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以来的中国左翼复兴
中史俞
一看中国历史，就可以明白它的庞杂无序。一看过去卅年的中国历史，就可以明白它的盘根错节。除此之外，还可以明白些什么呢？理论无穷多，方法无穷多，“事实”无穷多，认识也无穷多。那么，从哪里开始呢？总要从最重要的一处开始。哪个是最重要的一处呢？不论哪个“最重要的一处”，不论谁的“最重要的一处”，都统统是要被拉到超高倍放大镜下固定、剖开、审视、分析的。哪个是本文理解的“最重要一处”呢？这就是转化，矛盾的转化，状态的转化：经济上，从类集体社会主义到市场独裁主义的转化；政治上，从“灭资兴无”到“灭无兴资”的转化；意识形态上，从全面平均主义到过度精英主义的转化，从以长远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际主义到以短浅表象含义为中心的“逆向”民族主义的转化，从空想实验主义到绝对发展主义的转化，从单枪匹马逆水行舟的支流的左翼堡垒到与全球新自由主义同舟共济的主流的忠实保镖的转化。
每一种转化都是特殊矛盾关系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群体的具体反映。虽然把所有这些客观存在的矛盾关系罗列于此的主观意愿并不现实，但是依然可按上述重点对其进行尽量准确的评析。下文是评析的开头。
左翼是一元化的吗？
没有定义就无法评析。在中国谈“左翼”，谈中国的“左翼”，谈来谈去，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任何定义都必须决定事物的特性；不决定事物特性的定义是无用的。但是，定义左右翼，把“左”“右”完全对立起来，不是又要退到历史的错误循环里去了吗？是喽，夸大地讲，对任何事物的准确定义都是“扣帽子”，不扣帽子的定义在哪里呢？真空里或许是没有扣帽子的，但人类却早以扣帽子的形式发现并定义了真空。有人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犯了太多错误。” 不错。但是，难道今天就没有在以相反的形式犯同样的错误吗？左右难道不是确实对立的吗？它们的统一和斗争，难道是哪位神仙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吗？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对立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左右就不是普遍存在的呢？极左派对左右含义的错误理解闹出了大乱子，把多少人民内部矛盾视同敌我矛盾，这是明确的，不可回避的。可难道必须就此肯定极右派更加错误的理解吗？难道极左派红卫兵的“反右扩大化”就是罪过，极右派还乡团的“反左扩大化”就是圣旨？天上地下都没有这个道理。两者的错误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层次分明的错误理解恰恰证明了矛盾的真实存在，对立斗争的真实存在，左右的确实存在，恰恰证明了重新出发，重新定义的必需。这个重新定义的关键，正是要承认历史与现实，承认创造历史与现实，互相作用并紧密相连的普遍和特殊条件，承认中国左翼这个不断发展的统一体中不可开交的矛盾，承认如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则即便是这个新定义也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完全解释中国左翼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切内容，更不能完全解释每一个中国左派对左翼阵营历史遗产的全部看法。
左翼、右翼并非一成不变的顽石，而分别是复杂的、不断发展的社会矛盾关系的统一物。两个统一物在根本上格格不入，这是其对立性的体现；但是同时，它们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关联，这是其统一性的反映。绪论中在回顾两个中共早期领袖陈独秀与瞿秋白的斗争时，对此已有所提及。无视农民革命潜能的陈独秀在离职后被中国共产党批评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如此看来，与陈独秀进行坚决斗争的瞿秋白就是左派了？错喽，瞿秋白的路线被认定为“左”倾盲动主义2。这样的历史回顾所阐明的并非是事物的不可知性，而是重视矛盾复杂性的必要。此外，要完全明白这种复杂性，还必须清楚，一切公开的官方文献及数据都业已经过精心筛选，而筛选的原则是“突出那些被指控对此前政策性错误负责的政敌们的失败”3。
在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广大左派正是这种政治指控的主要受害者4。此处所指的左派，并非近卅年主流媒体一直宣扬的所谓“党内左派”。主流媒体的逻辑是什么呢？它们的逻辑是：在中国共产党及一切共产党内，保守派（或保皇派）都是左的，改革派（或革新派）都是右的5。而改革派的形象是多么积极，保守派的堡垒又是多么坚固！在主流媒体的心目中，右派前赴后继，“舍身炸碉堡”的形象是多么可歌可泣！当然喽，“舍身炸碉堡”的本来意义在这里被翻了个底儿掉，共产党员董存瑞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摧毁国民党反动堡垒的舍生取义，被转化成右派精英为拯救百姓于中共专制堡垒的水火之中而杀身成仁。这样的故事我们已经麻木不仁地听了三十年。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这些大杀四方，逢人便扣极左高帽的右倾安徒生们终于不那么吃香了。他们对左右定义的混乱不堪也开始完全显现出来了。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新既得利益集团 － 尤其是志得意满地把自己在毛泽东时代的右派历史作为政治资本而公开宣扬的旧人们和“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高呼右派光荣的新人们 － 已经在过度的市场独裁制度（即国家强力监督下的市场极端主义）的选择性光辉下取得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地位与财富。领导这种转化的核心力量是欲借此解决其合法性危机的中国共产党，指导这种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由于这种情况，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权力结构已经完全变更了6。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与西方的右翼渊泉把大多数对抗其霸权的人们归于左派，不论他们是情愿的还是被迫的。因此，任何在中国的社会运动及民间 － 尤其是工人阶级 － 对新自由主义自觉不自觉的反抗都蕴含着强烈的左翼倾向。在这一点上，汪晖持相似看法。他区分了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与“在新的市场扩展中发生的以社会自保为目标的运动”。后者在他看来是自然趋向于追求社会平等与正义的，而由于受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这种追求本身就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更不消说在一个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t）秩序里的情况了7。
若将汪晖文中的“社会主义”一词直接改为“左翼”，则一个更大的团结，一个更广泛的知识分子和民间对（集经济正义与政治平等于一身的8）社会安全9的共同追求就可以完全明白了。这种对社会安全追求的不同理解，正是区分今日中国左右翼的核心标准10。这个定义绝非一纸空文；它的本质是相当实际的。今日的中国右翼要三样东西：一曰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二曰国家的最小化干预（minimal state interference），三曰全面私有化（full-scale privatization）。三样都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而凡是能在实际中抵抗这“右三样”的，都是今日中国左翼的武器。
虽然这些抵抗新自由主义的武器在根本上是左翼的，但它们并非就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而中国左翼遗产之丰富，在国内外一切右派意料之外。让我们先从最直接、最透明的地方开始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一场势如水火的学术辩论悄然兴起。辩论的主角是自称“自由主义”传人的新自由主义者们与一群他们口中的所谓“新左派”。自世纪之交而始，尤其是2003年以来，这场论战逐渐升级，从学术界的二亩三分自留地渗入了大众文化，它先是大张旗鼓地在主流媒体中出现，随即势不可挡地在互联网上发展壮大。左右论战在网络上的急速扩张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网络技术在城市地区的普及化，二是阶级矛盾在广大农村的尖锐化。由于这些条件，普通的中国工农就不仅是右派统治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也成为与其斗争的天然同盟军了。与此同时，在转化的同一性的作用下，由于新自由主义“帽子工厂”的空前强势，一个知识分子的左翼联盟也被迫11诞生了。这个联盟既包括那些自觉从属于各左翼支流的知识分子，也包括那些虽苦于引“左”上身，但由于他们对特定领域内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坚决斗争，而被中国右派结实刻上“左派”铭牌的知识分子。
这样一个由各阶级的暂时团结七拼八凑而成的左翼大联合，这样一个扎根于转型社会秩序中的矛盾集合体，能有什么意义，能有什么作为呢？一看历史就可以明白，这不过是“春去春又来”的自然现象，主要矛盾转化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已。中国左翼的历史根基正是这样一个七拼八凑的统一战线。在五四运动中反帝反封建的正是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在新文化运动中向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的正是这样一个统一战线，激发并鼓舞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统一战线。正是在这样一个统一战线中，同时弥漫着决定论与意志论，空想唯心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今天的中国左翼也是如此。没有这样的辩证理解，就不能够明白中国左翼的甲乙丙丁12。中国左翼从来也不是铁板一块，更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严丝合缝的统一体（即便是，也只不过是矛盾的统一体）。在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和三十年市场独裁制度的实践后，它的范畴空前扩大了，矛盾也空前突出了。但是，只看内部矛盾而不看统一战线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一旦这样，就无从看到新自由主义“把人变成鬼“的全球化时代里中国左翼主次矛盾的确实转化。他们的反对目标是明确的，主要矛盾也是明确的。其余一切矛盾，都被暂时抛到一边，搁而不论了13。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把马克思主义看作阿尔都塞笔下一种“问题意识”（problematic）的看法或可借鉴：“【马克思主义】可被如是鉴别：并非依靠特定的立场（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哲学意义上的），而是依靠对一系列特定问题的聚集之归附 － 与其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自身）一样，该聚集的组成是动态的、不断重组和重建的。”14
“物极必反”
物极必反 － 这是几千年前的中国人就反复论证过的道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发展的最根本主题。这个过程以新领导层“针对激进社会分析的运动”15开始，与自己的左翼遗产与革命历史一路高唱反调：在国内以“标准化的”（即一切向“标准”、“规范”、“职业”看齐的）新自由主义教条推动全面商业化和所谓“去政治化的”话语（“depoliticized” discourse），在国际上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以“成为国际社会【与】文明社会的一员”16而韬光养晦地奋斗。左翼思潮是新共产党的领导层避之不及的，但新政权的反调本身就已经创造了左翼思潮复苏的基本条件。最令右翼领导人们叫苦不迭的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正是在“文革”中公开镇压右派，公开支持左派，公开提拔基层代表，公开鼓励群众首创精神的“灯塔”17。于是，这些“文革”的口号和实践就变成了隐隐作痛的智齿，难以消除的魔咒，无可名状的顽疾；它们“形成了中国意识形态新动向下不为人知的支流，【并】以其此前的经验”18继续对现政权施加着持久而强大的压力。
在“造反有理”的广泛流传下，在共产党自己鼓励“公民通过大字报、批斗会、揭发会等公开形式表达其私人批评”19的历史传统内，在中南海新华门左侧影壁墙上“中国共产党万岁”标语的对立面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 － 边，在门内影壁上周恩来手书的“为人民服务”的题字外，在天安门广场四周唯一免费向群众开放的毛主席纪念堂前，要将一切对现政权不利的革命印迹痛快淋漓地付之一炬，是不可能的了。与此相对应的，是同样被缚住手脚的中国新富阶层。当他们终于可以开始“利用外部力量达到特定的国内政策议程”时，这些托“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之福陡然而富的年轻后生们的“愿望及宣传他们议程的自由，”却被“外部力量和内部的政治论争”20牢牢钳制住了。换句话说，党解决不了自己的固有矛盾，新自由主义霸权也无法全面控制整个中国。
自然，所有这些矛盾的发展都是长期斗争的结果。同其复兴一理，自1976年以来对左翼的镇反及以之为必要条件的资本主义复辟持续了三十年之久。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对镇反及复辟的自发斗争从未停止。按毛泽东的理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21；而“物质是无限可分的”22。后毛时代中国所经历的，正是一条对党内左翼鸟尽弓藏、持续镇反的道路。最“左”的“文革极左派”在毛泽东去世后立即被捕，从此永不得见天日；其后被勒令结束政治生命的，正是在逮捕“文革极左派”中功勋卓著，一度风光无限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及全部剩余的“文革左派”；这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的那些更加“不左”的左派就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存在了；待到从枪杆子里爬出来的党内左派全部无影无踪之后，最后的，也是最无着无落、软帮软底的高层“左派”（全新领导层中相对左的）还闹个什么劲？1992年，他们悲壮而无效的华彩被正式扼杀。直到这一年，即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十六年，中国共产党对体制内左派的多年镇反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23。但是，体制内左派的没落，反而给既受“改革开放春风”哺育，又蒙“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教育”教诲的新一代左派知识分子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在他们之后，是改革开放“春风吹又生”的民间左派。这种屡试不爽的矛盾的同一性是党内右派们始料未及的。
转型与转型时期的战争: 1976-79
如汪晖所言，“转型”是当代中国讨论里最关键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转型】预设了现实的不平等过程与一个最终的理想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用国家干预的存在来拒绝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是完全不得要领的。”24 这里提到的既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从所谓的“十年文革”到“改革开放” － 一个并非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却被那些把邓小平的加冕等同于改革的经济成就，又把改革的经济成就等同于自己的飞黄腾达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肆意宣扬的正在进行时 － 的“转型”。然而，“转型”并非邓小平的发明。自1958年以降，毛泽东全部努力的最终意图都是探寻一条以独立自主为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式发展道路。这条路线下的中国社会一直处于独特的“转型”状态中。这种独特的“转型”状态持续到毛泽东的逝世。此时，中国的社会制度“既非明显的资本主义，也非正统的社会主义。”25
