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经济地理学

全球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经济地理学

【意】 乔凡娜·沃特娃 里卡多·贝勒菲尔  

由于不同意瓦尔拉斯与马歇尔传统有关空间问题的观点，我们撰写了这篇文章，以求进一步理解全球经济的空间问题。

瓦尔拉斯传统，包括德国学院的区域理论与保罗·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论及当市场失灵的缺陷被克服时，都忽略了空间这样一个不同的要素和将“全球化”看成是一个共同趋势这样一个问题。马歇尔传统，包括有关产业区域、环境革新、创新区域系统和区域知识的著作，都将区域看成是在全球竞争中的财富，将其称为“Glocalness”。瓦尔拉斯传统与马歇尔传统都缺少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地理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内在本质。相比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地理学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组织的历史与地理的特殊形式。就此传统而言，在资本的抽象与通用范围内，空间是一个具体而特定的领域，因为劳动力的开发，科技变革的发展以及生产的社会化要求领土结构在空间上的连贯性，这是一个“固定的空间”。

我们深信，马克思主义传统更能够解释发展不平衡、区域不同和空间差异这样一些资本积累的内在特征，而不仅仅是外在性或市场失灵。

一、介绍

尽管福特-凯恩斯主义模型几近摒弃约有十年之久，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还是爆发了“资本主义黄金”危机。引入灵活汇率制度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和石油危机导致经济滞胀，长期连续发生的不稳定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变化。关键转折点是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沃克尔转向以货币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撒切尔与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府，金融资本的高度灵活性，名义与真实利率的提高，反对政府福利和进行工作福利制改革，市场不规范的蔓延与劳动力市场与劳动的不稳定性的增加，这些问题众所周知，在此不一一赘述。

按照一些人的解释，1990年起“新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在经济政策方面，它主张反对政府干预；在劳工组织方面，它是后福特主义。全球不仅与金融相连，也与生产和市场相连。体力劳动被限于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新工业化国家；相对于老的工业化国家，劳动力越来越具有认知性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认为是生活在“知识经济”时代，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无处不在。

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预言似乎成为了现实。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受自发资本主义将实现繁荣发展思想的影响，导致他们对真实情况认识的不充分。依照新古典理论，虽然真实的情况是，这种发展最初被限定于特殊区域，减低利润与外部经济确保了发展成果惠及落后国家，这是通过自由市场的自发调节实现领土与地理平衡的结果。与以上观点相反，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似乎更现实。外围，占领陆地，以开放新市场或确保初级产品原料来源或避免中心低收益率而投资资本，中心与外围间的关系实际上受着“不平等交易”的支配，保留这些关键性的步骤在黄金时代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期间，虽然马克思的崩溃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但经济增长几乎无一例外都出现在中心区域，真正的挑战就是对这一点的质疑。发展了的区域与发展着的区域之间的差别没有消失。新的事实是，因为积极的经济政策与新自由主义的建议相反，一些外围国家设法逃避贫困陷阱，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积极参与者，其典型范例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东亚。对商品与资本流动的需求在资本主义的中心越来越集中，这就歪曲了卢森堡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观点。

在资本主义发展自发传播的自由放任神话与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福特主义的终结意味着“第三条道路”的危机。按照缪尔达尔（1957）、普雷维什（1950）、纳克斯（1953）和罗森斯坦—罗丹（1943，1976）的观点，政府经济直接作用于基础设施与投资，它对促进区域的平衡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公共开支与奖励“计划”应通过调整干预需求与供给尺度，来保证经济结构按比例的扩展，使国家的发展不受国际需求趋势的约束。黄金时代却大为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公共开支并不是按照一些一般利益原则进行的，而是受一些游说集团的影响（主要是军火商与石油商游说议员）进行的。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原动力。与平衡发展相比，日益增长的国外需求首先增大了发展的不平衡，它为二十世纪末期的全球化铺平了道路。

