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及其问题
——评慕唯仁（Viren Murthy）《两种现代性的故事》
2009-6-21
中国从原来的封建王朝更替的古代历史，如何进入到现代化工业生产社会，这似乎成为一个问题。从前清时期的道统为本，以夷制夷地购买技术，到自强运动，再到改革开放讲究民主法制，如何发挥科技力量，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势力，一直是中国人民要进行的一场不断跋涉的崎岖之路。
一条路是利用私有制，加上专制权威控制，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买办与自新相结合，为中国道统服务，建立一个中国的新帝国。但是，多次多种多样的实际政治实践总归于失败。这就形成了中国“十月革命式的建设道路”。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毛泽东激发人民群众的力量，引进共产主义理念，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几经努力，较为有效地形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基础。这是一条走“公有制”道路的成功之路。
不管学者们怎么思辨，争论，中国的强大，到底走什么路的问题才是真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西方俄罗斯革命道路，都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什么道路走得通，这是多方面历史事件组合多种力量的实际操作过程。
借西方之势，走买办之路是走不通的，拉丁美洲的经验教训就是一例。中国洋务运动，自强运动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必须依靠自己，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学习、创新之路，走群众路线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社会基础共同前进的政治经济翻身历程。
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道路的扭曲现实，但是，如何超越“社会生产力贫乏”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历史规律有无的问题。
现代化，实际就是一个引入科技力量，化解生产社会化的实践问题。最终，还要回答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人民服务，通过人民群众的提高，解决人类社会劳动异化的问题，必须走“科学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公有制改造之路。为聪明的资产阶级崛起服务，就是依靠传统的私有制构筑社会生产力的动力，通过资产阶级积累财富，不断改进社会分配，走西方发达社会“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知识分子不是从这一历史现实发展出发，分析解决问题，而是引经据典，从已有的废纸堆里找出“圣人”的理想、道统，企图建立一种传统发展的招牌，以利于建造自身的信心。
如何积累财富、知识、经验，确实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信心、自尊心的问题，更是实力传承的问题，也是“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的问题。资产阶级并不代表真正的生产力主体“劳动者”，知识分子与劳动阶级的结合才是“反抗西方资产阶级固有帝国主义势力压迫”的有效方法。只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才能超越“一部分人富裕”的两极分化问题，才能避免阶级斗争的激化。这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所走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之路。
这里的问题是发展问题，而不是“西方化”或“儒教中国”的问题。这就是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差别。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早就解决了，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只有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汲取全人类文化精粹的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人类发展的方向是人类整体的健康、高尚和互助，这也是通过苏联、中国等人民革命检验了的豪迈精神与力量。
再沉溺于“现代化”思辨理论中，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必须摆脱经院研究，回归“为什么人”的问题。关注当前“乌有之乡”的讨论和理论实践倒是比较直接、有益的。
慕唯仁（Viren Murthy）在《两种现代性的故事》一文指出：汪晖解释说，历史地看，国家与市场是在一个单一进程中出现的。这一点是一个更大范围的论述的一部分，这一论述意在表明，虽然在根本上具有某些差异，晚清、1949年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及现在的中国，这三个社会之间，如果从高度抽象化的层面来看，是可以从中找到重要的结构性的共同点的。换句话说，这三个社会都是一个单一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进程中，不同政府都为中国留下了某些政策的遗产，使中国得以在民族国家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竞争生存。在汪晖看来，当今中国的领导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仍在继续着这一进程。
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现代化必须要走传统的私有制之路；并不能证明当今私有制之路就是成功的；并不能保证中国市场化经济政治不会改变为共产主义政治。现代性的深入：科学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的命题也绝不能工具理性必须服从政治经济利益这一社会问题的实质。
理论必须为实际利益服务，否则，理论就不是真实的东西，只是可有可无的游戏而已。重归毛泽东思想实践，就是今天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结合，并成功建立中国模式的唯一可行的道路。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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