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中国是因社会货币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缺失而导致的无钱消费和不敢消费共同形成了“内需不足”的供需货币失衡，被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减少显现出来。使现实中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退，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的经济困境 。
“政府主导财政投入、宽松货币政策增加向企业放贷”的危机对策在可能产生重复性建设经济结构布局难以优化、过剩资本流入股市催生泡沫、促长钱权交易公权腐败的不利情况下，还是不能根本性解决内需不足，供需货币比例失衡这一经济难题。因为中国目前只有10%多的投资能转化为有效需求（工资）。“源自最终消费领域的内需”如果不能切实增长，第三产业难以启动发展，两年后投资将被迫占到GDP的50%以上，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的政治理念主导下的社会主义今日中国，要实现供需货币比例均衡，就必须在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的基础上实现供需货币比例均衡，增加有效需求货币量。放大、激活最终消费领域内需。邓小平92年曾批示 “如果是仅仅少数人富有，那就落后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胡锦涛主席也指出 “我们已经具备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为减少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发展公共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障”。现在关键问题是：制定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制度切实使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愿望一致的目标得以实现。
现实的困境是：经济领域的主流意识与政治领域的主流意识不同一。表现为：
（一）政治上为缓解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矛盾而治理钱权交易腐败一旦涉及经济领域，经济领域的主流就以“腐败正是因为政府管的太过，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而产生”这种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逻辑性”理由加以抵制。
（二）政治上为保护广大劳动者基本利益的政策，甚至于《劳动保障法》，经济领域的主流均以“损失效率、损害市场机制、违反价值规律”之理由加以抵制。
（三）纸币时代，在经济危机中、产能过剩现实条件下，对为摆脱危机、扩大内需而出现的“国家直接向广大劳动者发钱”政策建议，经济领域的主流不做可行性客观分析，以“这是计划经济养懒人的平均主义、劳动创造财富，劳动者只有付出劳动才能分得财富”这些貌似合理的理由加以反对。
究其质，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为基础的国家政治为群体长远利益坚持的劳动价值论与以“市场主义”为核心、为基础的经济领域的主流为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坚持的需求价值论之间矛盾的体现。
故在当代，特别是施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澄清劳动价值论与需求价值论的区别、并将之有机的统一”，是经济学乃至政治经济学最关键的基础理论课题。否则劳动价值论在经济领域日益被边缘化，使党和政府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好政策、好主张在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消极面的影响下虽可家喻户晓，但难以深入人心，进而执政能力受到影响。使党和政府任何为群体长远利益出台的内需三农政策都会在经济领域遭抵制，难见实效。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完全顺从需求价值论的市场经济使中国不知不觉中偏离社会主义大方向。
以下是我以人类经济生活客观现实为基础，以人类客观正义（参见《哲政经通论》政治篇之“总泥正义论”）为总览对劳动价值论与需求价值论的区别与统一进行的思辨和论断。希望能抛砖引玉，得到您的指正。
需求产生价值。
一人对此物没有产生需求，则此物对此人没有价值。一物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任何需求，则此物对人类而言没有价值。
所有有价值东西总称为“财富”。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是支配“有利确保人类肉体生命永久存在的所有人类行为”的意识、观念、思想、学说、主义、制度。物质财富是保证人类生存和美好生活享受所需的自然存在和经人劳动生产出来的物质及劳务。
可以用于交换的财富叫“商品”。人类有目的劳动的产品因都能满足人的某种需求而都具有价值，但有价值的东西不都是劳动产品。
商品的价值量因交换而显现。没有交换的商品不能显示其价值量，完成交换商品的价格就是此商品的价值量。商品的价值量由供需双方交换意愿均衡点愿意接受和支付的货币数量决定。
交换价格由商品的市场稀缺度；供需双方供给与需求意愿强度；有效需求货币量共同决定。商品价格由货币数量显示出来，而使人原意支付货币的动机是人对这一商品所具有的“效用”的需求。一人对一商品效用需求强度越大愿意支付的货币数量越多。多人对同一商品产生同等强度的需求时，拥有可支付货币数量越多的人愿意支付的货币数目就越多。
可支付货币量，即有效需求取决于一个经济体内的货币总量和货币社会分配制度。
需求强度由人的自然属性泥土律需求层次决定，生存层需求是刚性需求，强度大。向上层需求是致导性需求，强度小，弹性大。【广告能创造致导性需求，故广告能创造价值】。
需方需求强度和可支付货币量最终完成了“需方定价”。
