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七个核心命题
大卫•莱布曼
美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年夏季号刊登了大卫·莱布曼题为《现在之内的未来：一种坚实的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七个命题》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的积极经验和消极教训，从超越自发性的市场、在中央和地方、企业之间建立双向的全面协调制度以及充分利用当代信息技术等七个最基本的方面来构想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 所有市场并非都是资本主义的，但资本主义市场是总体化的，因此必须被超越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地把“市场”信奉为一种非社会的、非历史的、永久的和必然的抽象观念。令人失望的是，我们在左派的许多学术论文中也发现了“市场”意识形态的回响：这些论文把市场与它的特定资本主义历史形式混为一谈。这忽视了下述至关重要的洞见：市场经历了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形式。这种思想把市场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变成一种末日审判式的意识形态。这种天启式理论意味着突然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以及一切与市场关系有关的东西。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最终是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减少而不是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因为它削弱了人们如下的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是植根于现实的，并且应该得到严肃的思考。
资本主义市场拥有一种总体化的品质。这种品质不仅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一种坚实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一切简单的（前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不同，当资本家的剥削运作起来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市场形式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促使市场逻辑支配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资本主义市场而不是“市场”侵入了家庭生活、私人关系、共同体生活（公民社会），促进了具有占有欲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市场所创造的现实是一种自然的或无目的的生活过程：不管人类的意志如何，事情都会发生。因此，那种现实促进了相应的意识形态：“你不可能改变人的本性”，“人对人是狼”等等。“市场”不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异化和自然性。但资本主义市场却是如此。市场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只能从政治上加以反对，即以民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指导原则来规范市场。
二 、 20世纪的后社会主义经历包含基本的积极经验和消极教训，只有左派才能拯救这种经验
俄国革命把左派一分为二。那些支持俄国革命的人——我也来自这个传统——认为，苏联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打开了一个决定性的缺口。然而，对这种突破的赞同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亲苏联的左派无批判地接受了苏联，同时放弃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理论方案的思想，放弃了能够作出独立判断的基础。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大国投入了相当多的文化、心理、信息、宗教和教育资源，创造出一种普遍的反苏思想体系，几乎创造出了如下基本范式：把苏联及其欧亚盟国与每一种可以想像的罪恶联系起来。对于那些亲苏联的左派来说，现在应该是承认文化孤立与对党和国家无批判的忠诚所带来的危险的时候了。不过，对于那些反苏联的左派来说，现在也应该承认，自己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主流反苏联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影响的结果。
无论我们来自哪一方，当前的任务似乎都是清楚的。我们需要理解20世纪后资本主义经验中的一切东西，无论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并从中吸取教训；意识形态服从的氛围、对单个领导人的能力和人格的抬高、文化、科学和学术生活的极端政治化、官僚主义、极权主义、功利主义等等这些消极的东西都需要加以具体和历史的分析。然而，对于苏联的经验，我们研究不足的是苏联巨大的积极成就，尤其是在社会和技术上的成就。
三 、 非市场的经济协调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它必须既是集中化的又是非集中化的，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民主的
四 、 社会主义市场不是被废除的，而是逐渐消亡的
到现在为止，应该很清楚的是，我倡导一种坚实的（robust）的社会主义，它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用自觉、民主的协调或“计划”取代自然的市场协调，后者事实上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形式。这是否意味着“市场”能够用命令加以废除呢？某些市场形式在社会主义内能够持续存在下去吗？这一点确实暗含在我先前的如下主张之中：市场始终是历史的环境，包括后资本主义的环境的反映。
始终让我感到好笑的是，一些政治经济学圈子中的人提出了“废除价值规律”的建议。废除“价值”或市场有点像要废除下雨下雪或引力规律。这种强有力的纠正行为通常用来与苏联共产党的糟糕记录进行对比。显然，苏联未能废除市场。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每一个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层——包括中国、朝鲜、越南乃至古巴的领导层在内——都开始意识到，市场关系的形式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会无限地存在下去。显然，必须等到更高的阶段（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开始之时，市场才会完全消失。此前我们显然必须与市场或商品关系共存；试图废除它们可能是徒劳的和破坏生产力的。
