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上海教科书事件与非意识形态化
上海的思想历来被认为是新锐的，因而改革也走在了前面，比如上海教科书事件。联想到目前中国社会中蔓延的享乐主义的情绪，感觉这样的事件是早晚的问题。
邓小平说，中国改革十余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如果把这个论断用在上海，那就是教育失误最大的体现者就是上海。
在上海这样一个资本享受盛宴的领地，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民族气节。有人说，什么民族主义，什么爱国主义，什么气节，都是垃圾，都是骗人的鬼话，都是政府的欺骗，我只爱我自己，我只喜欢快乐地生活着。
如果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情绪是合理的，那么它只应该呆在私人的领域内。如果有人要把这种感情应用到国家事务上，那么它必然会出现悲剧。上海教育局教材审定部门将“狼牙山五壮士”课文从教科书中删除，根本上是希望满足孩子们和平、稳定、感性化生活的需要；从专家的立场上看，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行为。
上海教科书事件发生以后，很多专家为这本教科书叫屈，认为该书反映了时代的特色以及历史学界取得了最新成果。
笔者不幸也是学历史的。从历史学的纯粹学术角度来看，能够达到无意识形态干扰、独立性地进行科学研究是学术的最高追求。问题是，理想与现实是脱节的。如果我们在历史条件还无法到自由的学术环境下要求自由，必然会成为外国文化侵略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
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当英国主导世界经济，它必然要求其他国家打开国门，解除经济封锁，实现自由贸易，因此英国大力推行以炮舰为后盾的自由贸易政策。帝国主义列强时代，当殖民地被瓜分完毕时，美国提出了一个“门户开放”政策，旨在打开殖民地被宗主国垄断的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个时候，资本的输出更多地借助于投资、贸易的形式，借助于对技术的垄断实现差价的剥削。同时，在意识形态上，为了解除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意识，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推出了所谓的世界主义的策略，作为呼应，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也出现了要求自由，认为民族国家过时了的思潮，并力图推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原则。
民族、自由本身是个好东西，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体现，但是如果这种意识被国际资本有意识地推行，就要考虑它附加的意义了。
而上海教科书事件本身，就反映了这种殖民主义“自由”的情绪。我们国家外交上呼吁非意识形态化，目标是反对美国等国家借此对中国进行讹诈；但是为什么美国却总是要意识形态化？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否真正去思考过这样的问题？
当美国拒绝其他国家控制港口的股份，在教科书中极力灌输爱国主义情绪；当俄罗斯恢复苏联时期的荣誉符号，在课本中大力倡导民族自豪感……我们的国家教育部门考虑的居然是，如何让孩子在本来就已经很快乐的氛围中更加放纵式的快乐。要知道，当孩子们被集体地快乐麻木了身躯，他们也就可以被资本任意地宰割了。谁不知道，温顺的绵羊更容易宰杀呢？特别是因为快乐而肥胖的蠢猪呢？
一个词概括了这些专家的想法，“媚俗”。作为国家，必须高于民间的时髦文化，但是国家偏偏要和庸俗意识同流合污，我不得不劝进一步。如果要给孩子快乐，干脆把语文课本和历史课本变成“娱乐杂志”吧，或者“星星周刊”也可以。那多有时代特色？而且是紧跟时代潮流。
教育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却要服从于庸俗的潮流；教科书作为经典的集中体现，却要体现时髦文学的请求，这就是拿着国家津贴的专家！？
反映了历史学的最新成果？这样说是对历史学的侮辱。历史学的兴旺并没有消灭学术争论，反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加剧了学术争论。如果上海的历史教科书试图把一家之言写进教科书，那么必然导致更加激烈的争论。
主人是不需要奴仆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只要能够干活，只要意识到当代世界文明的程度就可以了。看，这个世界是如此文明，什么民族、国家、爱国都是废话。那么就爱这种快乐吧？什么样的快乐呢？给主人干活，享受这种奴役状态的快乐！将被奴役的过程转化为一种快乐，是资本帮凶们在这几个世纪以来取得的最大成就了。
自由的学术研究只有在随意奴役其他国家、资本随意奴役工人、快乐真正随着奴役关系的解除的时代中才能够实现。在历史条件还没有充分的基础上，试图实现所谓的“快乐教科书”，不是幼稚的书呆子，就是别有用心的侵略者的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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