商品供应者，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已支付货币量决定了的商品成本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商品效用在市场中的稀缺度，对需方定价决定作用的预期判断决定商品的“供方定价”。
稀缺度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现实生产技术能力的限制以及人为的市场垄断程度。【垄断创造稀缺度。故垄断增加价值】。
供方定价与需方定价在市场上的均衡点就是商品的交换价格。稀缺度高、需求强度大、有效需求货币量大，则商品价格高。价值大。反之则低，则小。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客观价值规律，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同物理定律一样永恒不变的基点，是一切经济理论的前提。【价值理论上很小的谬误都会相应传染给所有别的经济理论的结论而成为误导经济的谬论】。
虽然需求产生价值，有价值的东西不都是商品，但一切商品都具有价值，并且一切商品都是人们为了某种需求目的而付出不同程度的劳动的产物。是劳动使一物显现或产生能够满足人的某一需求的“效用”，而使其产生了价值，成为了商品。然而商品的价值量，即商品的交换价格的表现形式“货币数量”是市场交换过程中供需定价的均衡点最终决定的。劳动只是供方定价的基础“商品生产成本”的构成要素之一。其价值因商品生产组织者的”需求”而产生。其价值量，即“工资”由资方对劳动者素质能力相对于商品产出目的需求的强度和可实现货币利润的预期共同决定的“资方劳动力定价”与劳动者根据自身素质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稀缺度对资方劳动力定价决定作用的预期判断决定的 “劳动力自我定价” 两者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均衡点最终决定的。
劳动时间只能决定单位劳动价格下劳动价值的总量，即工资总额。劳动不能直接决定商品的价价值量大小，即商品价格的大小。
作为价值本质的一般性论述，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劳动价值论是以偏盖全的主观性价值论断。 实际上，人类的物质财富中，阳光、空气，是每个人生存必需之物，其对人的价值自在，但与劳动无关。精神财富中，真理与正义，道德与荣誉，友谊与爱情，这些用金钱都买不来的东西对人类永远存在、生活的幸福与快乐需求具有绝对的价值，但它们同样与劳动无关。劳动只是物质商品、劳务商品价值构成的必要性条件之一。脑力劳动也只是人类精神财富价值物中的一部分。
“劳动是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的论断客观成立的先决条件是：劳动产品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
“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是“供需均衡价格论”特殊条件下的正确论断。
（1）经济体内全部货币与所有商品对等对应。
（2）商品不具稀缺性。劳动者自身素质无差别。
（3）人对一商品的需求强度与生产这一商品所用劳动时间成正比。
在此条件下，劳动时间能决定商品价值量。但实际上以上两种论断是非客观性假设。
现实中的任何事物，存在就必有道理，就必有其自身的客观合理性。包括相互否定对方的“需求价值”和“劳动价值论”。
在商品经济发展之初，针对重商主义将金银视为社会真实财富和重农主义反对重商主义主张只有农业产品才是社会真实财富这两种财富观，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提出“一切劳动产品都是社会财富”的论断。李嘉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出于对广大劳动人民构成的无产阶级贫苦境遇的同情，为获得给无产阶级争取利益主张的正义合理性证明，完全接受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并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但是劳动价值论的“非客观性”和与之相对应的需求价值论的“客观性”中的“客观”仅仅是相对:现实中商品永远是只能满足个体的即时需求及人的“个上”（利己）属性的“客观实在性”而言的。
需求产生价值的客观自在性、经济以个人即时需求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现实状态的客观自在性，使西方产生出：以杰文斯在人类泥土律（客观人性：见《哲政经通论》政治篇）属性需求偏好基础上建立的边际效用理论；马歇尔在边际效用基础上形成的剑桥学派经济理论；张伯伦垄断、竞争增生价值的经济理论；索罗对经济目的未做资本和人本区分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为表现形式的“需求价值论”。
需求价值论的“价值”基础是：现实中个体的人对现有商品功效的即时需求。其规律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人性中人的自然本能属性“泥土律”。其核心是：个体人本能的向上欲（个上）。故以需求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与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价值取向、意识形态高度匹配同一的经济模式。它使个体在经济生活中获得了完全的个上自由，使个体之间充分竞争、个体向上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使整体经济得到最大的发展动力。“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原理基础。”也正因此在西方个上意识形态下产生出：斯密“个人自由最接近完美正义”意识下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李嘉图忽视个体国家生存层需求刚性、独立排他性客观现实，只关注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自由贸易理论；帕累托认为社会过度不平等具有客观合理性的“二八法则”经济理论；熊彼特片面强调个上积极作用一面的创新主义经济理论；哈耶克片面强调个上优点、群平缺点，主张“完全自由市场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布坎南否认经济数学模型化，但终极虚无，以个上为核心依据的公共选择经济理论；卢卡斯论证政府干预无效，反对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理性预期经济理论。
