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遗产以及自由主义的继承

亚当·斯密的遗产以及自由主义的继承
 

 作者：巡夜人

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到现在，《国富论》仍然有着众多的读者。毋庸质疑，亚当·斯密的著作，在未来仍然将会有众多的读者，有重要的价值。同样毋庸质疑的是，在他的著作出版后不久即出现的关于他的思想的争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仍然将会以各种方式持续下去。和两百年前一样，是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还是将其庸俗化，这两者之间，还将有种种的斗争。所不同的是，在正确的道路早已经阐明的今天，这样的斗争已经完全丧失了纯粹学术的意义，而越发成为意识形态的角逐。
　　
　　
　　一、自由放任是亚当·斯密的遗产吗？
　　自由主义者对亚当·斯密的兴趣，当然来源于“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论断。一点也不奇怪，许多自由主义者，宣扬着“回到亚当·斯密的传统”，也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否定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意义和作用，宣扬私有制和私有化，否定公有制。自由主义者自豪地把这些观念上溯到亚当·斯密，为自己的思想寻找着历史渊源，把自己与这位最知名的经济学家联系在一起。
　　确实，亚当·斯密说起过“看不见的手”，作为他自由放任的理论依据。但是自由放任的思想，却并非由斯密肇始。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之前曾经游历过法国，在法国结识了重农学派的理论家。马克思指出，斯密深受重农学派的影响，甚至在他反对重农学派的时候也鲜明的表现出来。最早提出自由放任思想的，并非斯密，而是重农学派。在重农学派看来，农业劳动是唯一“生产的”劳动，农业是唯一生产的产业部门，其余所有产业部门都只是改变物质形态，并不创造新的价值，只是参与分享农业创造的价值。因此，重农学派认为，对工商业的税收和干预是不必要的，有害的。因为，第一，由于农业才是真正的、唯一的生产部门，加在工商业上的税收，实际上最终是由农业部门支付的；第二，任何对工商业的干涉，导致其成本、费用的增加，都会使工商业产品价格增加，使农业部门支付更多的产品购买工商业产品。所以，重农学派最早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马克思指出，这与其独特的生产理论是密不可分的。熊彼特也说，“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实际上当然都可以追溯到他[指魁奈]那里。”斯密的自由放任的思想正是来源于重农学派。
　　可见，如果“自由放任”真的是什么传统的话，那么传统的源头在重农学派，而不在亚当·斯密。21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的理论武器的源头在法国，重农学派，而不是亚当·斯密。自由主义者认错了祖宗，这除了反映他们对经济学史的无知、对经济思想了解的浅薄之外，还能反映出什么问题呢？
　　还能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自由主义者的贪图虚荣和避重就轻。亚当·斯密比重农学派要出名得多，拿亚当·斯密做招牌当然脸上更光彩一些。这倒也符合自由主义者一贯的虚荣、浮躁作风。虽然哈耶克在整理经济学历史文献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当今的自由主义者对深究历史和现实毫无兴趣，唯一令他们兴奋的就是到处宣扬他们的“自由放任”的教条。如果《圣经》、《古兰经》或者《大悲咒》里有这方面的暗示，他们一定也会成为狂热的教徒，当然，是仅就这方面内容而言。此外，重农学派的神秘性质，它关于农业生产重要性超过工商业的思想，当然是不受自由主义欢迎的。对于自由主义这一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来说，贬低工商业的价值绝对是不共戴天的行径，他们当然无心也无力从中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来。
　　反映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亚当·斯密的思想。虽然“自由放任”的思想并非由亚当·斯密提出，但是“看不见的手”的确实是他的贡献。但是，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第二章《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中，当亚当·斯密论证“看不见的手”时，他关于资本经营的逻辑是相当混乱和幼稚的，与当今时代的经济现实相比较，也是相当陈旧的。亚当·斯密说，“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而看不见的手之所以能够引导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发的目的到达增进了社会利益的结果，是通过这样一个规律的，这个规律叫作，劳动价值论。在斯密看来，市场价格必然围绕着“自然价格”上下波动，而自然价格，或者说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亚当·斯密正是借助这个规律，才说明了看不见的手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能够使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发的人达到增加社会福利的结果。而劳动价值论？这是自由主义的死敌，所有自由主义者，对此都保持缄默，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自由主义者对着“看不见的手”高唱“哈里路亚”，同时，对在斯密那里使“看不见的手”成为合理的唯一内容视而不见，这是非常典型的自由主义作风。
　　顺便说一句，亚当·斯密的关于“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的说法根本上讲是不正确的。对于亚当·斯密来说，他整个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证完全是错误的。如果说当代自由主义者应该到重农学派那里去认祖“自由放任”，那么，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当代经济学的论证，他们最好还是到瓦尔拉斯那里去寻找源头。特别是，考虑到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市场还可以称为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的话，当代市场经济离自由竞争的天堂是越来越遥远了。自由主义者似乎并不打算考虑这个现实。如果无条件的空谈“自由放任”，那么他们不如说“自由放任”的源头在杨朱，“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如果他们对亚当·斯密的论证错误视而不见，对他的劳动价值论又避而不谈，那亚当·斯密的所有贡献就都成为了荒谬的胡言。
