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与治术，一以贯之。”【1】学术为是体，治术为用；体用相依，唇亡齿寒。治术不用，伤及学术；学术受伤，治术必乱。乱之所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民无所措手足”；【2】“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支离灭裂……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3】
真理是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学术彰显真理的客观性，治术彰显真理的价值性；学术探究真理、发现真理，治术运用真理、使真理的价值得以实现。
文明社会，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学术；学术之重要，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政局总是不稳的国家，重治术轻学术，也难怪其政局的总是不稳也。中华四千年，毛泽东是对学术问题思考得最多、学术成就最高的政治家。1917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青年毛泽东这样写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4】这里说的“倡学”，就是从事认真的学术研究，而用晚年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1949年建立的共产党新中国，立国之本是以经济基础决定论为学术依据的唯物史观，治国之术是从经济基础决定论引伸出的阶级分析法。1979年以来，阶级分析法被作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对待，由此而来的是以经济基础决定论为学术依据的唯物史观价值目标的缺失。例如： 2005年3月30日 ，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在蔡和森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权威发言中，对“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基础”这一蔡和森最重要最著名的建党思想就未提及，强调突出的是蔡和森关于共产党先锋作用的一些名句；结果，一次本应具有相当理论内涵的追思报告会，成了一场时尚的励志讲演会。
在党的理论基础中，为阶级分析法提供学术支点的经济基础决定论，与唯物史观是等值的；而唯物史观又与“历史必然性”、“不依人们意愿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等值。牵一发而动全身：阶级分析法的被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必使唯物史观缺失价值目标；唯物史观价值目标的缺失，必使作为其学术依据的经济基础决定论说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受到质疑；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受到质疑，必使“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失去信誉；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失去信誉，必使“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一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就不受“规律”、“必然性”制约。
“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不受规律、必然性制约的“实践”一成“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规律不存在”、“回到康德去”、“要康德不要黑格尔”、“主体实践论”之类的观点，就成了中国哲学界的主流话语。相应地，“或然性”、“随机性”、“猫论”、“摸论”、“机遇”、“历史机遇”、“战略机遇”、“抓住机遇”、“历史选择的多样性”、“无限可能性”等主观唯心说法，就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大大流行起来了。人们于是随心所欲、无所敬畏，“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干”，官员百姓，若有机会，谁会在意党纪国法而不敢贪脏枉法呢？谁会在意因果报应而不敢寻欢作乐、醉生梦死、暴殄天物、自毁青山呢？
1979年以来的中国主流“精英”们，从西方社会民主党那里学了一句“不受监督的权利是危险的”。然而，也像西方社会民主党一样，他们同时却忘了：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实践”，才更危险！（伯恩施坦：“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无所谓的”）。这叫学术治术，相分相裂，互不贯气，支离灭裂，“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二
可见，1979年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雪崩一样的系列乱象，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正是阶级斗争理论的被具体否定。于是，某些左派主张回归阶级斗争理论。然而，任何理论，要保持自身生命力，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治术方面，它是有用即具有可操作性的（真理的价值性）；第二，学术方面，它是一个能够解释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客观真理（真理的客观性）。那么，阶级斗争理论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吗？
治术方面。左派同志应该明白，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假如自己能够执政“一展抱负”的话，若以此论治国，势必处处碰壁。这是因为：
第一，今日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并未严峻到使工人农民不得不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程度，工人农民阶级意识之淡漠，以至于任何“天才革命家”都无能耐在他们中“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组织调动不起来，又要高举阶级斗争理论大旗，在此情形下，阶级斗争理论就会要么成为曲高和寡、没有群众基础的教条，要么降低标准，退变为替工农维权“讨说法”的平庸“说法”，但这种平庸的东西，资产阶级社会学已经营销了上百年，专利在他那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论插上一腿，是夺人所爱，有损自己的道德形象。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一个没有地域限制的超民族、国家、文明的历史范畴。左派如果以此理论治国，势必面临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重要还是民族国家利益重要的选择。若前者重要，执政左派势必像十月革命后的托洛茨基派一样，下台后甚至沦为失去祖国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若后者重要，等于阶级斗争理论再次被作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对待，既然如此，左派同志为什么又要对本来就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态度对待阶级斗争理论的1979年至今的中央路线持反对立场呢？不怕后人说这不是出自信仰的路线分歧，而是利欲使然的政客权谋吗？
第三，当今世界，最有活力的社会力量不是没有地域限制的阶级，更不是虽有地域限制但地域界线不清的民族、文明，而是地域界线清晰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说的国家消亡，至少在可预见的时限内不会发生。在此情形下，重阶级不重国家（这里的“国家”，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此问题，这里不便展开）的执政左派，其命运还是重蹈托洛茨基派覆辙，越走越自外于人类社会历史主流，既不能在政治上取得取当下的成功，又不能像古罗马时代参预“无产者脱离运动”的基督徒那样，道义上赢得历史的未来，而是沦为“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第四，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里，阶级斗争理论不仅具有现实主义的社会分析功能，更有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后一种功能中，这一理论是以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总决战”，结果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预期值完美收场的。去掉这个历史预期值，阶级斗争理论就成了平庸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然而，坚信这个历史预期值，天天等欧洲革命的马克思、等世界革命的列宁、等“新的世界大战”的毛泽东，终生都未等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说要到却未到的东西，当今和今后的左派领袖，谁有能耐说到就到呢？
学术方面。左派同志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作为阶级斗争理论学术依据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已经不能解释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现象。这方面的例子（“实事求是”之“实事”），多得不胜枚举，这里只举其大要。
第一，经济基础决定论的理论原点是“人类首先必须吃穿住”这个简单事实。在唯物史观中，这个事实像不证自明的数学公理一样，人们无法更无须进一步问它“为什么”，因而可称其为“唯物史观公理”，它是不证自明的。然而，数学公理是直观的，而“人类首先必须吃穿住”的被当作唯物史观不证自明公理，是以“人的肉体存在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语）的生理学即人本主义生理学为思惟框架的。人本主义生理学站得住脚，“人类首先必须吃穿住”的作为唯物史观不证自明公理就站得住脚；人本主义生理学站不住脚，“人类首先必须吃穿住”的作为唯物史观不证自明公理就站不住脚；。而人本主义生理学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谓人本主义生理学，就是本体论上认为人的肉体存在由人的肉体存在决定、方法论上就人的肉体存在研究人的肉体存在的生理学（方法论上，想想中医是怎么看待人体与天地自然的关系的）；但人的肉体存在不由人的肉体存在决定，而由“天父地母”即天地自然决定。此理一通，“人类首先必须吃穿住”这一事实，就不再是一个在人本主义生理学框架内人们无法也无须进一步追问“人为什么要吃穿住”的简单公理，而是一个在自然为本的彻底的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看来必须进一步追问“人为什么要吃穿住”的新问题。