“个上”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灵魂。以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个上自由是每个人追求个人幸福的直接手段，但个体又必须以群体方式生存，而个上自由又对群平、公共利益产生危害。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开创者：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论断，打消了人们的顾虑。“自由市场经济在赋予追求幸福的个体放任的自由的同时又能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是何其的完美正义！于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成了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价值取向的西方社会中人们的普遍信仰。
但实际上需求价值论下的“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论断”和劳动价值论下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论断”一样，其真正得以实现也是有其自在的前提规定的。
（1）经济体内所有货币与所有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对等对应。
（2）资源不具稀缺性、生产技术无垄断、供求信息完全且对等，即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
（3）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受益主体，即广大劳动者，素质能力无差别且可完全自由流动。
而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真实情况是：作为商品生产供给者的资产阶级，为了实现其自身货币利润最大化这一终极目标，以货币资本为手段违反自然法，大量私自占有群体成员共有的商品生产资料（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控制创造出新需求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技术的专利权，尽其所能最大程度的制造市场垄断，增大自己拥有商品的市场稀缺度。使大多数人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去换取货币（工资）来保证生存。同时资方又利用生产商品要素之一“劳动力”的供应者个体分散无法形成垄断，不具稀缺度的特点，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单位时间工资量、在整体经济内以增大货币总量进行价值稀释的方法在价值社会分配中最大化减少劳动要素的价值量。以达到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由此最终产生的社会后果是：
（1）那些被剥夺自然法赋予对自然资源，生产资料所有权、使用权 并因自身素质条件不足、资方对劳动力需求减少而失去工作机会的人，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圈之外，变成赤贫，而引发社会动乱和社会整体性灾难。
（2）导致工资货币总额相对资本货币总额的比例越来越低，使整体经济中有效需求货币量占总货币量的比例越来越低，供需货币量失衡，有效需求不足。进而使以追求最大化显性货币利润为终极目标的资方无法在最终消费市场得到货币利润，形成生产相对有效需求过剩，而发生经济危机。
（3）在“有效需求货币数量”对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刚性制约下，使大量货币以剩余资本的形式被挤出实物商品经济循环， 脱离了与实物商品的对应关系，形成了货币自我增殖的虚拟金融市场。通过虚拟泡沫给人的虚假利润预期，诱使整体经济中的潜在有效需求货币耗尽后整体上资方资本已无利可图，于是又爆发了金融危机。
总之商品经济时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只要以“个上”为灵魂的“资本货币利润最大化”最高目标存在，“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就是一句永恒的谎言。是奴隶主哲学。（纸币时代这一谬论将被加速凸显。
基于对以需求价值规律主宰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危机及社会问题的反思，西方先后产生了：李斯特对生存层向上层需求加以区分的民族主义经济理论；穆勒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综合主义经济理论；施穆勒主张经济正义性均衡的历史学派经济理论；凡勃伦关注群体性良知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制作用的制度学派经济理论；凯恩斯注重需求管理的国家宏观干预经济理论；缪尔达尔主张务实、刷新思想、趋向正义性均衡的制度主义学派经济理论；欧根关注到群平、个上和谐的国家干预三原则经济理论；加尔布雷斯趋向人本主义的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萨缪尔森超越群平与个上这一基础矛盾，以人类最高视角求正义性均衡的新古典综合体系经济理论以及西蒙以有限理性对放任自由予以否认的现代企业管理经济学理论。
劳动价值论不同于以“个人、即时需求”为基础的需求价值论，是针对人类“群体、长远需求”目的而做出的客观性论断。
