样的资料看似是全面的，这些资料似乎也足以支撑一部巨著的论点，但实际上，我认为，这些资料很不可靠。谈到直接来源，潘先生引以为傲的列举了自己进行了当事人直接访谈从而得出了结论，但这些当事人都来源于逃离大陆的原知青这就造成材料难免有失公允，尽管潘先生对此作出了辩解，认为那些当事人反而会“将阴暗面极力淡化”，然而我看来这种辩解是多么苍白无力啊，潘先生一句“不值得对这类说法作出最详尽的反驳了”实在是无奈之举，我预料潘先生一定是无法攻破这个自己看来也不能自圆其说的材料偏向问题。另外，潘先生明确点明了自己的间接资料大多来源于西方学者论文、当代大陆少之又少的论文以及一些报告文学作品，我认为这里取材实在是太有问题了，西方学者或许会少一些感情色彩做研究，但他们掌握的资料不见得便是全面的，他们只能以一些干巴巴的数据和形式上似乎合理的逻辑取材分析，这样的结论不见得是合理的，至于大陆的研究同样如此，这不是研究一场经济运动可以通过数据推导出来，这场运动的研究必须有大量细节的披露方可完整，而正如潘先生坦承的“官方的限制”，大量资料并没有披露，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十年盖棺定论”，理论上似乎现在已经可以对上山下乡运动作定论了，但实际上资料的封锁现在根本无法作出完全公允的判断。以知青文学作为资料也不尽合理，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知青们多是对本运动强烈反感的青年，他们的文学指向性是很明显的，其实我们引入上文说的“两条路线”的实践很好解释，当代反对知青运动是路线的主流，于是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发表。我们注意到潘先生引用了大量学者著作资料，但细想一番，这些学者间本身已是相互引用的，由此也就不得不对潘先生资料的客观性产生强烈的质疑。同时我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片面的资料架构下一定不会产生完全正确的结论。对于著作资料我还有另一方面的意见，潘先生在著作中对自己的几乎每段材料都注明来源，几乎每一页都有引用条目，但我发现这些引用条目多种多样，但观点以刘晓萌先生的著作引用最为丰富，这不由令人遐想连篇，此外著作的引用有些还不够明确，譬如第45页引用一段毛泽东的话“为解决人口过剩，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注明的出处是《毛泽东思想万岁》398页，我们知道《毛泽东思想万岁》有很多版本，页码也不会完全统一，只标出页码很难让人找到出处，如果注明了具体文章或是讲话则情况会有所改观。我相信这里绝不是潘先生断章取义而故意模糊，而应当是潘先生疏忽了。
其次，我来谈谈著作的内容逻辑关系。这里我想指出两点，第一，著作的逻辑上并不严密，往往一段材料得出的是似是而非的结论，第二，用词不尽准确，语言平淡无奇。关于逻辑的不严密，譬如第46页得一段描述“但事实上，知青们经常被大量的送去既不缺农村劳动力又不缺会读会写会算的年轻人的地区，……看来……目标的背后隐藏着某些更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这里的逻辑思路很流畅，把人的思路引向了政府下放知青有着经济目标以外的目的，可是这里潘先生突然话锋一转而向了“但是……领导人的脑子里还是想尽量利用知青的能力去开发荒地或者去搞农村现代化”，按照文法上但是之后的句子起了一个解释或者转折的作用，不过在此处却是不伦不类，似乎觉得前者为主后者可以忽略，当然也不能排除潘先生此处有意为之。再比如第221到222页上“对许多知青来说，不再农场和农村之间选择，而是在两三个不同地区的村子之间选择。……许多不愿意去较远地方的后来非常后悔，因为他们后来也决定要离开中国。当然，总是有最积极的年轻人，真的想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思想，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这一段着重说明了许多年轻人分配到远方后来得以离开中国，许多没有选择远方的很后悔因为也想离开中国，这里潘先生用的词语是“许多”，这给人印象是有大量，这个模棱两可的词语给读者带来的印象也许是大多数，可是潘先生在之后又笔锋一转用了个“当然”，不禁让人疑惑这个当然后面的与前面的相比究竟哪个数量更多呢？按照潘先生的写作手法下来显然我们会认为前者多，但事实呢，潘先生也没有列举，偏这又不是个可以轻易忽略的问题，可见这一个“当然”背后掩盖着多少事实啊！