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能够超越价值判断吗

经济学家能够超越价值判断吗　　

——兼评郎咸平事件　　

伍 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郎咸平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学术争鸣，而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经济学家不可能超越价值判断。在这场争论中，任何关于超越价值判断的言论，任何关于纯粹学术研究的表白，只能是代表某种集团利益的遁词。　　

·一个经济学家在努力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内在逻辑的同时，应当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具有正义感，应当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国有资产流失正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直接侵害。　　

·国有企业改革不是要改掉国有经济，而是要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改善经营管理来增强国有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不仅要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是承担和体现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的经济基础，它是人民的“命根子”。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建立一种少数人富有而绝大多数人贫穷的中国版的“雇佣劳动制度”。　　

一，两种价值判断和改革目标的选择　　

在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香港中文大学　郎咸平　教授大胆地揭露了在中国国有企业“国退民进”或产权制度改革中所出现的“瓜分国有资产”、“官商勾结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问题，并提出“私营经济未必就比国有经济好”、“国有经济未必就低效率”等命题，引起中国经济学界、官方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它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的“分蛋糕”进入“增大蛋糕”阶段之后，又重新出现了“分蛋糕”的利益之争问题。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基于这两种不同价值判断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经济学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主张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指导思想来进行中国经济改革，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则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思想来进行中国经济改革。值得指出的是，那种否认和排除中国经济改革中存在着价值判断的人，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贯彻着某种既定的价值判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总是企图排除中国经济转型及其理论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实际上，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已经先验地假定新古典经济学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并将其作为中国经济转型中指导性经济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转型唯一可供选择的目标体制。实际上，他们企图在中国建立一种西方式的资本权力等级制社会。　　

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改掉国有经济，而是要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增强国有经济的效率。国有经济不仅要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是承担和体现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的经济基础，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它是人民的“命根子”。郎咸平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学术争鸣，而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它甚至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方向和目标制度选择的争论。　　

应该承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改革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正如郎咸平所指出的，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出发，我们“采用了纳什理论中所指出的无秩序的自由竞争，因而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以及各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官场腐败和官商勾结现象，使得某些规规矩矩的好企业反而很难生存，而少数会勾结和腐蚀官员的企业反而生存得挺好”[1]。就国有企业的改革来说，基于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改革路径选择和目标体制选择上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者争论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路径和目标制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改革观的典型表现就是萨克斯对前苏联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或所谓“华盛顿共识”，产权私有化、价格（金融）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是其精髓。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公有产权，即国有企业缺乏明确的产权代表者，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存在着两种选择：回到垄断或民营化，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条件，民营化是唯一出路，最优所有权安排并不包含价值判断，一个人作为企业所有者并不意味着比不是企业所有者时的处境更好[2]。这里所说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实际上是指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基于公有制效率必定低于私有制效率的信念，他们认为产权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相应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属于正常现象，这是改革必须要付出的成本。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坚决反对国有产权的私有化道路，反对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反对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基于“公有制未必是低效率”的价值判断，认为中国的经济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通过经济改革转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为主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正确价值判断。　　

二，国有企业为什么要存在　　

国有经济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同程度和不同规模地存在着，就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有经济的存在是有其必要性和客观必然性的。　　

首先，国有经济与政府的主导作用。如果说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不可缺少，那么，国有经济同样也不可缺少。这是由国有经济与政府之间的天然联系所决定的，国有经济是政府的主要经济支柱。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总是指责国有经济与政府之间割不断的联系，并认为这是导致国有经济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的性质]。实际上，国有经济的这些特性正是国有经济的优势所在，国有经济正是由于政府的支持，所以，在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和具有特殊风险性行业，国有经济的优势表现得更为明显。国有经济规模大，技术先进，并且国有经济更多地考虑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一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必然会出现一些行业投资规模巨大，私人资本往往无力承担，一些行业技术创新的开发性和前瞻性强，从而风险性也大，但却是国家提升竞争力所必须。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必然要体现国家意志和全体民众的利益，由于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并无直接联系，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经济也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局限性，未必能够很好地实现政府意图和国家意志以及国家利益，所以政府必须要能够掌握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一些大型骨干国有企业，保证能够实现政府意图的必要经济基础。在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掌握国有经济并非意味着政府要直接经营和管理国有企业，这是两个概念，国家掌握国有经济更多地表现在税收，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贯彻国家或政府的战略意图以及国有经济对政府各方面的直接间接支持上，在一般情形下，政府应该象对待私人企业那样对待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也应该象私人企业那样参与市场竞争，只有一些特殊情形下，国有经济才会表现出与私人企业不一样的特质，在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当涉及到一些有损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等问题，国有经济当然应该“听政府的话”。只要国有经济引入竞争机制、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国有经济同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制度基础。　　

其次，国有经济体现公众的意志和代表公共利益。一般认为，政府体现着公众意志和代表着公共利益，但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即使政府也难以体现公众意志和代表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分析政府和政治领域，从而假定政府也是经济人，得出政府和政治领域的市场运作法则。实际上，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除了私人领域之外，还必须有公共领域，而且公共领域总会推选出一个代表者，这个代表者非政府莫属，另一方面，既然人类不能够消灭政府，那么政府所具有的暴力潜能和超经济意志有意无意甚至必然要充当体现公众意志和代表公共利益的角色。国有经济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国有经济体现着公众意志和公共利益。　　