　　
　　
　　二、亚当·斯密与劳动价值论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第二章《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中，亚当·斯密说，“以高关税或绝对禁止的办法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够生产的货物，……这种国内市场的独占，对享有独占权的各种产业往往给予很大的鼓励，并往往使社会在那情况下有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财转用到这方面来，那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办法会不会增进社会的全部产业，会不会引导全部产业走上最有利的方向，也许并不是十分明显的。”
　　斯密的答案是不会。他论证到，“社会全部的产业决不会超过社会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任何个人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数必定和他的资本成某种比例，同样地，大社会的一切成员所能继续雇用的工人人数，也一定同那社会的全部资本成某种比例，决不会超过这个比例。……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雇佣工人人数是否与社会资本必定成某种比例，这不是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地方，不去谈它。为什么“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呢？
　　首先，“第一，每个人都想把他的资本投在尽可能接近他家乡的地方，因而都尽可能把资本用来维持国内产业，如果这样做他能取得资本的普通利润，或比普通利润少得有限的利润。……在利润均等或几乎均等的情况下，每个个人自然会运用他的资本来给国内产业提供最大的援助，使本国尽量多的居民获得收入和就业机会。”
　　显然这样的观点过于陈旧了，如果说它不是一开始就不正确的话。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的流动，早已经超越了斯密时代，一切都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斯密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第二，每个个人把资本用以支持国内产业，必然会努力指导那种产业，使其生产物尽可能有最大的价值。劳动的结果是劳动对其对象或对施以劳动的原材料所增加的东西。劳动者利润的大小，同这生产物价值的大小成比例。但是，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
　　显然这个观点也不正确。利润最大化，与产量最大化和收入最大化完全不是一回事。利润最大化，在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相等时出现，而一般说来，这都不会是产量最大的点，更不会是收入最大的点。
　　这样，亚当·斯密的两个论点都不正确。所以，他下边的著名结论，也就不能从他的前边两个论点中得到支持：
　　“但每个社会的年收入，总是与其产业的全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恰好相等，或者无宁说，和那种交换价值恰好是同一样东西。所以，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
　　我们不去分析这段话中的错误（比如，“每个社会的年收入，总是与其产业的全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恰好相等，或者无宁说，和那种交换价值恰好是同一样东西。”马克思对这个错误有着惊人的兴趣和耐心，在《资本论》和手稿中做了不厌其烦的分析和演算。）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一点，亚当·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的两个论证都是错误的，可是什么是“社会的利益”呢？他所说的“社会的利益”，就是“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那什么是“生产物的价值呢？”
　　亚当·斯密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他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固然，究竟是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还是买进商品的活劳动量，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密一直动摇不定，但是毕竟都是劳动价值论，而且如马克思所说，“斯密凡是在发挥他的论点的地方，实际上甚至不自觉的坚持了商品交换价值的正确规定，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
　　所以，亚当·斯密的“社会的效益”是与劳动价值论直接相关的，或者说，是用劳动价值论来衡量社会的效益的。对此，自由主义者默不做声。亚当·斯密说的“社会效益”甚至不是最大产量，最多的使用价值，而是“生产物具有最大价值”。而且，亚当·斯密在谈到“社会全部的产业决不会超过社会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的时候，他进一步的具体的说明是“任何个人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数必定和他的资本成某种比例”。所以，斯密把雇佣工人人数作为了衡量社会产业发展程度的标准，或者用后来的经济学的用语说，就是，充分就业。可见，在亚当·斯密的思想里，社会的效益，根本在于劳动的利益。他只是相信“自由放任”可以客观上促进劳动的利益，“自由放任”，并不是目的。“看不见的手”，始终只不过是一只自私自利的手，斯密看重的，并不是这只手。
　　亚当·斯密把资本留在国内是为了充分就业，虽然他的想法过于天真，可是和老谋深算的自由主义比起来，还是要诚挚得多。
　　劳动价值论第一次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完整的阐述。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最后，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价值论得到了全新的科学发挥，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是亚当·斯密的传统，自由主义者似乎并不想继承。
　　
　　三、亚当·斯密与剩余价值论
　　对于接受劳动价值论的人来说，剩余价值论就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结论。亚当·斯密也不例外。