为了人类肉体生命的永久存在，以群体方式生存的人类必须保证群体架构的存在，而群体存在的客观底线是：群体中所有个体获取生存必需物质结果平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基础）为满足整体、长远需求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灵魂就是：保证社会分配公平。劳动价值论就是为给“以群体中最广大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为参照进行价值分配，进而实现社会分配最大程度的平等”的正义合理性做理论支持。
由于现实经济中，整体必然是由个体组成，长期必然由即时组成。商品又永远只满足个体即时需求，而组成群体的个体中绝大多数人客观上都是以本能的个人视角支配即时行为，不具备“使满足自身即时需求的行为符合群体长远需求”的理性能力。（毛主席为此在中国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改造人类自私本能的社会实践）。
为了避免需求价值规律下社会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发生，形成了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不同的计划经济模式：生产资料公有，按计划组织生产、分配社会产品，实现群体平等。但这又使理性认识不到群体长远利益与自己根本性利益同一、或理性不能战胜本能的群体大多数人感到个人追求向上享受的自由受到压制。使整体经济发展缺乏向上的活力，相对自由市场经济体整体落后贫穷。独立国家身处无人类终极正义主导，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当代人类大群体中，落后就会挨打。这又直接危及到了国家生存需求的根本性利益。形成了“正义的两难”。
这就是人类执“个上”与“群平”这一人类内生基础矛盾之一端的两种正义观、价值观、意识形态反作用于人类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价值论，以及在两种价值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两种经济模式下社会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
面对因没有客观正义的明确认知、群体没有统一、主动维护群平与个上这一人类基础矛盾保持均衡和谐而产生的个上自由导致社会灾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困境，在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产生出了：庇古应对市场失灵，确保全体社会成员生存层需求满足的福利经济学理论；舒尔茨关注制度技术对经济的作用，误论工农剪刀差的人力资本理论；诺依曼放弃真理唯一性，以相对论为终级观的博弈论经济理论；丁博根以局部有效的战术性代替整体性战略性质的计量经济学理论；科斯只专注于解决经济不确定性，主张产权明晰，把“作为手段的经济”当成人类社会生活目的的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刘易斯误论工农转化并提出著名的“刘易斯悖论”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诺思关注传统意识形态，提出“路径依赖”的新经济史学经济理论；斯蒂格利茨因被违背货币客观本质而失灵的市场表象左右，不明最终市场定价单一价格上传与多层中间市场定价多层上传的市场信息上传机制区别，而对市场自发调节机制产生怀疑的信息经济学理论。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用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一次次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付出了群体大多数人感到不自由的代价，却换来了整体性发展乏力、相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缓慢的结果。苏联为“个上自由”退回到资本主义。中国在坚持 “群平” 传统正义信念的同时，为了摆脱落后的危险，作为化解正义的两难，改变计划经济模式，施行有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以求得释放、发挥个体向上的活力。进行 “既要群平又要整体向上动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表现为在政治领域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但在经济领域劳动价值论被边缘化，需求价值论实际主导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理念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与时俱进，以德治国”再到“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不断发展。
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完全遵从需求价值论，要使群体所有成员在经济生活中行为不以损害他人为手段实现自己的向上自由，需要有一个永无止境的法律完善过程。完全遵从劳动价值论，要使群体大多数成员向少数正义的社会精英、先进分子一样，以正义理性完全战胜本能，在经济生活中达到个体向上自由与群体长远目标同一，需要有一个漫长的社会文化进步过程。
但不管是当代追求个上自由政治下的美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还是当代追求群体和谐政治下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模式，乃至任何人类经济模式，都需要有一个确保有效需求货币量的 “供需货币均衡” 即： 保证消费最终消费品的需方（最广大劳动人民）拥有的有效需求货币总量与资方通过多环节、多层次组成的生产链最后提供的最终消费品包含显性利润在内的价值总量处于均衡状态。这是现代商品货币经济长期正常运行的前提性根本保证、客观基础。
不同之处在于：追求个上自由政治下的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关注的是有效需求货币总量，是钱。是只顾个上自由，将群体平等弃之一边的“客观性均衡”。追求群个和谐政治下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模式下，关注的是有效需求货币总量的拥有者，是人。是将群体平等为基础追求个上自由的“正义性均衡”。这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本质区别。