和毛泽东几乎同时在1976年秋天驾鹤而去的，是此前一直主导社会主义中国的以长远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际主义思想。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画像的两侧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大幅标语。但它们的全部剩余意义，不过是提供“一个可见的过去，一个可见的延续，一个可见的最初的神话”26，以打消党内左派与普通国人对中国是否仍在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疑虑。
毛泽东生前曾经明确表示希望火化27；然而在他去世后不久，华国锋 － 传言中毛的继任者 － 就在10月8日宣布了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毛泽东的遗体将被永久安放在纪念堂正中的水晶棺里。正如十九世纪法国路易•波拿巴假借拿破仑•波拿巴名义而成的雾月政变一样，中国的新领导层不仅有对毛泽东的“歪曲模仿”，在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时期的开端，在一个左翼的斗篷下，他们还有毛泽东本人，“以他所应当出现的形象被模仿着”28。在宣布决定的前三天，“十月里响起一声春雷”，华国锋与叶剑英借政治局常委会而发动的突然政变背叛了 － 当然，也可以说是辩证地继承了 － 毛泽东造反的一面。在四个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这两个人逮捕了那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功劳真正大”的“英明领袖”与“叶帅”；那两个人是“四人帮”中的张春桥与王洪文29。此后，江青、姚文元等一干人众被依次逮捕。次日，除华国锋以外的唯一政治局常委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叶剑英看来，把毛泽东的妻子、侄子、女儿及“四人帮”的其余三人逮捕并隔离审查只不过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而已30。10月15日的《人民日报》更是夸张地高呼：“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31。但世人皆知的是，随着“胜利的十月”政变，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毛泽东时代正式结束了。十几名最重要的“文革左派”被从此清除出正面舞台。“反潮流”先是在华国锋领导下摇身变为一个短命而病态的主流工程，而后又被邓小平“顺（全球资本主义之）流而进”的思想代替。
何希诚所言不谬，温庭筠名句“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正中后毛时期中国的靶心。华国锋政权的邯郸学步，是对毛泽东时代逆水行舟般独特转型的绝妙讽刺。1977年2月，华国锋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华国锋的所谓左，比“四人帮”要弱得多了。其所作所为，无不令人想起马克思分析路易•波拿巴的切入点：“【国内的】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虽然其改革方案在根本上与1975年邓小平的政策殊无二致，但华国锋从未将发明权赋予1977年7月21日正式复出的邓小平32，而是如履薄冰地将宣传重点押在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思想上33。8月，华国锋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34
197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了该主张的合法性。宪法序言加入了如下表述：“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35 “实现四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根本任务。然而，这个根本任务并不属于已经风雨飘摇的华国锋及其所代表的所谓“凡是派”。到1978年11月为止，通过批准有关部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及《贯彻中央关于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党中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摘掉了所有毛泽东时代右派分子的帽子。次年一月，一切“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坏分子”（即旧剥削阶级及其帮凶） － 也被“拨乱反正”的党中央当作“正”的代表，慷慨绝伦地“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而与此同时，多少人以所谓“极左”获罪、被整、被杀，并永世不得翻身！毛泽东的文字仍然发人深省：“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
党内盲目的自由主义者们似乎应该雀跃了：你瞧，“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高瞻远瞩的党中央终于落实了政策，右翼“革新派”高头大马地“又回来了”，左翼革命派统统被赶回二姥姥三舅舅家了，“锦绣前程党指引，万里山河尽朝晖”，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对一些人而言，全国形势当然“就是好”：在政治重组工作基本结束的1978年底，“碰巧”出现了多人狂贴大字报、矛头直指党中央（这些大字报笔下的“党中央”是毛泽东的“党中央”，是华国锋、汪东兴与所谓“凡是派”的“党中央”，并不指向身处“桃花源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邓小平）的所谓“西单民主墙”事件36。在很短时间内，对大字报的集中讨论就转化成为在北京中心地带的政治示威活动37。
外头哇哇地叫，里面哗哗地闹。在拥邓、批华、反毛的（向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示威声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中在北京召开。此时，邓小平业已巧借毛泽东之口将其“钦定”接班人及所谓“凡是派”牢牢按在了自己的五指山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8。5月10日，由邓小平的“好学生”胡耀邦审定的同名文章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这篇“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两个凡是”的文章在第二天被《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亦予转载。而《光明日报》发表该文之际，恰逢中国“朝内无君”之时，“那知自己归来丧”的“英明领袖”华国锋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待到他13日返回北京并被告知此事时，惜哉，大势去矣。感到该文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倾向的华国锋与汪东兴 －五人政治局常委会中仅存的两名“文革左派” － 匆忙陆续召集高层宣传工作者开小会了解情况。然而，时不利兮 － 形势已无可挽回了。此年8月至11月间，中国32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35名主要负责人分别表态支持邓小平对“凡是派”的批判39。这场关于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从不是什么学术讨论，更不是什么哲学讨论，而是一场上屋抽梯、决胜千里的政治斗争，一场始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的口号，而终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两岁”的事实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建立了新的统一。党中央的主导意识形态由温和的文革左翼思想彻底转化为“标准化的”40自由主义右翼思想了。这样的主导思想确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一直延续至今。
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首次强调，不论其目的如何 －《公报》义正辞严地声明，“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 － “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此外，全会高度赞扬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成就；撤销了“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借毛泽东之口，确认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借华国锋之口，通告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即以经济发展为全部目标的事业）；按功排定了在邓小平出山后各路人马的座次；成立了以清查“四人帮”、其“余党”及文革中“极左派”错误为纲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41。邓小平终于成为了“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三中全会迅速取得了右翼势力渴望的国际影响。1978年12月，美国《时代》杂志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Person of the Year”）。而邓小平也将恢复中美关系作为了他的首要考虑。“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毛泽东的面具装作真正的毛泽东以后，这位右派领导人又一次把自己“鄙陋可厌的面貌” － 它们在短短两个月后就完全暴露了 － 隐藏在了毛泽东的“死人铁面型”下42。这是一个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的矛盾角色：为了展示对毛泽东外交政策 － 尤其是对美政策 － 的完全继承，邓早就跃跃欲试了。但他所继承的既非“表”也非“里”，而仅仅是空无一物的“外交”两个字本身。于是，一个集蒋介石之拘谨与宋美龄之风度（当然还有二者共同的犬儒主义）于一体的新时期复古外交家在1979年初的中国出场了。
这个外交家所代表的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重封锁下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被美国老爷们承认合法的中国，是一个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眼中贫穷、野蛮、专制、极权的中国。至于她受到西方封锁的缘故，新自由主义者们抹着眼泪说，那是毛泽东落后、自闭、顽固、无知的性格的必然结果。这个逻辑的错误是本末倒置。必然结果是有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自力更生”就是一个43。正是旧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矛盾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正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创造了新中国，正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新中国导致了帝国主义的疯狂封锁，正是帝国主义的疯狂封锁激励了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是喽，没有革命就没有这一切，但没有革命，大多数中国人早就没有命了。在这样一种腹背受敌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外交策略只可能是与同仇敌忾的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联合起来。这样的策略不仅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44的根源，也正是在1970年毛泽东“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45的“五•二零声明”后两年内就使美国总统尼克松飞抵北京，在 “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巨幅标语下走过的根源。七年后，复古外交家邓小平仅仅继承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尤其是美国 － 发展外交关系的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却被作为“改革开放新纪元”的成就而大加宣扬。同时抛弃的是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自力更生，“把这深情厚意送往那四面八方”的“国际主义义务”。
而美国政府更没有什么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她的合作是有条件的。1979年1月底邓小平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的访美活动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他的外交魅力不逊于几十年前的宋美龄），但更具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此之后立即发生（邓的政治魄力也不逊于几十年前的蒋中正）。这个事件的主人公身上聚集了外交魅力与政治魄力；然而在一个西方世界最浪漫的日子里，他的魅力与魄力却以最不浪漫的方式打破了东方社会的含蓄与羞涩。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46。越南一直是中国共产主义的传统盟友：且不消说越南劳动党最杰出的两名领袖长征与胡志明同中国的深厚渊源（长征之名的由来正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在前十几年，中国政府还调遣了三十万解放军战士赴越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一道进行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47。但在1977年底与苏联政府签订《越苏友好合作条约》后，越南立即入侵了北京明确支持的民主柬埔寨共和国，并占领大片领土。次年12月，越南又正式发动对柬的全面侵略。可是，这并不完全构成向一个与中国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邻邦悍然宣战的正当理由。真正的理由在哪里呢？在越苏关系与中美关系的并肩发展上。美国政府对复古犬儒外交家的盛情款待是控制全球市场的国际右翼势力发给中国的通行证；中国的对越战争是中国右翼势力还赠美式资本主义的感谢函。在持续冷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退出“反帝反修”的独立道路，正式加入了美帝国主义的所谓“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各个领域内针锋相对。在这个联盟中，中国政府是美国政府的先锋队，美国政府是中国政府的后援团。用汪晖的话讲就是：“【中国的对越】战争本身成为中国融入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的真正开端，它从另外一个方面揭示了市场化与暴力之间、开放与全球权力结构之间的历史联系。”48
在仅一个月的越南境内作战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结束了主要战斗。在修正主义“光荣复辟”与右翼全面复兴的大势下，中国政府意在“教训越南”（并警示苏联）的战争的“胜利”不过是符号性的。为了这个符号性的“胜利”，解放军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不仅如此，两国间的边境争执与小型战斗一直持续到1990年。