政府要充当体现公众意志和代表公共利益的角色，保持社会的公正公平以及维护正义，政府必须是有能力的、公正的政府，政府要具备充当这种角色的能力，除了要加强制度化[未必是市场化制度]建设之外，关键就在于政府要有维持其独立性和权威性所必须的经济基础，国有经济正是这种经济基础。如果政府失去国有经济或者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和行业，政府也就难以具备充当体现公众意志和公共利益代表者角色的能力。国有经济的一些重要特征也是其能够与政府联系在一起充当这种特殊角色的原因，国有经济一般掌握着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骨干企业，国有经济一般占据着自然垄断行业和不适合开展自由竞争的行业，国有经济一般也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密切相关。在这种意义上，如果否定了国有经济实际上否定了国家或政府，仇视、反对和否定国有经济在本质上是经济学中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　　

最后，国有经济具有私有经济所不具备的效率和公平功能。与国有经济相比，私有经济具有诸多缺陷。私有经济的盲目性可能会导致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深刻地剖析了私有制经济的盲目性所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私有经济的效率是一种市场均衡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它是一种在渐进过程中所取得的效率，但国有经济或公有产权却可能在政府支持下培育某种经济发展契机甚至创造经济奇迹，它是一种构建过程中所获得的超常规的经济发展和效率。也不能说，在私有经济中不存在公平，在私有制经济中存在的公平性是一种游戏规则的公平性，或程序性公平，但却不承认结果的公平性，而公有制或国有经济产权却既承认程序性公平性，又强调结果的公平性。从更一般意义上说，私有制经济所参与的市场竞争只强调一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演进式过程，而公有制产权或国有经济所参与市场竞争则既承认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演进式过程，又强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一种注入人类理想因素的建构过程。　　

在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私有制产权经济相比，公有制经济或国有经济所具有的最大优势和不可替代性是，国有经济存在是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改革健康进行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应该说，中国的国有经济是一头忍辱负重的牛，它承担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部分成本，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稳定器。反过来说，如果政府立刻出卖或私有化国有经济，则不仅仅中国的失业率成倍增长，受到生存威胁的人数大量增加，而且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也将大大削弱，从而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也将难以维持，中国在经济改革中所出现的“改革、稳定和发展”的良好局面将不可能出现。从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方面来说，通过国有经济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是一种支撑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由此所产生的精神文化的缺失将使市场经济文化难以有立足之地。从这些方面来说，已经存在充分理由和证据说明，中国国有经济为什么要存在。　　

当我们在讨论国有经济为什么要存在的问题时，实际上国有经济已处于一种可能被解体的边缘。一些迷恋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遇到困难时，总是将矛头指向国有经济，认为国有经济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一些在改革实践中碰壁和思想上迷茫的人也将信将疑地听从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和主张；而一些固守马克思经济学教条的学者则由于囿于范式的局限性而拿不出创新的理论来驳斥国有经济否定论者。提出国有经济为什么要存在问题的同时，我们其实是想解释“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定位”问题，并对所谓已成“主流”的国有经济的否定论者作出有力的回答。　　

三，中国经济改革呼唤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　　

经济学：价值中立抑或价值导向？从休谟的“二分法”到新古典经济学“形式主义”的危机，尽管经济学家作出最大的努力企图使经济学变成一种价值中立的纯粹科学，然而，这些努力都无法去除经济学理论中暗含的价值导向。经济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秉承新古典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暗含着这样一些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自然合理的制度；在市场经济中，只要不去侵犯他人的利益就应该允许理性人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偏好独立于社会环境；对私有商品和劳务的所有偏好都具有同样的合法性；完全竞争的市场会促使资源的有效配置；任何改变经济现状的政治变革都需要有一致的赞同等等[3]。经济学家是无法摆脱经济分析和经济理论中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在不同的价值判断背后，不同经济学家及其构建的理论总是代表某个特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超越阶层和集团利益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是不存在的。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总是否认经济学中存在价值判断、宣称新古典经济学是一般的、永恒的经济学原理，总是以效率来否定公平。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当一部分人通过官商勾结或MBO等钻空子的方式在肆意地瓜分属于人民所有的国有资产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则称这些人为现代企业家，提出这些人是在创造财富而不是瓜分财富，他们是社会精英，他们在创造历史；当　郎　教授指出这是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时，他们又反驳说这是阻碍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说什么“国退民进，何罪之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种反驳和貌似公允的主张只能说明他们代表那些通过瓜分国有资产而致富的新兴富裕阶层的利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上是企图在中国建立那种少数人富有而绝大多数人贫穷的中国版的“雇佣劳动制度”。如果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些人打着效率和成本计算的幌子而干着鲸吞社会财富的勾当，这比那种所谓“程序公正”的私有化还要坏、还要阴险。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　郎咸平　教授划归为某种经济学派，但　郎　教授“说真话”的行为却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　　

经济研究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利益关系，它“必然会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动自由的科学研究”[4]。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更应该遵循科学理性分析原则、讲究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那些仅从一己私利出发来分析问题的所谓“经济学家”最终将会被历史所抛弃。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他的理论应当为社会公众的利益服务，经济学家的学术良知体现在他敢于坚持真理，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只尊重客观事实和科学逻辑。郎咸平事件的意义在于，它提醒人们保护国有资产的紧迫性和所谓“国退民进”过程中极端的社会不公正性，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到了呼唤经济学家良心的时候了。既然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不能摆脱价值判断，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就应该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当国有资产受到直接侵害时，他就应当勇敢地站出来保卫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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