那么，从自然为本的彻底的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看，人为什么要吃穿住呢？答：人之所以要吃穿住，是为了获取（吃）和保存（穿住）人体需要的正常生理热量；而人体需要的正常生理热量，又因纬度气候的不同而不同：
吃方面，为寒冷民族正常生理所需要的含热量高的大鱼大肉、乳食烈酒，是热带民族的正常生理所不需要的；足以满足热带民族正常生理需要的含热量低的简单素食，见之于寒冷民族，必满足不了他们的正常生理需要。穿方面，寒冷民族人人羡慕的虎皮大衣，在热带民族那里一无用处；热带民族近乎裸体的穿着，见之于寒冷民族，必使后者不胜其寒、冷冻而死。住方面，寒冷民族厚实保暖、密封性好的华屋广厦，见之于热带民族，必使其有如在蒸笼、热不胜热、难以忍受之感而成为多余之物；印度、墨西哥、巴西等热带国家大城市中大量存在而居住者本人却安然处之的贫民窟，见之于北方寒冷国家，这些国家的下层阶级，又怎能不为此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呢？——这些不同（从这些不同中，本文作者发现一条地缘经济学基本原理：生产和需要，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作者坚信：此原理的发现，将使经济学发生一场全新的革命。此原理，这里不便展开），经济基础决定论是解释不了的，因为它们不是时间历时性的社会差距，而是空间自然性的地缘差别。亦因此，无论人类历史发展到什么样的“高级阶段”，只要地球气候大体保持非“全球同此凉热”现状，这些差别都不会消失。此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
第二，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决定力量是生产力，它包含三要素：生产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中，生产者即人又是第一要素（人的因素第一）。而人又是阶级的人。所有阶级中，受剥削受压迫阶级又是人这个第一要素中的要素。这样的受剥削受压迫阶级，就世界范围说，在马克思那里主要指西欧工人阶级，在列宁那里主要指工人尤其农民为主的东方民族，在毛泽东那里主要指南方国家民族为主的“第三世界”。因此，马克思寄希望于西欧工人阶级，列宁寄希望于东方民族，毛泽东寄希望于第三世界。应该说，就马克思的寄希望于西欧工人阶级是希望西欧工人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列宁的寄希望于东方民族是希望东方民族比西方民族先进、毛泽东的寄希望于第三世界是希望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掌握自己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命运而言，这些希望基本落空了。马克思、列宁希望的落空这里不说了，毛泽东的寄希望于第三世界，三十多年来面临的都是如此一种困局：“除了特殊的环境以外，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政治团结力、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富国可能彼此进行贸易战；穷国可能彼此进行暴力战争；但是贫穷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间的国际阶级战争几乎像一个幸福和谐的世界一样远离现实。”【5】
第三，在经济基础决定论中，经济基础是相对上层建筑而言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上层建筑包括诸多领域，道德是其中之一。根据经济基础决定论，社会道德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个人道德由个人的经济地位即阶级地位决定（阶级乃经济范畴）。根据这个理论，无产者即无产阶级都是大公无私的，有产者即资产阶级都是自私自利的。然而，真实的情形是，一个人，是大公无私还是自私自利，与他的经济地位关系不大，而与他的思想境界关系极大；他的思想境界，不来自他的阶级地位而来自他的由天地自然决定的“气质之性”（这个问题，涉及宋代理学，这里不便展开）。因此，无论无产者还是资产者，其中都有大公无私的人；无论资产者还是无产者，其中都有自私自利的人。甚至可以说，越是能够做成一番大事业的有产者，思想境界越显得宽广无私；越是做不成什么大事业的无产者，思想境界越显得狭隘自私（本文作者因此有个观点：只有无产阶级大无心，才干得成资产阶级大有业。此理，这里不便详述）。这方面的例子，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比比皆是，这里不必枚举。
第四，经济基础决定论的“经济基础”属时间历时性范畴，由此引伸出经济基础决定论唯物史观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然而，规律者，必然如此态势也。可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经济基础决定论唯物史观这个规律并非“必然如此”而是“并不如此”的。多的不说，单单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百多年来，在经济基础决定论唯物史观中，就没法安放。其它诸如“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李约瑟难题”问题、世界诸文明的差别问题、南北差距中的“马太效应”问题，理论上本应先进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却没有理论上本应落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在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中，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先进）问题，等等，经济基础决定论就更讲不清了。
总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论，已经陷入学术危机。正如自然科学史上，动物学的“哺乳动物都是胎生的”观点，曾因鸭嘴兽的发现而不再成立一样，今日的经济基础决定论，遇到了无数的“鸭嘴兽”。在自然科学中，一个鸭嘴兽就证明了“哺乳动物都是胎生的”观点的不再成立；在社会科学中，难道无数的“鸭嘴兽”还不足以证明作为唯物史观学术依据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不再成立吗？
三
人类思想史上，历来贯串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斗争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彼消此长。经济基础决定论属于唯物主义决定论，当其面临学术危机时，唯心主义自由意志思想路线必然得势。1979年以来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思想理论界，情形正如此：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陷入危机，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思想路线一路得势。这条唯心主义自由意志思想路线，说法很多，主要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之说，“与时俱进”之说，“和谐社会”之说。这些“之说”之所以属于唯心主义自由意志思想路线，是因为它们都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决定论学术理论基础上的，而是某些人的主观价值选择或志向，其出笼，原因概如青年毛泽东所说：“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6】这种由羡慕而模仿然后形成的东西，像充斥当今中国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一样，是卖不出好价、更没有强壮生命力的。——思想理论产品之需要学术含量，与工业产品之需要技术含量，道理一样。真理是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客观性是价值性的前提和基础。任何价值，如果没有客观真理为依据，都是骗人鬼话！“普世价值”的背后，是普遍真理。一个社会，当其天天都在励志、上下都在励志、到处都在励志的时候，当其治国不凭客观真理而凭“胆子”、“勇气”“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杀开一条血路来”的时候，当其讲“普世价值”不讲普遍真理的时候，当其上下左右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置普遍真理于不顾，而把精力花在如何从价值选择角度花样翻新不断提些动人口号并进而高标“普世价值”的时候，那么完全可以肯定：这个社会的思想理论界，已经被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思想路线牢牢控制，着了它的魔道！
1、“发展才是硬道理”之说
经济基础之“基础”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重生产关系，必重生产资料所有制；重生产资料所有制，必重阶级斗争。反过来说，不重阶级斗争，必不重生产关系；不重生产关系，必重生产力。事实正如此：1979年以来，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被否定，“不管白猫黑猫”的生产力“发展”，就成了谁也不能碰、谁也不让碰的压倒一切的“硬道理”了。然而，如前所说，“硬道理”一说，属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自由意志思想路线。
或曰：生产力是一种物质力量，生产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前者为实，后者为虚，根据经济基础决定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发展才是硬道理”，重的是生产力，因此，要说什么是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才是回到经济基础决定论出发点的、真正到位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决定论；而重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为纲”，即使不说它是对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背离，【在此问题上，一位名叫王益民的学者，思想倒是显得不仅“解放”，简直就是一根筋的、极不度德量力的张狂。他在“强国论坛”2008年8月31日的跟贴中说：“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原理是精华，马克思在机器生产力时代企图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是糟粕。列宁、斯大林等抛弃了精华，吸取了糟粕。”在该坛同年9月6日的跟贴中说：“无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还是其它老一辈革命家所犯的极左思想错误，都是马克思用暴力，而不是用生产力决定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影响的结果。”】至少也属因其自身观点的不到位而给了唯心主义自由意志论可乘之机的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决定论。然而，在你这里，重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为纲”属于唯物主义决定论思想路线，重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却属于唯心主义自由意志思想路线，这不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吗？