过渡时期的斗争与镇压：1979-8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新中国政权成立三十年后，枪杆子里面又打出了一个新政权。这个新政权在过渡时期的新任务是对现存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首先清除一切政权内的“旧人物”。这些其眼中的“旧人物”正是十年前的“新人物” － “文革”中“勇敢的闯将”们 － 所有残存的 “文革左派”。为了清除“文革左派”，必须首先重新定义“文革”。直到此时，“文革”仍被认定为一场虽有“缺点、错误”，却终以“粉碎极左派四人帮”而胜利结束的历时11年的大革命（1966-1977年）。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公报对“文革”的客观评价弦犹在耳：“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但是四个月以后的1979年3月，邓小平就匆忙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他的个人认识：“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49 如此简单而唯心的类分法是对1976年以降中国官方一切对“文革”认识的公然逆反。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将“文革”定义为1966年至1976年间的全国大混乱、大崩溃、大暴力、大黑暗（即右派畅想中的“文革四大”）时期的类分法，从此统治了神州大地50。永远高举邓小平的“文革混乱”法则，用“文革混乱”法则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文革混乱”法则挂帅，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而这种将稳定放在动荡对立面，秩序放在无序对立面，和谐放在混乱对立面的两分法 － 其实质并不比几千年前芝诺（Zeno）的阿喀琉斯（Achilles）悖论高明多少 － 恰是中国新领导层向“标准化的”新自由主义大厦的转化之经典表现。不久后，这种转化就全面深化了。深化的表现之一即是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末的“社会动荡”及1992年左翼激烈论争期间所谓“稳定压倒一切”、“不搞争论”、“发展是硬道理”等等的一系列“讲话精神”。
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亲手缔造了当前中共意识形态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到1980年，毛泽东提议加入的“文革四大” －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 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安居了五年51。而当民主墙们终于开始对他领导下的新政权发表异议的时候，邓小平恼火了。1980年8月，根据邓的建议，两年后颁布实施的1982年宪法废除了“文革四大”与工人罢工权（即“罢工自由”条款）两个条款52。在这两条的废墟上，邓于1979年树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53。
此时的中国改革与对“文革”天翻地覆的重新评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文革”确实创造了对其重新定义的客观条件，使“不管黑猫白猫”的右翼改革在中国成为可能。但是，自1979年3月至今，对所谓“十年文革”时期的暴力是不是被渲染过头了（似乎革命就应该是请客吃饭，是做文章，是绘画绣花，如同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当然，不过分渲染是不行的，因为积极渲染它的正是当下“普遍的话语框架”54，而这个框架的根本前提正是对“文革”时期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全面谴责与否定；一旦脱离了这些，当前框架内极度右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就难以实行了。在民主墙们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之名被源源不断地押抵那些重新开张的劳教所的时候55，谁还记得在短短十几年前的“文革”初期，在“砍监放犯”、“不要强迫改造”、 “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不需要这么多监狱，把监狱里这些人放到群众中改造，这个办法好，天塌不下来”、“采取镇压、压迫的办法，他们宁肯死”等一系列最高指示下，中国各地有多少劳改单位被拆除，又有多少在押犯被清理回原籍56？谁还记得1968年12月批准执行的《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求报告》？谁还记得由此精简了多少公检法干部57？谁还记得湖北省在1968年全年“将原公、检、法干部精简90％”58？谁还记得那些今天被广泛批评的劳教、少年管教和强制劳动制度曾在1966－1970年间被彻底废除59？俱往矣，俱往矣！“文革”后不久，右翼领袖们“一朝权在手”，立即重走修正路，再不想回（革命的）头。这条修正主义回头路全面恢复了“文革”前新中国的司法体制，并按“标准化”的方针政策继续大规模扩编、扩监：1978年末，高检院被重建；此后被重建的是同于1959年撤销的司法部与监察部；1980年，中央政法委成立……与此同时，新政权下警察队伍、劳改场所、监管单位及各地监狱的数量开始呈几何倍数的增长60。
所有这一切 － 邓小平的先期改革、“文革”前司法体制的恢复与扩张、对“文革”的重新评价、对宪法“文革四大”及“罢工自由”条款的废除 － 的根本前提，是新政权以“粉碎四人帮”为名，却以合法化1976年十月政变为实的两手攻势。十月政变后，一场“揭发、批判、清查”（即“揭批查”）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待到1981年判决两个“反革命集团”期间，已有百余名全国闻名的造反派领袖及数万名各地方上的造反派被审判；他们的罪责是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为”，以及“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可是苍天在上，“在文革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只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号召‘造反’。而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陈云，都是这个党中央的一员，都是对发动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投了赞成票”，也公开支持并鼓励群众造反的61！这场由党内右翼官僚集团一手主导的历时两年的运动“在不少两派斗争本来就严重存在的省市迅速地演变为一场专门针对造反派的新的‘清理阶级队伍’。成千上万参加过造反的群众又一次被关被斗、致伤致残。”62
在所谓‘去政治化’的面具下，镇压民主墙们的名义正是令多少“文革”受害者心向往之的“法律”63。此后的十年，即今日中西史学家眼中的市场改革的十年，也恰恰正是“法制建设”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对“法制建设”和“市场改革”的公开异议在中国境内几乎闻所未闻，彷佛任何形式的政治激进主义都已经和对“十年动乱”负全责的“四人帮”及“极左思潮”一起“告别中国”，被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样。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正式拉开序幕。这场规模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做出了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保证，而为其打头阵的，正是据称个人利益与管理权力在此前三十年内被尽数剥夺的几亿中国农民。四月，中央政府引入实验性质的责任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奖励系统取代了在此后四年内被逐渐取缔的人民公社制度64。五月，八个国企改革试点同时开工。两个月后，广东与福建两省关于建立经济特区及相关政策的一揽子提议得到中央政府的首肯65。再加上对物价平衡体系翻天覆地的调整，这一年内全国接二连三的改革新动向证实了汪晖的观点：“1979年标志着改革的真正开始”66。
在高歌猛进的经济改革的表皮下，与其血肉相连的政治斗争也愈演愈烈。1980年，中共高层内所有残存的“文革”左派均被彻底清除。这些远比“四人帮”温和妥协，却已成为新领导集体中最“左”（即最不妥协）的牺牲品的代表，是汪东兴和陈永贵67。在十月政变中功勋卓著的汪东兴，从政权更替之日起便逐渐失宠。而大寨68领袖陈永贵 － 这位在“卑贱者最聪明”的大旗下由毛泽东一举提拔为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的农民代表 － 也在当年8月被解职。一场系统的反陈永贵运动由此开始。运动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对“农业私有化的政策批准”69，运动的目标是陈永贵及其大寨模式所代表的集体农业。突然之间，成就卓越的大寨被批判、诋毁为阻碍农业发展的“极左”典型70。同时应运而生的是对“十年动乱”期间（这就是背景）学大寨运动中“极左路线”导致的141例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报道。当然喽，“天亮了，解放了” （这就是背景），这141例案件中已被新政权平反了140例71。
在这场令人目瞪口呆的高层政治斗争中，八亿人民飘摇其间，却又逍遥其外。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这一年最难以忘怀的戏剧化事件只有两个：一是刘少奇的平反 － “叛徒、内奸、工贼” 刘少奇之死72被邓小平转而定性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73；二是“新”新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莫斯科奥运会的联合抵制 － 抵制的原因是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侵略。而此时，中国右翼政权为讨好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发动的对越战争仍在继续。
农业改革、反抗与民族主义：1981-84
到1981年，“左”在中国的定义已经转化成了“任何对新政权改革主义的经济政策缺乏热情的”74人、事、形式和机制。邓小平对“文革”期间国民经济的总结则转化成了短短四个字：“完全乱了”75。一切过去和当下问题的症结都被公开归于“文革”。问题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为什么呢？ －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吐沫横飞，不遗余力地宣称：“相当多的干部仍然受着左的意识形态影响”76。也就是说，“左”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对改革负面而保守的态度（右派们说，改革就是大众物质生活的根本保障，反对改革就是反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一条反现代、反进步、反发展、反革命的“思想黑线”。
这条“思想黑线”的持续影响使更大规模的改革成为不可能。因而，新政权必须立即在中共基层展开一场全面而彻底的“清左” 运动 － 其对象将被刻上“四人帮遗毒”的死咒。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布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将毛泽东谨慎保存为民族主义合法性之象征的同时，《决议》把毛泽东1957-1976年间的执政概括为左倾错误、个人崇拜、经济灾难、政治内乱、混淆敌我（ 党内“走资派”是我非敌）与自相矛盾（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结合77。左翼造反者毛泽东被扣上偏离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双重罪名78，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中共官方香火不断的仅仅是作为标准化权威的开国领袖毛泽东 － 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合法性，而“非虎非猴”、去左无害的毛泽东。自此，毛泽东被中国官方胆战心惊地奉为封建社会中一脉相承的（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天”，中共的最高领导也无一不正襟危坐，以“奉天承运”的“天子”自居。新政权的市场改革藉此保持了中国革命的连贯性：改革的公开目的是完成毛、周、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未竟之业，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伟大梦想；改革的公开方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点上，中央的确言出必行。在经济领域（至少是在数字上），改革的成果极其可观。然而，即便是同样的数字统计也可以导致多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释；衡量改革成败的政治指标从来都是多方面的，充满争议的79。一方面，改革初期关于增加收入及鼓励（包括强制性“鼓励”）私营企业的一系列政策带来了农业收入的稳定增长，并得到广泛欢迎。而在稳定增长的另一面，资产阶级法制机器（这就是标准化发展的右翼逻辑在国家政权中的具体反映）死灰复燃，并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对其政敌势如潮水般的镇压。在大规模的非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与私有化浪潮中，中共中央1981年关于开展全国性“严打”的通知影响深远80。而军队系统也同时见证了三项重大变化：一是民兵体系的瓦解；二是常规部队的大规模裁员；三是1982年武装警察部队的成立81。与毛泽东时代“军队革命化”的根基完全相反，这些变化的目标是国家官僚系统的职业化。然而遗憾得很，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职业化”的结果与其目标也是完全相反的。“职业化”中国的管理费用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而其效果却远远不及。今日的中国政法界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经历了四次（一些人认为是五次）犯罪高峰期：“头三次产生于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的犯罪率保持在万分之五左右”82。而相比之下，仅八十年代第四次犯罪高峰期内的刑事大案总数就达到了前三次高峰期刑事大案总数的两倍83。
1983年党的十二大后，一场为期三年的党内整风运动使“揭批查运动”对“文革”后“阶级队伍”的“清理工作”得以延续。“三种人” － 即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 被中共中央认定为“还没有完全清理”。中央同时宣布，这三种人“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对党的危害极大84。一场始于党内的整风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在鉴别与“清理”所谓“三种人”过程中，双重标准无处不在，令人触目惊心：所有仅存的1966年至1976年间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被提拔至各中、基层党政机关的中共干部几乎全部被划为“三种人”。而与此同时，党内右翼领袖们自己在“十年动乱”期间骇人听闻的宗派主义暴力却只消他们吐出“违心的”三个字（或者“时代的悲剧”五个字）就被彻底宽恕，既往不咎了85。
在农村地区，毛泽东时代深厚的基层左派遗产也同样被付之一炬。到1982年，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虽然少数地区依旧坚持反对非集体化的潮流，但是作为毛泽东时代农村主要组织形式的集体公社已在全国范围内解体。同时，中共中央在1982年1月1日《全国农村工作纪要》的批语中指出：“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增长蔓延”86。这是非集体化在基层带来的必然结果。为避免以“左”获罪，无数基层党政干部几乎是狂热地向农民宣传并强制推行新政策。而直到天灾降临时，清左运动和对个体承包成就的过度强调才在农村真正显露出它的弊病：以群众路线起家的党再也不能将那些被不断分化的农村大众组织起来了，因为基层政治动员已经成为“极左往事”。在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被强行拆散后，“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封建意识卷土重来，再度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87。
