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与左派意识形态领导权
——以委内瑞拉的局势为例
徐亮
路透社6月26日登载了一篇《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走到哪里？》的文章，全文反映了委内瑞拉革命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上层的意识形态革命，即文化革命。
葛兰西曾经在《狱中札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是一个极端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伟人。他在三湾改编中就开始了党委领导军队的制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一系列极为特殊的情况。
但是纠缠于阶级斗争中使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处于精神状态的紧张中。保持思想的警惕与长时间地处于思想紧张状态是两种事。处于思想紧张状态使国家一直处于运动中。运动的对人自发要求的安定的悖逆几乎可以和战争带来的不安全相当。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弱化论给资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在国内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国外强大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攻势下，再加上官僚资产阶级对马列毛主义的严格控制、僵化宣传，导致了社会主义成为了失败、幻想、专权的代名词。社会主义的内涵、马列毛的内容被阉割了。“马列毛”成了人民的反面说教。
随着官僚思想不断向资产阶级思想做出让步，比如接受劳动力可以雇佣、允许出现资产阶级、允许自由市场开放以及种种向帝国主义作出的让步，使国家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一种极其恶劣的思想道德败坏地步。知识分子沉浸在所谓民主、自由的骗局中不能自拔，人民仍然在舆论的欺骗中相信“资本主义带来繁荣”，甚至半数以上的民众支持实行资本主义。这真是对“无产阶级占领舆论阵地”的极大讽刺。人们的思想观念处于非常严重的迷醉中，而事实的真相总是处于被扭曲的解释中。无产阶级的左派需要通过努力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这就需要一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场失败的探索，但是不能说文化革命不必要，而是自然的需要。否则即使左派上台，仍然无法解决重新官僚化、重新滑到另外一个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的地步。
委内瑞拉的局势证明了文革以及毛泽东的正确性。如果政府借助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认可资产阶级通过非法手段在社会已经取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那么官僚资产阶级就会上升为统治阶级。不同的是，过去我们是依靠毛主席从上而下进行文化革命，而现在我们需要从我们左派开始，从底层进行文化革命。
革命的历史也证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为什么缅甸、秘鲁等地的毛革命队伍没有取得胜利，而是不断地失败和分裂，其主要成员为经济利益而放弃革命理想，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失败是其中非常关键性的因素。可以说，文化革命，从毛主席开始改造小农而成为革命军队就开始了。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是只要无产阶级试图上升为统治阶级，仍然继续面对帝国主义对文化信息的控制权，那么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必然会继续进行，否则夺取的政权会逐步演变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对立面，从而诞生出一批最富掠夺性、野蛮性、反动性、最无代价获得剩余价值的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
1、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力。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共产主义革命将在全球取得胜利。团结的无产阶级当成为国际性的统治阶级以后，其对意识形态的革命面临的困难会大大减轻。但是列宁时代的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使无产阶级面临着新的局势。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支持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很难在国际范围内获得同盟军。一项调查显示，委内瑞拉人仍然有一半以上的人表达了对美国的喜爱之情。因此，这是否仍然是“查韦斯一个人的革命”？一个人的革命不能因为他的死亡而丧失社会主义的前途。所以委内瑞拉的前途在于劳动者的觉醒和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控制、潜移默化是强大的力量。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需要强化国家的权威和力量，而这些很容易成为民主的反向意义，因而容易被帝国主义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在不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物质基础薄弱，在文化、经济、舆论的斗争上缺乏足够的物质支持，加上帝国主义强大的引诱力，很容易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开放、柔软的政策中利用这一渠道进行新的渗透。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封锁国门，而封锁过门往往为自然经济打开了复活的希望，从而成为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悖论。
2、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由于国际、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无法避免地成为阶级斗争发展、潜在爆发的基础。谁主张放弃阶级斗争，就说明党已经发生了巨变，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同盟者。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政权是复杂的斗争，而更复杂的斗争是对人世界观的改造。查韦斯在1998年赢得第一次选举时曾许诺要发动一场革命。自从他在去年12月份第三次赢得选举后，他承诺要加快委内瑞拉的转变，要让“新人”不再有自私的要求，全都致力于公共利益。不过查韦斯执政9年后，一些分析家表示创造“新人”和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想法在委内瑞拉成功的几率比其他国家如俄罗斯、尼加拉瓜和古巴更小。
3、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意识形态落后于新建立的经济基础。而这种旧的权力结构容易导致新的官僚阶级出现。新社会建立的过程中无法有既定的模式。中国1949 年有苏联的模式，而查韦斯只有古巴有样板。委内瑞拉没有革命实践的基础，对人民发动的情况缺乏依次革命实践的教育。由于新的社会主义探索在建立的过程中不停地建立新的制度和框架，这些理论的假设在实践中遭遇到资产阶级旧意识形态的抵制和扭曲。查韦斯想把“21世纪社会主义”理念带到委内瑞拉的宏伟计划正遇到障碍——来得很容易的现金、腐败以及越来越多靠钻空子而发财的公民。意识形态教育的缺乏使新制度建立过程的漏洞很容易被新的腐败分子所钻营。自从查韦斯1998年借助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穷人支持上台后，至少有腐败似乎更加严重。据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称，衡量委内瑞拉腐败情况的指数持续下降，委内瑞拉目前是拉美最糟糕的国家，在全世界排名第138位。政府的数据显示，在查韦斯执政期间，委内瑞拉人的贫困比例从42.8%锐减到30.4%。不过虽然贫困人口减少，但委内瑞拉的贫富差异仍旧很大，出现了一个新阶级——玻利瓦尔资产阶级（bolibungesia）。这个词来源于拉美的解放者玻利瓦尔和资产阶级这个词。批评政府的人称玻利瓦尔资产阶级包括了在黑市和灰色市场上的活跃分子、征收“额外收费”的政府官僚、石油买卖的中间人、洗钱分子以及毒品走私组织。加拉加斯的一个商人说：“这个新阶级阻碍查韦斯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更甚于任何旧的贵族。他们已经成为当权派的一个部分。”这些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比中国更容易滑到社会主义本来目标的对立面。
4、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这种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形成的观念左右着公民的思想。安德烈斯·贝略天主教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院主任路易斯·佩德罗·埃斯帕尼亚说：“委内瑞拉人是利己主义者。他们不愿为社会而工作。他们非常崇尚消费，甚至是那些忠于查韦斯的人。”拉美对委内瑞拉人的一种普遍看法是随遇而安和及时享乐。不管是查韦斯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任何一方都不会否认这种看法。
查韦斯在最近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们的社会里大量存在这种病毒，那么我们就无法建设祖国，更不用说建设社会主义了。”在引用马克思的话时他还说：“每个新社会的诞生都要受到旧社会的影响。”他承认，尽管已经完成了意义深远的土地革命，对战略行业实施了国有化，但是他的革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委内瑞拉的情况证明了中国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同时也是未来继续进行文化革命，和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我们不可以放弃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潮的解释权。
对左派来说，不仅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控制权，也要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对舆论的控制权。要在意识形态上争取获得劳动群众和人民的最广泛支持。如同葛兰西所说的那样，要争夺无产阶级对文化的领导权。在中国，左派的真正社会主义战士要通过团结、战斗的形式逐步参与到舆论的战线中来，当我们成为舆论权力的控制者，那么我们也以渗透的方式完成了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而我们也就实现了一次新的拨乱反正，实现了“自我救赎”。
从底层开始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左派要团结和协调行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从左派即无产阶级真正先锋队的大联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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