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运动-中国公有制企业的产权制度变迁》
何其多
引言
制度变迁是利益斗争的结果
人类是一种自利动物。因此，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与他人发生利益冲突。在利益冲突中，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单个的个体之间会结成利益联盟。不仅象企业这样的盈利组织而且诸如家庭、政府、学校、协会、党派甚至象宗教团体这样的非盈利组织等等这些正式组织成为标准的利益联盟，而且那些看起来并不十分严格但实际上利益性更加深厚的同乡、朋友、同学、各种正式组织内部的派系（宗派）、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形成的不同阶层以及管理者阶层和被管理者阶层内部的工友（董事会和工会则是企业内部的两个利益对立的正式组织）等等这样的非正式组织也是极其复杂的利益联盟。正式组织形式的利益联盟通过正式的甚至是以符合国家法律的方式聚集起来与社会其它利益竞争者进行公开的或暗地里进行的利益争斗，而非正式组织则是通过经常一起聚会（打麻将、打扑克、吃饭等）、共同活动或工作协同等方式与社会其它利益竞争者进行通常是隐秘性的、伪装性的斗争。同时，这些利益联盟之间甚至利益联盟内部还会组成更小单元的利益联盟，利益联盟内部的个人之间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利益联盟之间的斗争及利益联盟内部的斗争的胜负取决于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之间的力量较量及其转化。当某一个弱势集团转化为强势集团的时候，社会将由这个强势集团统治，利益分配将向这一新兴的强势集团倾斜，甚至被这一新兴的强势集团推翻的已经沦落为弱势集团的原来的强势集团会变成他们的奴隶。在某一个强势集团统治时期，社会将不断围绕着这个强势集团的利益进行变革。为了促使社会按照符合新兴强势集团自身的利益目标方向安排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1等），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之间和各个集团内部也会组成新的、不同的利益联盟。由于利益联盟控制变革的能力及其利益根源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导致了社会变革的方式及其目标可能存在着天壤之别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果2。
综上所述，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利益斗争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而制度变迁则是利益斗争的结果。按照人类行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理解，社会变革是人类行为，而社会制度安排则成为社会变革的结果。当一种社会制度安排下来之后，社会制度又成为人类行为时刻相制的规矩：人们会按照社会制度安排下来的方式去做自己的事情以在制度约束条件下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们会改掉原来那些不适应于新制度的行为习惯而培养出新的适应新制度的行为习惯，人们也会按照社会制度安排下来的各种博弈规则最大化自己的行为效率及其所追逐的利益。因此，一种好的制度安排会把坏人改造成好人，而一种坏的制度安排则会把好人改造成坏人。
在一个坏的制度或缺乏严格管理的制度中，利益斗争将会形成严重的阶级分化。由于存在着集团或阶级利益的对立和斗争，某一个特定的强势集团将会通过权力斗争（有时会极端公开化和白热化而形成大规模的战争）安排下来某种有利于这个集团以及依附于这一集团的阶级的制度，这个集团就成为统治集团，这个阶级也就成了统治阶级，而其他人群则成为被统治阶级。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阶级对利益的贪欲将形成毫无节制的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利益积累，而作为既失利益集团的被统治阶级的无能为力则会形成接受剥削和压迫的奴性习惯。
但是，在利益积累与被统治阶级在不利制度约束条件下迫不得已而培植自己的奴性习惯的后面就是日益增长的矛盾积累甚至是仇恨积累。当矛盾积累增长到足以由量变上升为质变的时候，只要有星星之火就能够点燃瞬间爆发的新的社会变革甚至一场革命。在整个社会的变革方式可以调和的条件下，社会变革将表现为一种温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改良；而如果积累的不是可以控制的矛盾，而是无法控制的仇恨和既得利益者（统治者）残暴镇压之间的剧烈冲突，这种社会变革就不会是一般性质的改革，而会爆发成一场场以杀戮为特征的暴力革命。
只有在全社会各个集团或阶级之间的利益都能够得到适当满足和平衡或者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或利益联盟的结成受到强有力的限制的条件下，这种制度安排才可能是稳定的（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结党营私）。然而，人类欲望的无穷性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的结果是，上述条件是非常难以满足的。因此，制度的反复性也就不可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轻易消亡。而制度反复的结果是，人们在一段历史时期可能进入一个生活质量较高的社会，而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却又可能进入人类的蛮荒时代。不同阶级同样也会在这种反复中可能刚过上上等人的生活甚至可能过上那种纯粹由奴仆侍候的帝王生活，转眼间就可能一落千丈甚至变成了他所侍候的那个奴仆的奴仆。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原始社会中，氏族内部是通过血缘伦理道德和家长威信来实现氏族内部和部落内部的社会统治的（部落之间则是通过契约和战争来实现统治）；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通过对奴隶的直接的人权占有形成奴隶主对奴隶的奴役来实现统治；在封建社会中，通过土地分封和土地契约形成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奴役来实现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奴役来实现资本主义统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异词同义），人类才第一次提出了全社会共同生产、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和共同享有劳动成果的以追求全人类的生活质量为目标的社会理想。因此，原始社会的统治基础是血缘伦理，奴隶社会的统治基础是人权占有，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是土地（单一的生产资料）占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基础是资本（复合的生产资料）占有，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统治基础是人与之间的平等互爱关系。当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的统治基础不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有时甚至是向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退化（混入共产党内部的一部分恶棍的专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向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危险退化、私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倒退）。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制度遭受了严重挫折就倒向资本主义制度、封建主义制度甚至后退到奴隶社会去。更不能象新自由主义者那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出了问题（如一党专政带来的问题）就去卖国。
既然社会制度是在人类生活中决定人类生活方式的东西，那么社会制度的核心内容又是什么？从人类的需要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就是经济需要。因此，经济制度就无法否认地成为社会制度的核心。
然而，在全部经济制度中又有一种制度对其它经济制度起到了决定性意义的制度，这就是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制度—所有制。所有制决定着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价值取向和经济价值的价值取向，也决定着每一个经济组织甚至全部社会组织的价值取向。同时，所有制还决定着投资制度、生产制度、分配制度、消费制度、金融制度等等一系列的所有制之外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作用机制。所有制甚至还决定着人的信仰、意识形态、政治和法律等等属于制度范畴的一切东西。而全部制度又是决定人类行为的内核。因此，所有权制度变迁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标志，也是社会制度变迁的基本形式3。
1、例如，中国1950年代的公有化运动和1990年代的私有化运动就是完全对立的两次社会变革。1950年代完成的公有化运动持续了大约40的时间后接着进入1990年代的私有化运动。1950年代前后是私有制与公有化的历史接续，而1990年代前后则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接续。值得庆幸的是，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以后及时中断了以“改制”为名誉进行的私有化运动，中国的公有制并未彻底倒台。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未来还有希望重振社会主义大业，通过公有制来实现中国社会人人劳动和人人有产（共产）的公平正义的所有制基础还基本存在。
2、政治制度决定着社会中各个阶级之间的统治关系和政治的实现方式等，经济制度决定着人们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其人民、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教育制度则是通过洗脑来贯彻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本的途径（此外，舆论宣传、电视和网络也是洗脑机器）。新自由主义者利用强制规定英语考试（初考、中考、高考、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以及职称考试和各种英语等级考试）来推行美国主义，将西方经济学规定为各种财经类专业的核心必修课程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必考课程等都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洗脑途径。
3、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所有制转型本身就意味着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制度转型。中国社会中由于私有化运动而将一大半的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大半退化成了资本主义。因此，笔者认为，所有权制度变迁必须在慎重地进行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而不能凭主观判断、历史印象甚至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边干边学来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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