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仁：论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思想的贡献

论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思想的贡献

——纪念周恩来逝世33周年

孟庆仁     
   

革命道路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在纪念周恩来逝世33周年的时候谈论这个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艰苦奋斗，集中集体的智慧，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既然是集体的智慧，那就不是哪一个人的贡献。事实表明，毛泽东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周恩来做出了仅次于毛泽东的贡献。以前，人们都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创者。这是对的。但是，进一步地、深入地研究表明，和毛泽东一样，周恩来也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创者。只是在探索和确立中国革命道路的时期，他们在中共党内所处地位不同，他们的革命实践和侧重点不同，因而探索的角度和表述的形式有所区别，但由于他们处在同一个革命过程之中，所从事的是同一革命实践，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探索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却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乃至争论。这一争论，主要是针对毛泽东去的；但周恩来作为另一个主要的探索者，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鉴于此，在对他们的比较研究中，或可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周恩来的贡献。因为我们是纪念周恩来逝世33周年，所以在他和毛泽东的比较中，主要谈周恩来的贡献。由于本人的材料准备和研究范围所限，又主要谈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搞清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中国道路的探索过程，对一切追求真理和有良知的人们，得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正确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人们把它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探索和确立这条道路的时期，大约从大革命失败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周恩来是中共实际的主要负责人。他和毛泽东一个作为中共全国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一个作为最重要的地方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做出了主要的贡献。多年来，人们对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已经做了充分、深入的研究，而对周恩来的贡献的研究既不充分，更不深入。我们在周恩来、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对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做些简略的回顾，着重探讨周恩来的思想和实践。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大革命失败前后开始到中共六大，提出和贯彻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第二阶段，从中共六大以后到1929年9月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形成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第三阶段，从此时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实现全党工作中心从城市向农村的转变。下面，我们就按这三个时期，在比较中对周恩来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思想做些较为详细的研究，再对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做些粗略的阐述，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一、提出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大革命失败前后，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就敏锐地、迅速地看到了组织工农武装进行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提出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这一探索的第一阶段。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和“马日事变”之后，六月中、下旬，毛泽东就多次强调了组织工农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要求湖南的同志们，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他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他在1927年7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审时度势，停止进攻长沙的计划，9月19日在文家市实行转兵，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他说：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从此，开始了我党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此后，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28年10月5日，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第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和教训，首次明确、系统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1月25日，在他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这些重要文件中，他阐述了如何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合为一体，并且指出，在中国革命形势跟着国内豪绅买办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向前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小快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益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这时，虽然还没有完全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但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实说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时有不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如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罗亦农汇报湖南、湖北秋收起义的情况时，就充分肯定了两湖地区农村起义在开展游击战争时形成的武装割据局面；其他领导人瞿秋白、罗迈等也都认为，这是巩固起义胜利的一条经验。而在这些领导人中，周恩来是最突出、最主要的一个。他不但努力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总结各地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而且作为中央军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具体地组织和指导了全国各地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斗争。
和毛泽东一样，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也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在即、大革命面临失败的严重危机时刻开始的。1927年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利用两湖敌人力量薄弱，由中共掌握的叶挺部队击败夏斗寅后正驻军湘鄂边的有利时机，集中浏阳、平江一带的农军8千支枪，先取湘潭，全力攻下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到处打击土豪劣绅，在可能的范围内成立县乡村的临时委员会。为了给实行这一计划做准备，由他领导的中共中央军事部已派了10名军事干部去了浏阳、平江。这不仅是一个及时而又比较周密的计划，也大体上提出了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的一个基本纲领。在实践上，如果不是因为它最后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反对而没有实现，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就有可能避免后来那么惨重的失败；在理论上，它说明周恩来这时已经开始产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农村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建立基层革命政权的思想。实际上，后来大体上也就是这么办的。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在此之前，1927年7月24日，共产国际代表和临时中央常委会在武汉开会，会上周恩来提出，要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并要求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的工农势力，共产国际由汕头迅速给予军火和物资接济。但是会议没有重视他的这一意见，而是根据共产国际代表加仑的提议，决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为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等待共产国际的援助。南昌起义后，革命军队按照这一方向运动，导致大都被打散，起义失败。而如果按照周恩来的思路去做，就很有可能先在湘鄂赣发动起大规模的农村武装斗争，再和不久以后的秋收起义连成一片，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革命局面。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和叶挺等部分领导人在10月上旬转移到香港，在这里总结教训，决定命令起义军余部“各就所在地与农民结合，努力实行农村斗争。”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128页）南昌起义前后、特别是起义失败后，从总结教训中产生的这些认识，说明这时周恩来已经明确地看到农村革命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并已经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探索。