　　是的，亚当·斯密也持有剩余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当然不是马克思最早提出的，马克思的功绩在于第一次科学的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规律，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已经明确的直截了当地把地租和资本的利润称为纯粹是工人产品中的扣除部分。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六章中说：
　　“一旦资本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其中某些人自然就利用它使勤劳者去劳动，向他们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出售中，或者说，从这些工人的劳动加到那些原料价值上的东西中，取得利润……工人加到原料上的价值，在这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在原料和工资上的全部资本的报酬。”
　　稍后，他又说：
　　“一旦一个国家的土地全部变成了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也象所有其他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取地租……工人……必须把用自己的劳动收集或生产的东西让给土地所有者一部分，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就构成地租。”
　　其次，斯密在第一篇第八章中说：
　　“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对工人在这块土地上所能生产和收集的几乎一切产品，土地所有者都要求得到一份。他的地租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一个扣除。但是，种地人在收获以前很少有维持自己生活的资金。他的生活费通常是从他的雇主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中预付的。如果租地农场主不能从工人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如果他的资本不能得到补偿并带来利润，他就没有兴趣雇人了。这种利润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二个扣除。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品都要作这样的扣除，来支付利润。在所有产业部门，大多数工人都需要雇主预付给他们原料以及工资和生活费，直到劳动完成的时候为止。这个雇主从他们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从他们的劳动加到加工原料上的价值中得到一份，这一份也就是雇主的利润。”
　　可见，斯密对剩余价值的来源是非常清楚的，就此而言，马克思丝毫也没有超过斯密，也不可能超越斯密。相比较重农学派对生产劳动局限于农业生产的狭隘定义，斯密第一个真正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从而第一个真正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亚当·斯密在经济学历史上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自由主义者们，对此，显然并不想承认，也不想继承，虽然，这也是亚当·斯密的遗产之一，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遗产。
　　
　　四、亚当·斯密与“斯密教条”
　　前边引用过斯密的一句话，“每个社会的年收入，总是与其产业的全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恰好相等，或者无宁说，和那种交换价值恰好是同一样东西。”同时，前边也指出，这是错误的。事实上，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斯密教条”。马克思说，“亚·斯密的教条是：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斯密坚持所有产品最终全部分解为收入，这也是斯密的遗产之一。他之后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或多或少的为“斯密教条”所困惑，在社会再生产、产品分配、收入形成问题上都多少陷入了混乱的境地，直到这个叫作卡尔·马克思的人，写出了《资本论》。
　　亚当·斯密说，“在每一个社会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工资、利润、地租>之一，或三者全体；并且在每一个进步的社会中，这三者都多少不等地作为组成部分加入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去。”对于商品价格中弥补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在亚当·斯密那里当然只有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斯密这样说，“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养马用的土地的地租，养马的劳动，预付这块土地的地租和这种劳动的工资的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劳动{他指的是工资}和利润。”
　　这样，经过一次再一次直到无穷的“分解”，最终只剩下了地租、工资和利润，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斯密坚信自己的这一信条，而随后的经济学家们都为没完没了的“分解”所迷惑，以至于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
　　那么为什么斯密的这个信条——被马克思称为“斯密教条”，是错误的呢？从逻辑上，马克思指出，“他引导我们由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又由另一个生产部门到第三个生产部门。商品的全部价格‘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v+m这个论断，不过是一个空洞的遁辞，否则他就得证明，价格直接分解为c(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v+m的商品产品，最后会由这样一类商品产品来补偿，它们全部补偿‘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但他们本身相反地只需花费可变资本即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就能生产出来。如果这样，后一类商品产品的价格就直接=v+m。因而前一类商品产品的价格c+v+m(c代表不变资本部分)，也就最后可分解为v+m。”但是斯密并没有能够做出这样的证明。事实上，也做不出这样的证明。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的斯密部分，马克思还饶有兴致的按照斯密的思路做了大量的计算，怎么算最后都算不下去。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看，这里就不引用了。
