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伊始，我们再次来到阔别不久的山区农村，除了例行的参与观察和具体项目实验活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考虑是适逢一个村庄的庙会，这个时候到来可以感受一下农村的春节风情和文化特色。
到达目的地当天我们就来到庙会所在地，亲身体验到了所谓的“乡土气息”，各种小商品琳琅满目，观看演出的群众熙熙攘攘，最赶到庆幸的是明显地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外来的客人丝毫没有引起当地群众的特别关注，这样可以方便我们更加真实地体会乡村文化的特有之处。傍晚村支书向我们热情的介绍了庙会的由来——离本村20华里远的小山上建有一座神庙，并且传统上一直由该村拥有和管理，为了方便祭奠山神，后来村里又在附近的山沟里另建了一座神庙，把山神“请”下了山。文化大革命时山沟里的新建庙宇被焚毁，改革开放以后，群众恢复了祭奠山神的传统，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之后都要把山神请到村里（搭造“陵棚”式建筑供奉神龛，贴出巨幅对联，焚香祈祷，并派专门看护），还举行隆重的庙会以作纪念，由于已经形成了传统，群众对庙会的举办都很积极，每年庙会上邀请戏剧团演出的费用大多都是村民根据各自的经济条件自愿捐献的。
晚上我们去观看戏剧演出，恰好是单独的歌曲演唱和东北二人转，次日戏剧演出才继续。流行歌曲和改革开放前的革命歌曲交错登台，着实让人感觉难以辨别眼前的时代，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多元文化现象了；等二人转节目表演开始以后，我更是感觉难以想象这是在传统文化浸润的偏僻农村发生的现象了，演员麻辣的挑逗语言和猥亵的行为姿势不能不让人想起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大家仍旧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但依据我对农村乡亲的了解，这掌声绝对不仅是对演出技艺的称赞，至少不代表所有人甚至大多数人的真正满意。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也许并不具备什么特殊的代表性，但至少还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我的心理尚且感觉不是十分的自在，何谈那些在儒家文化主导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长者呢？从这里我联想起一个名词——文化变异，如果说社会文化的继替体现的是一种稳定性，那么这种变异就应该代表着我国农村文化的变动性。
之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带着“文化矛盾”的疑问观察着各种社会现象：这边是威严的神龛和焚香，对面就是无所顾忌的胡来演出；刚刚跪拜祈祷山神的慈悲，转身便大谈“挣钱才是硬道理”；自愿捐献千元人民币邀请剧团演出，以恭贺山神的到来，却立即贴出红纸布告宣传自己的功德，以巩固在村民中的地位和权势……面对这一切逻辑上已经矛盾的现象，也许很多人都可以给出貌似科学的解释，比如有种观点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对自我利益的考虑，这种矛盾只是现象，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都体现出了所谓“理性人”的假设；还有的观点是：人的行为都是权宜性的，不存在固定的行为规律，文化现象只是一种符号的载体，其意义是人为建构和塑造的，所以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仅仅是下结论的人自己的错觉。我带着这些疑问继续思考，也继续观察。
几日后我们转战另一个村子居住，还不时前往第三个村子了解情况，我仍旧关注着自己认为矛盾的现象。走访村民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干群关系的紧张状态，多数的村民抱怨村干部的不端，而一年前的选举这些干部都是高票当选的，选举自己不满的人去当自己的领导？以我的认识这又是一个矛盾，一个政治文化和心态的矛盾，因为按照分裂和不团结的现实，选举的结果应该是选票的零星分布，即使不是每人一票，也应该是集中在一大些人身上而不是少数人身上。采用“理性人”假设的解释，我发现多数人并没有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样的解释不符合现实；采用“符号文化”理论的解释，那么人们都是随便根据感觉投票才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似乎也不是很有说服力，因为很多人都不想把自己看成没有理智的人。于是乎我自己提出新的答案：人们在剧烈的社会文化变异面前已经难以驾御新的外部环境，文化的自发革新和人的心理结构震荡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理性能力的分裂，一方面是期望中的目标主导着人的态度，另一方面是现实的可操作行为主导着人的决策；这样就形成了低水平的理性行为，即尽管仍旧是理智的人，但其行为决策的余地把它作用的范围大大地限制住了。
文化变迁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但为什么在当今中国的广大农村表现出如此多地矛盾现象呢？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文化发展历史相比有许多的不同，欧洲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催化剂，尼采宣扬的“上帝已经死亡”的哲学信念是西方“个性自由主义”的先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是现代化反思的基本依据；从总体上说西方社会文化变迁存在着一个大体的路线，迷茫主要是关于未来的，而当今的中国文化变迁却不仅体现出了形式上的对立，而且表现出了本质上的冲突，在现实和未来方向两个维度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民主的向往和对开明政府的心理寄托，对自由的展望和对礼教的尊敬，对财富的疯狂追逐和对信仰的盲目宠信，这些无不展示了当今中国农村文化变迁中的逻辑冲突，这些冲突绝对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容易解释，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我之所以把当今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称作“文化变异”，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转变不是常态的，而是特殊情况下各种复杂因素不适当组合导致的扭曲性转化，这与物种演化中的突发性变异有很多相同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文化可谓根深蒂固，其典型的对立性文化形态应当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但我国没有经历一个自由竞争和宪政制时期而直接进入了马克思主义规划的社会文化形态，这就导致了文化相对于物质现实的超前性，社会提倡的文化规则于是成为了虚幻的自我欺骗。一旦在理论上处于高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大众中失去威严，来自传统和现实的双重压力便同时到来了：在社会层面上体现为封建礼教的形式化复兴、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思潮滋长和对人生价值给予高度关注的长远性哲学化反思三种文化现象的并存；在个体层面上体现为对传统信仰和规范的留恋、对经济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寻找幸福生活真谛的期望三种矛盾心态的并存。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价值观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不适应导致了社会整体的不平衡和非常规演变，文化首当其冲地表现出“变异”的特征。
总之，我认为当今中国农村的文化冲突现象是一种无奈和混乱的情绪，而不是简单的人类理性行为的结果；是社会整合不力和结构失调的表现，而不是社会个体人为制造的产物；是一种非常态的局部效应，而不是必然大规模发生的社会现象。调节文化冲突的根本不在于空泛地提倡一种新的价值观和信仰，而在于重建社会经济体系和政治权威，只有基于实践活动和效果的文化运动才可能是成功的。文化的变异产生于文化演化序列的混乱和社会结构的不协调，那么寻找良性文化循环的路径就在于探索文化精神变化的规律，实施社会政策的改良，在不断地探索和启蒙中引导民众走出文化迷雾，奔向健康理性的文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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