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的人生体验，也包括朋友们的启发（如黄纪苏先生的观点），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建设应该处在一个合题阶段了。窃以为这个阶段是从胡锦涛同志提出保先教育活动的安排以后就开始的。
新近三十年来，我们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对事不对人，什么是事呢?在这里，事就包括制度建设在内的许多宏大叙事。这是基于邓设计师的一个说法，那就是制度好了，坏人坏事不能得逞，制度空缺了，好人好心好情好意必然会走向反面，甚至干出许多不是人干的勾当。三十年前讲这个话是有历史必然性的，但现在还执迷于这种说法，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因为新近三十年来，我们在制度建设上可谓是成就辉煌，可实际情况呢？社会上的腐败公行，价值扭曲，人心沦丧这样的事例还少吗？这就促使人们反思，在这里，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浮出水面，即人与制度的关系究竟怎样？由是我们发现，灰色的理论分析从来没有老百姓的口头语言那么深邃和精彩，比如俚语就讲到，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总是有人来推动的，等等，这些说法都反映了一种整合的特色。
实际上，制度与人从来是难分难解的，就像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是一个道理。这种认识即便在主流经济学家的文献中，也不难找到。这倒让张维迎等精英们所鼓吹的制度万能论陷入了尴尬境地，比如，无论是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还是人类学，社会学家的观点，都包含他们对人性改造的乐观愿景的殷切期望。如凡勃伦就讲到，制度说到底是一个时期和一定社会的人们坚持的生活理论和流行的精神品位，这都说明不能离开制度的人性本质来谈制度，否则，就会把制度弄成远离人的心性结构的某种空洞的抽象物。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体认，胡温新政以来，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最大的拨乱反正就是呼唤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优势，把人的思想改造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诚如胡锦涛讲的：“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要对事，也要对人”（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行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新教育教育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显然，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建设是共和国制度建设历史的正题阶段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就处在这个历史的反题阶段，这一阶段的成就不用抹杀，然而，由于过头地否定毛泽东时代改造人的心性结构以及由此取得的肯定性成果，也使新时期以来的所谓制度建设上的辉煌成果大打折扣，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对干部的教育不够和由此引发的腐败。邓小平曾说过，新时期以来的最大失误是对人民的教育不够，我认为这个话的指称对象不明确也不准确，要具体讲，窃以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干部教育的忽视，这样就使得制度建设以及依法行政的人失去了人的灵魂和精神依托，从而使制度成为一堆死的物质空壳，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给制度建设注入人的精神的活力，近年来的毛泽东热，以及党在十七大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强调，都是在纠拨前些年制度建设中对人性改造忽视所造成的弊端的一种正当的努力。
前些天央视名嘴白岩松的一番“仇富论”的讲话，使我更加坚信制度建设和人的改造是分不开的。一句话，张维迎和白岩松等精英们所宣扬的制度万能论可以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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