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经济学
——以梁启超为师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新民子、沧江，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国内外学者对他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研究颇多，但是对他的经济思想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至于说起构建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提到在经济思想上向梁启超学习之外，尚未见到此方面的专门著述。笔者近来阅读较多著作及论文，发现两者之间有一些问题待研究，此类问题的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且也有现实意义。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性
从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历史看，国家的富强不仅需要经济知识，更需要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经济科学，只有这门探索国富增长原理的学科能够对中国经济走向提供最具有说服力的解答。从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趋势认识，中国经济已经在世界经济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其发展的前景愈演愈烈，这就决定中国经济学科的建设事在必行。从中国经济学科自身的发展来说，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和完善对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总之，构建中国经济学将是一个用新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重塑青年一代的信仰的问题，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二、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梁启超的经济思想多数是受到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教本的启发, 很少是本人的创见, 这一点在学术界早有定论。[1]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梁启超对实际经济问题不乏独立思考。梁启超的经济思想的“原创性”主要表现为用当时国人还相对陌生的西方经济学“公例”来诊断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尤其是直面抨击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合理性。[2]具体包括利用外资的思想、生利分利论、解释货币论、提倡实业论等方面。
一、利用外资的思想。梁启超针对当时外资外债大量涌入中国的历史事实，逐渐的认识到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发展中国经济的可行性。他把利用外资的手段分为四种：
1 “利用他国母财，以殖吾产而兴吾业。其得之也，或由政府持法契约以借焉 ,或由财团法人和法契约以借焉。” 这种借债的方式，若企业经营得力，把还清本息后，仍可获得大量盈余，所以是一种有效的利用外资的方式。
2 “本国营业之权利，与外人共之”，就是建立中外合资企业。这种方式引进外资，如果能做到不让外人干预中国政治，则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是利多于弊。
3 不得已而借外资投诸不生产的事业，这种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中国远远落后于国外的事业。但如果能对其管理得当，量国力而行，使用外资也胜于不用。
4“不量国力，妄引入外资，投诸奢侈无用之不生产的地位，而所以管理者全无其具 ，斯无适而可焉矣”。这是最下等的一种利用外资的方式。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利用外资既有利也有弊，执政者如果能审时度势，统筹兼顾 ，就能避害趋利，就能更好地利用外资，求其最佳效果。[3]
二、生利分利论。一九零二年梁启超作《新民说》，其中对生利分利理论进行了集中的论述。梁启超依据“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资本的劳动”的标准把社会中的各阶层进行生利和分利的分类。“梁启超的生利和分利理论，是他根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利用情况。他虽然接受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吏、 军人等是生利的，但并没有将这一观点应用到中国社会。他明确指出中国当时的官吏、 军人等都是分利的人，这表明他并没有为封建统治者辩护的思想。这一立场，使他的这一理论具有启蒙的作用。”[4]
三、解释货币论。梁启超通俗地解释格莱辛定律为：“凡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之货币，并行与市场，其法价同而实价异者，则良币必为恶币所驱逐而澌灭以尽。”[5]依据此理论，梁启超对晚清的货币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面对晚清的货币金融问题也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货币本位制思想。但是对于当时中国采用何种货币本位，却摇摆于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之间。一九零四年美国应清政府请求，“协助”改革币制，拟定了一个虚金本位制的《中国圜法条议》。《条议》公布后，曾受到中国朝野的激烈批评，而梁启超对这种货币制度的半殖民地性质则无一字提及，并且散布论调支持这种币制改革，这在客观上适应了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控制中国货币权的需要。由此可窥一斑，梁启超对货币论的认识存在不足之处。
四、提倡实业论。梁启超从发展生产着眼，主张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振兴实业，兴办近代企业和小手工作坊并举，在当时来看，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但梁启超把振兴实业的希望多寄托在中国的大资本家身上，鼓吹大企业和大资本家是“时代英雄”。梁启超的思想主要有两个特点：
（1）反对革命派主，张发展实业但要防止大垄断资本的思想，强调发展工商实业必须依靠大资本家的力量，认为大资本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2）配合清朝廷筹备立宪的骗局,把君主立宪说成是发展工商业的唯一政治前提，坚决反对革命派推翻清朝专制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6]
三、向梁启超学习的内容
一、对经济学概念的探讨。西方经济学是指流行于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它是十五世纪西方经济学产生，十八世纪西方经济学建立以来，特别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一直到目前为止认为是能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国家调节的重要理论、概念、政策主张和分析方法进行了综合和系统化形成的，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在当时梁启超接触的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对此他理解为“富国之学”，但并没有停留在“富国之学”，进一步发展到“救亡之学”。“梁启超把经济学视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学科，是中国的‘救亡之学’，阐述了经济学在中国近代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7]从“富国之学”到“救亡之学”的转变可以清晰的看出梁启超研究经济学的目的。这是由于梁启超所处于的历史环境要求的。然而梁启超能有此转变是自己的主观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爱国动力的驱使。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首先要定位的就是学科建设的目的。依据当前国内外的社会现实，我认为当今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目的应该回归到“富国之学”。但不是单单注重西方的理论，必须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学的概念，规划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富国之路。
