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人这个关键的因素。所有的进步都是人创造的。离开人的主动参与，生产力的提高是无源之水。作为人，产生创造的动力，一是私心，一是公心。右派认为人是自私的，因此，尊重和满足人的自私性，是一切制度设计的起点。比如，承认人是自私的，所以才会有私有制。因为人是自私的，所以他们思考的起点是，分配上向肯于做贡献的倾斜，才可能有人出来搞创新，有人出来当企业家。版权和发明权的设立，也是尊重私有为制度设计的起点。一切的一切都以人是自私的为前提。右派认为，正是因为人是自私的，满足自私属性的制度设计，才能激发人的创造性。并以此构建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模型。从这点出发，你要让右派相信公有制，那是不可能。因为他们会觉得社会变化的动力来自何方？不利己谁做？这是右派的逻辑。
毛主席下的公有制实践，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第一次创举。他第一次让人类看到出于公心对社会变革产生的巨大力量和可能性。在毛主席时代，人的私心降低到极其狭小的范围，人们创造的动力来自于集体利益和集体荣誉。在分配体制上，又做了相应的配套，那就是基本上无差别的分配，社会的个体的人自动放弃对私心的追求，而专注于对集体利益、国家利益、集体荣誉的追求。经过这种转换之后，激发了社会群体的无障碍互利互助，人员之间的交往成为一种近乎透明的单纯友谊。这种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产生了两类创造社会的主体，一是自觉接受公心的觉悟的人，发挥了他们的才智，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这个才智与激发私心带来的才智的发挥所创造的生产力的进步是没有差别的。比如，以杨振宁为代表的私有制下产生的科学成就与不为自己的私心而研究的钱学森产生的科学成就是一样的。他们的成就大小只与他们自身的才能与智慧有关。也就是说，如果将杨振宁与钱学森社会关系互换，其结果是一样的。二是自觉接受公心的一般才能智慧水平的人群自觉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脑力与体力的付出。但这个群体大部分只是从本能上去理解公心，他们为社会的付出，要弱于类似钱学森样的高度领悟下的付出。这主要体现在，一般群体当中的个体以不损害“公有”，作为自己的行为特征，突出的主动性的付出要弱的多。这就是懒惰的由来。当目标明确之后，这个群体的无私奉献精神将特别突出，就是用金钱也买不到的那种完全的付出。但目标不明确的时候，这个群体就大部分处于一种被动的无所作为的状态当中。
毛主席选择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至少有两大功用，一是凝聚全民意识，集中全民力量抵抗外国侵略。毛主席的军事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中国与外国资本主义竞争当中，当时的中国处于极为弱小的地位，如果搞私有制，一盘散沙的中国，在如狼的外国压力面前，无异于自己化身羊群，以羊饲虎。因此，选择公有制有这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仅仅从这点思考，那充其量也只是对毛主席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做功利化的解读，虽然他确实有基于国家利益方面的考虑。如果当时中国国力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这个理由还存在吗？显然，毛主席对公有制的考虑是出于第二个根本考虑，那就是建立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的社会主义。无论什么制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都是为了解决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个目标。毛主席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为什么改革之前，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为什么能够超越许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用少量的时间走完了别人上百年走过的路？比如氢弹的设计制造时间是世界上花费时间最短的。除了智力因素之外，根本原因是公有制下的“自觉接受公心的觉悟的人”的大量存在，以及“社会群体的无障碍互利互助”导致的科研“成本”的大幅度降低。（这个“成本”只是借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当中的名词，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的“成本”）这从根本上就否定了公有制缺乏创新能力的这个伪命题。非但如此，其创新能力还有过之而不及。
但是，在毛主席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完全解决占社会人口大多数人的创新问题。这个群体仅仅发挥了他们自身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培养的社会公德心的问题，也就是道德水准很高，但在科技和经济领域里的作为是很不够的。这个不够主要是原有的生产管理体制造成的，比如，一个工厂生产什么是依据计划的安排，工人要做的只是被动的接受以及对工厂生产的合理化建议。这个厂的厂长也是这样，都是上级指定，个人努力在整个社会大生产的环节里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无力也没必要去改变。从49年建国经过20多年的演变，这种指令式的生产方式，将社会群体的大多数变成了一个沉默的群体，“螺丝钉精神”既是对这种精神的赞扬，也收获了最大的不幸：“惰性”。与其说工人是因为天生懒惰而导致的不作为，毋宁说是这样的一种生产管理方式导致对生产者创造性的压抑。但如果有人说，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是懒汉，我会认为是对那时工人的一种侮辱。因为，一旦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时的工人可以舍命去干，而现在的私有制下的工人却根本不会！因此我的结论是，生产管理方式出现的问题，是导致毛主席下的公有制实践失败的主要原因。