1927年11月间周恩来回到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以后，在重视农村地区作用的思想基础上，把大部分精力用到了指导工农武装割据方面。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28年1月8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两湖工作时，他提出要派一批人去湘西，“造成割据局面”；会后，他代表中央同周逸群谈话，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1928年2月中旬，周恩来对自己“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做了某种总结。他在2月16日发出的、为中央起草的致福建临时省委的信中指出：“福建目前总的任务是发展城市工人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领导乡村农民自发的斗争并谋扩大，指导他们以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土地革命的政纲，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夺取政权，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在这一天的一次重要谈话中，他对全国革命形势谈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革命是不平衡的发展……依目前中国工农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是高涨的。暴动是要在革命潮流高涨的前提下才能做成。割据有长时间的可能，我们应有长期的准备。”在周恩来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广州起义和总政策等问题之后，2月22日中央致广东省委的信中指出：“中国现在革命的发展，事实上形成特殊的方式：‘农民割据’。”这些看法说明，这时周恩来不仅已经明确地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且认识到工农武装割据成为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方式。这些，都是对中国革命道路正确认识的开始，而且有了一定的系统性。
在1928年六七月间的中共六大上，周恩来着力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讨论政治报告的发言中他强调指出：由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证明中国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个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联。”在军事报告中，他批评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军事中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的
独立革命工作的错误观念，特别指出了“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强调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在党的六大上，他进一步把实行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为党的主要任务提了出来。他在6月27日的大会发言中谈到党的主要任务时指出：要夺取千百万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围绕党的主要任务，他在6月30日向大会所作的组织报告中，要求地方党对建立红军和乡村苏维埃的工作给予极大的注意；在7月3日向大会所作的军事报告中，他强调指出：“目前任务在夺取成千成万工农群众，在军事方面，开始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工作”，秘密组织工农武装，加强敌军工作，特别是士兵工作；强调一定要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方能有巩固的红军组织，并且提出了红军的建军原则。所谓党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党的工作中心。周恩来关于党的主要任务的思想，说明这时候他在思想上已经把工作中心放到了广大农村。但由于当时的党中央集体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共识，在工作实践上还不能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周恩来提出和努力贯彻的这些思想和精神，都是在毛泽东提出和阐发“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之前；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层中是走在前列的；周恩来作为党中央军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思想和做出的指示，对作为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的毛泽东，不但有重大的影响，而且有直接的、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形成“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
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对中共革命道路的探索继续发展和深化，在“工农武装割据”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这是周恩来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第二阶段。
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分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六大以后回到国内，他很快就把主要精力转到了指导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上来，从而加快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步伐。这主要表现在，从1929年3月到9月，他在正确地总结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经验和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
1929年3月，他在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了这样一条思路：在农村斗争中从农民日常生活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以至武装暴动，推翻豪绅乡村统治，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否定了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工农兵士贫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信中指出：虽然军阀战争的政局可以给你们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但你们的实力还很微弱，湘鄂西一带党和群众的组织也还缺乏基础，“此时欲图大的发展，亦尚困难……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扩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而立刻企图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这条思路，就包含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
此后，周恩来在给各地党组织和红军的指示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路。在1929年6月22日发出的、他所修改的中央对陕西问题的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目前总的路线，在于尽力扩大对群众的工作与斗争的领导，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础，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从部分的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展到大的斗争，到农民的游击战争, 以致于建立地方的苏维埃政权。8月1日发出的、他所修改的《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指出：红军转战湘、鄂、粤、赣、闽数省，深入土地革命，创建工农政权，扩大苏维埃区域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不仅在革命的历史上有伟大的光荣，而且在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前途上亦有很大的意义。号召每一个红军战士不仅要做一个革命的武装战士，而且要做一个革命的宣传员和组织员，继续努力奋斗，完成肩负的使命。8月21日发出的、他为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红四军目前主要的任务“首先是：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务”。关于红军建设：“红军扩充的基础必须建力在地方武装上”，“武装农民实是扩大红军的前提”；“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军中党员农民占多数，“要多使之受到无产阶级的教育”，“趋于党的一致”。
在这年九月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他明确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的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最早的明确表述。指示信分析了中国革命之所以要走这条道路的原因和条件，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第一，“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即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第二，这是帝国主义之间、军阀之间、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之间这“三种矛盾加深”和尖锐化的结果，以及由这些矛盾所引起的“反动政局走向崩溃”；第三，这是发生在“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第四，“中国的地势辽阔也是一个条件”；第五，要有党的正确领导、红军的帮助和“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指示信提出，当时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说明了这条道路所包含的内容，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农民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且特别指出，红四军两年来完成了这些任务的一部分，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红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这些，与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在给林彪的信中所阐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显然它是对前者的总结，是对后者的启发。
周恩来不但对全国各地实行武装起义，建立工农红军，建设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思想上的指导，而且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他一方面代表中央给各地党的组织和红军发出指示信，一方面派出一批又一批军事和政工干部。特别是在红四军因建军等问题发生分歧，毛泽东被迫离开领导岗位以后，在周恩来的指导和支持下，请回了毛泽东，正确地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才有了后来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发展。
综上所述，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在1929年9月的指示信中，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先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红军和农民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然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并按照这一思路去指导全党和红军的工作。应该说，周恩来的这一思路，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完全一致的，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重大贡献。

