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近期连续报道“重庆经验”，读后令人振奋。我认为，可以把“重庆经验”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7000亿，比2002年1700亿增加了4倍，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至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
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又正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得以携手并进的机理是什么？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多次与记者访谈时强调，关键是通过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从而有经营性收益上交，使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重庆的具体做法有三：一是对市属8大国有投资集团“五大注资”，即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从而增加国有企业的净资本金，加大它们的融资能力；二是财政局对国有投资集团的融资活动不担保，各大投资集团之间也互不担保，集团内规费资金专款专用、不交叉混用的“三个不”；三是投资集团资产负债、现金流、投入与资金来源实现“三大平衡”。我们不妨把“五大注资”，“三个不”和“三大平衡”称作“重庆经验”的“三大法宝”。
黄奇帆副市长总结的“三大法宝”的第一项——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使我想到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他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在英国，詹姆斯·米德与19世纪《论自由》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同属于自由党。米德继承了穆勒的“自由社会主义”——结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
米德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我们可以香港地区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上进行着这种实验。它值得全国人民密切的热情关注。（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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