换言之，失败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公有制下的生产管理方式。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深刻地理解这种生产管理方式的荒谬之处。假定国家需要一个先进技术比如需要发明一个原子弹，按照原来的生产管理方式，他就需要指定，指定一个人或者一个技术群体去做这个事情。当然这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当然这个前提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了筛选，从而使他的成功的可能性最高。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指定属于一种“串行”指令，他的效率是最低的，真正的高效指令是“并行”指令，这个“并行”不一定是由某个人或者组织发出，而应该由满足该发明的当时的社会条件自发的产生出来。这个自发产生的“并行”行为机制可以确保达到如下目标：1、及时的使需要的技术自动发明和创造出来；2、“并行”行为的主体以及运转一直保持活力和畅通。
这样一来，社会发展不再是一个标准答案式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是以承认未知为前提的社会实践。指令式的生产管理方式，建立在较低的社会生产目标的追求上，将一切变化因素都视为已知的，这样他就将未知部分屏蔽在了管理目标之外。这样的生产管理方式就只能集中部分力量去追随式跟踪变化，而资本主义在这点上恰恰相反——他们是并行的无行为主体的自动寻求变化，因此，他们的创新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占优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资本主义解决了并发运行的难题，解决了生产过程当中创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问题。他背后的原动力是“私心”。私心的驱使可以使得投入这个资本循环的任何一个人，不的不去寻求突破，如果不这样做，他的淘汰机制就让他消亡，如果成功，这个私有机制就奖励给他财富。在“私心”左右下的资本主义怪胎当中，演绎了人性的丑陋、倾扎、悲剧和喜悦。这个制度有多么成功，它就有多么失败，永远会是这对孪生评价标准与他相伴相生，如影随形。
毛主席下的社会主义以“公心”为原动力，实践证明，他在局部群体上比资本主义做的更好。通俗的讲就是“多快好省”。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以为只是当时的口号，其实正是那时社会的活写真。这个“公心”原动力对当时的社会知识群体产生了作用，既有自愿工作累死在工作岗位的科学家，也有放弃一切名利为国效力的科学家。“私心”在这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当时的工人工作的口号是“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大干快上”等等，这里看不到一点私心的影子。毛主席的公有制实践，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所谓“私心”才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一个群体的辉煌和一个群体的逐渐暗淡下去，突出显示了毛主席下的社会主义矛盾。如果我们将这段社会实践做一个简单的否定，从而向现成的资本主义投降，只能说明我们还缺乏审视历史发展进程的眼光和能力。复辟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种懒惰的，吃现成饭的政治家的恶劣行为。毛主席作为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的熄灭，应该由我们这些追随者重新去点燃。毛主席下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人性并不是“自私”的一个证明。人性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东西。如果你要将他导向“公”他便会“公”，如果你要将他导向“私”，他就一定会变成“私”。最容易导向“公”的群体的恰恰是人群中的大多数，而不是知识份子。这是另一种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高贵的人群，精于算计，本性的光辉包裹的最紧而不易袒露。当毛主席下的社会主义将社会大多数人群的人性的光辉导引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光明和美好，我们不仅看到了这样的人群可以在崇山峻岭中开辟出成昆铁路。也看到最难改造的知识分子，只身闯入核辐射的危险境地，以图拿到最可靠的第一手技术资料。这些人都是从最自私的旧社会走出来的人，他们没有了一丝的“私念”，而只有奉献。所以，我们面对私有制的原创思想，才有了鄙夷它的参照物。
制度设计的失败，导致不愿导向“公心”的旧知识份子，向懒惰的政治家靠拢，将被压抑而导致不作为的行为解释成缺乏私欲引导的恶果。承包制、奖金制度、所有者缺位的定向导引，将中国原来的公有制实践导入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旧途，于是一切回归到旧的道路，毛泽东的思想灯塔熄灭，中国人不过又开始重复过去的故事，好的、坏的、美的、丑的，逐一登场。
而我坚信，毛主席下的社会主义实践，解决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问题，但有限的生命，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原有制度设计存在的弊端。解决“自发和并行”这个问题，明白自发是动力，并行是效率！是我们左派进行新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的一个出发点。因为惟其如此，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是一个生产关系有资格存在的前提。完成了这个任务，那发臭的私有制就可以抛弃，人类最灿烂的光辉将照耀在我们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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