非集体化浪潮四处蔓延。1982年宪法规定，人民公社需向乡、县政府移交管理职能88；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89。随后展开的，是公社集体经济与福利职能的私有化，和以1984年中央批准农产田恢复契约制为标志的土地使用的私有化。1985年，此前一直由国家垄断的农购计划也终被契约制代替90。
以农业为重点的改革结束于1984年，为旷日持久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揭开了序幕。党内精英认为，由于后毛时代改革的“势头业已涵盖了整个经济体系”91，此后改革的重点应是大规模的都市化（massive urbanization）。此前一年的“严打”和反精神污染运动已经通过全国性的扩警、扩法、扩监、扩捕为进一步的改革与镇反党内左派奠定了基础92。左派在两场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参与并不意味着右派就是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因为“严打”和反精神污染运动的对象并非哪个特定的意识形态群体。按照官方逻辑，“严打”的背景是不久前才在无法无天的“文革”基础上重建法制，从而焕然一新的中国社会，其目标是打击法外分子。而反精神污染运动更不过是党内“老革命们”对新兴的消费主义与享乐生活在大众（而非政治）层面的一次（缓慢而无效的）反击而已。
“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推动经济改革的是政治暴力，维持经济改革的是上层建筑，全新的，以新政权的右倾市场导向为纲的上层建筑。通过把中国革命的遗产解释为与民族主义相符，与市场独裁主义相符，与团结在二者旗帜下的中共新政权相符，与新政权“建设四化”的“历史使命”相符的1981年《决议》和1982年宪法，这个全新的，“与时代接轨”的上层建筑在中国正式登台了。从此开始了“造反有理”的革命遗产向“致富光荣”的“民族主义”的加速度转化。然而，由于革命遗产依旧重如泰山，革命意识仍然深入人心，矛盾不可避免地贯穿了转化的全过程。“今天的民族主义和前天的共产党革命有关？”在“文革”中吃了苦头的知识分子们忿忿地抱怨：“跟昨天的‘文革’才有关呢93！什么破民族，不过酱缸二字，还配谈民族主义！封建迷信，野蛮愚昧，幼稚落后！”94 诸如此类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批判是整个八十年代大众文艺的基调。其中声名最盛的是所谓“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家们”说，“文革”和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不过是历史的延续；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反现代的，我们应当另寻高明，取而代之。可叹他们整日“文学”来“文学”去，原来也只是嘴硬脚软鼻头长的“闻靴” － 闻别个的臭脚。把台湾、新加坡的资本主义发展奉为亚洲典范的“伤痕闻靴家们”，却不知两地发展的基石恰恰正是他们眼中“无能”的中国文化95，比之新文化运动中欲与封建中国文化决裂的陈独秀，此辈真是不如远矣！
自毁长城者失去的只是人格。他们获得的将是万世恶名。对中国传统价值的自惭形秽，很快转化为对中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八十年代中后期，否定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最终招致了政府的大规模镇压，因为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是新政权宣扬民族主义的底线。令中南海为难的是，同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样，八十年代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一味指责蕴含着强烈的媚外倾向96。在一个刚刚通过数十年的暴力革命战胜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使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一条艰难而错误的媚外民族主义之路 － 这正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大矛盾和弱点。伪民族主义（包括今日中国盛行的伪沙文主义）的特点有二：一是没主见，只会拱、不会看；二是没福气，活不长、玩不转。这叫“从来只见王八拱，一窝倒比一窝熊”。中国的民族主义学者王小东称此种现象为“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97；阿里弗•德里克（Arif Dirlik）将之视作“早先东方主义的逆转”（reversals of an earlier Orientalism）98；保罗•匹克威茨（Paul Pickowicz）则把中国“民族主义”在九十年代大众文化中的衍生物命名为“逆向东方主义”（reverse Orientalism）99。
由于战争和建设的特殊时代背景，“民族主义”主题本身的空洞和错乱被暂时搁置一边了。1984年，根据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范围内上映。这本两年前出版的小说出色地描绘了1979年对越作战的艰难和“极左思潮”结束后民众对民族主义的全新渴求，并获得巨大成功，被接连改编为舞台剧、相声、舞蹈、电视剧等多种文艺形式。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分别获得1985年百花奖100最佳故事片、最佳男演员、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奖，及金鸡奖101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剪辑102奖。民族主义情绪热烈高昂的战争歌曲，例如极度煽情的《血染的风采》103和《十五的月亮》（与毛泽东时代歌曲相比，此二者的主角都是感情丰富的职业军人，而非勇敢乐观的战斗集体），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商业电影导演陈凯歌与张艺谋也在1986年合作拍摄了另一部颇受好评的民族主义宣传片《大阅兵》。与此同时，以高度乐观主义精神热情宣扬后毛时代中国的“稳定”与“发展”的歌曲成批出现，其中一些描绘神州江山的大好美景104，另一些则呼吁民众为实现“四化”而共同奋斗105。1980年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此类歌曲的代表作：
……
啊，亲爱的朋友们，
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啊，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
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
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
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啊，亲爱的朋友们，
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
挺胸膛，笑扬眉，
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106
倚仗着标准化与“入世”的浮夸言辞，这种虚幻的民族主义情绪暂时地掩盖了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冲突，并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前后达到了顶峰。在这届华约国家联合抵制的奥运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色独舞获得了空前的成功。15枚光灿灿的金牌被作为“新”新中国彻底告别所谓“闭关锁国的极左年代”，并取得（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广泛认同的光辉业绩而大肆宣传。然而在“成功”的背后，是新政权对其左翼遗产釜底抽薪般的持续打击，和内部左派针锋相对的顽强抵抗。同为1984年通过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就是明证。虽然跟与其同生共死的越南同志战事正紧，虽然右翼党魁们主导的资本主义改革早已兵临城下，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核心力量，以“工农的子弟”、“人民的武装”闻名于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07仍然坚壁清野，固守成规。当然喽，军队一直都是决定中共党内意识形态斗争最终动向的关键。人民解放军远非铁板一块；由于矛盾的发展，革命者的自掘坟墓并不算什么新鲜事。新中国成立（所谓“革命胜利完成”）后不久，即在开国将帅们强烈要求下实行的苏式标准化军衔制就是一例。诗云：二十八年，革命胜利，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军衔上肩，红旗落地108，自毁长城，任由它去。但可惜得很，这批将帅生活在反潮流的毛泽东时代，一个冷眼向洋的时代，一个同此凉热的时代，一个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时代，一个大胆宣布“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的时代。到1984年， “文革”前夕由毛泽东倡议通过的取消军衔制度的决定已经履行了二十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百万官兵仍旧一律穿戴“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三块红”制服。干部与战士服装式样的唯一区分是军装上衣的口袋数量：干部四个，战士两个。右翼决策者们早就对此忍无可忍了。他们虽然行动缓慢，但是步伐坚定。1979年11月邓小平掌权一周年之际，总政治部就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恢复军衔制度”的意见。1982年，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恢复军衔制”。1984年5月，《中国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这年年底，恢复将帅差别、官兵差别、军民差别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部队元老们“对恢复军衔制的解释是【它将】增强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士气，促进各兵种的协同作战，完成军队的正规化与现代化。”109 然而，恢复军衔制的决定遭到了军内左派出人意料的猛烈攻击。由于他们的持续抗争，新军衔制在全军范围内的实施被拖延到四年后的1988年10月1日。如此激烈而持久的内部斗争为世界军事史所罕见。
当然，斗争还是导致了新的统一。1985年，全军官兵都换上了崭新的，职业化的制服。已成为中共军队象征的红星帽徽被内镶“八一”二字（象征1927年红军反潮流遗产）的红星徽章取而代之；六五式军装的红色软领章也摇身一变，化作内镶金星的红色硬领章。“三块红”时代悄然结束110。
逆向“民族主义”的遍地开花提供了“文革走资派”们渴求的自信。在空前自信的鼓舞下，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旧”体制的最后堡垒 － 为国企员工提供终身职位与相关福利的“铁饭碗” － 即将被彻底砸烂。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砸烂工人阶级的铁饭碗 － 还乡团老爷太太的丑恶表演被《闪闪的红星》搬上荧幕后仅仅十年，赤裸裸的阶级复辟就真实展现在了中国大众的面前。由于“剧烈而艰苦”的左派抗争，政府最终做出让步，宣布保留所有在职国企员工的工作安全与福利，但将对全部新职工实施劳动合同制111。虽然其先期结果令人鼓舞，但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基础是损害并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112。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背叛，正是整个九十年代中国都市化、消费主义与激进工人运动的共同温床。
城市改革与学生运动：1985-89
八十年代的改革对产业工人的影响仅在步履蹒跚的政策导向方面，而风行九十年代中国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则远不止此。在反“文革”和私有化的双重作用下，昔日“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最大受益者 － 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彻底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政治载体。一些工人仍在望眼欲穿地期盼着能从后续的改革中获利113。另一方面，经济改革诱人的数据成就与物质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促使那些仍热衷于日日谴责“文革”，夜夜欢呼“先富”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达成了又一个“激情澎湃的共识”：在政治领域内宣扬资本主义114。 在此期间，左翼声音几乎被打压殆尽。 “崽卖爷田心不痛”，所有中国左派均被鉴定为“先天不足”（解放军现役空军中将、成都军区空军政委刘亚洲正是如此评价解放军缔造者毛泽东的）；不仅他们的政治理想“过时了”，他们所津津乐道的中国文化也同样“过时了”。
在这种背景下，由右翼知识分子领导的第二次五四运动开始发展壮大。同时，该运动本身的结构性矛盾也发展壮大了。到1985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大众俗语已经变为民生事实：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确实将中国经济（特别是在农业领域）的发展模式稳步带回了民国时期。尽管如此，在铺天盖地的改革成果面前，发展模式的变更本身并不造成什么问题。但当1985年全国粮产量经历自大跃进以后最严重的一次减产时，情况改变了。从1978年到1984年，全国粮产量持续提高；可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广泛实施是1984年才开始的。换言之，“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大规模灌溉、防洪和技术基建”，1978-84年的粮产增长是“不可能的”115。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新政权对封建农耕意识的政策鼓励（“致富光荣”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时代标语”均为拉大旗做虎皮的封建“遗毒”）使农民耕作土地的积极性不断下降。部分地区的部分农民停止了农耕；所有地区的一切民众皆受其害。中国农业生产的停滞与对进口粮食的依赖持续至今。
由于非集体化的作用，两种不同形式的两极分化开始提速：一是沿海与内陆农村地区的两极分化；二是各农村地区内部贫富农民的两极分化116。二者都是二十年代初期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虽然全国城市生活水平在同期取得显著提高，但这是统筹经济而非市场经济的直接结果：它主要得利于此前几年与市场改革联系甚微的农业发展，而非城市工业效率的相对改善117。而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由一批青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规划的118中国经济改革带来了无休止的通货膨胀。他们个个都要做指点江山的英雄，但可惜得很，这些英雄生就两条短腿，却不能直立行走；两只巨掌，却只会压迫人民；一个虎头，却没有长上眼睛。在失目英雄们史诗般的大手笔面前，不安全感，极度的不安全感压迫着所有不知所措的普通民众，也压迫着那些新兴的，尚无力保护自己法权的资产阶级。在迈斯纳眼中，一旦私产入宪，中国社会之基就将彻底变为资本主义了119 － 当然，是为全球资本护航的独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激烈变化的内外环境不仅促进了多种并存的对抗性矛盾的相互作用，也导致了这些矛盾的接连爆发。1986年，中国开始出现大规模学潮。正如邓小平所希望的那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并不是什么普通大众，而是党内高干老人团的后代。老人团们拍着胸脯保证要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但多数中国民众却对价格改革、通货膨胀与其余各项使党政官僚游刃有余的改革措施怨声载道。由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滞后，在“新”新中国获得新生的城市中产消费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于是，那些本应由他们共享的改革利益，被不同职位、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党政官僚神定气闲、从容不迫地分食了。作为一个整体，庞大的中国官僚体系从党国的传统政治控制与市场的新兴经济力量中取得了双重收益：在修正主义改革的特殊背景下，许多官僚机构“必然地履行了资本主义企业的角色”120。自然而然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一跃转化为规模空前的武器制造与出口商，并逐步成为国际贸易与金融中的重要力量。军队各级官僚的远近、大小、老少亲属，充斥了两万余家陆续建成的军工企业事业单位及更为庞大的军转民企业121。
