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换帅再激辩
2007-09-19 11:06:07
本报讯 (记者韩福东)汪晖、黄平的名字已经从《读书》杂志的版权页上消失了，吴彬成为新一任《读书》主编。9月份的《读书》特地刊登了一篇对汪晖时代工作做了礼貌性赞扬的“编者附记”，宣告《读书》长达十一年的汪晖时代正式终结。但《读书》风波并未就此停歇。9月15日下午，北京万圣书屋和学术中国网举办了一次有关《读书》换帅的研讨会。虽然汪晖并未到场，但现场的讨论气氛非常活跃，争辩到激烈处，持不同观点者火爆互呛，现场乱作一团。
精英话语与常识话语的冲突？
对《读书》换帅事件的定性，与会学者存在分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不认同左、右派之争的观点——虽然两派之间的确存在很大的矛盾，他更倾向于同意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的意见，将之看做是官僚体系收回话语权的一次行动。“在这个问题上，左派和右派的话语权都在受到威胁。”张鸣说。他认为，发行量减少等都不是真正的理由，在他看来，《读书》是不可能回到“沈昌文时代”了，“当年就《读书》这么一本，没别的可看。现在则有这么多杂志。”
而独立出版人、诗人叶匡政则认为，《读书》换帅之争是大众渴望的常识性学术话语和晦涩的精英话语之间的冲突。
被视为新左派代表的学者王小东，也批评汪晖“是一个从来不说明白话的人”。“他这次大概被逼急了，第一次说了一点明白话。《南都周刊》的采访，是我听到过、看到过的他说话最激烈的一次，他终于把话说明白一点了。”
王小东还批评《读书》杂志过于晦涩。“晦涩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学术的特点吗？真不是，西方人今天的学术未必那么晦涩。”
《读书》：私器还是公器？
话题从汪晖和《读书》的文章过于晦涩，很快转移到《读书》是不是且应不应该是新左派的阵地这一问题上来。
中央艺术研究院的张耀杰说，中国的每一个刊物都是国家资源，都应是公众平台，所以《读书》办成新左派的杂志就是公权私用。
王小东打断张耀杰的话说，某周刊的主笔曾很明确地宣称他们那就是自由主义阵地，新左派们的文章可以找其他媒体发，而某些报纸也有很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基本不发左派文章。他进一步批评部分自由主义者过于霸道：一方面赞扬一本杂志代表的自由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指责《读书》，这样的不平衡同样不值得称道。
年轻学者陈永苗说，大家对《读书》的评价背后，实际上是对它寄托了理想和期待，《读书》真正办得好，是沈昌文时代，那时《读书》是一个社会公器，而非某一派的阵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员韩德强反驳说，陈永苗在批评汪晖是一个“观念王”的时候，实际带有很强的裁判心态，一旦以这种心态去编一本杂志，立场倾向性会比汪晖强烈得多。他也并不认同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是公器的说法，“还有一派觉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其实就是另一派的观点。”
学者陈子明曾有两年没有订《读书》，后来他和汪晖有过接触，“汪晖也同意，应该把《读书》杂志办成一个各种思想有效的、理性的争论平台。”汪晖还邀请陈子明写了一篇批驳“新左派”代表人物甘阳的文章，在《读书》上发表了。
“左派右派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研讨会开始时，主持人希望座谈能够把话题引申到比较高的层次，思想界能够形成一种底线的共识。但共识的达成显然是困难的，讨论现场很快就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
文学评论家萧夏林的言论最为激烈，他从长江读书奖谈到108名中国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强烈质疑汪晖的职业道德，认为《读书》在汪晖手下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汪晖帮”。
在萧夏林用带有人格蔑视的话语展开一系列的发言之后，整个研讨会进入了高潮，话题也从《读书》事件跳开，涉及更广阔的当下思想界事件。王小东说，《读书》在这些年当中其实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从来就没有真正形成对“右派”的压制和挑战，现在《读书》“因官僚体系的打压”出了点事，部分“右派”为什么那么“欢呼雀跃，差点把下巴都笑掉了？”王小东认为，这反映出这些人压制“新左派”的倾向，虽然他们一直宣称多元与自由。
研讨会结束时，主持人说，左派右派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底线上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这句话并没有获得多少认可，在接下来的聚餐中，王小东等人对“右派”的激烈声讨一直没有停歇，他们感觉自己在传统媒体上的言论空间越来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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