答曰：辩证法就是如此奇妙：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名实实虚，名虚实实。表面上（名）看，生产力是一种物质力量，为实，生产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为虚，然而，内容里（实）看，二者正好相反：生产力“三要素”中，“人”为第一要素，而人是与物相对的，且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主观能动性，物之为物是因为物没有主观能动性，因此，重生产力必重人，重人必重主观能动性，重主观能动性时置客观真理于不顾，就是唯意志论，而唯意志论当然就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自由意志思想路线。再看生产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阶级斗争之“争”，争的就是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却是实实在在的物，因此，重生产关系必重生产资料，重生产资料必重阶级斗争，而所争重在生产资料的阶级斗争，当然属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决定论思想路线（这个问题，参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泉源”的批判）。
然而，不管怎么说，唯生产力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唯生产力论），毕竟出自经济基础决定论，但是，正因为如此，前面指出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学术上的种种“鸭嘴兽”即破绽，“发展才是硬道理”就都有。比如说：是否人类生产力（生产力本来就是“人类生产力”）越发展，人类的食量就越大、穿衣就越厚、住房就越保暖呢？是否人类生产力越发展，人类的思想境界就越高远、道德品质就越高尚呢？是否人类生产力越发展，东方社会就越胜过西方社会、南方国家就越超过北方国家呢？如此等等，唯生产力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道理上都无从解释。
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一说，不具备必要的学术上的客观真理。不具备学术客观真理的“道理”，说得再“硬”，都是软的。
2、“与时俱进”之说
“与时俱进”出自《易经》的“与时偕行”。《易经》中，社会万象（人事）是天地万象（天事）的因变量，天地万象是社会万象的自变量；天地万象是阴阳二气的因变量，阴阳二气是天地万象的自变量；阴阳二气是时间（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因变量，时间是阴阳二气的自变量。因此，人事天事，万事万物，随时而变。此所谓“与时偕行”是也。可见，《易》式思维，是一种时间历时性思维（这一点，正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这个问题，将另写文章阐述，在此按下不表）。但时间历时性思维，是大有局限性的。因为时间乃物体的空间位移，而物体的空间位移无不是“逝曰远，远曰返”地循还往复着的；因此，无论时间向“未来”延伸到什么时候，事物都有它保守不变的一面。比如说，在华夏这片土地上（地球上任何一片土地亦然），时间再怎么向“未来”延伸，都改变不了它的“二气之变”只是在北纬4°到北纬53°范围内的变化这一事实。又比如说，根据“与时偕行”观点，时间不同，阴阳二气必不同；时间相同，阴阳二气必相同。然而，时间乃物体的空间位移，地球上的“二气之变”乃因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而生，因而尽管时间相同但地点如果不同，阴阳二气就必不同：一天中，同一格林威治时间点，径度不同，阴阳二气必不同；一年中的同日同旬同月，纬度不同，阴阳二气必不同。此所谓“空间共时性思维”是也。显然，只有这种思维，才能正确说明“中国特色”之“特色”所在。——中国特色之所以为中国特色，是因为中华民族（任何一个民族皆然）身上某种很本质的东西，是时间型的社会历史条件难以改变的，因而其产生原因就不在时间型的、“与时俱进”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在空间型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地自然条件。这层道理，“与时俱进”的鼓吹家们，完全不懂！自以为从《易经》中找到句似乎谁也驳不倒的成语再美其名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就可以放心推销自己那些半生不熟的东西，此所谓“一知半解”、“不学无术”。
然而，“与时俱进”的真实用意，在其政治目的：中国共产党要跟上时代，再不能恪守资本家不能入党的老黄历了，否则，要被时代抛弃。对此，左派批评说：不对，资本家就是不能入党！然而，左派的理论依据，是从经济基础决定论引伸出来的阶级论，但经济基础决定论已经立不住了。这样，左派的批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对具体方针政策的实际影响上，就都显得软弱。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里，本文作者要说的是，如果说“与时俱进”一说有什么值得非议的话，那么，值得非议的地方，其实不在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件事情上，而在其“不跟上时代，就要被时代抛弃”这层意思：
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时间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没有脱离物质而单独存在的时间空间。同理，时代，是时代开拓者的时代，没有脱离时代开拓者的开拓活动而单独存在的时代（如西方的“摩西时代”、“荷马时代”、“耶稣时代”、“哥伦布时代”，中国的“燧人氏〈世〉”、“神农世”、“孔子时代”、“毛泽东时代”等等）。然而，在“与时俱进”的“不跟上时代，就要被时代抛弃”意思中，却假定了一个脱离时代开拓者的开拓活动而单独存在的时代。在此假定中，时代好比一辆列车，“与时俱进”者好比没有开车主动权、时时担心被时代这辆列车抛弃的赶车人（时代过客），因而此说不过表明：“与时俱进”的鼓吹者们，乃自外于时代开拓者行列、在时代开拓者后面亦步亦趋的时代开拓者心目中的可怜虫！这就是为什么在真正的时代开拓者耳朵里，“与时俱进”这句话听起来只会使人丧气，而没有丝毫的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作用的原因（与此相反的是青年毛泽东这句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才是真正的时代开拓者即与时代合为一体、我就是时代、时代就是我的人应说该说的话）。
当然，人的能力有大小强弱，见识有高低深浅；古今中外，被称为时代开拓者的人，数目少之又少、寥如晨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自外于时代开拓者行列、在时代开拓者后面亦步亦趋，本来没有什么错，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只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是时代开拓者，顶多算名合格的“小兵”，必能得到一切诚实和正直的人们的尊重——人贵有自知之明嘛。但问题在于：“与时俱进”的鼓吹者们，没有这样的自知之明，他们先是一番铺天盖地的宣传造势，把“开拓创新”说得如何如何重要，如何地是党和国家民族生命力的体现，如何地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接着端出“与时俱进”这道菜，说这就是开拓创新，谁反对，谁就是“没有出路”的思想的保守和僵化，就是“挥舞大棒”、“乱扣帽子”的“文革余风”，就是在窒息党和国家民族的生命力。——呜呼，此孔子所谓“紫之夺朱也”、“郑声之乱雅乐也”、“利口之覆邦家者”。【7】孔子讨厌，自知之明的人都讨厌！
3、“和谐社会”之说
“和谐”思想，出自《洪范》和《易经》。《洪范》讲五行，《易经》讲阴阳。阴阳涵盖五行，五行涵盖不了阴阳，阴阳是比五行更高一级的思想：五行讲不清的东西，阴阳一来，就清清楚楚了（朱熹：“造化只是一个阴阳，舍阴阳不足以明造化”）。因此可以说：和谐思想，主要来自《易经》；和谐思想的精髓，在阴阳二气的和谐；和谐，首先是阴阳二气的和谐，最重要的也是阴阳二气的和谐。因此，说和谐，得先说阴阳。
阴阳二字，都有左耳旁“阝”。“阝”从“阜”演变而来。“阜”为土山。任何山、每座山，都有相对高差；“阜”演变为“阝”后，“阝”的意思就成了“具有相对高差的某种地形”；而在具有相对高差的所有地形中，山的相对高差最为明显，“阝”因之就有了一种山的意味。固然，地球上，从赤道到两极，到处都有山，但以中国为最多。固然，地球上的每座山，都有南北两个面（加上东西是四个面），但纬度不同，“南北两个面”的意义就不同：赤道附近的山，太阳直射，两面受光，阴阳不明显；两极地区的山，几乎都照不到阳光，阴阳也不明显；两极和赤道之间即中纬地区的山，南北两面，一面受光，一面背光，阴阳明显。中国地处中纬，又是地球上山最高、最大、最多的地区，所以一面受光（南），一面背光（北）的地方之多，以至于“一面受光，一面背光”这种现象，成了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遍现象。长期观察此现象的中国人，就把此现象称为“阴阳”：受光一面（南）为阳，背光一面（北）为阴。但受光面，是山的受光面，背光面，是山的背光面，受光背光，都离不了山，这就是阴阳二字都有左耳旁“阝”的原因。
可见，阴阳思想这一中国特有的“国粹”，来自中国两大特殊地缘条件：一，地处中纬度；二，山最多、最高、最大。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假如中国地处低纬赤道带，地气纯阳缺阴，阴阳思想就不会在中国产生；假如中国地处高纬两极，地气纯阴缺阳，阴阳思想也不会在中国产生；假如中国像欧洲北美那样，虽地处中高纬度，但地形平坦，南边的阳气和北边的阴气对流通畅，阴阳二气天然和谐，中国人就不会在意阴阳，阴阳思想也不会在中国产生。这也就是说：一个产生阴阳思想的国家，必定是这样一个国家：第一，它是某一文明的发源地和核心区；第二，它既有阴气又有阳气，阴阳二气明显；第三，它的阴阳二气对流最不畅、最不和谐，这使得它对阴阳二气特别敏感，最在意阴阳二气是否平衡和谐。显然，地球上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
