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以人为本”渗透到社会生活过程中去就是消灭异化
(2008-07-06 17:20:04)
岳德常
原载：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aonong2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但那一直是一个宣示、一个目标、一个愿景，并没有渗透到社会生活过程中去而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以物为本的价值体系仍然稳定地盘踞着社会生活过程。这种状况终于有了转机，大地震为把以人为本灌输到社会生活过程中去提供了机遇，开了一个好头。
我们于是就要再接再厉，扩大战果，让这个新目标稳定地与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这就像是做文章一样，八股文讲的是起承转合，现在刚开了个头，后面的文章还要接着做，才是篇好文章。接下来的文章怎么做，这就是当前的紧迫问题。
以人为本是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不能反对的，但却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这个目标，有些人知道却又没能做好，总之是没有哪一个政治体系能够做到完美境界。中国共产党把它作为政治目标提出来，这就是对人类政治科学的最重大贡献。
它是最基本的政治法则和伦理规则，却又是最难做到的最难实现的目标。正如《中庸》所说的那样：“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导致人们不能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因隐藏在人们自己身上。各种道德原则，都有一个贯彻实施的问题，在人们追求它们的时候，都会感到有一种力量把自己往后拉，那种道德要求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应该”，而现实中却还有另一种力量比它更强大，强制他按另外的逻辑行事。
这种力量来自何方？它其实就是马克思很早就指出的异化：“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外一种尺度。这是以异化的本质为根据的，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异化，每一个领域都把异化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下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异化的关系……”[1]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消灭异化，建立一个人化的世界。马克思说：“既然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2]
异化，这是马克思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出发点，随着共产主义事业的深入，人们又重新回到马克思当年提出的问题上来。这就像是人们发现了一个藏宝的地图，然后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藏宝的山洞，现在我们要把“以人为本”渗透到社会生活过程中去，这就到了打开洞口、最后取出宝物的时候了。
因而，以人为本，既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结果。历史运动的规律是不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尽管他们想要告别革命，但革命依然迈着坚实的步伐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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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页。
[2] 同上，第347页。
附：
以人为本：怎样从“四寸之学”成长为“四体之学”
(2008-07-07 19:12:52)
岳德常
原载：作者博客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口号，其意义十分巨大。特别是在今年的大地震之后，再来看这个口号的提出，我们的认识就更加深刻了。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熟知并非真知，从03年到08年，这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也把这个新口号重复了不知多少遍，这其中肯定有很多人先知先觉，身体力行，但也还有相当大量的人对这个词理解不深，仅仅是“入乎耳，出乎口”，而不是“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荀子对这两者进行了区别，他说：“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他对这两种学习方法的区分很有价值，一种是“入乎耳，出乎口”的学习，一种是“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的学习，这也就是黑格尔之所谓“熟知”与“真知”的区别。但是，荀子把这两种学习方法称为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我以为不可取，在君子与小人的分别里，包含有对后者人格的贬低。我认为这两种学习应当是学习的两个阶段，就如小孩与大人的区别一样。所有的学习过程都要经历这样的发展过程，从“入乎耳，出乎口”进步到“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从认识到实践，然后再实践中更深入地认识，进一步指导实践，这个过程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所以人类社会就不断进步了。由于这个原因，我把这两种学习阶段改称为“四寸之学”与“四体之学”。
此外，我之所以作这个改动，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所坚持的以人为本，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开展的学习，而是整个民族作为一个集体来进行的学习。党中央把“以人为本”写进了党的决议，它就不再是某个人的意见，而是全党的共同意志，领导着全民族的精神进步方向。这与那种以个体为单位进行的学习相比，其意义不可同日而语。所谓“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也就是说，并不是光有领导人在坚持着这个东西，而是要使“以人为本”成为这个社会集体中的每一个体都坚持的东西。而对社会集体来说，贴上君子、小人的标签，是不大合适的。
要使“以人为本”发展到“四体之学”的阶段，我们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大地震为这一进程开了一个头，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坚持“以人为本”的实际行动感动了激励了全党和全体人民，唤醒了每一个人心底潜藏的“以人为本”的天性、本能。但是，短期内这么做，是比较容易的，要使它长期地保持下去，成为稳定的“四体之学”，那就难度很大。于是我们就要研究“以人为本”要成长下去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我们要把这朵好不容易才萌芽出来的人类精神成果之花细心地培育起来，为之创造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条件。最终要达到那样一种程度，人们根本就不用说“以人为本”这个词，但它却全面地渗透到社会运行过程中去了。这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不再是“涸辙之鲋”的“相濡以沫”，而是“相忘于江湖”，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以人为本”的环境之中。
另外，我很不赞成有些人的做法，他们把抗震救灾中焕发出来的伟大精神贴上“普世价值”的标签，或者是贴上什么“至善、大爱”之类的标签。为什么呢？这些词难道不好吗，以人为本难道不是普世价值吗，难道不是至美大爱吗？应当说是普世价值，也是至善大爱。但是这些空洞的词所的具体含义通常是不确定的，是以言说者自身所达到的人格高度来决定的。比如说普世价值的那些人，这些年来他们的言行已经充分地表明其“普世价值”并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他们把抗震救灾贴上“普世价值”的标签，是别有用心的，是贪天功为己有。再比如说“至善、大爱”之类的东西，也不是什么新东西，马克思的时代就已经有人在说着，有些人在鼓吹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可是人们吹了这么多年，在实践上没有进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这种空话缺少理论的深度，不知道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不知道如何改造一个旧世界，也不知道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如儒家学说，佛教、基督教，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不管其信徒多么虔诚，都不能实现自己。
要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还是要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它在实践中的一系列新发展，新进步，直到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还是要靠党的领导人的率先垂范，靠全体党员的身体力行，全体人民的共同实践。文化人应当是积极地参与进来，但是要注意，要帮忙不要添乱，别借着“普世价值”、“至善、大爱”的名头往里面加自己的私货，那是很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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