这一个词引起的逻辑上的混乱造成观感上的差异还不是著作文字的唯一不足，著作的文风缺乏严谨，语言平淡似乎是另一个问题，我所说的语言平淡倒不是说著作缺乏妙语连珠，而是意指著作没有起伏、一条思路创作完毕、用词总令人不可思议。比如潘先生总把一个段落的要旨置于段前首句，而文尾以一些单句结束，似乎往往一些不重要的内容便排在段末，像我上文所说的当然，其后似乎不是无关紧要的，但置于段末就容易让人忽视了。再比如第242页有一段“我们曾记录过，在广东省的一个贫穷村子里，干一天的活儿只能挣8分钱，而在黑龙江的一个富裕大队里，一天的活儿值1块7毛钱。……这些差距的产生和有无设立小型工厂也极有关系。”后起下一段“如果农民已经生活在贫穷之中……”这三句话讲了三个意思，第一是知青工资差距大，第二是差距与农村工厂是有关系的，第三则是农民生活水平与什么有关，前两者之间存在关系，但潘先生说了原因之后便没有了下文，令人觉得原因的解释极其突兀，似乎这个解释都是毫无必要的。后两者分属两个段落，二者更是毫无关系，两个段落之间也毫无起承转合以示过渡，着实令读者抓狂。当然这可能不能归罪于潘先生，因为这是一部译作，具体句子表述的匪夷所思只能向译者问询，此外，潘先生是一名西方人，他的思维方式、叙述方式也与我的习惯不同，因而个别句子的不舒适可能出于文化原因。尽管可能归于此，我还是要说明，著作中有些部分读着些许吃力，很多段落莫名其妙。
再者潘先生这部著作写作结构令我诟病。这本《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描写并评论了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潘先生的安排写作结构是这样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与终：知青政策的演变——上山下乡生活实录——社会上的抵制——总结。这样的写作结构安排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是不合理的，按照一般评析历史事件的普遍方法，都是有原因起到发展再到评价，这部著作正是这样的结构。但是，正如我开头所说的，潘先生的这部著作更像是一篇历史性时政评论这种状况下造成的就是评论有余，历史不足，可偏偏这部著作是要承担一定的记录历史的使命的，这从著作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来——这部著作用的名字正是一场历史事件的名字。我说的评论有余是著作大量的事件评论使著作处处散发着论文的特点，这导致的是历史不足，历史不足就是描写历史性不强，我在读这部著作时总不能对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大事件产生宏观的印象，而是处处得到一些启示，多是潘先生暗示的启示，直到自己查阅了更多的资料才了解了运动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潘先生这一结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评论服务的，介绍运动的动机时潘先生分成了“意识形态动机”“政治动机”“社会经济动机”三方面，之后潘先生便着力描写这些动机是什么而不是给人一个当时大背景的来龙去脉，这就使得读者读完了动机这部分，知道了动机有这三方面，却怎么也无法把这三方面联系到当时历史的大环境中去。同样的，对于运动始终也是如此，分成几个方面来介绍总是令人记住了各个方面的因素却怎么也无法联系起来，正如《结构系统论》作者所指出的，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绝不会是部分的简单相加，也就是说我读了潘先生的对当时运动过程的分析，了解了各个值得重视的地方，却怎么也无法了解事件的全貌。不过这里要比其他几者好的是潘先生这里用了编年体手法，相对会容易产生整体印象。相比之下，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总结部分结构安排是最合理的，潘先生以他尤为擅长的政治评论特长犀利评点了这场运动，把这场运动造成的结果用了四个小标题列出并写下了教训与经验，这一部分以这样一种叙述方式来撰写无疑是明智的，仅我的经验来看，读完这部分以后对这场运动产生了最直观的感受，对运动的总结也有了更实践的理解。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要论结构安排最糟糕的一块毫无疑问当属知青生活实录这一部分了，这一块记叙可谓相当混乱，完全丧失条理。