因此，出自中国的和谐思想，是以“中国这方土地，阴阳最不和谐”这一客观事实为条件的；而且，人们之所以提出这一思想、这一思想的最大用处，就在于解决中国这方土地存在的阴阳不和谐问题；反过来说，这一思想假如不用来解决中国这方土地存在的阴阳不和谐问题，那就毫无用处！对人毫无用处的东西，人就不可能去产生它！——怎样解决呢？这方面，古代有寓言中的愚公移山，但更多的是真实存在的大禹为代表的朝朝代代层出不穷的治水英雄（中国的水患问题，根源在西部大山）；现代更有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千千万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壮举。“解构”这些英雄、贬低这些壮举，“和谐社会”一说，不是痴人说梦，就是戏子表演作戏，或骗子忽悠骗人。
然而，当今中国“和谐社会”的鼓吹者们，干的正是这种解构这些英雄，贬低这些壮举的勾当。他们的“和谐社会”，分明就是冲着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来的。在他们那套主观唯心主义的歪理邪说中，斗争哲学也好，和谐社会也好，都不是由客观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决定的，因此都不具备客观真理性（在主观唯心主义者那里，“客观真理”本来就不存在），而纯属人为的价值选择（凡“价值”，都是人为选择）；在此选择中，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纯由善恶两种人性决定：你是善人、好人、有人性的人，你就会选择“和谐社会”；你是恶人、坏人、缺乏人性的人，你就会选择“斗争哲学”。这样一来，主张阶级斗争乃至暴力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就都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邪恶势力”代表了。至于毛泽东，不但力主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甚至以斗争为乐事，公然声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更是集恶之大成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暴 君、恶人了。反之，“和谐社会”的选择者们，则因其对“和谐社会”的价值选择，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经过“理性启蒙”而“觉悟”的善人、好人、“普世价值”之“道成肉身”人。
那么，这些“和谐社会”的选择者们，其对和谐社会的价值选择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唱响和谐社会的主旋律”。此“主旋律”是音乐术语，音乐不能用逻辑思维语言表述，只能诉诸人的感觉，用情感语言描述。这样，“温柔”、“温馨”、“温情”、“滑得像丝一样”的“真由美”等情感词汇，就成“和谐社会主旋律”了。于是，科学之“真”降格了，美学之“美”升格了，不是“美由真”而是“真由美”了。于是，就有了《甜蜜蜜》、《笑比哭好》、《爱的奉献》、《春天的故事》一类歌曲的唱个不亦乐乎，有了“感动中国”、“送温暖活动”之类新闻的随时播报，有了由言不由衷的“温情提示”、“温馨提示”（内容多为“严禁在此……违者罚款……”）之类告示牌组成的城市街景，有了“爱人”、“仁者爱人”、“和为贵”、“心灵鸡汤”、“人性”、“人性关怀”、“人性关爱”、“人性化管理”、“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等等语言垃圾的泛滥，有了2008北京奥运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有了各种版本的大写“和”字和“和”为主题的北京奥运开幕式（在此开幕式中，华夏文明得以建立的大禹以来历朝历代与天地自然奋斗的史诗英雄壮举，半点影子也没有，仿佛凭着孔门弟子们书斋中“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朗朗读书声”，这“中华儿女为之自豪”的华夏文明就这么“和谐”而成了）。然而，这一切，都是紫强光鲜的脓包表皮，表皮下面是什么？——贪污、盗窃、盗抢、抢劫、杀人、放火、强奸、嫖娼、卖淫、春药、性具、吸毒、贩毒、赌博、诈骗、假酒、假药、假币、注水肉、毒奶粉、非典、矿难、黑砖窑、忧郁症、神经病、性病、爱滋病、儿童拐卖、妇女拐卖、浑浊的天空、污浊的大地、脏臭的湖海、断流的黄河、各式各样的天灾、各式各样的人祸……呜呼，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才一个“人有病”，就使他按奈不住作狮子吼，发问“天知否？”今日“和谐社会”之中国，则是人病、地病、天病！
或曰：“和谐社会”之说，正是针对当今中国的人病、地病、天病现实开的药方；这些病，不是“和谐社会”弄出来的，相反，“和谐社会”正是专治这些病的一副好药；对此好药，你不大力推荐、叫卖、称赞，反倒竭力挖苦、讽刺，你安的究竟什么心肠？
对此，人们可以读读鲁迅《二心集·好政府主义》一文，可知“和谐社会”的作为“一副好药”，究竟是什么货色。当然，鲁迅的文章，讽刺挖苦更厉害，喜欢“和谐社会”这个词的 和谐 君子们，不会去看。既然如此，那本文作者就语气和谐地最后说一句：
和谐还是斗争，不取决于人的主观价值选择，而取决于客观自然历史条件；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天生险恶；树欲静而风不止，“遇贫贱贫贱上作文章，遇富贵富贵上作文章”（朱熹）；生此环境的中华民族，以斗争求和谐，和谐存，以和谐求和谐，和谐亡。
四
《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载：耶稣布道时，“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谓“有权柄”，通俗说法就是“有来头”、“来头很大”、“来头非同小可”。而来头之“头”，在伊斯兰教为安拉，在基督教为上帝，在中国古代为天道，在马克思主义为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历史规律。
来头的作用，非同小可。一个社会，信来头、敬来头、畏来头，该社会就伦理有序，幸福安宁；一个人，信来头、敬来头、畏来头，这个人的内心就感到踏实充实、幸福安宁，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但来头看不见摸不着，人们之所以信它，是因为人的天生本能告诉人：人的力量不来自人，而来自比人更有力量的某种力量。所以大凡聪慧的人，有了成就都不自我矜夸说“我能”、“我的功劳”，而把它“归于安拉”、“归于上帝”，“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同理，大凡聪慧的人，每有重大行动，他会感到师出有名的重要性，为此，在向社会颁布的行动纲领中，他都会说自己是以“××的名义”这样做的。这“××”，基督教为上帝，伊斯兰教为安拉，中国古人为天道，现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历史（规律）、人民、阶级（无产阶级）——毛泽东“人间正道是沧桑”为“人间正道”。
的确，现代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说：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历史赋予的神圣权力”，自己是以“历史的名义”、“人民的名义”行使权力的。当然，1979年以前，除“历史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外，通常还有“阶级的名义”。1979年以后，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被否定，“阶级的名义”不再说了，但“历史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依然在说。然而在这里，一切的“名义”，历史（规律）也好，人民也好，阶级（无产阶级）也好，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权柄，之所以被看作是具有大权柄的大力量——让现代中国人觉得应该对其表示服从敬畏的力量，是因为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论中，历史是发展进步的并且有自己的规律和承诺，此规律和承诺就是发展进步着的历史必然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最终达到的目标是“无产阶级在解放自己的同时解放全人类”。
由此可见，中共的权柄来自历史（规律）、人民、阶级（无产阶级）；而历史、人民、阶级的权柄，又是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论论证的。这样的论证之所以必要并且重要，是因为共产党人的信仰与宗教信仰有所不同：宗教大多产生于科学尚未倡明的“轴心时代”，其时，使人服从敬畏的力量权柄，不凭科学论证，而凭某位具有巨大人格力量的伟大人物的道德实践；共产党人的信仰产生于科学倡明的近现代，此时，科学的声望不亚于宗教道德，因此，使人服从敬畏的力量权柄，除了来自推崇该力量的人们的具有巨大人格力量的道德实践外，推崇该力量的人们还须遵循科学的逻辑方法，对该力量的权柄作出科学论证。共产党人的权柄正是这样的：它除了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实践外，还来自他们作了科学论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此世界观基础上的是他们同样作了科学论证的历史观（唯物史观），该历史观的核心论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由经济基础决定论，又引出一系列关于历史（规律）、人民、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权柄的观点，其中任何一个论点、观点的动摇，都会对共产党人的权柄带来损害。
然而，今日的情形正是这样：在对欧洲之外的众多人类生活样式的深入研究中，在欧亚两大洲为主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无数的事例和众多的问题都表明：经济基础决定论已经立不住了。在此情形下，最先受损的是“阶级（无产阶级）”这一权柄，“以阶级的名义”这一说法，已经从1979年以来的中国政治语境中退出。“人民”这一权柄则发生了变质，虽然“以人民的名义”这一说法并未从当今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消失，但这里的“人民”，已经不是从经济基础决定论引伸出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是儒家“民本思想”说的民，但儒家的民本思想又来自孟子的性善论，而孟子的性善论即使在儒家内部，也是很通不过的（董仲舒、朱熹对此都有批评，尤其朱熹，批评得很到位）。因此，“人民”这一语词，在当今的中国，含义是极为混乱的，这导致“以人民的名义”说话的人，往往给人一种庸俗政客的印象。至于“历史的名义”，问题也不少。1979年以前，掌握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是重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列宁、毛泽东这条路线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时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史。1979年以来，重生产力的伯恩施坦、邓小平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着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此时的历史，如果还不能说就是资本主义胜利史的话，至少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面前的“补课”史。于是，说起历史，人们底气不足了。然而，好在现在正在补课，这是值得期待的，似乎从现在始，历史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了。于是，“以历史的名义”不知不觉地演变为“时代在召唤”了。然而，既然连经济基础决定论都立不住了，那么唯生产力论的“补课”说又怎么立得住呢？因此，唯生产力论的“时代在召唤”口号，也只能在上午课间操时对着稚嫩的中学生喊一喊，要在有些沧桑经历的成年人中喊，那是会让人有一种对方外强中干而自己则受了侮辱的感觉的。