我们或许可以接受如下一般原则：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并且在早期的阶段上，从某些类型的市场结构到持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之类的一些现实继续存在。
社会主义市场首先协调的是国家或公共部门与相应的个人生产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在农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中。社会主义经济核心在民主协调下进行运作，并且占据了著名的“指挥高地”：自发的部门受到各种强制法规的约束，也受到累进税的约束。这样一来，自然性的市场就不可能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可以提出的建议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自发的或非正式的部门越来越多地受到民主调节的控制，这是由于正在形成的政治共识和全面协调而成为可能的。剩下的自发部门就会越来越少。
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著名讨论之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国家有了不同的认识，就放弃了无政府主义。在《哥达纲领批判》那段著名的话中，国家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慢慢消亡的。即使最民主的国家，也具有镇压功能。要消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及其历史附属实体的一切权力、地位和影响，并且使之无法复辟，就需要国家的镇压功能。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公认。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熟，镇压功能就逐渐变得没有必要。国家的消亡留下了公共管理机构。这种公共管理机构变得更加民主，并且经历了改造，但不会消失。我认为，很少有人相信未来属于孤立、不相往来的公社或者游荡在森林中的个人。民主不再以国家的形式进行演进；它日益存在于参与性的协调和协商机构之中。总之，国家留下了其最重要的遗产：高尚的、平等的和使人类有尊严的交往形式。
因为某种原因，马克思没有就市场提出一个类似的建议。但是，他本来应该这样做的！市场不是被废除的；随着社会主义生活的成熟和自觉、民主的调节的可能性的扩大，国家就慢慢地消亡了。但是，就像国家那样，市场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它的所有功能都消失。异化的关系使人们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活，并且维持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积极的内容——地方的主动性、横向契约行为和责任——就是从这些异化关系中产生的，并且与新的、动态的民主调节和计划的现实融为一体。因此，我们能够用某种比“市场废除论”更精巧、现实和可行的东西来与“市场社会主义”加以对比。正是在最终和逐渐超越市场的基础被奠定的时候，像国家一样，市场在社会主义的成熟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五 、 官僚主义－极权主义的扭曲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然的，但对社会主义来说则只是偶发的
资本主义借助市场的伪装把它的内在现实神秘化。但是，即使市场的伪装被揭穿，资本主义还是会穿上其他的伪装。因此，你只有尽力找到并且反抗折磨你的人——资本家。资本主义市场虽被取代，但用一种高尚的民主来取代它们，其基础的建设却几乎尚未开始。因此，对领袖的极权主义崇拜、官僚的功利主义和更糟糕的东西就填补了真空。回顾过去，这并不会让我们感到奇怪。现在，惟一的关键是关于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之间内在联系的陈腐看法是非常肤浅的。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社会主义并没有导致官僚主义，而是暴露出了它。
六 、 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那些令人类生命高贵的品质成为效率和生产率增长的前提
七、 我们的构想越激进，它就更现实并且对当前斗争的潜在影响就越大
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URPE）和其他领域中的许多进步人士、同志和朋友始终把他们的活动和精力放在下面这些眼前的问题上：建立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运动，动员群众反对布什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的进攻，建立和重建基层的工会运动，捍卫公共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等等。他们是对的！问题始终是如何最好地完成这些事情。
我建议，还要建立社会主义构想。当他们说“给予你们医疗保健，就会破坏激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种激进的构想进行反击：只有尊重和安全才能使人们能够运用今天的技术来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这就需要经济民主。当他们说“如果你们向财富征税，它就会逃离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这样进行反击：我们才是真正的有生产力的财富；他们不可能把我们转往海外。
除了无数受过教育、高度个人化的人们进行有纪律的、民主的参与之外，还有什么能够为今天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呢？如果没有明确地击败那些以私人、两极分化的财富为基础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和特权，我们能够构想那种平等吗？不要再回避了：称它为社会主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为社会主义思想带来新的声望。我们就为一种正在演化、永远丰富自我的替代构想提供了前提，从而也为今天的活动分子的运动提供了新的支持。
我们有能力认识到，团结、民主和自觉的社会组织是生产和人类继续发展的惟一可能的长期基础。人们尽管很难认识到这一点，但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会越来越多。内在性的障碍并不存在。我们能够做什么，最终就能做到什么。总之，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为它是可能的。
（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11期，乔春霞编写，编写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生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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