“只要有效需求货币总量有保障，资本能够实现利润就是好的社会”和“在有效需求货币总量有保障，资本能够实现利润的基础上实现群体成员共同富裕才是好的社会”是同在市场经济模式下资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本质性区别。
包括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者在内的自由主义市场经理论信仰者会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普遍比发展中国人民富裕，这是铁的现实，故美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榜样。”但以人类整体经济视角、透过现象看本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普遍比发展中国人民富裕是建立在20%的发达国家人口占有80%人类现有总财富基础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因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相比照有优越感、满足感，（这也是列宁说：垄断资本主义朽而不死的原因）但这丝毫也掩盖不了西方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违反“个上与群平这一人类内生基本矛盾的均衡和谐”这一人类客观正义原则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必然导致社会成员间过度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性缺陷。【即便今日，美国如果落实中国主流经济学者仍在倡导的“产权清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理论信条，那么将有几千万户“自由富裕”的美国人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有此反衬，中国人应体会到毛主席“打过长江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英明，政府坚守公有制为主体并参与主导经济的宏观调控策略以及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价值】。
基于此，因世界经济危机而陷入困境的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扩大内需“必须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上增加有效需求货币量”，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其关键就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三农问题。然而要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首先必须认清其产生的客观原因，即工农剪刀差的成因。
农产品只能满足呈刚性的人类生存层需求，需求数量上具有自然上限。同时在人类正常社会秩序客观上“不允许利用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刚性、需求强度，以增大稀缺度、产生垄断价格的方式增加农业产品价值量”（假如允许农民将不愁钱）的情况下，“农产品价值总量的自然上限性”使农业（第一产业）必然在与因提供满足人类无上限的向上层需求产品，价值量增长无上限的工业、服务业（二、三产业）共同组成的整体经济中，占有货币量的比例不断下降。即工农业之间产生的“剪刀差”。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上顺从市场经济模式遵循需求价值规律进行社会货币分配的必然结果。
在以“共同富裕为最高目的”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是：“以整体长远需求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均衡制约以个人即时需求为基础的需求价值论”。 只要实现供需双方所占货币总量比例的“正义性均衡”。就是达到了劳动价值论与需求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当代商品经济就是货币经济， 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认清“货币是现有商品价值对等对应物”这一货币核心客观本质（参见《哲政经通论》经济篇之“论货币客观本质”） 货币是现有商品价值对等对应物这一客观本质，决定了在增量无自然上限的“纸币”时代，任何一个拥有货币发行主权的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在资源、技术、劳动力具备的条件下说“资金短缺 制约经济发展”是伪命题。国家举内债是荒唐之举。它只能证明经济体内部因社会货币分配方法错误而出现了供需货币失衡，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方法存在缺陷的客观反映。出于对意识形态的信仰，总是尽量地抑制货币的发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实，正是由于没能认识到现代货币的本质已经超越作为“特殊商品”和“一般等价交换物”的历史阶段，总认为货币的发行必须与所拥有的黄金和社会商品总量相适应，增发货币必然会出现通货膨胀，从而不敢大量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现代货币。这就直接导致国家一方面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而自豪，另一方面却总感到资金短缺，难以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人民生活难以迅速提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出现“短缺经济”的现象。实际上，在一个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内部，大量增发货币只要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规模相适应，只要确保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不可能产生恶性通货膨胀。可惜的是，由于这一认识上的失误而导致的所谓制度性经济短缺，成为了一些人诟病社会主义制度缺陷的重要依据，更导致世界范围内首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失败。