总而言之，由于经济基础决定论学术上的不再立得住，当今的中国共产党，说话已经不再“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而是“不像有权柄的人，像他们的文士”了。这样的“不像”和“像”，“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地集中体现为当今中国政坛出现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此现象，浅处看，是个治术考虑不周出了问题的政治问题；深处看，则是个学术有所不周出了问题的思想理论问题。此问题的继续拖延，亡党亡国，立马可待！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有必然！因此，此问题必须尽快解决。而解决之方就在具有“学术与治术，一以贯之”功能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新构建。这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理论原点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学术门派属于马克思主义不属于其它，范畴模式规模容量乃大乘马克思主义而非小乘马克思主义。第二，学术方面是个能够解释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客观真理（真理的客观性）。第三，治术方面有用即具有可操作性（真理的价值性）。——那么，这样的思想理论体系，有可能产生吗？回答是：不仅有可能，而且事实上已经产生了，这就是本文作者在2004年底就基本完稿的《广义地缘政治学——地缘风水与国家和文明命运》一书中发明的“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大乘唯物史观”或“大乘马克思主义”。
五
那么，何以《广义地缘政治学——地缘风水与国家和文明命运》一书，能够满足上述条件呢？对此问题的最好回答，当然就是该书的内容。以下，就是该书内容的说明和介绍。
1、该书在理论和方法上坚持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物质决定精神原则。此原则在该书中的具体表现和应用，就是自然决定社会、地缘决定政治原则。
第二，科学的最简化原则，这就是“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该书所有内容，无不理一分殊地来自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
第三，科学的决定论原则。是科学，就必须坚持决定论反对自由意志说。该书雄辩地证明：西方思想史上争论了几千年的“自由意志”，并非不可捉摸的幽灵，而是由地理环境中的阴阳二气决定的；无阳气，是无“自由”；无阴气，是无“意志”。
第四，唯物论的决定论原则。决定论有唯物决定论与唯心决定论，站在科学立场上，正确的是唯物决定论。而唯物决定论又“随着……改变自己的形式”(恩格斯)。19世纪至今，唯物决定论表现为经济基础决定论。从真理的客观性看，此论在众多问题上已经说不通。从真理的价值性看，此论只适用于目的在生产关系大变革的革命年代，而不适用于目的在生产力发展的当今建设年代；因为生产力问题，首先是个人与自然即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因而建设年代的唯物论，必然是也只能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但在真理的客观性方面，见地不见气(阴阳二气)的孟德斯鸠以来的传统地理环境决定论，更是漏洞百出。为此，唯物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就得提升发展为见地更见气的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
第五，彻底的辩证唯物论原则。传统的辩证唯物论，世界观方面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但精神对物质又有反作用，历史观方面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此论虽然正确强调了“反作用力”对“作用力”的根本依赖关系，但由于对作为“反作用力”力源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何超历史地高低不等（例如热带民族的主观能动性自古总是偏弱、寒带民族的主观能动性自古总是高强，等等）问题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唯物论解释，这就给了唯心主义的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以藏身之地和可乘之机，以至于当今世界思想理论界，几乎成了唯心主义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天下。为此，当今的辩证唯物论，其所谓的“辩证”，就不能再强调什么“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辩证关系”，而必须直截了当地说明：所谓“辩证”，就是中国古代气一元论唯物主义说的“阴阳辩证”。根据这种阴阳辩证的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何超历史地高低不等”问题，得到了科学的唯物论说明并因此而把唯心主义的最后藏身之地清除了。因此，该书的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坚持的是最彻底的辩证唯物论原则。
第六，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统一原则。该书的哲学本体是“从静态的地表水土生发的动态的阴阳二气”（该书《前言》）。所谓“地表水土”，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哲学说的阴阳五行之“五行”，而“阴阳二气”当然就是阴阳五行之“阴阳”。因此，该书的哲学本体，相当于中国传统哲学说的“阴阳五行”；而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也就是现代版的阴阳五行论。此外，阴阳五行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既是本体论，也是方法论。同样，以“从静态的地表水土生发的动态的阴阳二气”为哲学本体的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既是本体论，也是方法论。作为方法论的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表现为该书一以贯之的地缘分析法。
第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原则。该书的内在逻辑为“阴阳辩证”，而该书揭示的“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即“文明的潜在力度和发显高度，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该书二章四节）规律，则是此内在逻辑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2、该书的学术价值
第一，该书是社会科学的统一场论。美国学者罗伯特·唐斯写过一本小册子：《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这16本书中，8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它们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在这8本书中，社会、人生问题无不涉及，但彼此又无共通性，你的理论难以说明我的问题，我的理论难以说明你的问题。可社会是统一的，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应有也必有自己的“统一场论”；谁能用一种理论证伪这8本书的理论原点，谁就建起社会科学的统一场论。该书发明的“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这样的理论。因此，该书是社会科学的统一场论。
第二，该书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现代《易经》。孔子对《易经》有句评语：“广大悉备”。此语，用于该书，同样适合。不仅如此，该书之于《易经》，还具有一种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后发优势。——《易经》的灵魂是阴阳二气，该书的灵魂也是阴阳二气；但阴为本体阳为末用，《易经》重阳轻阴，该书则重阴轻阳。因此，该书之于《易经》，又是反本开新。而《易经》之所以重阳轻阴，是因为《易经》时代，能源利用即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中阴气太重，因此必须重阳。该书之所以重阴，是因为当今时代，能源利用即生产力水平高强，社会生活中阳气太重，因而必须重阴。换言之，该书的重阴轻阳，正是《易经》“与时俱进”思想的体现。因此，该书之于《易经》，既是反本开新，也是与时俱进。尤其是：《易经》的二气之变，是时间历时性之变，即不考虑纬度因素的时序变化（所谓“与时俱进”），这样，它就只能从时间角度大而化之地说说华夏文明的革故鼎新，不能从空间角度说明不同文明的共时差别；该书的二气之变，反本开新地专注空间共时之变，即同一时间阴阳二气的纬度差别，它因此不仅能从空间角度说明不同文明的共时差别，也能从时间角度说明任一文明的历史变革。通过该书，以《易经》为源头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全盘皆活了。因此，该书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现代《易经》。
第三，该书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乘式发展。佛教史上，释迦牟尼之后，经历了一段境界不高、学理不精、意向混乱的部派佛教和小乘佛教时期，直到马鸣、龙树等菩萨出，才发展到境界高广、学理精明、意向坚定的大乘佛教阶段。今日的马克思主义，马恩列斯毛之后，正经历着当今这个境界不高、学理不精、意向混乱的“小乘（小平、小康）马克思主义”时期；因此，当今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个大乘式的发展任务。所谓“大乘式的发展”，首先是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其次是具体学科的发展，亦即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作全面的、创造性的发展。该书的“地缘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发展；“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发展；以“生产和需要，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为基本原理的地缘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揭示的历史的从低纬到高纬发展规律，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因此，该书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乘式发展。
