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触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的最大思想成果诞生于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近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在世界各国政府接二连三出台的反危机对策中，他的名字和思想再度为人所聚焦。有人推崇弗里德曼，可在我看来，弗里德曼的主要东西不过是在重复前人的陈词滥调，凯恩斯对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在新思想方面的创见决定了他才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而他的人生，又在很多方面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士”的理想。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责任感是中国正统意识形态中对“士”的最基本要求，而凯恩斯身上从来就不缺乏这一点。他的责任感首先体现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那种纯粹的求知欲望，他的研究，他的思考常常为纯粹的求知兴趣所驱动而超越短期的功利目的。还在伊顿公学时，他的指导教师卢伯克先生就观察到了这一点：“他在学习中绝无追名逐利的想法或单纯为分数的动机。……对凡是值得感兴趣的任何东西，他都抱有真正的兴趣。”[①]也许，他的这种情操深深扎根于他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扎根于他家庭所处的环境氛围。福克斯韦尔教授1888年1月15日致信其父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挽留他不要离开剑桥，信中这样一段话充分体现了这个群体的思想追求：“请三思你的迁居对你儿子可能产生的后果。他长大成人之后，可能妙语如珠但尖酸刻薄，结果成为某低级报纸的主办人，抑或某民众团体的英雄；而不会效法他父亲的高贵榜样，不会成为一位头脑清醒而思想正确的剑桥学者，不会毕其一生为人类作出有价值而兢兢业业的贡献，逝世之后受友人的爱戴，为智者所景仰，而无知于群氓——人的真实功绩和价值大多如此。”[②]显然，我们目前高度产业化的校园风尚并不有利于培养这种真正的求知欲望，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真正有志于献身者能够经受住这种不利氛围的严峻筛选。
责任感必须表现为忠诚。一个投身学术的真正学者应当抱着超脱之心“俯视”世间，但这种“俯视”的目的是什么？是出于个人名利之心对本国国家和民众、对社会基本准则的肆意轻薄和毁谤？还是出于对国家、社会命运前途的责任感而着眼长远思考？无论是儒家学说，还是毛泽东思想，中国正统意识形态中对“士”的要求都是后者，“忠诚”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凝聚剂。无奈在这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代，即使是在所谓“学者”清流之中，我们看到的也是太多的前者，太多对个人恩怨的斤斤计较，却看不到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更有甚者对“忠诚”的价值观妄加轻薄。在几年前围绕历史教科书上岳飞、文天祥民族英雄身份发生的那场论争中，某北大人竟然写了篇什么“忘记岳飞”的文章，理由是岳飞忠君爱国，保的是赵王爷的江山，因此从“民主”的立场看他没有价值。民主！在当今之中国，在太多的场合，你已经沦为邪教！显然，凯恩斯不在此列，他身上从不缺少这种对国家和社会的忠诚。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所指，吾往矣！”对“道”的追求虽然崇高，却常常会受到艰难险阻和世俗利益顾忌的阻拦，而正是这种对国家而不是对个人、对小圈子的忠诚赋予凯恩斯超越世俗利益顾忌的勇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和约是目光短浅的，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然而在当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凯恩斯就是这寥寥无几的卓越之士中之一。在1919年5月14日写给母亲的信中，深入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经济条款制定过程的凯恩斯如此评价：“和约的宗旨是残暴的，不可能实现；一旦照此签约，不幸将接踵而来”。[③]既然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是否需要宣传自己的见解呢？对于凯恩斯而言，困难不仅在于这是当时英国决策层推行的既定决策，也在于这个决策层对他应当算是有知遇之恩，如果公开挑战他们的决策，结果必然是他自己被排斥于英国官方圈子之外。从来不曾领略过富贵滋味者放弃可能得到的富贵容易，已经领略过富贵滋味者要放弃已经得到的富贵难，这是人之常情；而凯恩斯仍能于1919年撰写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向高踞朝堂的衮衮诸公、向社会盛行的观点发起公开挑战，而且，在这种挑战当中我看不到有任何出于权力暗战的算计，只看到出自公心的深邃思虑，不能不由衷钦佩他那纯净的忠诚和彻底的无畏精神。事实上，这本书既使得他在许多国家声誉鹊起，即便因普法战争之耻和战争损失而对德国抱有强烈报复心理的法国人，也于1924年心悦诚服地参与制定较为合理的临时赔偿计划，但同时令他在一些观念狭隘的圈子里名声扫地。尽管在凡尔赛和谈之前英国高层对他的才智已经颇为推崇，但此后多年他一直是英国官方决策的圈外人。置诸今日，试问有几人肯作出如此牺牲？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责任感与学术成就并不矛盾。从早年信奉自由贸易、主张恢复战前金本位制，到提出一套完整系统的国家干预经济学说，在到晚年对赤字财政引起的通货膨胀表示不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不断变迁，但万变不离其宗，他所关注的一切，无不紧跟现实经济生活问题的变迁，他对过去提出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不断修正，正体现出了对解决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而他之所以抱着这样的关注，也正是出于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人们可以也应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传统，有不同的政治见解，但基本的价值观念跨越时代、地域限制而相通。阅读凯恩斯，我常常能够感到共鸣，即使不为具体的观念，也为设身处地在他那个地位上作为“士”的追求和责任感所感动，而能够产生同样共鸣的人又在哪里呢？“微斯人，吾谁与归？”
（2008.11.17，修订于2008.11.27，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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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F.哈罗德：《凯恩斯传》，第3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 R.F.哈罗德：《凯恩斯传》，第2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③] R.F.哈罗德：《凯恩斯传》，第27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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