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还是“共享价值”？
相蓝欣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2008北京奥运会似乎使得“普世价值”又成了一个时髦的字眼。但时下讨论“普世价值”存在误区，观点虽然迥异，语境却是相同。至少在论辩方式上有非此即彼的西化倾向。
两种观点在同一个话语陷阱之中挣扎。一种观点认为，“普世价值”总是有的，无论从“奥林匹克精神”到汶川大地震中展现的“人情”，还是历代诗人们经久不衰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都似乎证明了普世价值的存在。
另一种观点却截然相反，认为人世间绝无普世价值“那个东西”，是西人创造出来的政治观念，与中国毫无干系，所以普世价值根本就不值得讨论。
笔者对两种观点都不敢苟同。普世价值存在与否是个西式语境主导的伪命题，因为它根本无法被证明。但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概念的历史渊源和实际作用。
既不“普世”也不“永恒”
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狭隘的地方观念普遍应用，并号称是“永恒”的价值。其实，任何概念都是有历史的。在中国，所谓“普世价值”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外来语，它的原词是“universal value”。
在欧洲中世纪，universalism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控制的概念，其含义是天主教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同“天主教义（Catholicism）”是同义词，并常常互用。不难看出，在基督教新教改革以后，原本意义上的所谓普世价值即已不复存在，至少，我们应当看到，普世价值是受到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概念。
在19世纪，出现了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普世主义，试图将宗教普世主义一网打尽，但历史证明，20世纪的东西方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发生的冷战仍然没有突破宗教普世主义的桎梏。
冷战的双方都打出自诩为“真正”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并企图用各自的意识形态重新解释和打造世界。这个阶段的普世价值以拯救世界为己任，但带来的却是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军事对抗。
冷战的结局出人意料，苏式计划经济失败，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于是又出现了全然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价值，而且据说人类历史已经不可能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所以有风靡一时的“历史终结论”。更有甚者，由于冷战的突然结束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几乎是同步进行，很多人对西式民主是人类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个命题更加深信不疑。
殊不知，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对世界经济的再度参与已经开始改写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对这新一轮普世价值辩论的主导权不可能再掉以轻心。
中国传统中从来没有类似的概念，因为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与人的习惯。任何价值观都是历史的，同时也要有特定的文化环境，一种价值观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必然基于宗教观念和救赎史观。
笔者在西方同学者和官员进行过无数次有关中国人权的辩论。在讨论中国国情特点时，西人总是用中国签署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中国已经接受“普世价值”的铁证。
笔者提醒他们，中文从未将这个宣言（英文是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翻译为“普世人权宣言”，而将universal译为“世界”恰恰反映了民族主权国家体系尚未消亡的事实。
事实上，国际社会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应当被称为“共享价值（commonly shared value）”，这是一个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过程的概念，而不是神学本体论意义的“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
应当看到，诞生于1948年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正是当时的国际社会对惨绝人寰的纳粹集中营的即时反应。同样，奥林匹克运动固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作为人类的“共享价值”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我们庆祝奥运是因为奥运精神同国际社会大多数人都赞同的“和平与发展”的共享价值相吻合。1936年，希特勒也特别重视柏林奥运，但他当时同世界大多数人有同一个梦想吗？因此，将奥运精神看成是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永恒的普世价值不能自圆其说。
“普世价值”的陷阱
普世价值是西方人发明的东西，是基督教传统特有的表述方式，因为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文化，比如，伊斯兰、犹太教或佛教都没有致力将一种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化的传教士精神。
基督教传统不同，它以黑与白、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截然对立来解释世界。如果我们跟着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走，不但违背了中华传统的“中庸”精神，而且在国际上坠入难以自拔的话语陷阱。
首先，正如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所指出的，长期以来我们（中国）在国际舆论上处于“西强我弱”的困境。打破“西强我弱”局面的突破口首在语境。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要融入世界，我们就应当接受某些政治含义不强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可以摒弃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普世价值。这种貌似两全的思路是幼稚的。
承认任何一种“普世价值”的存在，就必然要接受西方人的论辩模式。这是一个用中华传统思路无法取胜的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论辩方式，比如“之辨”方式的摧毁，至今令人刻骨铭心。
其二，对外关系的政策运作和意识形态原则不能混为一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接受某些特定的，当下国际社会流行的共享价值，是每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使然。但这不能引导到原则上的让步甚或投降。
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极力推崇一些的普世价值时往往采用双重标准。早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在鼓吹“自由、民主”的同时，也支撑一些反共、反苏的集权政府。美国领导人在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同时仍然非法拘禁在关塔那摩的塔利班战俘。
既然普世价值自诩为“永恒价值”，那么“双重标准”如何能够行得通？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多数核心的普世价值的评判标准是由西方主导的，非西方世界处于劣势地位。于是，在冷战期间，任何可以被解释为推进自由民主的政策都是合理的，同样，九一一事件以后，任何可以推进反恐战争的举措都可以采用，先发制人也好，监听民众电话也好，同国家主权和基本人身自由并不发生冲突。
其三，我们不能对西方的普世价值采取不屑一顾的简单态度。中国在其世界地位上升的历史时刻，应当为当代国际社会的“共享价值”作出积极的贡献。首先，中国应当根据自身的传统对现存的共享价值提出自己的明确看法，既要时时警惕普世价值的陷阱，又要站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提出新的价值观。
对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不应当一概拒斥，而应当用自己的文化传统加以新的诠释和改造。
国际社会总是希望某些共享价值成为“永恒”价值，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人类总是有着理想和美好的愿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也不断提出过自己的一些理想，诸如大同世界、和平共处、三和一少、和谐世界等。我们不必讳言“永恒”，但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将理想和现实混为一谈。
应当承认，普世价值观在中国还是很有市场的。无论是向传统回归，试图寻找儒家的“本体论”的海内外新儒家，还是继续坚持反传统的西化中学，都在顽强地捍卫普世价值。
近年在中国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西方的保守主义思潮大举入侵，并开始占领一块核心阵地。经济上对哈耶克顶礼膜拜，政治理论上推崇波普和曼斯菲尔德。更令人费解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开山鼻祖列奥·史特劳斯的身后也出现大批的学术“粉丝”。
保守主义在西方的理论与实践都已失败，中国学人究竟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启示？无非是同这些保守主义学者一道固守永恒的普世价值的最后一道防线。
事实上，中国现在更加需要了解的是凯恩斯、维特根斯坦、斯金纳这样的向西方传统观念彻底挑战的斗士。向西方保守主义大师求助，只能使我们在“西强我弱”的话语劣势中越陷越深。总而言之，我们应当戒言“普世”，慎言“永恒”，多谈“共享”，多作积极奉献。
·作者是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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