二、对西方经济学的评介。“梁启超对西方经济理论的介绍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带有较多的创造性，而且善于用中国人所喜欢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再深奥的高深理论，经他一描述，就通俗易懂，令人一目了然。”[8]典型的代表就是他所著的被中国经济学家誉为第一部经济学说史的专著——《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贴近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着重介绍了西方的三种经济理论：斯密派、非斯密派、新学派。梁启超把垄断资本主义现象和社会主义学说视为二十世纪初在西方社会联袂出现的两大最新的经济学说，梁启超对两经济学说进行详尽的介绍，不仅使国内的知识分子对当时西方理论的前沿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中也显示出梁启超对晚清时期民族经济发展的忧患意思。梁启超经济思想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也曾从古典经济学走向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较多的从经济角度表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一九二零年初所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甚至断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之试验场”。 [9]但是在现实的运用过程中，梁启超依据国情对社会主义主要持否定态度。此外，梁启超也运用其他西方学说评述中国当时的经济现象，具有代表性的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由此可见，梁启超是根据本国的历史及国情现状考虑采用何种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这也是当今经济学者传播西方经济学理论过程中始终要坚持的原则。
三、东西方经济思想之比较。梁启超“是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文献和经济政策的第一位近代作家。”[10]突出的表现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案语中的西方经济观点，对先秦时期诸子的经济思想评述，边沁的功利主义与墨子的经济思想，李斯特“国民经济思想”与管子、王安石经济思想研究。通过比较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做出突出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提出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遗产，并且亲自对这一领域作了开创性研究的，梁启超可以说是第一人”。 [11]对于西方经济思想也从中汲取了许多自己认为是合理的东西。东西方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是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常用的方法之一。两者互作比较，一方面传播了西方的经济学说，另一方面又弘扬了中华文明。但我们不能因此把二者做牵强附会，做不伦不类的简单化附，还要切忌勿让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仅仅搭着西方经济理论的便车往前行驶。在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也可以换一种思维，例如：把研究方向由从东方到西方转化为从西方到东方。
四、对当前政府经济政策的质疑。“把经济理论与现实政治社会紧密结合，对经济政策进行政治分析，是梁启超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与政府行政密切相关的公债、预算、货币等政策成为梁启超抨击的主要对象。”[12]梁启超具体评述了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公债政策、论举借外债的先决条件、论述晚清中国的货币政策、探讨股份公司理论与中国新式企业失败原因、评论中国近代的财政预算政策等。他理论研究中着重论述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各个细节方面，实践过程中努力做到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现实社会相结合。梁启超对当时经济政策的质疑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正确认识，二是对中国的国情特殊性的准确把握。这也是当今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把握的两个前提。此外，在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质疑中注重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取舍，可以更好地对中国国情进行把握；相反，对中国国情的深入认识，也便于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取舍。
四、以梁启超为师的意义
历史把构建国经济学的重任留给了后人，针对国内思想界片面地接受西方经济思想的状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发出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呼吁，随后中国经济学的建设步伐时断时续，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以前建立起来的仅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不驻思考如何使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化”和“本土化”，如何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但至今尚未找到完美的答案。如果回视历史，梁启超的经济思想对今天构建中国经济学就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10]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版，第288页，第310页。
[2][7][12]朱俊瑞：《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版，第5页，第37页，第222页。
[3] 丁颖新，高月仓，《谈梁启超利用外资的思想》，《世界经济情况》，2008年第1期。
[4][6]王延涛，《论梁启超的经济思想》，《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版）》，2007年第3期。
[5]梁启超：《格里森货币原则说略》，《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3页。
[8]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8页。 [11]张鸿翼：《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首倡者》，《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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