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奥评论 第一期
一个幻影的未来 : 佩里• 安德森访谈录
原载俄国《生意人报》（ Kommersant） 2006年 10月 31日
海裔（洛杉矶）转译自英文版
在共产主义崩溃二十年之后，左翼意识形态既没有丧失其现实性，也没有丧失掉其政治前景——佩里• 安德森（Perry Anderson）如是说。这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教授，《新左派评论》编辑，作为"俄国辩论"计划者的参与者来到莫斯科。《生意人报》（ Kommersant）专栏作家伊高• 费迪乌金（ Igor Fediukin）与安德森讨论了查韦斯的政权，中国的"新左派"，以及俄国的政治局势。
你认为左翼意识形态有未来吗？
最好是用几年前逝世的法国历史学家 佛朗西斯 • 傅雷（Francois Furet ）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到了中年时，变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苏联经历的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在其最后一本书《一个幻影的逝去》的结尾部分，他写到，今天很难想象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之外的任何社会组织方式，但是也根本不可能想象民主会继续凝固在它的当下的形式之中。
人们常常听到当代左翼已经被粉碎，并且不能提出建设性的方案。
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二十到三十年以前，这看起来是明显的。但是今天，这听起来像是异端邪说，首要的信条变成了撒切尔提出的口号"别无出路"。因此，仅仅是保持全球体系的可能性，就已经构成一种激进的反对。左翼看起来被压垮了：这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在 19世纪，当现代左翼运动产生的时候，存在许多倾向：他们追随马克思，蒲鲁东，圣西门，傅立叶，社会民主派与无政府主义者。左翼运动总是多元的，虽然在俄国，由于其中的一种长久的垄断，这一点不是那么明显。
你认为委内瑞拉政府是左翼的吗？
在委内瑞拉发生的事情当然是左翼意识形态的发展，因为在那个国家存在大规模的财富的再分配。将委内瑞拉的例子普遍化将是愚蠢的，因为它是非常独特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巨大的石油财富。但这种财富的存在并不必然表明它的再分配。过去的议会制度是完全寡头性质的：这个国家的财富掌握在它的精英手中。查韦斯的政府挑战了这种局面，同时，在此之外，并没有（关于查韦斯）独裁的谈论。查韦斯经常举行选举。这当然是民主的平民主义，这种政治制度不能被称为是封闭的：在委内瑞拉，电视上，出版界有激烈的辩论，有对立，如果说是正在进行一场艰难的斗争的话。因此，这肯定是一个相当激进的左翼政府。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根据这一模式而对"二十一世纪的左翼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下一个结论。
欧洲模式真能显示为美国模式的一个替代方案吗？
早从 1947年开始，一般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历史差别已经非常明显：欧洲国家总是更具"社会性"，更加倾向于对经济进行干预，在废除死刑等问题上见解更为自由。但是，今天，在这些历史差异的基础上，一种极端自我满足与自负的“欧洲优于美国”的意识形态被制造了出来。我们能从大众媒体上很多领军的哲学家与知识分子那里看到这一点。但是在这背后，大西洋世界的这两部分并没有任何严肃的差别。欧洲国家都在向美国模式靠拢，削减福利项目。甚至在人权领域，欧洲人也没有比表面上更多的自豪的理由：欧洲政府允许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秘密的 CIA监狱。
亚洲的迅猛的发展给你什么期望？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全球历史平衡的改变——这是确定无疑与不可避免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亚洲的增长是否会导向世界舞台上与国内政治中全新的游戏规则以及新的国家行为守则的出现。我表示怀疑。 "新亚洲"的精英们对西方的规范及其损害进行区分处理，而且看起来大同小异。此外，如果中国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其模范效应将会是巨大大的，许多南方国家将考虑是否该为他们的发展选择这样一个模式。严格来说，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在俄国讨论这个问题了。
在你看来，这种形势会在俄国出现吗？
相比之下，后苏联的俄国最让人惊骇的事实是民众的政治冷漠。甚至在 1991年，当公民们爆发巨大的能量时，罢工，抗议，会议都限制在国家范围之内，国家感觉到了相应的震荡。相比之下，中国的景象完全不同。这个国家为数众多的民众与群体强烈感觉到所选择的发展模式的不公正。所有这一切将采取什么形式，在当下仍然不清晰，但是过去十年内，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倾向乃是以一场"新左派"运动而表现出来。在俄国完全没有，而在中国存在，国家机器与老派知识分子害怕他们。
中俄之间还有一个有趣的差别。在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的腐败，但在俄国，社会不满要少得多。俄国社会将腐败作为与官僚机构打交道时可接受的办法。在中国，对于腐败的敌意是巨大的：腐败在民众中间激起了一种普遍的仇恨。跟俄国 大相径庭的是，（中国）高层官僚会为他们的腐败付出项上人头的代价。
墨西哥的独裁模式对于俄国来说有可能吗？
许多人谈到“墨西哥模式在俄国”的话题，但是你知道，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一个真正的党。比如说，在六十年的时间内，有相对来说非常严格的规则。墨西哥总统做他想做的事情比在俄国空间更大，但是，一旦离任，总统就什么都不能做。革命制度党就这方面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党，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革命党。它体现了墨西哥历史上的巨大的变迁。在中国，确切地说，也有一个这种意义上的党，有内部的辩论，领导们相互承认。
面对历史走上一个完全不同方向的事实，你如何保持你自己的信念？
我这一代人的思想是在六十年代成型的，那时候革命浪潮激荡世界——从古巴革命到西方的文化革命。如果你是在此时此刻发展起你的人格，你就会对更大范围的民众与思想有亲切感，而这给你带来能量与自信。但是后来，当这一波浪潮退去，仍然是个人性情与思想发展的问题：有人改变了他们的意见，有人没有。我这么说吧：要记住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他们毕竟生活在绝对主义如日中天的时代，而且并没有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了重大的政治变迁。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成为他们天主教会的一贯的反对者。有历史感的思考是很重要的。生活给右派，左派与中派带来惊讶，他们的预言与期望常常被证明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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