三、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
从九月指示信以后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党工作中心从城市向农村的转变，是周恩来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第三阶段。
关于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向农村的转变，周恩来在1944年3月关于六大的研究中认为，毛泽东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以乡村为中心。”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提出的是红军和红色区域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20年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在“重要因素”前面加了一个“最”字。九月指示信认为在完成上述任务的方向下“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和毛泽东信中所表述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须要指出的是，九月指示信标志着周恩来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基本形成，但还没有完全形成。它的完全形成，有待于关于全党工作中心在思想上和实践中都实现从城市向农村的转变。随着全国革命形势和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周恩来的思想加快变化，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的思想中越来越重要。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前，周恩来完成了关于全党工作中心从城市向农村的思想转变，并且通过三中全会带领全党实现了这一转变。
事情要从1930年春周恩来去莫斯科报告工作说起。1929年底，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远东局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严重地妨碍了中共中央工作的进行。为了解决这个急迫的问题，1930年3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去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他明确地表达了以广大农村为全党工作中心的思想。在去莫斯科的途中，他应邀给德共《红旗报》写了一篇题为《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社论，指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涨，“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是周恩来关于中国革命道路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所谓“主要特征”，就是斗争的中心之所在。这说明，在周恩来的思想上，这时已经把全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向了农村。
7月上中旬，他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做了关于中国革命新高潮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心任务的报告。报告中强调：中国的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此时中国更加发展的还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的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而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十万红军和十数万的游击队。”几天之后，他会见了斯大林并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通过这次谈话，斯大林接受了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反映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强调“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实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对中国全党认识的变化，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对于共产国际观点的转变，周恩来的报告是关键的一环。
周恩来引导全党实现工作中心转变的工作，是和反对并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同时进行的。在周恩来去莫斯科期间，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内部取得了统治地位。8月中旬，周恩来带着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7月23日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回到国内，立即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通过大量的工作， 他终于说服了李立三和向中发。周恩来在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的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建立并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也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通过他的工作，李立三等人不但认识到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且关于全党工作中心的观点，也开始发生转变。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中共中央这种带有全局性的转变，是在周恩来的引导之下实现的。
周恩来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纠正其忽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中共六大以后，中央领导机关中的有些人仍然没有树立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在6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中发的结论和6月25日中央致周恩来的信中，都批评周恩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出的“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意见是“割据观念”，与中央的路线不同，是“错误观念”，是“极不好的”。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央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对于根据地确实注意的比较少，这是工作中的缺点；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地有力地发展。通过周恩来的努力工作，中央领导机关重新重视了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加强工农武装割据的工作。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但在认识上实现了工作重点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同时，也开始实现这一转变。他在1930年9月1日给受李立三错误影响最重的长江局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他在9月9日给长江局的指示信中又强调，党的干部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这就明确地否定了城市中心论。
在统一了中央核心领导的认识之后，9月下旬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 他在六届三中全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重申：“关于全国工作布置……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并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在9月底、10月初中央举办的军事训练班上，他明确指出：党的工作中心开始转移到苏区。在10月12日他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和10月18日发出的、他所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致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信中，都强调指出：全党具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任务是：加强红军，集中苏维埃区域的指导，巩固根据地的发展，组织苏维埃的中央政权。10月1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确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这些都说明，这时周恩来不但在自己的思想上实现了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不但引导中央领导核心实现了这一转变，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开始指导全党实行这一转变。

