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周 恩 来 关 于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 思 想

陈 寒 鸣

[摘 要] 周恩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论述，不仅曾经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至今仍能给人以多方面的科学启示。

[关 键 词] 周恩来；社会主义建设；四个现代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围绕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究竟应如何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等等，周恩来均作了大量论述。他这方面的思想，不仅在实践上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且对于当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新民主主义社会及其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有一个始终明确而又坚定的理想目标，就是要通过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从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但这理想目标，难以一蹴而就。不仅革命本身要经历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而且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等因素，决定了不可能一步到位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及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

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对此论之甚详，而周恩来则着重从经济角度作了厘析，指出二者的基本区别，在原则方面表现为：“1、无产阶级领导的经济还是资本主义领导的经济；2、为多数人还是少数人；3、以劳动大众为主附加自由资产阶级，还是以资产阶级为主附加劳动大众；4、基本上计划经济，还是完全自由主义经济；5、如果个人或少数人利益与大多数人不冲突时，则大多数加少数；如果少数人或个人利益与大多数发生根本冲突时，则抛弃少数而顾大多数。”总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1）从这种认识出发，周恩来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一，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就是说，要在符合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的和长远的利益的原则下照顾私人利益。第二，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与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否则，工农业的盲目生产，就会发生过剩与不足；商业的盲目经营，就会扰乱市场，波动物价。第四，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第五，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听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工作人员。”(2)他更十分郑重地指出： “ 正因为工人阶级才能担任领导而资产阶级决不能担任领导，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其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而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不受到批判和改造。（3）”周恩来又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非常精辟的分析，说：

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长期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中间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过或同情过人民解放斗争。解放后，他们逐渐参加了人民中国的建设，并在国家的领导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4）

就是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懂得这个辩证关系。”（5）据此，我们应认识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我们国家五种经济成分之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人民中国并不是可能不受限制而自由发展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承认了这个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要在国家经济领导之下的。因之他们在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是有可为的方面，亦有不可为的方面；有被容许发展的方面，亦有被禁止发展的方面的。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容许发展；凡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不容许发展；凡能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就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这是《共同纲领》规定了的。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才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私人经济事业如果不受限制、不受领导而任其自由发展，则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回复到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的经济。非如此，即如彼，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6）而且，更应认识到“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麻痹起来，就会发生政治性的错误，就会失掉这个前途，就会与资产阶级混同起来。丧失前途，丧失立场，混同思想，那是很危险的。如果共产党人不认识这一点，不是从基本原则上去认识问题，去实现政策和策略，用适合于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方法来跟他们做朋友，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很难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只有明确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才能恰当地解决资产阶级问题，这是现在国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7）

由此可见，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及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为什么呢？这不仅是因为这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而且更由于这阶级自身有着别的阶级不可能具备的优点。周恩来对此申论道：

中国工人阶级尽管人数少，而且其中还有若干人受过封建的影响，但是只要积极工作，发展生产，跟世界上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先进理论相结合，这个力量就是无穷的。它是新生的力量，一定会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在中国是有远大前途的。工人阶级能照顾全局的利益。将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展工商业，不仅对本阶级有好处，对农民有好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有好处。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它要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逐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根据它的思想，根据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才可以使中国工业化，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不能因为它人数少而忽视这个最可靠、最有希望、最大公无私的阶级。

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既要看到它“还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我们还要尽量地利用它的积极性进步性”，更要认清“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损人利己”，故而必须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什么样子呢？就是要使他们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办事，以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义文化的要求。所谓改造，就是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他们有利可图，有适当的发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在文化上，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逐步地改造他们的思想，以至改造他们的家庭。改造的结果，就会使他们走上《共同纲领》的轨道。”（8）

总之，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考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具体分析中国实际认为：“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这就需要在过渡时期中，不仅必须确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领导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被领导的”，而且“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此外，还要“使各种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9）历史事实已经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平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发掘传统、吸纳新知，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具有一定社会主义性质的理想社会模式。但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都没有能够真正了解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因而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就都只能是空想的而非科学的，并且又都只能停留在纯理论方面而难以转化成为现实的实践行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分析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把握中国以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基本规律，不仅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以这理论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在神州大地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使中国人得以感受到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转化成为现实的希望。

周恩来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10）就是说，社会主义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前提，即必须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基础。只有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叫做社会主义，否则便不足以社会主义称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基本的原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性、共同性的特征。唯其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当然，不仅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而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不可能全然划一地实行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允许其他经济成分存在。但允许其存在并不意味着任其无限度的发展，以至构成对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威胁和侵害。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就已应“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受到限制，成为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这种限制是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的。孙中山先生提出过‘节制资本’，就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它不能无限制地自由发展。”（11）至于在已经确定起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体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应如此。正如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指出的那样：“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里，为主的仍然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绝不是要让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占据主导地位。

