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先生由此想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经济学与西方的不同：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个人为了效益最大化不可能主动牺牲自己；而中国文化强调家庭或家族本位，即以家庭为单位计算成本和收益。为了家庭或家庭的利益，个人即使是付出牺牲也值得。但这种“牺牲”并非没有回报：在家庭利益最大化后，“牺牲”者很快会得到回报，而且相对于其为家庭的付出，还会有盈余：比如，现在徐先生的太太一定会过得非常适意，因为徐先生成了华人圈内知识经济学家，一双儿女也均已成才。
其实类似的故事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生：我一个高中同学，家里也很穷；于是，他弟妹都主动弃学，全力支持他一人。现在我那位同学有一个高薪的职位，弟妹也都从贫困的大山深处迁移到了城市，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
盛洪先生这篇论文写于两年前。我读后并没有太想起它。但最近有一件事，使我再度想起这篇论文。
在我生活的小区附近有一个花鸟鱼虫市场。市场的二楼集中了不少书法与绘画商家。这其中有我一位小老乡。这位小老乡毕业于首师大书法班，书法与篆刻功底很深，但他本人非常老实，不按圈内规则出牌，加之没有人炒作，所以，尽管一些海外华人都认可其作品，但真靠书法与篆刻过日子，他过得还是与当初宋庄那些未出名的画家一样艰难。不过，这位老乡从来不抱怨，对书法与篆刻艺术的追求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懈怠。
更有一天，他用手机给我发来一条长长的短信，短信写道：“最近，我反复思考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我就想到，国相当于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当于我老家农村非常贫困的家庭，让几个子女都去读书没有能力，只能举全家之力让成绩相对较好或离大学门坎最近的那个人去读大学。等这个人毕业了找到了好工作，能够挣钱，就能够反过来使全家脱贫。我不知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反正我自己一直这么想。所以，我看见别人挣了大钱也不眼红。国家都富了，我的日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读完这位小老乡的短信，我一下子想起盛洪先生那篇论文：盛洪先生提出“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学，我这位小老乡更进了一步，提出了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学。而我这位仍然在困厄中生活的小老乡并没有受过经济学教育，并没有什么更高深的知识储备，但他比谁都懂得大道理，更有着中国传统“家国一体”的思想潜存。
的确，在中国人眼里，“国家”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国”不过是“家”的延伸。也正因为“国”与“家”的延伸，因此，中国人区别于西方人的个人主义式计较，为了“国”可舍“家”，为了“家”可舍“个人”。也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先生当年提出“两个大局”思想：无条件富的先支持有条件富的，内地支持沿海，这是一个大局；等到了一定的时候，先富起来的人要回头反哺还没有富起来的人，沿海要支持内地，这也是一个大局。
但坦率地说，由“家”延伸到“国”，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家庭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前提是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或有一个家族长老的权威，足以使家庭成员之间的承诺能够兑现，足以维系家族不散；否则，先期作出“牺牲”者可能成为“冤大头”；而“国家经济学”要能够存在，也必须有赖于中央政府的权威，有赖于先富者自觉，而这两点，在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背景下谈何容易？
但即使再难，国家尤其是政府还是要想办法让改革发展成果尽快为普通百姓所共享。我也高兴地看到，中央正在往此方向努力。相信我那“以国为家”的朴实小老乡也能够很快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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