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起：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学
2009-4-29
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关注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两极分化现象以及阶级斗争的历史，深刻把握人类走向更加文明新境界的危机与可能性，从人类整体的发展角度，把共产主义要求变成为历史的逻辑，使之成为“科学共产主义”。
经济发展依靠私有制追逐利润的蛮力和科技支撑，使得社会生产体系日益强大。由此，出现了以高效为中心的生产系统，超越老式的原始积累方式，以垄断和科技为形式的跨国企业集团和金融大资产阶级，确立世界经济秩序，形成稳定的分工体系，控制各种利益。
美国发展初期，共和党的战略家反对支配着该国宗教院校的英国自由贸易学说。美国在内战结束后创建了州赠地大学和商学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推广贸易保护主义学说，作为弱者生存的理论支撑。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经济理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大学将美国描绘成一种全新的文明，其推动力量来自于工业和农业的递增回报，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带来新的社会道德的认识。贸易保护论者西蒙-派顿（Simon Patten）的做法很典型，他有意地将美国文明与毁于阶级冲突、贫困劳工和削减工资水平以争夺国外市场的欧洲社会作对比。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派顿一直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其学生包括了一些后来的大名人，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智囊雷克斯-图格威尔（Rex Tugwell）和社会主义者史考特-聂尔宁（Scott Nearing）。
内战前美国工业家的发言人——以亨利-凯利（Henry Carey）、E.裴辛-史密斯（E.Peshine Smith）及其追随者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相信通过在同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贸易往来中对本国经济实行保护，美国能够崛起为世界强国。其目标不亚于创造一种新的文明，一种以高工资为先决条件追求更高生产率的文明。结果将出现一个富足社会，而不是一个其文化与政治原则建立于稀缺现象之上的社会。美国泰罗制和福特制以及人力资源理论无疑推动了社会生产发展进程。共和党的多数重要知识分子，包括派顿、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对德国具有更亲近的感觉。毕竟，德国与美国一样，都寻求通过国家政策来塑造其社会进程，以建立起高收入、依靠科技创新的经济，其特征是政府在社会支出和重工业融资上发挥领导作用。
无疑，德国在经济哲学领域的高超，引领当今世界的设备生产系统。美国则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积累了经验和生产力，特别是军事威慑力，迫使世界各国臣服于“美元霸权”之下。这些发展除了资产阶级掠夺利益需要作为内在动力外，新的经济理论——倾斜基础产业和创新产业对于推进“新型资本主义”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向列宁学习革命理论，毛泽东同样注重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培养。那就是在土改同时组织群众“识字”运动。新中国走苏联道路，从基础投资到重工业化，建立了中国独立自主经济体系。为后来人准备了坚实的外交和发展基础。可惜，后来人并不继承革命传统：真正提高人民觉悟和创新能量，使得中国几十年的奋斗化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中国在建立了强大的政治基础后，应真正实现为人民建立平等参与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发挥人民自主的聪明才智，建立控制腐败、复辟势力的共产主义文明。没有新文明，势必将被旧势力所腐蚀。新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在马克思哲学指导下，沿着毛泽东思想正确路线，把人民的创造力发挥出来，建立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
生活富足结果无非两种：其一，一些人失去雄心、失去战斗力；其二，更激发人们的发展进步热情。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变为固态的社会结构，一些人懵懂劳作，另一些人在野心勃勃要占领世界金字塔。但，基础必须是以人民的创新能量的激发为条件的。资本主义下的现代社会是政治冷漠；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是政治鲜活、又红又专的人民“文化大革命”。
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使得美国发展成为世界一极；更高的政治经济学引领人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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