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悠然非南山——兼评《乡村的前途》
作者：胡靖 转贴自：三农中国
专业化是现代经济的普遍特征。一个产业，一个行业，往往只有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专业化，才能获得较快的发展。但是，对于农民，真正的务农的农民来讲，兼业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美国的农民如此，日本的农民如此，中国的农民也如此。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农民不能通过专业化，成为产业工人？
“存在即合理”。这是一个法国哲学家的著名的判断。其中的“理”无论是否得到理解与认识，必定就是不可更替的、唯一正确的“存在”。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也有精彩的认识论表达：“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因此，农民兼业既然是一个从古到今、放之四海的“存在”，就一定有“不言之美，不议之法，不说之理”。
农民，这里讲的是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标准劳动者。如果他们有机会实现专业化，他们就一定会专业化，并且早已专业化。这是因为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成功解释，只有专业化才可以帮助他们走出贫困的苦境，吃饱饭并实现富裕。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人类生产力的历史上，农民无法专业化。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建立的“非对称核算理论”的解释是：农业的产业缺陷彻底破坏了农业专业化的形成机理。
与正常的产业存在充足的、专业的劳动机会不同，农业在漫长的生产周期中，只存在少量的季节性劳动机会。比如，北方的冬小麦、南方的早、晚稻的生产，由于能够满足农民基本的食品需求，都是农民必须从事的农业项目。但是它们提供的劳动机会都非常少，一般不会超过整个生产周期的1/5。也就是说，在这个农业项目也中，至少4/5的时间，都只能是农闲状态。中国古代圣哲孟子曾经讲到一个著名的成语故事“拔苗助长”，讲的是一个农民，对于禾苗缓慢的生长失去了耐心，于是，动手将禾苗拔高，结果禾苗全死了。这个故事反映了农民对农业的无奈，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农业对于劳动机会的限制是多么严格、严厉。
农业赐福农民生存与繁衍，但同时又让贫困如影形随。
匮乏的专业化劳动机会给农民的生计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它意味着农民必须利用不到全年1/5的劳动机会，来养活一家人全年的生活。这显然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个关于财富成因的问题，劳动价值论是有说服力的。劳动的机会少，必然获得的财富就少。农民的专业化劳动机会少，就不但不可能富裕，而且还可能饭都吃不饱。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饥荒成为一个常态现象。历史学家以“天灾人祸”解释饥荒，经济学家以“制度”解释饥荒，其实，可能都没有击中“七寸”。饥荒与贫困的真正原因在于农业及其产业缺陷。这是上苍“不言”的安排。反观现代经济中的一个标准的产业部门，一年中至少有251天的劳动机会（劳动法的规定，一天工作8小时，一年工作时间251天），劳动机会占全年的比重达到3/5以上。并且，都是专业化劳动。并且，在很多行业，只要劳动力的生理界限许可，每天可以工作16小时以上，每年可以只休息几天。笔者带领学生在广州新塘镇的调查发现，在服装厂的工作的女工，一年里只需缝扣子，不做其它工种就可以获得几万元的计件工资。这笔高收入是她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不敢奢望的。但代价是日复一日繁重的劳动：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每个月可能只有1天的休息时间。
充足的专业化劳动机会给打工仔、打工妹带来了富裕的机会和提高人力资本的机会。但是农民不同。每一个农业项目都只提供非常有限的劳动机会。所以为了生存，农民不得不增加劳动的项目，这就是兼业。
兼业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与专业化比较，兼业虽然同样非常辛苦，但效率损失非常巨大。这一点，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农民自己其实也非常清楚。比如。在四川，一个农民，除了一年两季水稻以外，他还必须种菜蔬、水果、花生、棉花等，还必须养鸡、鸭、鹅、猪、牛、羊、鱼，还必须做一些副业，如纺织、编织、木工、狩猎等。当然还有大量琐碎的家务劳动。算下来，一个农民一年兼业的项目应该至少在10项以上才可能获得生存的起码收入。而每一种兼业项目的劳动方式都是不同的，各自蕴含的经验、形式、位置、强度、时间等方面都差别很大。种稻是在一个地方，养猪又是另外一个地方，放牛则可能在更远到地方。兼业劳动过程中工具的这种频繁调换、位置的频繁移动使得农民只能成为农民，而无法成为专业化的工匠、技师和产业工人。
并且兼业的项目越多，效率损失就越大，劳动的边际回报就越少。多数农民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们总是在兼业和吃饱饭之间寻找平衡。吃不饱饭时则勉力增加兼业项目。尽管兼业非常辛苦，效率很低。但一旦吃饭问题得到缓解，饿不死，就会逐步减少、停止兼业。因为他们知道，兼业永远不可能致富。并且，增加收入获得的效用，完全可能大于闲暇的机会成本。因此，多数农民在急迫的生存问题初步解决以后，往往就只有选择闲暇来打发多余的农闲时间。这就产生了我们熟悉的历史上的所谓“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的农民生活。它正是农民理性、无奈、艰难与痛苦的表现。并非是农民对财富的拒绝。
兼业与闲暇的具体的方式，各个地方由于地理、气候、水土、人口密度、家庭规模等方面等原因，又有所不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道理。一些地方，人口稀少，有山有水，土地肥沃，生存要容易一些，闲暇就要多一些。但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人口众多加之兼业困难，农民就只有永远“累，但饿着”。由于人口自然增长“马尔萨斯”规律，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是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们依靠繁重的、低效率的兼业劳动勉强度日。
“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这是衣食无虞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先生，在乡下隐居时对农家生活的感觉。它表达了一种欣赏、一种羡慕。农业漫长的闲暇时间，以及清新的空气、，安静的环境，某种程度上看，的确符合人性的幸福标准。但隔山相望的山民们恐怕永远不会有如此雅兴。他们不仅没有“五斗米”，甚至可能“一斗米”都没有。饥饿的痛苦，像蛇一样盘踞在其一切期盼之中。兼业的艰辛，年复一年像泰山一样永远压在他们双肩上。在他们眼里，那里还有“悠然”的南山呢！
今天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先生在《乡村的前途》一书中提出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确洞见了目前市场社会的某些毛病。但是，“低消费”也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吃饱饭、孩子能上学，身份不受歧视。否则，不要说那些打工仔、打工妹，就是那些打工叔、打工嫂也会毫不犹豫地告别家乡“悠然的南山”，自投罗网，跑到长三角、珠三角的“血汗工厂”去加班加点地工作。
歧视产生的自卑，有时比饥饿的皮鞭还要厉害。
（2007年9月，广州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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