二、全球化——一个有质疑的现象

为了理解全球经济是否破坏了空间角色，关键要知道全球化是个很有争议的现象。我们不对全部著作进行介绍，只对有关全球化的著作做简短评论。“全球化争论”涉及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代全球化是真实而有重要意义的现象，他们是“全球化主义者”；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和解释边际价值的神话，他们是“怀疑论者”。以上两种观点在“全球化”的定义上就开始出现分歧。自从“全球化”被广泛用于多种含义后，对全球化的理解就没有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定义。吉登斯提出“距离作用”说，突出强调了一个地区的经济行为能影响另一个地区经济的这样一个事实。哈维提出“时空压缩”说，说明新科技减少了对社会组织的时空束缚。莫德莱斯基认为，全球化就像人类社会地理活动范围的“放大”，他更强调社会方面的问题。赫德等人提出，全球化是不同历史时期全球的相互连接。卡斯特尔讨论的是，当前资本主义阶段，网络公司代表的新组合——“网络资本主义”。

我们根据有关全球化的重要问题划分社会科学家。第一个问题是强调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全新性。“全球化主义者”解释现阶段资本主义的全新性是其他历史阶段不能比拟的。新结构推动了贸易、资本与人员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这种流动的快速增长使国家和社会通过世界网络体系，日益增强了彼此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地区流动影响的加快与加深应视为是和谐世界社会的出现。我们生活在与国家不再相关的无国界的世界里，当代世界是一个国家不再重要，消费者品位相同以及由全球公司生产全球标准产品的社会。事实上，世界人口的重要部分不是还没有触及全球化这个问题，就是大量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怀疑论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全新性已被严重夸大，我们并不生活在全球经济的世界里，但这个世界却日益国际化，国家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一些科学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改变了支持西方经济的全球财富的分配，或直接导致西方膨胀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阶段与欧洲的加速扩张和建立统治与附属关系的新秩序相伴行。“泛大不列颠时代”与“泛美时代”力图建立全球秩序。赫斯特和汤普森认为，我们远离真实的全球社会，这是由于我们缺乏一个依靠全球民主政治的全球性机构来管理全球经济的缘故。与此相比，我们生活在商品、服务、人员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流动的国际化社会里。著者提出由于相互分离的国家间经济增长的联动性，出现了世界的国际化、区域化与多元化。

第二个相关的问题是单一民族国家的角色。“全球化主义者”认为，全球经济已被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所主导，单一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统一体的概念已经过时，在国家和国际舞台上，这个单一民族国家的政府权利并没有减少和被取代。自从资本、金融、技术跨境流动以来，全球化似乎在快速地侵蚀着单一民族国家的力量，因而也在侵蚀着单一民族国家的主权。按照这个观点，二十一世纪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任意扩张，国家政府对本国公民经济福利的影响日渐衰微。“福利国家的崩溃”、“产业政策的死亡”、“国家多样性的消失”以及“国家的消亡”，都是新世纪否定国家的要害词语。与此相比，“怀疑论者”认为，单一民族国家在当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依然扮演着基本角色：国家并没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在全球经济中，国家的能力，即综合能力，产业、外交与社会政策等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其依据是一些国家对经济变化所做的预见与反应，在事实上非常成功，远远超过另外一些国家。一般而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和德国，其资产净值具有持续的、巨大的增长能力，远胜于初级市场经济国家。综观世界历史，国家与全球化进程并行发展，国家并没有被取代，也没有被破坏。

第三是有关跨国公司的争论。“全球化主义者”始终认为，跨国公司是“当代全球经济的主要塑造者”。经济地理的变化受跨国公司是否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地理位置的影响。跨国公司有能力利用生产要素分配和政府有关跨国公司投资政策方面的地理差异。此外，这种潜在的地理适应性，与其说它转换着在全球范围内区域间的资源与经营，倒不如说它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跨国公司的投资创造了合作者关系网中的一个国际生产链。与此相比，“怀疑论者”以跨国公司的投资并没扩展到全世界，相反却集中在某个确定的地理区域为证。其原因在于生产需要用于劳动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这个条件并不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具备的。因此，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链具有很强的地理内涵，它影响不同东道国所能达到的发展水平。

