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数学教师韦东奕在社交平台开短视频账号的事，引发了广泛关注。韦东奕的账号尽管只发布了一条时长4秒钟打招呼的视频，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吸引了2000多万人关注。
但是，仅仅是韦东奕4秒钟的出镜状态，引起了很多人的痛心与关心。视频显示，韦东奕目前几乎有半边牙齿缺失。
针对网友关心的牙齿问题，其家属对媒体表示，韦东奕牙齿的问题有很多原因，患牙周炎曾治疗多次，还要去医院检查。其堂哥表示，韦东奕开设账号是家人提议、本人同意的决定，主要目的是为防止恶意剪辑与造谣行为的蔓延。
有关媒体的报道消除了笔者的部分疑虑。因为笔者一开始就不愿相信是韦东奕本人主动出来开通账号，担心有人甚至有资本把他当作摆拍的道具和圈钱的工具。
根据以往关于韦东奕的各种报道判断，笔者认为韦东奕无欲无求、痴迷于数学的表现，是其本真性格的体现。
就像孔子称赞自己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样的人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在私有制社会也是非常稀缺的。
韦东奕最初走进公众视野，是因为他在一段探校采访中，一手拎着两个馒头，一手拿着似乎是反复使用的矿泉水瓶，穿着简朴、不善言辞，这与他拿过无数金奖的北大数学青年助理教授的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
网上曾有研究心理的人分析说，韦东奕可能属于典型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主要表现上社交困难或社交恐惧、兴趣狭隘，但智力也很可能是远超常人的，可能正是这样的性格成就了韦东奕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和成就。
笔者并不完全认同现代心理学的这种分析模式，笔者认为韦东奕的父母均是大学老师，这样的家境支撑了他对数学的兴趣与专注，成长环境决定了他更多地保留了人性中的天真、淳朴与善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韦东奕有着一颗金子一样的心。
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韦东奕的父亲已经去世，其母亲身体也不大好。从韦东奕的出镜情况看，韦东奕的日常生活起居，显然是缺乏护理和照料的。尽管韦东奕本人的工资、奖金水平并不低，但因为他对数学的痴迷、关注，日常很有可能处于高负荷（例如长期熬夜、久坐）的研究工作状态中。天才背后，往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专注与勤奋。
韦东奕在数学方面表现出来的高度专注，往往导致他在其他方面不感兴趣，例如物质享受、合理的营养摄入与作息管理等等。
对于韦东奕这样的对数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组织上理应在生活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与照料。
由韦东奕“半边牙”脱落的情况，笔者又想到了数学家陈景润。
陈景润
陈景润1933年生于福州的一个村庄，父亲是当地邮局的小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因为家庭比较贫困，性格孤僻，陈景润上小学和中学生经常被同学欺负，一度萌生辍学的念头。
幸运的是陈景润遇上了他的伯乐——北京航空学院创始人之一的沈元教授。解放战争时期，心向新中国的沈元教授滞留在福州，被请回母校福州英华中学教数学，同时兼任一个班主任，而陈景润就是这个班的学生。正是沈元教授在陈景润心中播下了“星星火种”，引发了这位“数学奇人”如痴如迷的兴趣。
沈元（左）在国产运10大飞机上
从此，陈景润发奋学习，并于1950年夏提前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1953年，大学毕业的陈景润被分配到北京四中当老师，不善言辞的他并不适合站上讲台，而且又患上了肺结核；时任厦大校长王亚南不忍数学天才被埋没，就把陈景润调回了厦大，专心研究数学。
1956年，毛主席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厦大数学系的师生们受到了极大鼓舞。时年23岁的陈景润满怀壮志，选择数论作为突破口，在老师们的指点下，集中力量，钻研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向科学的高峰发起沉雄有力的进攻。
那时的厦门处在“福建前线”，盘踞金门的国民党残部时常无端炮击厦门，甚至派敌机来骚扰。当防空警报拉响时，陈景润往往仍沉浸在数学王国中，直到民兵推开窗户、命令他撤离到防空洞；哪怕在嘈杂的防空洞中，陈景润依旧心无旁骛地继续着他的数论研究。
1957年，陈景润的《塔内问题》发表，引起华罗庚的注意，亲自跑到厦大，邀请陈景润加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1966年，陈景润在数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个革命性的突破性成就，那就是证明了“1+2”，该研究成果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经过进一步的证明和改进，有关该猜想的论文，直到1973年才写毕发表于《中国科学》杂志上。
1973年4月6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简报》第7期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对陈景润的成就评价是概括性的，并指出，此项成就将会在世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中央领导同志看到这份“简报”后，要求科学院“写一份较为详细的摘要”。
期间，新华社内参报道，由于陈景润长期痴迷于数学研究，过度劳累，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病魔长期缠绕着他，病情危险，急需抢救。
毛主席的妻子得知陈景润的事迹之后非常感动，在内参上写道：“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毫不犹豫地批示“要抢救”。随后，毛主席的妻子捐出自己的工资给陈景润治病，将陈景润送到了首都医院高干病房接受检查治疗，安排医疗小组专门给他会诊，最终挽救了陈景润的生命；之后，还专门派人给他安排了一套60平的住房，让他可以专心从事数学研究。
1975年 陈景润（中）参加了四届人大
1977年9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这篇“文学”堪称伤痕文学和“六个馒头与一个馒头”逻辑的鼻祖，“生动”地讲述陈景润如何受到迫害、研究受到干扰、处境如何艰难困苦，遮蔽了陈景润攻破哥德巴赫猜想的真实历史，掩盖了毛泽东时代重视科研工作的真相。
陈景润被组织关怀并不是个例。钱学森同志晚年曾经有一段讲话就是最好的例证：“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本事。没有本事，就是这个制度好，发挥了科技人员的集体作用。”
70年代末，很多人已经开始给自己谋利，而陈景润却把出国讲学的7500美元酬金全部上交给了国家；他结婚时婚礼特别朴素，家具都是旧的，还拒绝别人送礼，只收下了他最尊敬的华罗庚老师的保温瓶。80年代外界谣传不重名利、不善言辞的陈景润是“怪人”，陈的妻子由昆深感不平，她总对记者解释，“我觉得他很正常，他感情比一般人丰富，且明白事理，特别是他的心，象金子一样”。
90年代初，陈景润去福州中医学院疗养，与记者谈起了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问题。陈景润回忆自己中学、大学时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很苦；而自己的儿子由于生活条件好，未去过农村，不懂玉米、稻谷是什么。要让儿子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就必须让儿子到农村体验生活，磨练一下对艰苦环境的适应能力；让孩子常与工人、农民的子弟交朋友，将来才能对社会有贡献。
陈景润的这些家庭教育思想全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遗憾的是，陈景润之子不到16岁时，陈景润就因为常年患病而英年早逝，这些想法最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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