　　从理论上讲，亚当·斯密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等同起来。……他没有区分劳动本身的二重性，这就是，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耗费，创造价值；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创造使用物品(使用价值)。……全部年产品是当年耗费的有用劳动的结果，但年产品价值只有一部分是当年创造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是年价值产品，它体现了一年之内所推动的劳动的总和。”（马克思）经济学在亚当·斯密那里还处于开端阶段，充满了各种混乱、矛盾和错误。但是毫无疑问，在经济学过分“成熟”的今天，类似的混乱、矛盾和错误也并不少见。比如微观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本是指指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因选取某一方案而放弃另一方案所丧失的潜在利益。但是在曼昆那里就成了是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放弃的东西，使这个本来就已经庸俗不堪的概念彻底庸俗。
　　第二个错误是，“雇佣工人的商品——他的劳动力本身——在并入资本家的资本，发挥资本作用时，只是执行商品的职能；另一方面，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以货币资本形式支出的资本，在劳动力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则起收入的作用。在这里，几种不同的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亚·斯密并没有加以区分。”（马克思）斯密没有区分在劳动与资本的交易中存在的几个过程，从而没有正确判断价值来自何处，“不是货币执行双重职能……而是劳动力执行了双重职能：首先是在劳动力的出卖时作为商品(在应付的工资约定的情况下，货币只起观念的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时它根本不需要在资本家手中)；其次是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即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要素执行职能。”（马克思）所以，斯密没有弄明白价值并非全部成为收入。
　　再有就是斯密没有注意到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的区别。
　　对于斯密的这个错误，虽然马克思多次反复谈起，“斯密教条”的说法几乎尽人皆知（当然对马克思不屑一顾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是不知道的），但是一向以刻薄著称的马克思对斯密是相当宽厚的。马克思说，“固然我们不能责备亚·斯密，说他在这种分析上并不比他所有的后继者高明(虽然在重农学派那里已经可以看到正确解决问题的苗头)”，斯密的教条“包括一个正确的观点：事物在社会资本即单个资本的总和的运动中的表现，和它从每个个别考察的资本来看的表现，也就是从每一单个资本家角度来看时的表现，是不同的。”
　　在写于1863年的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这些加入消费的产品总额，按其价值来说，等于一年追加劳动的总额（收入的价值总额）。”在马克思写下这句话七十年后，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建议下，有人建立了一套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核心的概念叫作国内生产总值，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价值总和。固然这一体系的统计口径与马克思的标准还是有出入的，可是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但是斯密教条是否被永久性的清除了呢？好像并没有。在集庸俗经济学之大成的当代微观经济学中，“三位一体的公式”依旧得到信奉，“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种空洞的废话披上了边际贡献、投入产出这样的时髦用语，实质上依旧把所有产品都看作收入。这也是亚当·斯密的遗产，自由主义者似乎已经忘记了源头在那里，但是却真正继承了这些陈腐的观点。
　　
　　五、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这又是一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倍受争议的概念。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二篇第三章《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中，斯密专门讨论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开篇即说，“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他把下列人物的“劳动”都算作非生产劳动：家仆、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牧师、律师、医师、文人、演员、歌手、舞蹈家。但是随后，如同斯密几乎所有的概念一样，他对这对概念也做了双重的解释：“用来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年产物，从来没有立即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把资财一部分当作资本而投下的人，莫不希望收回资本并兼取利润。因此，他只用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这项资财，首先对其所有者提供资本的作用，以后又构成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至于他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那一部分资财，从这样使用的时候起，即由他的资本中撤出来，放在他留供直接消费的资财中。非生产性劳动者和不劳动者，都须仰给于收入。”
　　这样，斯密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就有了两个划分标准：一个是看劳动是否增加物的价值；另一个是看劳动是与资本相交换（生产劳动）还是与收入相交换（非生产劳动）。
　　这两个标准不是同一的。即使按照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也并非所有的资本经营的业务都创造新的物的价值，比如从事纯商业经营资本的雇佣劳动就不增加物的价值。但是这并不妨碍商业资本积累和增殖。