第四个争论的问题是有关贸易条款、国际金融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经验证据。“全球化支持者”争论的是，战后国际贸易的增长引导进入全球市场的有特色的商品与服务的国家市场的出现，其根本思想是在国家经济中生产与消费分离，消费者可以在世界范围购买商品。因此，国际贸易成为全球化最重要的影响力之一。相反，“怀疑论者”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被普遍高估。他们主张，与输出相关的世界贸易只是近来才回归传统的黄金标准。在与此相关的国际金融问题上，“全球化主义者”认为，全球金融流动得益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象征着完美全球市场的有碍资本灵活性障碍的消除。现在，资本自由地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流动。绝大多数贸易是投机性的，它破坏和削弱了这些国家独立的货币政策。“怀疑论者”则认为，几乎全部的投机性金融集中于少数几个金融中心，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中心。至于外国直接投资，“全球化主义者”认为，跨国公司的目的是转移全球生产以应对不同的经济环境。跨国公司的目的是将产品生产转移至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价格低廉，易于进口的地区。“怀疑论者”指出，即使是最大的跨国公司，其主要销售量和资产，连同它们的核心业务都集中于国内。跨国公司连同它的国际业务，都深植于它们单一的民族国家之内。

三、新古典主义传统的终结

我们认为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理论传统并没有充分理解空间问题。起源于瓦尔拉斯的一般经济均衡与起源于马歇尔的空间经济均衡，都缺少一个主要观点，即在本质上，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的和货币的经济。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提出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及其均衡状况。它的基本假定是：当经济已脱离时间与空间的约束时，交易成本为零，资本与劳动灵活流动和相同的技术状况。它忽略了需求与供给的地区差异以及纯粹竞争原则，这与后来提出的一般经济均衡的提法是相同的。瓦尔拉斯模型通过一个完全市场与完美预测的假设延伸了周期次序，由此引入了一个不真实的“时间”概念。商品是依照产品特征、可使用性和属性予以区分的。就此而言，时间和空间被认为是统一的，货币也是如此。不但瓦尔拉斯理论有一个“拍卖人”的重要协调机制，而且该模型还要确保与当前和未来的状况相适应。事实上，这个系统的命运在这个周期的一开始就已注定。

考虑到运输成本的距离因素，新古典主义区域理论将空间问题引入了一般均衡框架里。这些研究方法采用的是同样不真实的假设，建立模型与得出同样的结论：统一分配原料的统一区域，统一的运输，统一的人口分布，统一的品位和选择，相同的技术知识与生产机遇。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地理尺度只与选择最适宜生产活动的地区有关，空间只有在涉及地理距离问题时才会被考虑。技术是外在的，它的需求是由家族企业选择的，选择技术的标准是能否实现跨空间生产活动的最佳分布和成本最小化。在这里，经济过程被理解为是一种消费资源的途径，其实就是一个以满足需求为目的的自然资源合理、有效分配的问题。

对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新古典主义的空间研究方法受到其他一些研究方法的挑战。首先，非对称信息与被限制的合理性在模型里并没有被考虑。其次，货币的不相关性、资本与劳动的自由流动和生产过程完全统一。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方法与新自由主义所争论的有关公司自由选择一切区域，仅依赖生产与运输成本相一致的原因。资本是一个自由跨空间移动的力量，它在世界范围内开工设厂，它可以借助经济发展的市场力量在相同的空间内自发地推动全球市场的发展。

新经济地理显示，在空间问题上，以前的研究方法同样不能另人满意，即在考虑经济计量、不同地区的需求与外部性等因素的情况下，以静态方法烦琐地表现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与下降。公司群、科技杠杆以及生产系统等都是衡量利润增长的明显标志。新经济的分析方法也是机械的，这种分析方法的不完美与它的理想世界，即经济组织在市场上具有同样权力、同样地位、同样信息较吻合。

