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的“公民社会”能够解救“大国之难”否？
——写在“通钢血争”激起各方反思之际
李宪源
1995年我回国时在上海所呆时期，与萧功秦住得很近因此能经常碰面聊天。记得那时他曾发一著名文章，主题是要“防止中国拉美化和软政权”；十几年过去了，他的警告和应对措施与建议，显然并没发生任何具有实质性效果与意义的什么作用。问题在于，搞社会问题研究与对策的人，不象搞设计的工程师或开药方的医术。所提对应方案或所开药方，如果其效不彰，通常可以找到许多客观条件与原因来为自己辩解，而很少认真审视自己原本思路是否哪里出了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萧功秦在《急诊室效应与大国之难》一文中，基本思路大致不变，却改成了要用“市民社会”药方来疗救中国基层社会“苏丹化”的最新说法。根据作者以往所开社会疗救药方之失败经验，对照吉林通钢工人抗争事件令人触目惊心的阶级矛盾和利益对抗激化程度，如果中国按他这类换汤不换药的建议设想和良好愿望，但仍然坚持中国必须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并按其倾心的“培育中产阶级”路子再走十几年，局势是否就会根本好转呢？我估计可能性极小。因为在坚持私有化、市场化的总体制度安排下，西方媒体起劲向中国思想精英们竭力兜售的所谓“公民社会”，其实无非就是资本力量背后资助操纵下，按照其显性或隐性的利益追求目标，由所谓的“非政府民间组织”NGO出面，来不断抵消所谓“大政府”的力量，进一步扩展“自由资本”的势力范围和利益追求，以实现资本财团以“企业专制”而非国家军队、警察、监狱等赤裸裸的政治专政模式，对劳工阶级实行更不显眼却更直接有效的统治操控、分化瓦解与经济压迫和政治打击之能力。熟悉西方社会运作内幕都很清楚，没有资本财团金钱资助的NGO，不要说难以获得有效社会影响力，就是要维持自身生存都成问题。而资本家们热诚出钱资助NGO的动机，以萧功秦先生的政治经验积累和所看重的“常识理性”去判断，必定也不难认识到：这绝非单纯出于争当慷慨施舍者的嗜好。
而以本人20年对所谓西方“公民社会活动”的第一手经验和长期仔细观察分析，发现它们也绝不是为“让老百姓在社区当中获得民主的训练”。最特出、最鲜明的例子，每当西方反华势力在藏独、疆独兴风作浪之际，西方社会一马当先跑在前面摇旗呐喊、紧密呼应配合者的行列中，一定有萧先生所青睐的“公民社会”之“中坚力量”在发挥重要作用，而几乎完全看不到“获得（良好）民主训练”的任何NGO组织，出面发挥任何坚持客观公正立场的正面作用。坦率而言，当我想象中国如果全盘扔掉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正面遗产，抛弃被精英们所垢舌却已深入许多民众血液的“国有情结”，当中国社会总体上虽然不是由声名狼藉的“先富新阶层”、却由这一阶层资助的大批“公民社会”人士们，来呼风唤雨摆布一切的时候，神州大地再次陷入深重战乱劫难的时候，也许就迫在眉睫了。
而当今西方高度成熟型“公民社会”根本束手无策与无法解决的更为致命问题是，马克思当年早就料定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累积和必然爆发的当今全球性严重金融经济危机，已把占有优势利益分配地位之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大批中产阶级人士，（尚且）不可阻挡地无情打入了低收入阶级的贫困行列。萧功秦津津乐道的“发展公民社会”之“制度创新”，即无法有效防止制约资本贪婪逐利本性引发金融经济危机，更无法治理应付这类祸国殃民的资本主义痼疾。对于几十年如一日所寄托的梦想，即通过大力培育中国中产阶级实现中国社会成功转型之不二路径，在被全面纳入世界“血汗打工仔”经济地位的中国，是否纯属遥不可及的充饥画饼？需不需要来个重新检验和深刻反省？
再从另一方面看，说穿了，萧功秦深恶痛疾的所谓“苏丹化”现象，乃是在中国特定国情条件（即无法主观随意变更之客观“路径依赖”）下，曾经长期一意孤行实行“非科学化发展路线”必不可免的结果。如果基层不形成盘根错节的家族血亲权力网络，那些年中不断“喂肥少数、剥夺多数”的种种良机妙策，面对(经过文革“预演”而跟苏东缺乏政治经验和斗争锻炼不堪一击之工农级截然不同的)中国底层大众之强烈反抗，就恐怕一天都难以为继、无法进行下去了。
因此，以个人无法确信之浅见，或许不是对基层情况相当了解却又“求稳怕乱”和左右为难的上面，根本看不到或不愿下功夫扭转使作者忧心忡忡的基层“苏丹化”现象，而是上面在诸种选择和打算承担何种近期与长远后果方面，特别在敢否承担必要“社会震荡”，跟所谓“非科学化发展路线”彻底决裂以根本性解决中华民族所遇空前危机困境方面，或许还没达到痛下决断的程度。或者换一种更为精确的表达：是坚持“改革开放”初衷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坚决扭转“改革总设计师”晚年忧心之严重弊端，还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哪种选择可能导致的社会震荡会更加暴烈、更加难以承受？
我劝凡具思想良知之思想朋友，不管左、中、右，均能从具体可以操作层面和愿为中华民族分忧解难之角度，一起来思索中央高层必须面对的、“中国应该何去何从”的上述“选难”；而不要单纯从道义立场或特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出发，发表不负责任的观点言论。
附：
萧功秦：急诊室效应与大国之难
2009-7-27 来源：南风窗 萧功秦
记得10年前，在戊戌变法100周年的时候，笔者提出过一个观点：中国要特别警惕出现“急诊室效应”。
什么叫“急诊室效应”？当长期不改革，一个人变成危重病人的时候，送到急诊室，医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必须动大手术，不动手术这个人就要死了，因为病太重了。另一种意见说病人抵抗力太弱了，不能动大手术，一动手术他就要死了。动手术也要死，不动手术也要死，两种意见都对，但这两种意见是一对悖论。
第一种我们叫做激进派医生，第二种叫保守派医生。激进派和保守派都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都无法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困难。要避免这个问题，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但从这10年的形势看来，笔者当时的担心不幸应验了，心中怎不怅然？