因此，1984年后中国政府依靠右翼独裁制度建设市场体制122的努力，与“资产”风催生的体制性腐败，必然唤醒了一个在理论上占有特权，却在实际上自认为“一无所有”的不稳定的政治群体，一个扯起大旗代表“人民”的政治群体，一个内部利益矛盾重重的政治群体：知识分子与学生。这个群体的政治觉醒始于1986年。当年12月的安徽合肥，约三千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由于对基层人民代表选举的不满，进行抗议示威123。在校方与右翼知识界的支持下，示威活动迅速蔓延到其它城市。12月20日，五万学生占领上海人民广场，全国性的学潮达到顶峰124。为求自保，北京立即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强制性地结束了各地学潮。在这场运动中，党内剩余的左派势力回光返照般地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 “去政治化”时代的第三次大规模镇压125。而十年前“华主席登上天安门”时，让诸多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上纵情欢庆的，正是新时代对中止一切政治运动的承诺。新时代的第十年，在一批“文革”初期出生的学生面前，承诺破灭了。支持学潮的若干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公开的右翼学者）被盛怒之下的党国发配、流放、驱逐。然而，与长达五年的全面“清左”运动（揭批查运动两年，“三种人”运动三年）相比，“就事论事”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不过是一次无关痛痒的显微手术。这次显微手术历时一个月，以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成为中共总书记而告结束126。
这场运动的对象只不过是政治层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上层建筑自由化倾向的镇压是必需的：其原因并非是右翼知识分子的所谓“民主理想”（八九以来，他们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与自己先前的“民主理想”完全背道而驰），而仅仅是由于此时此刻，作为一个复兴中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未被党国改革所形成的寡头利益集团所完全吸收。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非但没有受到运动的任何冲击，反而随即成为赵紫阳短期执政内一项大张旗鼓的国家政策。
挂羊头卖狗肉，卖不出去名声臭。在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国民经济中，高调宣传新政权的合法性，高调宣传革命与发展的同一性，高调宣传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已经接过濒死的马列主义老太婆（这就是右派畅想中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形象）手中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双枪，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建设“四化”的康庄大道：这些是右翼党魁的笔杆子、吹鼓手与传教士面临的“重大课题”。他们的重大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迅速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一切走资行为的天然借口127。在此前几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崇高理想与壮丽事业被彻底抛弃后（它们所有残留的印象被总结为六个字：“那过去的故事”），几代中国人为社会主义实践而做出的惊人牺牲也被束之高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根本任务成了“留给后人去解决”（这多像是党魁们撒手西归前撇下的遗言）的问题。可口号毕竟只是口号，普通的中国民众，尤其是普通的中国工人，究竟怎样才能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切实存在呢？1988年，赵紫阳再次推动商品价格改革。由此引发的严重经济危机与金融混乱很快导致了生产资料的全面紧缺。在八十年代晚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民众终于认识到，“社会主义”已经不知去向。乱世从此开始。
1988年秋，各主要城市的当年通货膨胀率突破百分之三十，“抢购风”席卷全国。为避免“完全乱了”，中央政府立即颁布严厉措施：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及信贷规模、实行价格管制、 提高利率、集中财力。然而措施失败，大小工厂倒闭，乡镇企业关张，产量缩减，失业剧增（1989年春，全国失业人口达五千万）128。人民的不满情绪在各地高涨，学生要游行，工人要罢工，农民要反抗。不仅如此，封建恶习、反动迷信、青少年犯罪也重现江湖，层出不穷，推波助澜。随着中国社会主次矛盾的急速转化，党内所谓“保守左派”与“革新右派”间的争辩达到白热化。
局势的持续动荡与绝大多数民众的意愿相反，也与绝大多数党魁的意愿相反。在一派喧嚣中，事物再次走向反面：右翼党魁们求稳定、图发展的血盆大愿被他们亲手发动的改革冲击得片瓦无存。由此，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悄然成为全国意志最坚定，目标也最明确的社会群体。这些人或引导、或诱发了各地始于八六而终于八九的学潮。在他们的眼前，两个幻影摇曳着，虚华缥缈，挥之不去。一个是西方的幻影：幸福的洋人，浪漫的远方。一个是自己的幻影：帮助中国实现西式幸福浪漫的天生领袖。八九年春夏之交，两个幻影重合了。重合的结果，按次年公开纪念“六•四”而坐监两载的李民骐的说法就是：
……民众的不满以民主运动的形式得到了表达。运动的领袖并非普通工人，而是迷恋舶来制度的知识分子与学生。自然地，这使任何针对都市工人的积极有效的大规模组织动员都成为不可能。而没有他们的参与，运动的失败是注定的129。
迄今为止，对“六•四”的不同论述是如此之多，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将其逐一剖开，逐一解析。更加重要的，是认识该事件对九十年代中国变革的深刻影响。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全面市场化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 “搅得周天寒彻”的市场化主角正是此前的学潮大军。这样的荒诞剧说稀奇也不稀奇。毕竟，让八九学生废寝忘食、挑灯夜战的只是高不可攀的官僚系统，而非不断深入的经济自由化进程。在资本化的汹涌浪潮中，学生间的两级迅速分化。几年后，一部分学生悲哀地发现，工农群众生死有命，学生领袖富贵在天。而他们自己，则是十三不靠，上下难料。
请跟我来：九十年代
在汪晖看来，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五项无能”：一不能提供实际的社会目标；二不能理解社会动员的全部潜力；三不能认识时代特有的社会矛盾；四不能发现基层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倾向；五不能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思维130。说到底，虽然对“市场增长导致的不平等”131的无意识反抗确为八九运动的内容之一，但是，与国家机器受到的冲击相比，该运动从未对引导八十年代中国发展的似是而非的市场逻辑（与逆向民族主义）构成本质上的挑战。其结果是，运动的主力军，是 “在以政治与经济权力的转移为特点的改革进程中颇有所得”133的群体之大联合。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工农或不理解、或不支持、或不参与，学生运动最终沦为特定知识分子籍以影响体制内权力关系的重要把柄134。这些知识分子正是今日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
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者的愿望是此前经济改革的全面深化。此后不久，愿望实现：“深化改革”通过法律程序，成为整个九十年代政府工作的重点。该工作的重点成果之一是历史罕见的两极分化。在两极分化所孕育的各级执政精英中，右派扶摇直上，成为主角。他们的不世气魄，让党魁们也不禁为之倾倒。“时代强者”们翩翩共舞，觥筹交错。最终，二者共同催生了葛兰西笔下的所谓“霸权联合体”（hegemonic bloc），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联盟的内部关系时刻处于转化之中，但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互惠的：右翼知识分子对深化改革的呼吁，既排除了九十年代中国民众对安全保障的社会追求，也迎合了新政权除左出局后的政治需要。于是乎，新自由主义作为“抵抗者”的高大形象从未出现。相反地，中国各级的执政精英与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亲密接触，发展“一种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134。
随着九十年代的深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在政治追求上的大逆转和经济地位上的大跃进逐渐明朗。当国家官僚体系供知识分子进出的铁门轰然大开之时，各类学者蜂拥而入。此前十年被党内“保守”、“革新”两派论战所牢牢禁锢的左右之争顿时得到解放，成为知识精英的热门话题。然而，中共党内与知识界的左右论争均忽略了两点：一是中国民众两千年来封建压迫形成的“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传统，与两百年来革命实践形成的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左翼倾向；二是二十年来“外国月亮就是圆，中国月亮难过年”的中国教育制度造就的资本主义新人，和他们从中形成的右翼理想。换言之，在城乡民众普遍反对私有化并重新关注安全保障、社会正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左右阵营（尤其是右派）均未能真正与人民“接轨”。
在新自由主义者一马平川，顺利占领各级行政机关的同时，左翼知识界也深陷史无前例的重组之中。左翼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战线上，也在组织战线上被迫退出了物是人非的国家机器。正因为如此，今日的中国左翼在本质上就是反精英的135。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那些被标为“党内左派”的“顽固分子”已经不是邓记改革初期的正统“老左派”了。是的，这些前朝遗老的确是党内的残余左翼势力，但他们与所谓“文革极左派”毫无关系 － 而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们却正承担了这样的罪责。与党内左派相比，左翼知识分子更加游离于体制之外。九十年代至今，在“八九怎么看”与“中国怎么办”两大问题的认识上，该群体的多数成员仍举步为艰。可无论如何，从那时到现在，左翼思潮的日趋深入都是天经地义的：其根本原因正是全体精英对所有“不稳定因素”的天然恐惧，正是党国上下对私有化与市场改革的讳疾忌医，也正是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对另一条发展道路，尤其是对以“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目的，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的发展道路的深仇大恨。
这种骨肉相连的深仇大恨，正是1992年邓小平所谓“南巡”136期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等一系列讲话的社会基础。通过这些讲话，退而不息的右翼元首“凭借南方记者的笔杆子”137，在“北京的官方媒体正由党内左翼理论家把持的时刻”，发动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二次政变。政变的头号功臣是奇名怪姓有影无踪的“皇甫平”，即上海《解放日报》头目周瑞金。周君“将邓小平推进市场改革的观点通过一系列令【其余】中国媒体望洋兴叹的社论而和盘托出”138。次年，此人高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此时，在广场坦克的隆隆余音中，一场始于1978年，并由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特殊背景（一是国际封锁的确立，二是国家修正主义的倒台，二者都导致了执政党的政治危机）而日渐激烈的路线斗争，正在马克思主义的老兵头（所谓“老左派”）与邓小平改革的辩护士之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随着1992年的二次政变，随着由暴力确立的邓记改革不可质疑的139“进步”形象，随着“市场的胜利”（其实是政变的胜利）140，公开的路线斗争结束了。1992年，随着党内最后一批左派老兵的失势，中国完全而彻底地走上了市场改革的大路。在这条大路上，地方利益集团和多属右派的体制内知识分子情难自已、欢欣雀跃，而最大的路障 － 使八九运动席卷全国的基本矛盾并未真正得到解决141。换句话说，造成整个九十年代过度发展与分化危机的社会条件在八九之前早已形成。但是，只有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在苏联解体所带来的震慑下，在大势陡转，羊头纷落，修正主义缴枪转舵的情况下，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急速发展及其普遍影响，人们才真正感受到这些社会条件的切实力量。在其作用下，对加速市场化的公开质疑和批判成为不可能 － 哪怕最谨小慎微的质疑和反对分子（尤其是宣传机关中的各类人士）都可能被“视为阻碍市场至上的议程，兼为左派谋方便”142的“坏人”。于是，反思“现代性”（revisiting modernity）这个“新时代”头十年（即1979至1989年）间知识界未曾染指的沉重担子，就被彻底丢给了顶风而上、势单力薄的左翼学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了市场极端主义（market extremism）、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和新威权主义（neo-authoritarianism）的离奇组合，其目标是“以稳定的形式激进化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演变，用权力保证动荡时期的市场化进程，并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求国家的完全退出”143。在明哲保身的“稳定”观下，激进主义（radicalism）的一切表现形式（包括同被定为极左暴力的中国革命与学生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持续批判，而对一切“过激行为”的本能恐惧，正是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们对系统性的腐败、市场化的社会代价、无组织的抵抗与有组织的对立等问题安之若素的思想基础。白衣仙人在高堂，醉玉醅，赏琼浆，这个将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改革最大受惠者的群体，即便是对最关乎其利益的改革前景也未尝提出多少建设性的批判，世事茫茫难自料，况亿万升斗草民乎！对历代中国民众为之出生入死以命相求的社会安全（而非令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魂牵梦系的“民主”幻象），新自由主义者们既不能理解，更不予理会。