因此，就出现了目前这样的一种理论状态。即使新古典主义在许多基本原理方面存在不足，即使它运用了个人主义和非历史的研究方法，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范例仍表现出它希望解决现实社会中异常复杂的经济问题的愿望，给地方以空间。这种情况出现在一些理论边缘问题的差别上，并且是偶然的巧合。进而，这个意外事件解释了现实历史中的经济区域、组织与地域结构。

传统的空间理论支持局部经济均衡观点。在企业与整个经济系统间，瓦尔拉斯系统没有中间机构。而马歇尔理论则认为在企业与整个经济系统间存在着中间机构，这个机构就是产业。产业与企业间的区别，使歇尔能够区分依靠单个企业进行生产的内部经济与依靠全部产业发展的外部经济。马歇尔详细考察了那些产业区域化的外部经济，并描述了外部经济就像一个彼此紧密相连的全部产业的组合。当瓦尔拉斯遗漏了这两个方法时，马歇尔的这种直觉就非常重要。第一是产业自身在事实上将自己变成了真实的系统，第二是这个要素成了企业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一个媒介。

新方法研究的是产业区域、环境革新、区域系统革新与灵活的生产体系等空间问题。他们同样专注于企业间的合作胜于企业间的竞争，网络跨地域传播胜于网络跨地区集中，劳动质量胜于劳动成本，参与胜于冲突。在共享历史与拥有共同组织的同时，竞争又阻碍了外部的进入。作为企业之一的补充，溢出人口与外在性就成为他所描述的核心。由于专业技能、专业供货商以及获取信息工具的集中，使科技与企业与可能产生的利益阶层联手。所有这些方法的意义在于否定了企业作为独立的最佳行为实体的思想，而认为企业是深植于区域内的，由企业关系与企业网络创造的产业氛围。社会、机构与区域的可变性是外部经济的源头，由此说明了为什么企业趋于群聚的原因。因此，空间不再被认为是欧几里德的术语，但仍与该术语有关。距离已不再只是物质意义上的地理学，同时也是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地理学。

有关局部均衡的著作，较少保守性，它更多的是提出有趣的质疑和对特殊情况的重点描述。他们没有摆脱主流理论的影响，显然也存在同样的不足之处，市场引导的资本主义竞争再一次被看成是经济的和有益社会的。它与主流理论的主要不同是，对在特殊地区、特殊经济中拥有特殊资产的经济参与者的社会学解释。特殊“地区”之间的竞争，只有得到最佳资助的一方才能生存下来。而且，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常常被限定为通过适度增加能持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矫正市场的缺陷。但一些更深层的困惑却不能忽略。如果历史在长期的进化发展过程中没有将其植根于其中，那么它能在什么范围内建立生产的区域系统？在什么范围内产业范例与区域组织能成为胜于在特殊情况与宏观经济政策下繁荣发展的局部要素的统一体？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间的合作、和谐关系是不是过于理想化？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资本主义的货币政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四、可供选择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地理学是将空间问题置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这样一个核心框架内进行研究的。与新古典主义非货币一般均衡理论相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描述了货币资本的循环过程这样一个基本模型。我们理解，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货币资本的循环产生更多的货币。价值与剩余价值是抽象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货币表现。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仅包含法律制度、教育制度、政府机构等社会结构，也包含运输、环境与城市等物质结构。以货币手段生产货币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既不减少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消费的固定经济，也不减少以同比率不同部门增长系统的均衡增长。在这两个方面，科学技术既没有改变结构，也没有持续改变其性质。

遵循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积累必然是一个不平坦的过程：

1．通过延长劳动者的社会劳动时间榨取的剩余价值远远超过维持劳动者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2．科技进步的内在驱动力来自于榨取劳动者潜在的活劳动的需要；

3．资本主义竞争不仅是产业发展的共同趋势，是货币流动导致货币资本利润平均化的结果，但在存有永恒差异和不同质量产品层次方面有额外剩余价值的产业内，企业中的竞争是更基本的。