由于存在较多社会不公问题，动不了手来解决，社会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对立情绪严重。现在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两年，受经济情况影响，政府陷入两难之中。一个邓玉娇案最后变成一件影响力巨大的事件。如果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对公民社会的发育多加关注和引导的话，问题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从政府的角度去考虑，要承认公民社会，首先出现的会是对立性组织，但是不走这条路的话，又很危险。这是一个两难。另一个两难是政府对官员的约束能力非常弱，第三者又发挥不出多大作用。
笔者和“危机派”的观点还是有差异的。总的来说，这些年发展还是不错的，国家的力量和组织能力还很强，中产阶级发展也比较快，整体上谁也不希望大乱，民工也不希望乱。没有谁希望成为绝望阶层，这是个好事情，说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识还是存在的。适当进行政府改革，把严重的问题缓解下来，还是有可能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小船好调头，大船很难掉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充分理解它的困难，给政府更多的时间。说实在话，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苏联模式的代价太大了，事实证明，苏联解体之后，社会没有因为建立民主政治就安定下来，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地方“苏丹化”
笔者始终无法理解的一个现象是，县一级的公、检、法的经费完全是地方供给的，也就是把地方的公、检、法完全置于县政府的手里，一直没有分开。
这是一种最落后的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都知道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巡按使、监察使这些巡视地方、监察地方的官员，其官薪和任免都掌握在朝廷手里，它是一个垂直的系统，和地方完全没有关系，才能够超越地方利益，发出正确信息，进行有效监督。古人早就注意到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能解决？为什么难度就那么大呢？而且要改变这个事情的时候，在地方遭到的反对声音就越来越大，地方政府觉得，自己掌握这个权力实在太重要了。
这是很明显的，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他要干一件坏事情，他会找黑社会去做，因为黑社会有求于他，黑社会搞砸了，他让公安去解决，公安解决不了，让检察院解决，检察院解决不了，让法院去解决。他有四道关口，这是多么大的安全系数。实在解决不了，他下面还有保底，上面还有保护人。这种结构可称作“比附网结构”。公检法成了“比附网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笔者记得，改革初期中央领导已经注意过这个现象。有一位领导人说，我们县委里面近亲繁殖现象已经很严重了，有个笑话说，县委开会，一个常委说，“俺同意俺二舅的意见。”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30年了都没有解决，反而盘根错节，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地方“苏丹化”现象。
“苏丹化政权”是一个政治学术语，指政权的权力运作是任意的，官员把自己的管理范围当作私产，利用一种朋党的方法进行统治，形成比附网结构来自我保护，从而导致非法行为的收益极大、成本极低、风险极小。这种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更加明显，因为它的机会更多。解决这种情况，在西方很多国家有一些有利的条件，比如法治约束、公民社会、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但在中国都不具备。目前我们正在受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困扰，反而形成了一种尾大不掉的局面。
一个生意人曾对笔者说，现在共产党的官员是历史上最好的官员，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现在官员想的都是招商引资，想的是把企业拉过去发展当地的经济，他说共产党执政之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能够把当地的经济搞上去，是多么好的事情。整个行政部门完全动员起来了，要见一个县委书记，当天就可以见。笔者在台湾的时候，也有台商跟我说，中共搞起经济来，也像野战军一样，联合办公，图章一气敲过来，速度之快，是前所未见的，怪不得经济发展这么快。
这当然也是两面刃。因为高效率的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谈判地位很低。权力很大，效率很高，干好事容易，制度跟不上的时候，人皆有之的幽暗面、自私心就有很大空间自行其是。但还是有机会保证效率的同时限制其负面效应。比如资产评估权，如果能够公开，可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明明是3000万的矿山，你100万就卖给人了，如果是一个比较公开的环境，根本拿不出这个方案来。现实中却“大呼隆”，一下子开放资产评估权，马上就造成大量的腐败。一窝蜂，不这么干的倒成了傻瓜。
几年以前，笔者碰到一个大老板，他说，我都不好意思，国有资产评估然后卖给我们，实在太便宜了。他拿到这些好处，当然要分给那些官员。当时的决策显然有问题，其实并不是必然要走到这条路上来。当时有机会做得更好，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大跃进”，不要一下子铺开来。
在一个公民社会或者说传统的市民社会极度缺乏的环境里面，市场经济将会极大地刺激地方保护网的形成。现在改革的难度真的很大。
“白老鼠过迷宫”
在常态下，官僚文化的特点是喜欢平庸。官僚对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它是秩序的建构者和执行者，我们那么需要秩序，所以官僚不可缺少。