邓小平九二南巡的直接成果，是沿海各“经济开发区”与商品期货、股票证券、房地产等市场的兴起。这不仅为“新富阶层”的产生奠定了市场与政策基础，也为政治、经济精英的同流创造了完备的条件144。南巡后的十年间，着眼于长期生产力（long-term productivity）而非即时利润率（immediate profitability）的所谓制度性创新（systematic innovations）从未真正出现。而即便如此，直到结构性腐败、农业大减产、贫富差距甚嚣尘上的九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学界讨论也未曾质疑继续改革的合法性。原因之一是邓小平南巡其时，八九后的国际封锁已使中国门衰祚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在这种情形下，知识界的整体形象是灰头土脸，见不得人的。学界骄子多求金玉其外，若衣衫破败，颜面无光，怎么好思考、调查、写作、讨论呢？况且，那些霸据中国学界的新自由主义者们，本来也就没有反对市场化的道理。而此时的学界左派分化现象严重（九二之后，更遭降格“消音”），众人各谋其政，无力回天。这一阶段，何新145及其“国家主义”理论（即“强调一国【之整体】利益而非其辖区、别国或超国家群体之利益”；有别于“民族主义” －“强调人们对国家及其流传之荣耀、文化与利益的效忠”）146对左派的重组产生了尤其积极而持久的影响。如祝东力147所言：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何新以国家主义为诉求，刷新了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他是九十年代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早期倡导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民间设计者。……何新是中国思想界从八十年代过渡到九十年代的重要枢纽……1992年春，邓小平通过南巡谈话的方式强力推进中国改革。从此，中国九十年代的社会特征才真正开始呈现出来，即市场经济和威权政治之下的高速增长、贫富分化、吏治腐败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在许多方面，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资本结成联盟，广大社会阶层默默承担着经济转型的沉重代价。在国内环境迅速变貌的同时，国际上，由于冷战结束，国际战略形势发生逆转，中国重新成为美国围堵打压的对象。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变，我们早年关于红色中国的记忆在经过八十年代的长期压抑之后，开始苏醒，成为一种批判的资源。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曾经被看作教条的概念和命题许多都表达着真理，原来曾经被嘲讽讥笑的人物和故事许多都充满了魅力。我们甚至触目惊心地发现，实际上，我们今天面临的种种困境，许多都只是应验了毛主席当年的政治预言。148
在这些条件的交互作用下，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转而开始研究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以反思中国的当代问题。此类学者（汪晖、崔之元尤甚）虽被诬为“新左派”，却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先入为主的“左”、“右”划分，认为这是一刀两半的“冷战意识”149。与之相反，当代中国的特殊情形使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对其“右派”身份颇为骄傲，不少人或以“自由主义者” － 一个“不可亵渎的、甚至是神化了的光环”150 － 而昂然自居。“九•一一”后的今日世界，贫富两极剧烈分化、全面对立的今日中国，处于不断转化之中的左右之分空前突出，显而易见。此外，这样的划分也是确实存在的，因为中国的几亿工农阶级并未也无可能完全接受资产阶级主流对左翼哲学的全面打压和诋毁（在这种条件下，所谓的中国“新左派”从一开始就富含各种贬义）。一方面，没有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对工农阶级的全面渗透，就没有底层民众的所谓“信仰危机”，及随之复来的对神佛仙妖精灵鬼怪的原始崇拜；另一方面，没有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和批左浪潮的无意识抵抗，就没有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冲击神州各地的激进怀旧情绪。十几年后的今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形象在底层的彻底神化、中国共产党军队（尤其是红军、八路军、志愿军）精神半宗教式的传说和解放军庙的绵绵香火，正是工农群众这种矛盾心理最真实的反映。
经过各种矛盾的激烈转化，令中国修正主义者们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追随西式全面私有化的面目（这就是修正主义者眼中的“光辉道路”－Shining Path）终于大白于天下之时，一批曾留学美国的学界左派却自觉地在中国知识界展开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capitalist modernity）的批判性反省（critical self-reflection），并纷纷质疑中国应否或能否将西式资本主义树立为社会样板。不久，在美国政府对北京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干涉导致后者以两票之差败北后，左翼学人的质疑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从北京到广州，难以抑制的民族主义浪潮一时波及全国各个城市151。激烈回应的背后，是辩证的心理矛盾：在城市民众看来，六•四后中国上下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被美帝国主义断了前程。连那些四年前还热情洋溢地高高举起所谓“民主女神”像（美国自由女神像的简单翻版）的示威者们，也纷纷宣布与自己的前任偶像为敌，号召“重新出发”，踏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来 － 而在被邓记改革掏空之前，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一直都是与众不同的。这样的怪诞情景，只能用《贵族之家》中米哈列维奇的诗作来加以描述：
我把过去崇拜的一切，统统付之一炬；
而对焚毁的一切，我又开始虔诚崇拜。
北洋时代结束七十年后，为寻求独一无二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学界左翼与民族主义再次挽手共进。从1993年到1996年，一系列反对私有化及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之反民主（antidemocratic）性质的学界讨论开场了152。
这几年里，民族主义的复兴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恢复着执政党八九后所剩无几的合法性。因此，对这场宾客满堂的学界讨论，政府虽有所觉察，却并未制止。但出乎统治阶级意料之外的是，形势正在起根本性的变化。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不再是纯粹的伪民族主义了。这并非笑谈：修正主义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民族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那些被砸烂铁饭碗的，那些刚找到瓷饭碗的，那些在社会主义教育下向往资本主义的，那些在资本主义教育下向往民族主义的，那些在修正主义教育下向往社会主义的，与真假洋鬼子彻底对立的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真正出现了，敢于向西化（而非向资本主义借鉴）说不的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真正出现了。走在大路上的，并不仅仅是唯我独尊的大汉民族主义者，统治阶级既无从“代表”，也避之不及的空想民族主义者和毛泽东派民族主义者也在其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基本形象缓缓重现人间：在一个假“为民”、真买办的右翼政权里，观念各异的民族主义积极分子破茧而出。他们中既有圣徒般虔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夫子般飘逸的孔教民族主义者，而紫禁城内的“民族主义”政权却哪个也代表不了。
自然，在不顾爹娘也要“保洋”的当权派们眼中，民族主义的复兴创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是异常危险的 － 在对全盘西化和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学术批判逐渐深入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关键时期，尤其是这样。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书的出版，宣告了这一时期的来临。在形式上，此等书籍均系本土自由撰稿人与海归知识分子的文章集合。两个作者群体都宣称，他们已从八十年代时刻受美国影响的浑噩中幡然醒悟153。这类书籍鲜明的（反美）立场和空前的畅销，使政权无法及时使其与之合流。而《中国可以说不》中洋溢的反政府情绪154，正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激进青年们理想 － 那些呼吁并致使清王朝垮台，直接激励了第一代中国左派的理想155 － 的隐约再现。
这类书籍的广泛畅销，与以下条件密不可分：中美冲突；八九至九二年间严重受损的国内市场；杂乱无序的国民经济；将经济发展与政治团结（political unity）、军事实力（military strength）和社会稳定（social stability）日趋统一看待的民间倾向；学界从无视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抽象的现代性叙事（abstract narratives of modernity）到对实际变化的理论分析的焦点易位。1997年的所谓亚洲金融危机，更是全面深化了学界对新自由主义展开系统批判的社会条件。
尽管如此，正像邓记吹鼓手们时常嘶叫的那样，“改革是不可动摇的”。新千年日益迫近，而对新自由主义的公开批判仍旧仅是极少数学界知识分子的权利。九二年后中国实现修正主义“四化” － 商业化、都市化、私有化和两极化（这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现代化”的全部含义） － 的速度之快，令两百年来世界各国的一切资本家、殖民者和军火商都望尘莫及。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资本骏马一日千里，“去去不可追”，而铁蹄过处各地学界的零星谴责，只能是“不革命阶级”事后诸葛的无助悲鸣。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中国社会再一次以远比九六年更为激烈的民族主义浪潮回应了左翼学人的理论批判。1999年5月8日，由美国政府操控的北约侵略军突然空袭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名记者遇难。消息传来，全国大哗。亿万中国民众，尤其是新一代沉迷于美国梦中的青年学生，被迫睁开了双眼。此前，北约部队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悍然轰炸已经使无数人到中年的“八十年代新一辈”惟余愕然：在他们的印象中，这是独辟蹊径、以一己之力对抗“邪恶帝国”的社会主义堡垒，是“改革”之初舶来文化产品的源头，是铁托的国度，是瓦尔特的故乡。侵略者的连日空袭唤起了他们的记忆，让他们想起了纳粹的行径，想起英雄的传说，想起保卫萨拉热窝的游击战士，想起“啊朋友再见”的嘹亮歌声。当他们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国已不国，而中国总理朱镕基却择此良时，心潮澎湃地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在那里，他留下了万古流传的名句：
“我的任务就是到美国来，向美国人民解释中国的情况，使他们消消气。”156
如此感人肺腑的思想汇报，使朱镕基“消气总理”的美名远扬八方。而青年学生虽将五八恐怖袭击视为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公然挑战，却找不到任何能与之抗衡的表达方式。于是学生暴起，民众忿懑，示威活动在各大城市蜂起，美国驻华大使馆及各领事馆风雨飘摇。
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而各界右翼却从此被完全孤立于民众自发运动之外。在愤怒的学生面前，中国右翼亲西、媚美的立场不仅不受欢迎，而且也毫不可信了157。当各地民族主义情绪空前爆发之时，自由主义祥林嫂们惊恐万状地猫在松软的沙发里，一个劲地叨咕：冤孽啊，罪过啊，民族的悲剧啊，历史的轮回啊，1900年的义和团“暴乱”158卷土重来了啊，这都是“新左派”们煽动起来的“原始民族主义”（primitive nationalism）啊，啊啊啊啊。而他们越是啊啊，民众的逆反心理就表现得越突出，也越有人认为“新左派”的意见值得借鉴。用李民骐的话来讲：
中国各大都市的反帝示威活动标志了一个观念上的突变。新的一代学生和知识分子逐渐理解到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 － 这是由于他们看到了西方媒体作为战争的宣传工具，压制不同声音的表现 － 并开始质疑打其旗号作战的政治制度的本质。社会主义的词语在多年以来首次浮出水面……与此同时，惯于为西方的点滴草木高唱赞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却陷入了严重的混乱。那些选择附和西方主流媒体的人，已经表明了对普通中国民众的情绪与愿望的完全漠视。他们对最新一代学生的影响也从而遭到急剧削弱 － 如果不是被彻底排除了的话159。
这样，到了新千年，以右开始的改革转而向左：中国的文化环境变更了。由于各级党政机关内左派力量的凋零，在大众传媒（mass media）中占据主流的新自由主义代表对任何异见均斥为“左”的疯狂指责，已经赋予了“左派”身份一个全新的含义。此时，中国的经济自由化进程正在稳步跨入政治领域，将市场独裁制度的所有不公以立法手段逐一合法化。尽管在经济立场与政治主张上均有明显不同， 但在共同的怪兽强敌面前，新时期的“三种人” － 即受到良好教育，却远未被充分代表（underrepresented），反被诬为所谓“新左派”的批判性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积极呼应下岗工人与底层民众对社会安全的强烈要求，并以此重奉中国革命大旗的党内所谓“老左派”；由于反思“改革”而以“左”遭陷的一群无组织的所谓“草根经济学家” － 逐渐走到一起，和转入地下的民众左翼并肩而进，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当“年轻的朋友们”在二十年后重新相会时，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美妙的春光”、城乡的“奇迹”和“四化”的“光荣”，只属于他们中的极少数人。更多人已无辜沦为“时代的”、“阵痛的”、 “转型时期的”、 “前进路上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牺牲品。而“时代”恩赐他们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轻描淡写的“从头再来”四个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帕特•霍华德（Pat Howard）就曾担心“超越乌托邦主义将意味着向一种多少丧失社会理想的实用主义的倒退”，担心对“文革”道义的遗弃将“招致对道德规范的完全遗弃”，担心对“大规模阶级斗争”的遗弃“将促使消灭在平等与正义问题上的斗争”160。像一场血雨，洒落人间去，短短二十年间，所有的顾虑就以“史无前例”的广度、烈度、深度和速度成为了可怖的现实。好在黑夜的尽头总是黎明，当多数西方分析家仍寄未来于中共党内“保守派”与“改革派”间的精英斗争之时，中国已然进入反思市场改革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推动者，不仅是亮剑出鞘的新一届政府，更是影响日深的上层和民间左派。
注释
1. 这恐怕是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最广为引述的观点，而其出处的描述却非如此简单：“作为每一历史判断的基础的实际要求，赋予一切历史‘当代史’的性质。这是因为，不管这样详加记述的事件的年代看来有多么久远，历史实际上涉及的是当前的需要以及那些事件活动于其中的当前的局势。”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trans. Sylvia Sprigg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41: 19.