　　这个混乱的根源实际上与斯密教条的错误根源有相同之处，就是：“没有区分劳动本身的二重性，这就是，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耗费，创造价值；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创造使用物品(使用价值)。”任何资本雇佣的劳动，在运用中都创造使用价值，这也是资本增殖的物质基础；但是作为价值，物（商品）的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被劳动创造出来的，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劳动只是帮助该领域的资本与产业资本共同分享价值和剩余价值。只有到了马克思区分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后，政治经济学才能够正确理解这个问题。
　　斯密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马尔萨斯曾经指出，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斯密著作的基石，是他的论述的主要思路的基础。斯密是想以此作为基础来说明积累的规律，从而真正说明国民财富的来由。而马上，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非议。一些人对于把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牧师、律师、医师、文人、演员、歌手、舞蹈家等等（因此当然也包括可尊敬的经济学家们）与家仆并列感到异常愤怒。马克思说，“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而加尼耳等人的荒谬论调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他们根本不懂问题的实质，竟然问道：妓女、仆役等等的劳动，或服务，或职能，会不会带来货币？”
　　马克思辛辣的指出，“反对亚·斯密提出的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论战，主要是由二流人物进行的；我们在任何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那里，在任何一个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上有所发现的人那里，都没有看到这种论战；然而这种论战对于第二流任人物，特别是对于充满学究气的编书家和庸俗化者来说，却是一种嗜好。”
　　原因在于，斯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虽然有两种不一致的标准，但是在斯密自己看来都是一样的，他混淆这两种划分方法的错误根源在于他没有弄清楚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别以及始终没有搞清楚资本与收入的关系（斯密教条）；所以对于斯密来说，他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实质上就是（依照他的书中的相关分析来说也确实是）是与资本相交换还是与收入相交换。这一划分标准使斯密准确的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为了资本的增殖而生产。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是生产的，因为它使资本增殖；与收入相交换的劳动是非生产的，因为它不能使资本增殖。但是，这样的观念并不能使辩护士们高兴。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方式再生产出来。所以，资本主义曾经反对过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了它自身的一部分。亚当·斯密宣扬节俭的意义（斯密说，“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贬低非生产劳动者的地位（斯密说，“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少。……与贫国比较，富国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这两种基金的比例，在任何国家，都必然会决定一国人民的性格是勤劳还是游惰。……在主要依靠君主经常或临时驻节来维持的都市，人民的生计主要仰给于收入的花费，这些人民大都是游惰的、堕落的、贫穷的。罗马、凡尔赛、贡比涅、枫丹白露，是很好的例证。”），而非生产劳动者（别忘了，斯密把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牧师、律师、医师、文人、演员、歌手、舞蹈家等等都称为非生产劳动者）后来却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后来的辩护士们就疯狂的抓住他的著作中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某些混乱表述大作文章，掀起论战。
　　当代微观经济学，把消费理论作为体系的开端，布哈林正确的指出，这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心理”，是资本主义社会退化的表现。在宏观经济学某些流派中，认为消费倾向不足是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1998年后中国施行的所谓“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这方面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方百计拉动内需，而拉动内需的手段居然仅局限在刺激消费，使“有效需求”理论的所有合理性丧失殆尽。而带来的后果就是，生活成本的持续攀升和怨声载道。
　　斯密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意义非常重大，当代自由主义者却从来不提，是早已经不记得了呢，还是干脆不敢提呢？
　　
　　六、结论
　　斯密的著作中极其富有教益的内容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多谈了。斯密确实留给了我们非常多的遗产，对于我们后人来说，不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继承什么样的遗产，是斯密学说中科学的、深刻的那部分，还是庸俗的那部分？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最好牢记马克思对斯密的高度评价：“亚·斯密的矛盾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些矛盾包含的问题，他固然没有解决，但是，他由于自相矛盾便提出了这些问题。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互相争论时，时而接受斯密的这一解释，时而接受斯密的那一解释，这种情况最好不过地证明斯密在这方面的正确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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