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悠﹕《读书》事件与当代中国思想场域
2007年8月31日
【明报专讯】编按：内地《读书》杂志今年7月宣布担任主编达11年的汪晖将会卸任，另一名主编黄平亦会卸任。《读书》杂志向来被指对内地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倾向持批判态度，换帅事件引来华文社会关注。本文作者是现居北京的独立写作人。
由于《读书》杂志20余年来都是当代中国文化政治重镇，最近《读书》换帅自然是标示当代中国思想场域动向的重要事件。执掌《读书》11年的执行主编汪晖和黄平，在很短时间内被强行开除，而以年届退休年龄、受支持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的右翼(或新自由主义)力量信任的吴彬继任执行主编。中国的右翼力量有望实现一个期待已久的愿望，即改变反思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的新左翼主导《读书》的格局。
毋须讳言，这次《读书》换帅的筹划和实现，是国内20余年来右翼／新自由主义实力成长背景下的一次收割。其实，从90年代初直到现在，就整个平面媒体界来看，中国现在最有影响力的市场媒体基本都是支持或者同情右翼的，这是右翼20余年来在文化政治上的一大成就。
10 年来，《读书》在右翼那里是比较大的困扰。《读书》之所以会成为右翼的一个问题，有历史的原因，那就是《读书》在80年代是思想自由的代言者，所以大家有所寄托，情有独锺，希望《读书》能为支持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的右翼而不是反思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的左翼所掌握，或者至少希望《读书》成为一个更开放的公共平台。
更主要的原因是右翼急于确立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但在复杂的政经体系中控制力和信心还有所不足。前一时期的《读书》就是有待搬开的东西。这是右翼在成长中的烦恼，也是右翼的政治优势确立之后在文化上的必然要求。按理右翼可以再办新的杂志，压过或者取代《读书》的地位，不过一直没有「既好读又有思想性」的影响力超过《读书》的文化杂志出现。要增强右翼的控制力，另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争夺《读书》的领导权。目前来看，后面这条道路取得了成功。
不过，从历史经验来说，愈有控制力的时候，往往愈是需要警醒和居安思危的时候。这里我深感忧虑的地方恰恰是，随时势的变化，右翼遭遇了来自部分自由主义的严厉批评，在文化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弱势状态。
90 年代，右翼最核心的论述是，中国所处的阶段仍然是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进化过程中；相反，新左翼所提出的问题基本都是现代社会确立之后出现的问题。到今天的环境危机、社会不公等问题密集暴露之后，已经很难再说中国目前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从前现代到现代的问题，现代性质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读书》能否为右翼重振旗鼓做些什么
中国政府从2003年开始大讲民生问题，把社会公正问题放在和经济增长同样重要的位置，而且试图以所谓「五个统筹」的新发展观取代以前的增长模式。《纽约时报》和《远东经济评论》等国外媒体的报道认为，新左翼影响了政策走向。
这一宏观大局的背景下出现了自由主义的再次分化，不少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划清与右翼或新自由主义的界线，批判右翼的问题。比如旅英学者郑永年和北京大学教授姚洋。
郑永年最近一年在《联合早报》有关中国改革的专栏中接连发表〈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呈现「病态」〉、〈新自由主义不是中国经改唯一选择〉、〈改革与中国自由主义的未来〉等重磅文章，认为近两年中国自由主义遭遇了严重危机，在政策争论与较量公开化的时候，自由主义不堪一击。郑永年批评，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发展到极端，最终变成了为既得利益说话和论证既得利益合理合法性的工具。这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现状，也是其最大的不幸。他认为中国自由主义要想重生，就必须建立政治自由主义的维度，把握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
姚洋在《南风窗》题为《追求「平等自由主义」》的访谈中严厉批评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认为他们只要有经济增长就行了，而不管不同个体的平等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摒弃了自由主义的理念，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关注个体，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出发点。他认为，我们要是接受了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就会出现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Pinochet)式的政权。他提出平等的自由主义的理念，主张要关注平等，国家有义务培养每个人平等参与竞争的能力。
郑永年和姚洋站在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对右翼的批判，与自由主义左翼在知识谱系上有比较多的重迭，这些批判深刻地反映了右翼的思想危机。面对这种状，右翼的反思方向主要放在批评政府，将以往市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解释为政府没有尽到公共职责，以及 国企的垄断，而回避右翼路线本身的危机问题。
这种状印证了郑永年的一个批评，即自由主义在今天中国的理论研究还不能适应时势转变。这使得右翼思想对年轻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愈来愈弱。换句话说，当右翼在政经实力上达到一个高点的时候，却陷入了思想危机，这种危机状很可能会使右翼丧失文化领导权。
《读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回归右翼。人们说《读书》在中国知识界有重要地位，说到底意味《读书》一直分担知识界的文化领导权。在右翼面临思想困局的今天，《读书》能否为右翼在意识形态上重振旗鼓做些什么，能否促使右翼在意识形态上重振旗鼓，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问题还在于，在自由主义重新分化的格局中，《读书》究竟是更靠近右翼，还是更靠近批判右翼的自由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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