人类向上欲无尽性属性自然自在。理论上：人们的真实需求商品的量永远大于社会供给商品的量。 市场经济中出现生产过剩，即有效需求不足，必然是供需货币社会分配失衡所致。而高储蓄率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的原因有两种情况：（1） 做为消费主体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货币分配结果差距过大，在市场现实商品结构和物价水平条件下，一部分人受个体消费自然上限性的限制， 产生大量剩余货币；一 部分人因缺少货币真实需求不能转变为有效需求。（2） 现实经济社会环境使一部分个体对自己未来基本层需求（大病就医、子女上学）满足的保证不能产生确定性的预期，而将货币用于预防性目的储蓄。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和现行经济制度的缺陷，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综合产物。这些整体性经济问题的解决超出个体社会成员能力之外，必须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今日中国，农民真实需求（潜在需求）巨大，只是因没有货币不能转化为有效需求；生产满足农民提高生活质量需求商品的资源、技术、生产力客观条件具备。第一产业（农业）中存在巨大剩余劳动力，农民勤劳肯干。关键是“启动货币”。
货币的客观本质是“现有商品价值对等对应物，是包括劳动力商品、初级市场商品、中间市场商品、最终消费市场商品在内所有现有商品所有权使用权的代表符号。而在国家可以凭完整的货币主权无限创生货币的纸币时代的货币筹集、产生方式完全可以不同于金属货币时代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增发纸币直接注入最终消费领域、直接放大有效需求货币量”就能够启动发展经济。以最终需求拉动经济健康发展，摆脱危机，并最终增加社会真实财富总量。
解决三农问题；扩大内需启动农村市场；发展第三产业；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问题的多种表述。其关键点或者说制约中国整体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关键点是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现有资源的配置方法问题。拥有货币发行权完全货币主权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是“如何正确使用货币的方法问题”。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资本家垄断货币金融体系，利用增发货币，信用贷款、超商品价值增速放大货币总量，稀释商品价值量，以收取利息的隐敝形式，在连实业资本家都感觉不到的情况下完成了社会财富的转移。并没有影响到实体经济内部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那么同理，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一般性手段——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对供需货币比例失衡难以奏效的经济危机时期，就可以采用“特殊手段”：利用国家垄断货币金融的权力，反向操作，通过增发货币，价值稀释的方法，在不影响实体经济效率的情况下，向需求方（广大劳动者）转移货币，以达到供需货币比例均衡、摆脱危机的目的。
资本主义的价值稀释是在需求价值作用下制造经济危机 ！
社会主义的价值稀释是在利用劳动价值论避免经济危机 ！
“以基年GDP为基准的预期增长额度为限度的新增货币直接注入最终消费品领域”必须上升为经济制度法规。因为纸币取代金属币而产生纸币铸币税的客观本质性原因就是：为了满足由多层次多环节构成的整个供方（资本）增加商品供给量后可以从最终消费市场的有效需求货币中赚得显性货币利润。同时，这也是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确立，最终消费品市场定价向上传导的市场价格传导机制的确立，正真发挥市场自发调节核心功能的根本性、基础性保障。
附：建议
好的政治形式就是建立一 种非暴力自我修复的社会机制。基于此，中国现在结合社会、经济客观条件，应采取的关键性举措是 ：
一、凭借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利用国家控制货币发行权的条件，增发货币，或全民平均分配，或以缩小贫富差距只由直接分配给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直接打通国家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传导机制，让来自最终消费市场放大的有效需求货币量使生产企业恢复、增加真实的盈利预期，恢复增加人们对整体经济的信心，化解当前银行惜贷，企业拒贷对国家货币政策的反制困境）。
二、利用公有制基础优势，将国有资产挂名平分给全体国民，成为每个国民平等拥有的不可兑现，不可转让，不可继承的个人资产，只限于个人大病医疗的最后货币支付手段。（结合现有、正在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用制度保证置换出居民用于自己生命保证的预防性储蓄货币，增加市场有效需求货币量）。
这两种方法都不会直接触及现有社会状态下既得利益者的直接性利益。所引起的社会波动比08年股市蒸发掉20万亿要小得多。这一货币策略是保持社会平稳，社会成本最小，所遇现实阻力最小，但同时又具有直接、明显的实效性，可操作性的温和式社会变革改良的方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特性的真正发挥。是现实困境中摆脱危机，撬动整个社会良性健康发展的阿基米德点。是一通百通，一石数鸟的政策方法。其直接效果表现为：