第四，该书是中西学术思想的“综合创新”。已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家张岱年 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根本出路在对中西学术思想作综合创新。这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学术思想的源头是《易经》，西方学术思想的高峰是马克思主义。该书既为“现代《易经》”和“马克思主义的大乘式发展”，那么综合创新之于该书，就应该不成问题。事实也正如此：作为该书灵魂的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中的“辩证”即“阴阳辩证”，是中国的或者说“民族气派”的，而“地理环境决定论”则是西方的，但二者的结合又如大气层之于地壳，天衣无缝！因此，该书是中西学术思想的综合创新。
第五，该书的学术贡献。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以吃穿住为前提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个发现，“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的了，甚至只要能做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该书的“发现”，至少“两个”以上，主要有：（1）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2）人类的寒性地缘种因；（3）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4）生产和需要，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5）发展的本质是追求光明；（6）国家是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7）文明危机根源于文明动因；等等。当然，任何发现，其价值，不在数量在质量。那么，该书这些发现的质量即学术含金量如何呢？对此，只需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足够了：马克思的两个发现，现在都面临挑战；这种挑战，只有该书这些发现才能应对，而且是绰绰有余的应对。
三、该书的应用价值
当今人类，无不认“发展”为至上（“硬道理”）。这里，问题不在发展的至上性还是非至上性，而在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对此问题，当今人类，无不用时间范畴即历时性思维方式加以理解，认为“发展的本质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诞生”。然而，在该书阐发的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看来，正如时间乃物体的空间位移、时间范畴的范畴是空间因而空间是本时间是末一样，根本说来，发展乃空间范畴之物事，发展的本质是追求光明（“光明”属空间范畴，正如“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诞生”中的“新旧”属时间范畴一样）。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主宰当今人类的见末不见本的时间型发展观，给大自然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各种危害，只有“乾坤颠倒，宇宙失序”可形容。——古人“宇宙”一词，“宇”为空间，在前；“宙”为时间，在后。此乃自然社会基本的伦理秩序（“伦理”者，自然社会基本秩序也）。然而，今日的人们，讲“时空”觉得通顺，讲“空时”却觉得不通顺，这是哲学大本处“乾坤颠倒，宇宙失序”在语词概念上的必然反映。
被颠倒的乾坤，必须重新颠倒过来（耶稣：“母亲：看我更新万物!”。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此，得“奉请”重空间共时性不重时间历时性、空间为本时间为末的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此理论的观照指引下，颠倒失序的“乾坤宇宙”即自然社会的方方面面，将“各得其正”。
1、该书在宗教领域的应用价值
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会被时间型思维方式套住。在时间型唯物主义看来，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是“一种总要消失的社会历史现象”。因此，对于宗教，这种唯物主义就要么持反对观点，要么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之。然而，真实的情形是：与宗教在当今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力相比，这种观点态度，已经显得软弱无力。——中国是一个以唯物主义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其唯物主义，是时间型唯物主义；面对宗教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这种唯物主义，已呈小乘贫陋相。
然而，唯物主义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不可抛弃、不可或缺的命根子。这样，现实就向唯物为本的当今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提出这样一个看似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课题：在坚持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必须坚持的唯物主义的同时，又容纳被称为“唯心主义”的宗教，这件天大题目的“甚难之事”(佛陀语)，如何完成？或者说：唯物主义与“宗教唯心主义”，如何嫁接？必须承认：这件“甚难之事”，若凭当今中国国家奉行的时间型唯物主义，要想解决它，是拔着头发想要离开地面，根本不可能! 然而，若凭从该书阐发的“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引伸出的空间型（共时性）唯物主义，这件“甚难之事”，解决起来顺理成章、易如反掌。谓予不信，请看以下分析：
像宗教唯心主义一样，空间型唯物主义也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宗教，根源于人类本性，而人类本性又是超越历史的，因而根源于人类本性的宗教，也是一种永恒的、超越历史的文化现象。然而，空间型唯物主义更认为：人性不是自本自根的抽象物，乃宇宙间一切物质条件的总和，它们是：人缘条件、地缘条件、天缘条件。前一个条件属社会条件，后两个条件属自然条件。社会条件遵循的是随时而变、与时俱进原则，自然条件遵循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法则。正如孙行者本事再大都跳不出如来佛掌心一样，任何时候，社会都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并以大地为基地家园的，因而任何时候任何地区的社会，都有由自己所在地区地缘条件决定的不随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改变的宗教文化。这种宗教文化在该社会中占有的分量，与随时而变、与时俱进的社会历史性非宗教时尚文化相比，极为厚重，可谓“水下冰山”；当然，那些随时而变、与时俱进的非宗教时尚文化，就不过是“冰山一角”了。二者的关系，恰如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表意识与潜意识：前者是水下冰山般的潜意识，后者是浮露水面不断消融不断补充的冰山一角的表意识。
简言之：宗教文化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抓住了人们潜意识层面的、源于天地自然因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人性。这里的因果关系或逻辑顺序是：天地自然决定人性，人性决定宗教（当然，宗教亦给人性以“反作用”）。因此，根本说来，宗教的决定因素是天地自然。又因为天地自然不像社会历史条件那样易变，因而为天地自然条件决定的宗教，就不像社会历史条件那样易变，甚至呈现出一种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永恒形态。然而，“天地自然”属唯物主义“物质”范畴，由此又可以说：宗教由物质条件决定。又因为决定宗教的、作为物质的天地自然是不易改变的，由此又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人类存在的前提下，天地自然的永恒性决定了宗教的永恒性。这样，唯物主义就在坚持住自己“唯物”根本的同时，亦承认了宗教的正当性和超历史的永恒性，并因此以一种无比宽宏大量的真正的大乘气魄，把宗教收归门下，纳入自己怀抱，成为自身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完成了“唯物主义与‘宗教唯心主义’如何嫁接”这件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甚难之事”。
2、该书在哲学领域的应用价值
哲学上说，“价值”属于“体用”之“用”。“用”者，主观作用于客观的动作即马克思说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之“改变世界”也。然而，从改变世界着眼，得对哲学作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区分（不认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家，当然不认可这种区分）；在此区分中，正确的是能够改变世界的唯物主义哲学，错误的是唯心主义这种“不结果实的花”（列宁）。然而，人类的改变世界，不像动物那样盲目，而是自觉的、讲求预见性的；而要讲求预见性，就得承认、认识、把握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并按规律办事。