显然，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景象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每个单一要素都是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表现为一个有权使用货币的特权阶级这样一种经济制度特色。生产关系是对立的，工资关系也是对立的。通过不断努力获取额外利润，以求生存正是革新发展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具有重要意义。在金融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斗争、科技动力与组织变迁运用到对资本主义不稳定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中。货币与金融，包括为生产提供初始资金的银行体系与企业从持有货币人手里获得证券的股票市场。因此，资本积累独立来源于流通的剩余价值或储蓄，投资较少受制于消费。赋予竞争以动力和逐步适应创新发展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具有内在的不均衡性，一般的不稳定源于资本主义内部。同时这种不稳定将定期爆发危机，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投资与创新意味着使用更多的不变资本要素的生产方法与将活劳动排除于生产过程之外。如果这个过程不是通过合理地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方法加以实现，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体现在工资上的劳动力价值，由于剩余价值的增长而导致工人工资的下降。因此，工人的消费与总消费都将下降。资本主义的生产失调与虚拟资本的痼疾，是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发展与危机的转换依赖资本与劳动的不变生产与再生产，内外部资本主义的商品循环。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说明，克服资本与商品生产过剩的方法，不是通过降低资本的周转次数与增加潜在的利润率，就是通过持续的投资。这种解决危机的方法只能是暂时的，它只是推迟了矛盾，提高了负债，这种方法或早或晚都被证明是不可持续使用的。

这里也有一个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危机的空间尺度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与“地理政治学”中改写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作者哈维的对话。空间变化不只是一个投资机会，如果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着重于抽象领域与共同领域这个问题提出质疑，那么就要考虑地理空间向必要的实行稳定物价措施的具体而又特别的领域开放。事实上，如果没有在地域上紧密相连的区域结构，就不可能有劳动力的开发、科学技术的变革与商品生产（哈维1982）。劳动力的管理与组织，维持生存需要的工资水平的确定，都只能在一个区域内进行。此外，在一个区域内，当社会发展需要建立经济秩序时，就需要有基本结构与确定的社会资本限制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在这里，政治是至关重要的，在对货币资本的管理上，它也是最突出的。

以此分析，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矛盾在空间与资本的有形基础间是辨证关系，另一方面是抽象财富的无限膨胀。需要指出的是，劳动、生产、创新与金融只发生在具体的空间内，并建立在明确的政治与政府干预的结构基础之上。自始至终，来自于资本积累的连续的变革，将空间与区域结构置于不断增大的压力之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创造显示出它破坏性的一面，它要求消除有形空间以满足一般衡量抽象财富增长要求的尺度。运用这种方法，哈维以一种本质性与系统性的方法，开始进行包括在历史唯物主义内的空间问题的研究，他的研究超过了我们在马克思作品中发现的偶尔对空间问题所做的评论。一个地理空间也可以建立在资本主义对危机再发生趋势的回答上。在区域中的外部市场、资本输出、地区联盟与竞争是资本积累循环运动的全部历史。政府必须通过提高区域空间的结构性、稳定性或分散性进行干预，但它从未消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的危机。

五、几点结论

这篇论文的目的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空间问题的必要性。资本主义在地理与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并不只是像新古典主义认为的那样，是市场发展不完善的结果，相反，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本质特征。而且，新古典主义理论似乎无力解释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重要特征，诸如一些发展了的国家摆脱贫困束缚的能力、外围的消失、劳动的新国际分工与生产的地理变化等。

全球化这一矛盾，大大突出了在福特主义危机期间已发展起来的区域的重要性。区域价值更多的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中的更多的生存与成功。因此，与国家的终结这一论题相比，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矫正市场的偏差，还在于为市场的发展提供全面的支持。新古典主义理论主张，自发的市场力量引导实现地理失衡的再均衡与集中。事实上，我们证明了在更多地区的地理集中仅此一个模型。当代资本主义的地理就象由若干岛屿组成的“群岛”，而资本主义膨胀逻辑的必然性和在国家领土间通过外部市场、资本输出、地区联盟与竞争，力求避免或解决资本主义危机是理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关键。

原载：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  www.wape2006.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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