2. 1928年的中共六大“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并明确指出：“党的内部宣传工作基本任务乃为肃清机会主义残余、消沉倾向和左派盲动倾向（先锋主义、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等）。” 自《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中国网（无日期）。2007年2月26日摘于http://www.china.com.cn/ch-80years/lici/6/0.htm；《政治决议案》。中国网（无日期）。2007年2月26日摘于http://www.china.com.cn/ch-80years/ lici/6/13.htm。
3. Mark Seldon and Victor Lippit.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edited by Mark Seldon and Victor Lippit.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82: 3.
4. 中国与海外的许多新自由主义学者持相反观点，而这些反对意见的传播之广、气焰之盛，不过是中国政府对知识界当权派进行招安的忠实反映。自然地，招安政策的学界赢家，多是鼓吹市场化的右翼先锋，而非有口难言的左翼学人。
5. James Ethridge就是这样想当然地进行划分的，而他只是诸多懒学究中的一个。见James M. Ethridge. Chin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since Mao.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Inc., 1990: 267-268.
6. Wang Hui (2003a): 44.
7. 同上, 第46-47页；第193页。
8. 赵月枝亦曾做出相似判断：“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角们……并不单调而有节奏地叫喊着粗译而得的自由、民主的口号。相反地，他们在向中国的市场改革与国际融合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表示抗议。” Yuezhi Zhao. (2005): 73. “Who Wants Democracy and Does It Deliver Food? Communication and Power in a Globally Integrated China.” In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One World, Many Struggles, edited by Robert A. Hackett and Yuezhi Zhao.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9. 这里所说的社会安全，就是人民生活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即吃喝拉撒、住房、教育、医疗等等。
10. 汪晖认为，今日中国左右翼的根本分歧与其对民主的不同理解有关。我不赞成这种看法。在八九过去十八年后，左右阵营的原则性分歧已经广泛得多了。Wang Hui (2003a): 113.
11. 一些被认作“左派”的人并不同意这样的左右划分。但他们以“左”遭讽受嘲而无力避祸的事实本身，已足见中国威权式市场极端主义的流毒之深。不论他们是多么苦于引“左”上身，我们都应当谨记马克思的光辉论断：人类从不能够以自己的意愿安排历史。
12. Paul Pickowicz 曾对此有深入分析。见Paul Pickowicz. (1981): 81-98; 111; 153.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Ch’ü Ch’iu-pai. Berk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3. 有必要重复一次：历史决不可能以人类安排或期望的方式“正常”产生。与其革命遗产相同，今日的左翼联盟并非其成员的主观选择，而是确实的客观需要。
14. Fredric Jameson. “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 Polygraph, 6/7 (1993): 175.
15. Richard Curt Kraus. (1981): 182.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6. Zhao (2003a): 37.
17. 歌云：“你是灯塔，照亮了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希望。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18 . Kraus (1981): 183.
19. Elizabeth J. Perry. (November 17, 1995). “‘To Rebel is Justifi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fluenc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rotest.”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Beyond Purge and Holocaust, edited by Kam-yee La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277.
20. Zhao (2003a): 39.
21. 毛泽东（1957年）。
22. 在1953年与科学家钱三强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 路甬祥（2003年12月26日）。《毛泽东与中国的科技事业》。《科学时报》。自中国科学院。2006年4月2日摘于http://www.cas.cn/html/Dir/2003/12/26/ 0249.htm。
23. Yuezhi Zhao. (2004a): 46. “Underdogs, lapdogs and watchdogs: journalists and the public sphere problematic in China.” In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edited by Edward Gu and Merle Goldm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4. Wang Hui (2003a): 43-44.
25. Meisner (1999): xi. 在另一部著作中，Meisner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时代是“转型时期”的观点。见Maurice Meisner. (1996): 57.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6. Jean Baudrillard. (1994): 7.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 Sheila Faria Glaser.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7.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同党中央领导班子协议起草了《倡议实行火葬》，并率先在倡议书上签名。倡议书强调：“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吴旭君（2003年）。《毛主席的心事》。自《缅怀毛泽东》。人民网。2004年1月14日/2006年1月5日摘于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0/2210130.html。
28. Karl Marx. (1851-52).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3: 400.
29. 叶剑英时任国防部长。这次军事政变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同时向最幼稚的局内人和最愚蠢的旁观者赤裸裸地证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
30. Meisner (1996): 65-68；水陆洲（2004年3月7日）。《把“四人帮”抓起来》。自《邓小平晚年之路》。主人公论坛。2004年3月9日/2006年1月6日摘于https://host378.ipowerweb.com/ ~gongnong/bbs/read.php?f=3&i=59066&t=54972&v=t。
31. 水陆洲（2004年3月13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自《邓小平晚年之路》。主人公论坛。2006年1月6日摘于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gnong/bbs/ read.php?f=3&i=59801&t=54972。
32. 水陆洲（2004年3月7日）。
33. Meisner (1996): 69-76.
34. 在锈弦上弹奏（2005年11月25日）。《关于三年文革与十年文革的区别及其意义》。主人公论坛。2005年12月20日/2006年8月1日摘于http://www.gongnong.org/bbs/ read.php?f=5&i=2253&t=2253。
35. 同上。
36. 从后毛时期开始至此的历次运动均为自上而下的强制行为，而此次运动却是基本自发的。诚然，运动的多数参与者是右派而非左派，其中的一些人（如魏京生）还被西方的自由主义媒体从此封为与党国进行斗争的“自由战士”。但右派对右倾党魁们的公开挑战本身，就已经呈现了中国“右派复辟”初期各右翼利益集团不断深化的内部矛盾。
37. Meisner (1996): 94-97.
38. 同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出于1965年毛泽东对“九评”之第五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修改。
39. 水陆洲（2004年3月22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讨论》。自《邓小平晚年之路》。主人公论坛。2004年3月24日/2006年1月6日摘于https://host378.ipowerweb.com/ ~gongnong/bbs/read.php?f=3&i=60828&t=54972。
40. “标准化”在此所指的是“稳定”和“秩序”等右翼逻辑下的“现代化”与“职业化”。
41. Meisner (1999): 432-435；Meisner (1996): 97-103；水陆洲（2004年3月2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自《邓小平晚年之路》。主人公论坛。2006年1月6日摘于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gnong/bbs/read.php?f=3&i=61424&t=54972。
42. Marx (1851-52): 399.
43. Seldon and Lippit (1982): 5.
44. General Assembly Twenty-sixth Session 1976th plenary meeting Resolution 2758 (XXVI). (October 25, 1971).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web site. (n.d.). Retrieved January 2, 2006, from http://daccessdds.un.org/doc/RESOLUTION/GEN/NR0/327/74/IMG/NR032774.pdf?OpenElement.
45. 毛泽东（1970年5月20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2007年2月27日摘于 http://www.gjgy.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
46. 新华网（无日期）。《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9年）》。2006年1月7日摘于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5/content_2094076.htm。
47. 根据一份于1964年签订的中越军事协议，中国将向北越派兵三十万，与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并肩作战。Ilya V. Gaiduk. (1996): 16.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van R. Dee.
48. Wang Hui (2003a): 75.
49. 在锈弦上弹奏（2005）。
50. 这种类分法的社会基础，是“文革”的失败，而非其越轨（所谓“轨”：全球资本主义。按2007年2月26日温家宝总理的高尚逻辑，“十年浩劫……使我们丧失了一次大的发展机遇”，滞后了“与国际接轨”而“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如阿里弗•德里克所述：“一次失败的革命所留下的，很可能只是对任何革命都必然引发的赤裸裸的压迫与凶残的记忆。” 因此，让这场失败的文化革命“突出于历史记忆的”，就只能“是其为数百万人民所带来的多余而武断的凶残”了。Arif Dirlik. (2003): 158. “The Polit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Beyond Purge and Holocaust, edited by Kam-yee La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51. “文革”时期的“四大自由”，是对五十年代初右翼“四大自由”的直接反击。后者在刘少奇执政时期得以广泛实施。刘氏推行的“四大自由”是：雇佣自由、借贷自由、租赁自由、贸易自由。
52. Meisner (1999): 437; 447.
53. 同上，第447页。
54. 高默波认为：“当一部记事录写于一个普遍话语框架不同于其所记叙年代的普遍话语框架的时期，事件 － 甚至感情 － 均能重建于作者的认知之外。文化革命期间的个人磨难与极端暴行确有其事。但对它们产生缘由和当时大众对其感觉的解释，是能够被重建的。” Mobo C.F. Gao. “Review Essay: Memoir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7.1 (1995): 51.