一、 扩大了内需。保证了经济增长，增加了就业。
二、 直接放大有效需求货币量、消化掉部分即时过剩产能、缓解供需货币比例的失衡。
三、 形成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自动优化产品结构，对冲掉投资拉动增长所产生的弊端。
四、 促成了最终消费品市场定位价格形成体系的建立，完善了市场机制。
五、 破解了三农问题，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促进房地产产业的复苏发展。 直接打破制约第三产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六、 放大市场规模，发挥出国内市场规模巨大新产品能够形成规模效益独有优势，带动新产品的研发。以市场增大科技创新的动力。
七、 化解美元贬值，人民币相对被动升值，而给现实产业结构下出口企业产品出口快速萎缩的困境。
八、 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保证社会稳定。
九、 加大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增强党的执政地位。
十、 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进而为全人类稳固了这唯一的客观正义基石。
关于对由此产生的“通胀”的担忧是错误的固有思维定式所致。这种通胀是与人类经济史中所有膨胀性质不同的通胀。它不是供给链断裂，商品总量减少的通胀，也不是战时增发货币用于国家消费的通胀。而是来自供给链正常条件下的广大民众的最终消费货币量的增加，是广大人民感到满意状态下的通胀；是经济繁荣，企业能够实现更大化货币利润，社会就业普遍增加状态下的通胀；是社会稳定人们对生活美好预期信心充足状态下的通胀；是以往人类经济生活出从未有过的“良性通胀”，并且国家可根据市场商品总量控制货币直接转移速度进而控制通胀幅度。 同理由此而产生的货币贬值也是良性的，可控的。
再有，这种国家直接向最终消费者分配货币的方法，与俄罗斯向国民直接分配国企股票的经济改革方法性质不同，它不会发生俄罗斯那种社会财富快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后果。 而是恰恰相反。实际是通过货币稀释手段、方法，进行隐蔽、温和地进行社会公平分配。是“使少数人暴富的传统通胀”的反向操作，并最终增加社会真实财富 。这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压制竞争、削弱个人积极性、奖懒罚勤的平均主义，只是市场经济危机期间的劳动价值论核心灵魂支持下的“特殊”手段。不是在否定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在修正市场经济产生的错误，根除货币致导型经济危机，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构建长久稳固的基础。
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最关键性的问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中国农民在中国整体经济中的处境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处境极为相似。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 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客观、直接的证明。它能最有力的向世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与人类正义的同一性。
关键点是：社会主流意识要从主观上破除向农民转移货币的“割肉幻觉”要认识到：这是中国经济整体走出困境的客观性、必然性要求，是中国率先走出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唯一选择。且最终会是社会财富整体真实增长。
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正义普适性的体现：纸币铸币税因国民集体赋予国家的公权利而产生，其收益理应由国民直接占有。这既是人类群体正义的基本性原则，又是符合市场经济整体发展客观规律要求——真正形成最终消费品市场定价上传机制；真正形成需求拉动型良性经济增长模式。（仅78年至今，中国的基础货币量就扩大了230多倍，年增21.7%，已达近12万亿元） 故返还铸币税，向农民发钱具客观正义性。
另外，工业反哺农业是中国当代社会的道义性责任与义务。是农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用几千万条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是农民建国后的艰苦奉献换来了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的建立。改革开放后，又是广大农民工的汗水换来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物质财富。而今天，又是2000多万农民工忍受失业的痛苦才保持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基本稳定。
故在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的今天，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特殊手段，利用国家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增发货币直接向农村转移。从化解摆脱危机、健康发展的经济角度来说是客观必要的；从共同富裕、和谐稳定的社会角度来说是公平正义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价值论与需求价值论有机统一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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