三、坚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概括地说，周恩来在世期间，作为终身总理，除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个别时期的个别政策上和毛泽东有过分歧之外，在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道路和路线问题上，他们都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他都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道路问题，是全局性的，涉及各个方面。我们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做些分析。
这一时期，在国内方面，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有三次。第一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第二次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第三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为了顺利地完成这一过渡，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他不但是这一总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而且对总路线作了大量正确深入的阐述和解释工作。这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顺利进行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四清运动中，他坚决支持和执行毛主席关于主要矛盾和运动重点的主张，反对和纠正刘少奇的形左实右路线造成的混乱和损失，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一史无前例的革命群众运动中，他不但坚定地支持和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和正确引导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运动，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顺利进行，而且为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多项重大成就，搅尽脑汁，呕心沥血。运动中，他坚定地和毛主席站在一起，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继续革命理论，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国际方面，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他和现代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不但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理论，批驳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在对外交往中坚定的维护中国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对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几个头子，如赫鲁晓夫、波列日涅夫、柯希金等，也都是坚持原则，从不留情面，不给他们以任何幻想，不像有的人那样，在与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交谈中，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和自己过去所坚持的正确原则。在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他不但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反对其帝国主义的政策，而且在接待他们来访的领导人的时候，也从不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国总理的气度。

四、几点启示
综观周恩来革命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名副其实的“第二小提琴手”。他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既各有特点，又紧密相连，相得益彰。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密切配合，对开创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在开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时期，由于在党内和红军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和具体实践的不同，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互有区别，各有独到之处。毛泽东作为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在实践上最早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理论上最早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最早开始把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基于对农村、农民问题调查研究的周密和深入，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经验了解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阐述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是无人可比的。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道路的主要开创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下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后来，作为中共中央特别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际的主要负责人，他的探索总是从全党全军的全局高度出发，做出的指导总是着眼于全党全军的全局需要；他不但指导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贯彻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且对中国革命道路作了在当时来说是最明确的概括表述：“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对于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为中心思想的表述，在当时再也没有比这更简单明了的了。他还在纠正瞿秋白、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斗争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指导全党实现了工作中心从城市向农村的转变。说周恩来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另一个主要开创者，也是实事求是的。
他们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毛泽东作为最早的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主要领导人，经常总结那里的斗争经验，并经常向中共中央报告，无疑给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以重要的启发；中共中央通过多种形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这个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并对其作了高度肯定的评价，对整个中国革命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周恩来也给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后来的中央苏区许多正确有力的指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的实践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在当时不是周恩来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力主把他请回红四军，就很难有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发展。现在回头看看，从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始，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有力配合，就对中国革命的成败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三年的时间，是中国共产党的紧要关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领导中国革命走出失败，走向胜利的三年；是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胜利发展的三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并找到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三年。在这个时期之内，周恩来作为大部分时间内的中共中央实际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党的队伍的恢复和发展，对于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壮大，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扩大，都起了主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中，周恩来最早探索并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对这条道路做出了简略明确的表述；他不但在自己的思想上实现了工作中心从城市向农村的转变，而且说服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说服了中共中央的其他负责人，引导和带领全党实现了工作中心的转变。这些都是盖世之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但不是他一个人领导的，而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有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组成的党中央领导的；离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周总理的坚定的拥护和支持，也很难顺利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继续革命理论，不是对毛主席一个人的否定，而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的否定。如果周恩来不是那样早地去世，他绝对不允许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理论；更不会允许以那些人在全国范围内分田单干，恢复小农个体经济，破坏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会允许他们在全国城市工业大搞私有制，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尤其不会允许党的各级干部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大面积的腐化腐败，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
勿容讳言，现在人们越来越怀念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是因为现在的党和社会离广大群众的期望越来越远了，希望恢复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代党的传统和作风。

（作于2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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