55. 同上。
56. 老石（ZDL）（2005年11月7日）。《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主人公论坛。2005年11月25日摘于https://host378.ipowerweb.com/ ~gongnong/bbs/read.php?f=3&i=138455&t=138455。老石在文中称：“我国现有档案的实际开放对文革时期，尤其是政、法资料是基本上非法封闭的，令人担心的一次又一次的‘烧档案’烧的又大都是文革时期的”。
57. 在此期间，毛泽东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1967年9月19日，他在长沙说：“过去好象说，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倒台了，我就高兴”。同上。
58. 同上。
59. 1964年12月，公安部通知禁止各地看守所组织在押人员进行劳动生产。1985年，毛泽东身后的第十年，公安部又指示恢复组织在押人员进行劳动生产。同上。
60. 同上。对1965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历次工作报告的调查显示：1965-78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判处刑事案件总数为8万6千；1978至1982年间，该数字飞涨至18万8千；1983至1987年间是更为惊人的33万9千。中国年均判处刑事案件总数于2003年达到历史峰值 － 73万6千 － 并在此后小幅回落，2005年降至68万4千。湘南子（2006年7月12日）。《中国历年判处刑事案件总数，1965-2005》。华岳论坛。2006年7月12日摘于http://washeng.net/HuaShan/ BBS/shishi/gbcurrent/148903.shtml。
61. 宋永毅（2006）。《造反派和“三种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中国文革研究网。2006年5月10日摘于http://www.wengewang.org/bbs/bencandy.php?id=2112&l_page=1。
62. 同上。
63. 下面是一则相反的故事。根据一名左派的记录，他前几年曾有一次到东北出差。在火车上，一群乘客热烈地讨论着中国法制的黑暗。这时一位老工人站起来说：“现在是有法无法，有钱便是法。过去毛主席那个时代是无法有法，有理便是法。” 佚名（无日期）。《另一种声音：（一）》，我真不知道编辑。（2003年9月1日）。主人公论坛。2006年3月12日摘于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gnong/bbs/read.php?f=3&i=37518&t=37518。
64. 王晖(1994): 9-10. The Gradual Revolutio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Movement. New Brunswick, U.S.;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65. 同上，第10页。
66. 同上，第 9页。
67. Meisner (1999): 437-438.
68. “文革”期间作为自力更生典范的“两面红旗”之一；另一面红旗是大庆油田。
69. Dirlik (2003): 169-170. Pat Howard等学者对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认作“私有化”的观点并不赞同。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既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里，集体农业被定义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那么，其强制性解体同所有制的变更以及“农业私有化”的联系，就是符合逻辑的了。见Pat Howard. (1988): 45-76; 134-137; 166-173. Breaking The Iron Rice Bowl: Prospects for Socialism in China’s Countryside. Armonk, N.Y.: M. E. Sharpe.
70. 水陆洲（2004年3月7日）。《陈永贵解职》。自《邓小平晚年之路》。主人公论坛。2006年1月18日摘于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gnong/bbs/ read.php?f=3&i=63207&t=61998.
71. 同上。
72. 1969年3月至8月，中苏边境连续发生流血冲突事件，中苏关系全面恶化。10月，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林彪、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陶铸等人均在其列）及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安排疏散工作的是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刘少奇被疏散至河南开封。在那里，他继续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直到11月病逝。刘少奇终年71岁。
73. Meisner (1999): 438.
74. 同上。
75. 邓小平（1980年5月5日）。《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2007年2月27日摘于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69113/69684/69695/4949707.html。
76. 《人民日报》（1981年7月15日）：第1、4版。自Elizabeth J. Perry. (1985): 189. “Rural Collective Violence: The Fruits of Recent Reform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edited by Elizabeth J. Perry and Christine Wo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7. Meisner (1999): 440-445.
78. 1957年或1966年前的毛泽东与此后的毛泽东，是思想、性格、品行、操守完全相异的两个人吗？那么，青年马克思与此后的马克思，也是思想、性格、品行、操守完全相异的两个人喽？两种观点，一样狗屁。当然，和“前后马克思”不同的是，“前后毛泽东”的闹剧，是后毛时期当权派所必需的。
79. Perry (1985): 175.
80. 老石（2005）。
81. 同上。中共中央（1982）30号文件批转国家公安部党组的《关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将解放军担负看押、守护、警卫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同公安部门原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民警统一组建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82. Li Yan. (August 28, 2002). “China in the Period of Fourth Crime Peak.” People’s Daily Online. Retrieved December 25, 2005, from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208/28/ eng20020828_102245.shtml.
83. 《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3月24日）。引自老石（2005年）。
84. 人民网（无日期）。《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2006年5月10日摘于http://www.people.com.cn/GB/33831/33836/34145/34191/2546392.html。
85. 宋永毅（2006）。
86. 水陆洲（2004年4月21日）。《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自《邓小平晚年之路》。主人公论坛。2006年1月28日摘于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gnong/bbs/ read.php?f=3&i=64401&t=61998。
87. 例子之一是1981年的四川洪灾。四川是后毛时期改革的前沿阵地。洪水席卷该省时，农村改革的“新形势”“使得中国农民不愿为应对洪水而将相当规模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其结果是加剧了“洪灾对粮产的影响”。Y.Y. Kueh. (1995): 161. Agricultural Instability in China, 1931-199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88. Meisner (1999): 463.
89. 水陆洲（2004年4月21日）。
90. Kueh. (1995): 235.
91. 王晖 (1994): 14-15.
92. 老石（2005）。
93. 这个道理是不错的 － “文革”确是希望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中国发展这一民族主义使命。
94. 其目的是将两个毫无干系的历史议题 － 近代中国对毛泽东自发的个人崇拜与封建中国对帝王的强制性崇拜 － 相提并论。而新兴的现代西方社会缘何出现对拿破仑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此类人等全无概念。
95. Dirlik (2003): 168.
96. 王小东（2005年2月7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民族主义》。乌有之乡。2006年5月11日摘于http://www.wyxwyx.com/xuezhe/wangxiaodong/ShowArticle.asp?ArticleID=27。
97. 同上。“Reverse racism”为王小东自译。他认为，逆向种族主义“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理论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与希特勒不同的地方，只是把这种理论用来反对自己的种族。” 此外他还表示，“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随着互联网发展起来的”，而非是“政府鼓励的”。
98. Dirlik (2003): 168.
99. Pickowicz所指的，是电影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名作《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霸王别姬》。这些由海外来源资助的电影无一例外地得到了相当的国际认可，也无一例外地排除了（对西方而非对中国的）“异议政治”（dissident politics）的成分。它们因此引发了关于其“中国性”（Chineseness）的严肃讨论：这些电影所描绘的中国，是为那些并不那么有兴趣认识为中国都市观众所真正认识的中国的国际观众准备的。这样，由于其固有的逆向东方主义使中国观众对国产电影干脆敬而远之，它们就必须依赖于国际市场来收回投入了。Paul G. Pickowicz. (1995): 213. “Velvet pris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lmmaking.” In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0. 此时的百花奖 (1962-)是国产电影群众性评选的最高奖。
101. 此时的金鸡奖 (1981-) 是新兴的国产电影专业性评选的最高奖。
102. 《高山下的花环》。（2004年4月15日）。新华网。2005年12月25日摘于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4-04/15/content_1421518.htm。
103. 讽刺的是，这首歌几年后成为八九夏日最流行的运动歌曲之一。
104. 此类歌曲包括《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希望的田野上》、《长江之歌》、《大海啊故乡》等等。
105. 在“去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此类宣传歌曲远不及前一类歌曲那么流行。此类歌曲的代表作包括《金梭与银梭》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另一类更加短命的时代歌曲 －《祝酒歌》是其中的佼佼者 － 则同时描绘了“粉碎四人帮”的巨大喜悦和实现“四化”的空前信心。
106. 张枚同词。
107. 长久以来，毛泽东与所谓“老左派”（或所谓“毛左派”）都因为推广“绝对平均主义”的罪责而遭右翼宣传分子们口诛笔伐，而“绝对平均主义”正是毛泽东斥为“左倾”并一直努力反对的。按他自己的话来讲：“我们赞成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引自William Hinton. (1966): 486-87.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通过废除军衔制、反右运动、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手段，毛泽东一直致力于逐渐缩小（而从来不是立即消灭）城乡、工农、脑体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在他看来，这“三大差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永恒特征”。Kraus (1981):165.
108. Peck (1977): 10.
109. GlobalSecurity.org. (n.d.). “PLA Uniforms and Insignia.”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05, from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china/pla-uniforms.htm.
110. 解放军的某些部队将红星帽徽一直保留至1987年。在全军范围内，以79年的对越战争为起点，解放软帽逐渐被作战钢盔所取代 － 从平均主义到“标准化”的另一个标志。解放军现行军衔为5等18级。2007年内，全军将再次进行统一换装，以便与美军、国军接轨。
111. Meisner (1999): 472.
112. 王怡（Wang Yi）（无日期）。“From Status to Contract?” In One China, Many Paths, edited by Wang Chaohua. London: Verso, 2003: 190-191.
113. 李民骐、王超华、王丹（无日期）。“A Dialogue on the Future of China.” In One China, Many Paths, edited by Wang Chaohua. London: Verso, 2003: 314.
114. 同上。
115. Meisner (1999): 480.
116. 同上。
117. 同上，第472-473页。
118. 王晖 (1994): 107-121.
119. Meisner (1999): 474.
120. 同上，第475-478页。
121. 同上，第478页。
122. 在王晖看来，这是1979-84年改革与此后改革的关键差异。王晖 (1994): 180.
123. Meisner (1999): 486-487.
124. 同上，第487页。
125. 前两次分别是1976-78年的“揭批查”运动和1983-86年针对“三种人”的党内整风运动。
126. Meisner (1999): 487.
127. 同上，第488-489页。
128. 同上，第492页。
129. 李民骐、王超华、王丹（无日期）：第314页。
130. Wang Hui (2003a): 46-47.
131. 同上，第58页。
132. 同上。
133. 同上。
134. 同上，第60页。
135. X.L. Ding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称为反精英 － 这根本是为今日左派量身定做的定义。Joseph Fewsmith. (2001): 11. 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6. 同上，第192页。
137. Zhao (2004a): 46.
138. 同上。
139. Fewsmith (2001): 17.
140. 同上。
141. Wang Hui (2003a): 67.
142. Zhao (2004a): 47
143. Wang Hui (2003a): 81.
144. 同上，第83页；王晓明（Wang Xiaoming）（无日期）。“A Manifesto for Cultural Studies.” In One China, Many Paths, edited by Wang Chaohua. London: Verso, 2003: 282-285.
145. 何新（1949-，个人网站http://www.hexinnet.com）是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争议人物。他于“改革”初期辍学，从1980年起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并很快以其文章获得广泛关注。何新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全国政协专职委员。
146. Richard X.Y. Zhang. (n.d.). “Chinese Theology and Nationalism.” From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Retrieved July 17, 2006, from http://www.iscs.org.hk/Common/Reader/News/ ShowNews.jsp?Nid=642&Pid=9&Version=0&Cid=18&Charset=big5_hkscs.
147. 祝东力（1962-）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其网络论文集建于左岸：http://www.eduww.com/lilc/ wj.asp?userName=%D7%A3%B6%AB%C1%A6。
148. 祝东力（2005年）。《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自《批判与再造》。2006年7月17日摘于http://www.hexinnet.com/documents/200603/zhu.htm。
149. Fewsmith (2001): 123.
150. 许纪霖（Xu Jilin）、刘擎（Liu Qing）、罗岗（Luo Gang）、薛毅（Xue Yi）（无日期）。 “In Search of a ‘Third Way’: A Conversation regarding ‘Liberalism’ and the ‘New Left Wing’,” trans. Geremie R. Barmé. In Voicing Concerns: Contemporary Chinese Critical Inquiry, edited by Gloria Davie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199.
151. 同上，第4页。
152. Wang Hui (2003a): 92.
153. Fewsmith (2001): 154.
154. 同上，第156页。
155. 此类作品的代表是同于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邹容的《革命军》及陈天华的《猛回头》。
156. 见http://www.pbs.org/newshour/bb/asia/jan-june99/zhu_4-9.html所公布的1999年4月9日PBS主播Jim Lehrer 对朱镕基的采访抄本及录音。
157. Wang Hui (2003b): 62. “The New Criticism.” In One China, Many Paths, edited by Wang Chaohua. London: Verso.
158. 根据其逻辑，暴力和无理性是义和团运动的全部内容。
159. 李民骐、王超华、王丹（无日期）：第356页。
160. Pat Howard (1988):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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