但是中国处在过渡时期，又需要一种创新精神。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官僚某种意义上有一种特殊的反淘汰机制。其特点就是要把有棱角的人去掉。所谓的官僚病，就是指它喜欢平庸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创新的时候，官僚文化难以提供这种创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绝地反击的时候，官僚体制才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人物，但那个时代一过去，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任何转型都是不完美的。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会出现一个腐败和两极分化的“事故高发地段”。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都是它们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但是它们都解决了。中国也应该从历史上看到信心，以试错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制度不能靠在头脑里凭空设计，制度设计是一个试错的结果，笔者比喻为“白老鼠过迷宫”。白老鼠要走出迷宫，它的智慧是不够的，它的信息也是不够的，它不是预先设计出一个最佳的走出迷宫的道路，它是在不断的碰撞当中，找到一条走出迷宫的道路。这就是试错。
中国的政府应该特别容忍有试错的机会，通过试错来解决问题。不允许试错是不可能凭空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关键是试错的机制要发达；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弹性的考虑，而不是用简单的一刀切的办法来限制别人。
但眼下试错的动力在递减。改革之初，两个劳动力的工分还不如一个鸡蛋，已经走上了一条绝路，那时候的改革是绝地反击。而今天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的动力在递减，加上社会渐入小康，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民间力量参与政治进程、推动改革的能力也在递减。
中国的老百姓从小接受的是革命文化的熏陶，没有懂得谈判的可能性，一旦和政府发生对立，就是你死我活，逼得政府没有退路，不得不用强制手段，越强制反而越强化民众的道义感。为什么多年来就这样？因为你没有试错机制，意识形态创新能力薄弱，没有任何新的话语。
找回常识理性
笔者提倡一种常识理性和世俗理性，也即超越意识形态的、超越教条的思考方式，它追求一种合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以达到一个有效的目标。常识理性能让人们摆脱愤青情结，形成健康的民间制衡力量。一旦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就会形成一个有力的制约。
这种常识理性是中国所缺乏的。包括现在的“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当中，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影子。后者假定西方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之所以搞不好，就是没有按这个制度办事，把这个制度变成了一种信仰。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是怎么产生的，它需要哪些条件，为什么落后国家实施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很多失败的例子，都不考虑。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意识形态思维。前者的问题同样严重。
重新梳理100年来的历史需要常识理性。为什么清末新政失败？为什么立宪运动失败？为什么辛亥革命失败？为什么袁世凯的威权政治一度能够保证社会秩序，最后还是失去了控制？为什么红色革命一度那么具有凝聚力，最后会走向极左的道路？根据当时的条件、环境，从常识理性去梳理这些问题，这种梳理反过来有利于理解中国当代问题。
理解现实问题也需要常识理性的帮助，不要走到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怪圈。中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重建公民社会。从历史上来说，所有的国家、民族，古今中外，都存在中间的社会组织，民众在社会中间组织中受到规范，由这个中间组织来和官府进行谈判。在中国古代，有宗法组织、有士绅阶层，在近代有公民社会，有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都是有一个中间组织。
中国当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1949年之后，所有的中间组织都取消掉了，只有政府和民众的结合。民众生活在一个党的基层组织里面，没有一个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为什么没有跟上来呢？可能政府害怕这个东西形成对抗政府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发生问题，政府面对的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的个体。这种个体一旦受到某种力量的诱导，就会走向对抗。
这就是笔者现在比较担心的情形。中国要避免民粹主义的前景，眼下比较好的办法是让老百姓在社区当中获得民主的训练。老百姓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获得民主的经验，才能够在未来的政治生活当中，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力。
公民社会的发育，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正面意义。尤其是在汶川大地震时，很多公益组织都存在并且有效地运作了。政府对此还有很多疑虑，但砍掉有形的组织，砍不掉无形的东西。不让它存在，黑社会和地下宗教组织就会来接管、整合这种力量。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很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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