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后进国家如何更快地崛起时，不少研究都自我设置了一个大致相同的思维陷阱，即将欧洲成功的因素归纳和简化为可供模仿的经验，认为只要我们那样做了，也一定能踏上欧洲那样成功的道路。
一般而言，人们谈到的欧洲经验，包括劳动力、资本、无产者和制度等，这些被称为工业革命的必需条件。不少后进国家确实按照这种方式去发展了，但至少到目前，它们还没有成为欧洲，仍然在各自漫长的传统中前行。
这里也许得搞清两个问题。第一，历史的进程是否可以被人为地规定？换句话说，我们按欧洲的经验去做就一定能成为或超过欧洲吗？
这种倾向在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西方走完了一个历史过程，而目前世界上其他地区也正走向这个方向。在他眼里，西欧与北美就是其他地区社会历史变迁的指南。
如果我们认同福山的观点，历史就会被终结，或者导向单一的共同体。具体而言，未来的世界将是大同，成为一个完整的西方。
这里不打算批判那种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了。已有的历史已经证明，不同地区的文明仍然有各自鲜明的特征，没有谁可以规定它们的进程。学习欧洲，不是为了成为欧洲。有意识地发展经济和社会历史变迁是两码事。
第二个问题似乎更复杂些，欧洲的经验是否可以被简化？这些经简化而成的套路是否就是真正的欧洲经验？换个角度来看，是什么将欧洲与中国区别开来的？
在马克思·韦伯的著作里，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思想基础，而中国人没有这东西。近来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其实也不缺这个，明清社会日益商业化的背景（江南地区尤甚）其实与当时的欧洲是非常相似的。甚至在制度上，欧洲也不见得优于中国。
如果回到18世纪的立场，根据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19世纪欧洲的变化（城市工业化）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时期最可能发生的是城乡分工：城市里是官员、食利者和资本家，他们专门从事管理、贸易和服务，而农村则是工业品和农产品的生产地。
一直到20世纪前30年，中国差不多都是这样缓慢前进的，虽然城市的数量在增加，但一般都没有很强的工业基础。而欧洲在1780年到1880年这100年间经历了物质上的巨大繁荣。睿智的加州大学历史教授王国斌认为，中国的停滞不前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欧洲的变化更令人惊诧。
已公认的一点是，工业革命确实导致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差异。加州学者彭慕兰已经发现，1550年到1750年，中国的江南和欧洲发达地区英格兰，其社会背景的相似之处远多于相异之处。
按前面说的，接下来两地社会将向着城乡分工的方向演进。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确实是这样持续着的，欧洲却发生了工业革命，历史出现了断裂而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你不觉得这很突然吗？工业革命究竟是一个必然的事件还是偶然的事件？
如果它是个小概率的历史事件，后进者又何必在大规模工业化上做苦苦的留恋呢？
文章来源：
http://www.jinbw.com.cn/jinbw/xwzx/dfcjzk/gdzf/200711129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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