马恩列斯毛时期，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唯物主义哲学，其对世界的改变，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方面。于是，总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突出强调了时间型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对空间型的辩证唯物主义几乎存而不论；相应地，其对客观物质世界规律的认识，也就主要集中在与自然界不相关的“社会历史规律”方面，这就是“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所谓的“社会历史规律”。然而，规律者，必然如此的态势也，可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历史唯物主义说的“社会历史规律”并非“必然如此”而是“并不如此”。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哲学界，“物质消失了”、“规律不存在”、“回到康德去”、“要康德不要黑格尔”之类的呐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相应地，“主体实践论”、“或然性”、“随机性”、“猫论”、“摸论”、“机遇”、“历史机遇”、“战略机遇”、“抓住机遇”、“历史选择的多样性”、“无限可能性”等主观唯心说法，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上，就大大地流行起来了。人们于是随心所欲、无所敬畏，世界因此被弄得“乾坤颠倒，宇宙失序”。
这里，需要回答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规律”，为何失效？
这个“天大题目的真理”，只有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能够回答。
在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看来，历史发展的动力固然是生产力，但生产力的动力又是天地自然间的阴阳二气尤其阴气。因为阴需阳、阳需阴，生产力乃阳动事功，因而气候越阴冷，生产力的发展潜力越大、质量越高。另一方面，像做任何事情一样，做事的起点只能是困难不大压力不大的地方，作为阳动事功的生产力，因此就只能从气候不太寒冷的中低纬度地区发轫起始，然后渐渐向气候越来越寒冷的中高纬度地区作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由点到面、由弱到强、从具体到抽象、从“技艺”到“科技”、从局部小用到全体大用的传播发展。于是，生产力就呈现出一种从低纬度地区到高纬度地区传播发展的态势，这就是《广义地缘政治学》说的“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这一规律的发现，在辩证唯物地回答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规律’为何失效”的同时，更辩证唯物地从根本上救活了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之所以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不可或缺，是因为穷山恶水多多的中国，“改变世界”即“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自然改造任务极其繁重，如果不以唯物主义为立国之本，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不能完成，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有好运。
3、该书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价值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评价是：庸俗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不再这么评价了。然而，在学术理论界，“庸俗”的意思是“缺乏思想”，这难道不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通病吗？——与庸俗经济学相对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1867年，拜读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您著作的字里行间，我体会到您的深邃的经济的前提是一种深邃的哲学。”
哲学是管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缺乏哲学思想的经济学理论，必缺乏宏观世界观历史观视野。这样的经济学，称它为“庸俗”，并无不妥。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一种缺乏宏观世界观历史观视野的庸俗经济学。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经济学，还年年有人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那里拿到国际经济学的最高奖赏——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究竟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偏见呢？还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也许两种情形都有。
然而，道理上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不应该有偏见的，它只颁发给最高明的经济学理论发明人。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的话，再如果我们相信有哲学思想的经济学理论比缺乏哲学思想的经济学理论高明的话，那么凭着以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为哲学基础的“生产和需要，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这条经济学原理（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的发现，该书作者就有资格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了。作者坚信：这条经济学原理，将使经济学发生一场革命，并为生态经济学这门酝酿中的新型经济学奠定它所必有的一块坚实的理论基石。
附带说说：中外经济学家们无不被难倒的“马太效应”这个经济学怪物，在“生产和需要，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这条经济学原理面前，迎刃而解。
4、该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价值
名曰《广义地缘政治学》的该书，政治问题乃题中之义。该书许多内容，就是该书政治领域应用价值的证明。这些内容，这里就不说了。这里要说的是该书没有涉及的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左派和右派，各自的主张有何错误？错误的原因又何在？
对这两派，尽管感情上说，作者天平的砝码重重地放在左派一边，但理智上必须指出：两派的经济政治主张，都有错误（左）甚至是极大的错误（右）。依了左派，政治上必有内政外交之困，经济上必弃富就贫。依了右派，政治上必权贵弄权、国家解体，经济上必穷奢极欲、竭泽而渔。然而，两派的政治经济错误，又根源于哲学思想路线上共同的“蔽于人而不知天”错误：人本主义、以人为本、人事不关天事、人的因素第一。不同的只是：左派第一因素的“人”，是“劳工神圣”的“劳工”即“广大劳动人民”；右派第一因素的“人”，是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引伸出的知识界“社会精英”。这样，两派在天地自然面前往往就都表现出一种无知的高傲。两派的错误和分歧，只有通过正确的哲学思想路线，才能纠正解决，这就是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
根据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人之本不在人而在天地自然。穷人之穷不一定是因为受了富人的剥削压迫，许多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为人应有的寒性地缘种因即追求光明的求富愿力在他身上天生偏弱，这等人，过多的同情帮助并无禆益。富人之富不一定就是因为自己有本事，且不说诸多小人之富乃邪门歪道所致，即使不走邪门歪道的诸多富人，富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们真有本事，而是因为他们占据着地球村中的上好风水资源（如北大西洋两岸之人和中国东部沿海省份人）。当然，富人中的确也有许多真有本事的人，但他们的本事，更多的也是一种天赋即天所赋予的。既然是天赋即天所赋予的，富人们就得“有一万个理由”感天地自然之恩，而无任何理由把自己那点“万贯家财”归功于自己，鸱枭得腐鼠样紧捂着它（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一个重要观点是：只有无产阶级大无心，才干得了资产阶级大有业）。所谓感天地自然之恩，就是经济上回报天地自然，尤其是给居住在风水恶劣的地区的人们以援手，帮助他们引水治山治沙漠。
又根据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一国之国情，首要的、决定性的国情是地缘国情。中国最大的地缘国情是东涝西旱尤其是西旱。因此，在中国，无论穷人富人、左派右派，必须达成以下共识、明白以下道理——根据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以下道理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制性力量（毛泽东所谓“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答应”）：
与东涝西旱尤其是西旱问题相比，左派关注的下层社会贫穷问题，右派关注的富人利益保护问题，都是婆媳斗法、无关宏旨。相应地，左派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右派主张的自由民主制度，同样无关宏旨、失之大本。地缘决定政治，更决定经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由中国地缘国情决定；任何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必须利于西旱东涝问题的解决。利于这个问题解决的制度，就是建立在花岗岩地基上的坚实稳固的大好制度；不利于这个问题解决的制度，就是建立在泥沙地基上的松软虚弱的恶劣制度。当然，在这一点上，由于西旱东涝问题既是个西绪福斯式的超历史的民族基本生存课题，也是个与泥土直接打交道的“水土庸功”问题，而在这方面，左派推崇的身上散发泥土味的“广大劳动人民”，就比右派推崇的身上散发香水味的少数“社会精英”更派得上用场，因而好的、坚实稳固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就会天然地、较多地采纳左派的政治经济主张，天然地、较多地置右派的政治经济主张于不顾。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左派势力总是根深蒂固、右派势力总是难成大气候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的右派，必须深刻反省这个问题：在中国，真正的社会精英，难道能够对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西旱东涝问题视而不见吗？比如说，在右派推崇的社会精英中，谁的道德形象超得过顾准呢？但对顾准，右派们理解多少呢？右派们理解的，只是作为大跃进和文革“苦难记录者”的顾准和作为《希腊城邦制度》作者的顾准，而对那位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即使政治上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也心系黄河治水引水和南水北调大业的顾准（见《顾准日记》“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和“ 一九七一年六月九日 ”两则日记），右派们则视而不见! 因此，顾准有知，也不会认可“体制问题”、“制度原因”这两句右派们开口闭口的口头禅的。