表面上看，这里的写作按照了逻辑先后顺序，实际上描绘得毫无章法，比如讲述知青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潘先生处处都在写，大有重复描写之嫌，很多地方都是完全能够省下大量笔墨的，这里的描述本应当以一种逻辑顺序加分点集中描写，但潘先生似乎没有领悟到这一点，描写时简单分成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只字不提下乡生活具体做什么、有哪些实际活动，只让人觉得阅读完这一部分，除了知道了几个抽象得不能再抽象的“很”“相当”“当然”这样无力的副词以及“困难”“艰苦”“厌倦”等等苍白的形容词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对于知青下乡生活究竟如何依旧是不明了。仅此也罢，偏偏潘先生选材上也大有问题，他似乎选材时刻意带上了甄别眼镜，因此只有那些负面事件才会被光荣的选作资料出现在书中，即使没有浏览过本书的人看了这一部分的目录也不难发现这一点——“沉重的启程”，“物质困难与困顿”等等。按照常理，人们简直不可想象，难道知青在下乡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快乐吗？难道农民、知青、公社之间真的一直在极度对立吗？我想，这些答案都不会是肯定的，但有一点却绝对可以肯定，那就是——潘先生写作出现大问题了。
最后浅谈一番《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运用的写作手法。很显然，潘先生不论有意或是无意都确实是采用了春秋笔法来创作这部著作，这一点我在开篇便已经谈到过，这种手法的表征是寓褒贬于写作。对于学者而言，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个人的观点本就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我要说的是，潘鸣啸先生在这部著作中竭力强调论点的客观性，可是以这样的手法未免降低了其客观性，正如我国的《左传》，这部讲述春秋历史的著作站在鲁国立场上很多事件的判断总会让人怀疑其公允，通观潘先生这部著作亦是如此，我不得不以立场的观点来对待著作论点，也就是说正因为潘先生的这种手法，令我觉得他的所有论点都是在特定立场上得出的，于是我毫不迟疑的认为它缺乏客观性——这却是潘先生一再强调的。也许是潘先生将这种春秋笔法实践的太彻底了，以至于几乎从头到尾的论点都令我怀疑。譬如书的扉页摘抄了舒婷的一首诗，整首诗都抒发了对运动的无声控诉，也就是从这里，注意，我强调一下，从扉页开始——整部作品的基调便已经定下来了——我用一些形容词描述它——阴暗、屈辱、抗争、不堪回首、失落……这种基调下整部作品都显得灰暗无光，这种灰暗令人窒息，并且它体现在作品的几乎任意角落，譬如自序中的“种种遭遇”“失落的一代”“深深的烙印”，引言中阴阳怪气的“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言辞生硬的政治术语实例”这样的论断，随意翻到一页，如第26页“他们扬言要改造，甚至指手划脚，因此他们与农民，特别是与当地干部之间引发了大量冲突”，第271页“在上面描述的情况下双方是无可奈何地被拉到一起的。”……这样的暗含褒贬的句子随处可见，作为一部评论历史的著作，这样的大肆运用褒贬，甚至描述史实时也有所指向实在是学界少见，不过，以政治评论的眼光看待作者的本意这样的写法倒是可以理解了，只是，若是纯粹作政治评论，潘先生大可不必取一个让人有强烈了解历史欲望的词语作为标题，而完全可以像马基雅维利《论李维》这样的例举手法评论历史。当然，我也不能彻底排除一种猜测，就是潘鸣啸先生有意如此写，目的正是要在无形中将自己的片面论点潜移默化入读者的意念中，不过照本意我是不愿作这样的邪恶猜测的。
到了这里，我想我的读后感已经全部展现在上文中了，此刻，正所谓感悟者盖繁，然尽录者实寡，区区一篇劣作决不能完全展现我对潘鸣啸先生这部《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所思所悟，更不能展现我对潘先生的崇敬感激之情，也许潘先生以及这部著作只是个引子，我们更深刻的沉思正在更长远的未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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