5、该书在历史学领域的应用价值
正如牛顿古典物理学中，空间只是个摆放物体的空盒子一样，传统历史学中，地理环境只是个摆放历史事件的空舞台。然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正如空间本身就是物体的本己存在一样，地理环境，本身就是历史的本己存在，即能动的历史的基础和动因。因此，历史学如果不从地缘分析入手，不认地缘条件乃历史的主动因素，这样的历史学，只是牛顿式认空间为空盒子的形而上学历史学。
该书第七章《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南北关系》，就是地缘分析法在历史学领域的牛刀小试或抛砖引玉。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今后的国际学术界，将有大方之家出，吃透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自觉运用地缘分析法，给人类历史以全面的叙述和总结。这是历史学的一场全新革命；革命后的历史学，将更真实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这里可以断言：包括中国在内的今后的国际学术界，除非不出丰碑式的历史科学巨人，若出，必喝着该书阐发的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提供的“精神奶汁”出。
6、该书在文学领域的应用价值
文学家的文学作品，需要批评家的批评和理论家的解读。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若能解读清楚他种理论解读不清的诸多文学名著，必将为文学家们的文学创作开出一片新天地，摧生出一大批以此理论为创作指南的文学家（尽管大多数只是二、三流文学家），并因此形成一个以此理论命名的文学流派。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摧生出一大批运用精神分析法来写作的文学家并因此形成一个文学创作中的精神分析流派。不用说，弗洛伊德理论对文学名著的解读，最成功的要数从《俄狄甫斯王》、《哈姆莱特》、《卡拉玛佐夫兄弟》三大世界名著中读出的“弑父恋母情结”。
该书中，作者应用从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引伸出的“人类的寒性地缘种因”概念，成功揭示了其他理论不能解释的有“现代莎士比亚”之称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作品中那种无所不在的阴冷氛围和“痛苦主题”的由来，成功解读了世界上任何理论都解读不清的西方现代最伟大的剧作家贝克特最伟大的作品——《等待戈多》（该书第二章第七节）；更成功地解读了拉丁美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百年孤独》（该书第六章第五节）。该书这些解读，尤其是对《百年孤独》的解读，其逻辑的严密性和解密的透彻性，比弗洛伊德有过之无不及。因此，正如弗洛伊德的理论曾开出一片文学新天地、摧生一批文学家、形成一个文学流派一样，该书阐发的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将开出一片文学新天地、摧生一批文学家、形成一个文学流派——地缘分析学派。
7、该书将使“风水学”成为比“四大发明”更伟大的发明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经过西方人的科学提升并因此而在世界上全体大用后才成为四大发明的；若无西方人的科学提升和提升后的全体大用，这四大发明就会像中国传统风水学一样，因得不到任何人的科学提升和提升后的全体大用而不成其为四大发明。
中国传统风水学内含着的全体大用价值，至少不亚于四大发明中的任何一项。正如指南针可用于航海、火药可用于战争一样，风水学可用于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然而，“宅中宝藏，非指示而莫晓；衣里明珠，必解释而方知。”正如近代以前的中国人，火药只知用来放鞭炮、指南针只知用来看住宅坟地风水一样，本可用于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的风水学在目前为止的中国人手中，还只局限于看住宅坟地这种小风水。这就潜在着一种极大危险：一旦风水学内含着的科学真理被当今和今后的西方人提炼出来，中国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能力就会受到致命打击!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该书的写作完成，使得风水学内含着的科学真理的提炼和提炼后的全体大用，这件大事功业的完成者，就铁板钉钉地是中国人而非西方人了。通过该书，世界将明白，古老的中华民族，除四大发明外，还有一项更伟大的发明：风水学。
8、该书多方面的应用价值
该书既然“青出于蓝胜于蓝”地是“广大悉备”的现代《易经》，既然是社会科学的“统一场论”，那么它就必须在社会科学所有领域都有应用价值。该书大部分内容，就是该书这种应用价值的多方体现和证明。在此可以说：在该书中，
实业家将得知产业分布的“北重南轻”规律
地方官员将得知风水对地方发展的规定性
企业家将得知企业品牌建设的正确途径
地理学家将得知地理的神奇力量
政治家将得知何以地缘决定政治
史学家将得知历史的地缘分析法
军事家将得知宏观地缘战略学
文学家将看见一片文学新天地
艺术家将得知风水与艺术的关系
外交家将得知多极世界的地缘根据
经济学家将得知纬度地带性经济规律
法学家将得知“因地法生，因地法行”
人类学家将得知人类的“寒性地缘种因”
教育家将得知中国现代教育的失误所在
心理学家将得知民族心理结构的地理因缘
科学家将得知“创造性直觉”的寒性因缘
国学家将得知中国人为什么要“讲道德”
风水家将得知“阴阳二气”的高层秘技
《易》学家将得知纬度地带性易变易理
宗教家将得知何以“圣安东尼见雪而善”
马克思主义者将得知“大乘历史唯物主义”
思想家将看见人类思想史上一座里程碑
……
9、该书与电视片《风水与人类命运》
该书如果能够出版（该书的出版问题，一言难尽），可以改编成一部面向全世界发行的名为《风水与人类命运》的电视片。这里可以当仁不让地、相当自信地的说一句：该电视片一旦完成，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产生的影响，可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比；那时候，中国向世界出口的，就不仅仅是家电之类的硬件产品，还有附加值极高的文化产品了。该电视片的内容粗定为：
第一集 《从西方地缘政治学面临的困境说起》
简略为《地缘政治》
第二集 《人类起源于寒冷气候》
简略为《人类起源》
第三集 《文明的根本动因是战胜寒冷追求光明》
简略为《文明动因》
第四集 《国家是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
简略为《国家起源》
第五集 《汤因比为什么说“宗教是文明的蛹体”》
简略为《宗教之用》
第六集 《气候越寒冷文明越高级》
简略为《北方文明》
第七集 《气候越寒冷国力越强大》
简略为《北方国家》
第八集 《生产和需要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
简略为《地缘经济》
第九集 《四大洋、六大陆风水评价》
简略为《海陆风水》
第十集 《争光趋水的心脏地带》
简略为《陆权国家》
第十一集 《发达争光的北大西洋》
简略为《海权国家》
第十二集 《阴需阳阳需阴的社会生态动力学》
简略为《阴阳辩证》
第十三集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东西南北关系》
简略为《东西南北》
第十四集 《美、俄、欧、中四级世界》
简略为《四极世界》
第十五集 《文明危机根源于文明动因》
简略为《温室效应》
第十六集 《用幸福指数衡量发展》
简略为《科学发展》
第十七集 《人类何去何从——生态文明》
简略为《生态文明》
第十八集 《阴阳二气与和谐世界》
简略为《阴阳大道》
六
或曰：从以上介绍看，《广义地缘政治学》一书，内容庞杂无比，作者自称“马克思学派”，该不是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环境中，为出版方便不得不打的临时招牌吧？
答曰：算不算马克思学派，要看人们的眼光。在一个目光只关注现在的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19世纪以来这些东西，至于今后怎么样，谁能说清。但在一个目光在关注现在的同时更关注过去和未来的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既是19世纪以来这些东西，又不只是这些东西。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至少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长远。既然如此，那么千年以后看，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还剩什么呢？——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基本不在了。经济基础决定论，十到二十年内就会不在。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短则二、三十年，长则五、六十年，就会不在。唯物史观，假如扬弃经济基础决定论，置入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那么一百年甚至一千年都会在。唯物辩证法（这里的“辩证”，不再是“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之辩证，而是“阴阳辩证”之辩证），一千年一万年，只要人类存在就将永远存在。
因此，一种理论学说，算不算马克思主义，多的不用看，绕山绕水的更不用看，只看它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物质决定精神原理就够了（邓小平之所以敢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实事求是”，道理在此。当然，理论的东西，要经过周密的论证，这方面，邓小平是有所欠缺的）。坚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坚持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列宁的一生，坚持的不正是这一点吗？毛泽东的一生，坚持的不同样是这一点吗？《广义地缘政治学》一书，坚持的不也同样是这一点吗？——对初次接触该书的读者来说，该书的确给人一种“庞杂无比”、不得要领的印象，但深入进去，一旦彻悟“物质决定精神”这条哲学原理并配之以《易经》之阴阳学说（阴阳必须坚决地当成物质即阴阳二气之“气”来理解），可说一通百通，只觉得智慧的喜悦和奥妙的无穷。
注：
【1】[清]王鼎《朱子原订<近思录>序》
【2】《论语·子路》
【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 p85
【4】《毛泽东早期文稿》 p85
【5】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02 p13
【6】《毛泽东早期文稿》 p86
【7】《论语·阳货》
周绍强 2008年9月于云南弥勒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