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绝不可能“为崇高的目的而奋斗”，其“本质就是唯利是图，就是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12）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资产阶级的本质并不会因为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有所变化而发生改变。1999年2月22日《中华新闻报》所发《暗访“集中营” 解救打工者》说：“近几年来，媒体披露了新型社会劳动关系下，打工者被雇主（或老板）体罚或毒打等各种污辱人尊严和侵犯人的事，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保护打工者合法权益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篇报道揭露的是广东台山市水步镇一个罗边纸带厂的事，文章有三个小标题：“没有围墙的‘集中营’”、“这里的人不被当人看”、“对他们来说自由是件奢侈的东西”。据说这里没有围墙，但老板养了20多条狗，散布在各条要道上。在这里打工的人没有姓名，只有号码。厂房除去两扇小小的门外，连通气的窗子都没有，里面黑黑的。许多人耐不住老板的虐待伺机逃跑，而逃跑者一旦被抓回则会惨遭毒打，更受摧残。打工者们有的在这里干了半年，有的近一年，没拿到一分钱；当被解救时，老板也就只给了一千元人民币。可是，这些不幸的人，没有人敢同老板理论，更无人去法院上告，因为他们最大的心愿是“立即离开他们称为‘地狱’的厂区。” 此 例当为典型，普遍存在着的是众多私营企业用工制度不规范，以及由于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导致劳动关系紧张的状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的目的”；“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2）他在为第一国际起草的《共同章程》中说：“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马克思讲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但上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事实，证明了凡是劳动者在私人占有资本的所有制经济下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其受资本拥有者的支配、奴役就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就应当同时允许占有资本的存在。但同时又必须认识到，私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对抗性矛盾，以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私营企业主绝不可能成为以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指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我们显然不能以为在私有制基础上、依靠占有资本的私营企业主能担当这个任务。（13）我们不能以为在私有制基础上，依靠占有资本的私营企业主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如果这样想、这样做，实际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

（三）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周恩来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种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14）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十分重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回视历史，中国共产党向来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早在1939年，中共中央就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并在党所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有效实施了。全国解放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党中央认定：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特别是由于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科学、文化均很落后的国家，就更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使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态度，至于反革命分子只占少数。事实愈益教育了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一道，并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因此，团结知识分子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党中央据此而对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绝大多数都继续给以适当的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了负责的工作；对于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则努力帮助其就业，或者给以其他的适当的安排。在政治方面，党和政府给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地位。同时，党又积极帮助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在业务方面，党也采取许多步骤和措施，帮助知识分子改进工作方法，提高业务能力。此外，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花了很大力量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其中，相当数量是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这样，中国知识界的面貌就已发生根本变化，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5）总之，“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16）

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周恩来不仅要求人们树立起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认识，而且还为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而提出一系列具体主张，如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这待遇既应体现在生活方面，又应在政治方面有所体现，要关心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此外，我们还应该在工作人员中进行教育，让他们懂得怎样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而不要在无意之间伤害了他们正当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任何一个正直的劳动者应该有的。”（17）周恩来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着实际工作中发生过的失误，提出在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应着重解决的六个问题：第一，信任他们。他们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自我改造，党就要信任他们。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第二，帮助他们。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需要党的帮助，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去帮助他们，对工作才有好处。第三，改善关系，首先是党委、党员方面应先主动检查自己是否与知识分子搞好关系，不能只责备人家。检查了自己就能引起共鸣。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要通过党员和党组织来实现。第四，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使人感到诚意不够。问题能够解决的，一定要解决。现在问题成堆，不能一下都解决，但要负起责任来，力求逐步解决。第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各级领导要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第六，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错误都要改正。改要有实际的行动。（18）总之，一定要想方设法地采取一切措施，最充分 地动员知识分子的力量，最大限谋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这是周恩来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他为了贯彻这方面的思想主张倾注了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唯其如此，不仅劳动者称其为“人民的好总理”，而且知识分子也由衷地把他当作自己真诚的朋友。

周恩来又指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在奴隶社会为奴隶主服务，在封建社会为地主阶级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服务。”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19）他着重分析了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说：“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时，知识分子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很少，只有剥削阶级才有条件求得知识，求得更高的知识。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常常容易接受并传播剥削阶级的旧观点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当然，“在旧社会，也会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能预见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的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敢于反抗当时的统治阶级，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中来，为新的阶级说话。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投降了进步的阶级。”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尽管其中有同情革命的、有靠近革命的、有参加革命的，但第一，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第二，都曾为旧社会服务；第三，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一部分人还受过封建教育。“这三条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根’，这种‘根’，不能否认。”(20）这样，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以后，就有了一个转变自身立场的问题，即必须要确立起“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眼的人民立场。”（21）而在知识分子工作中，也就不能“只看到知识界的进步而不看到他们的缺点，对他们过高地估价，不加区别地盲目信任，甚至对坏分子也不加警惕，因而不去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或者虽然看到他们的缺点，但是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应有的顾虑，因而不敢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22）

现在来看，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上述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不仅正确，而且取得了成效。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即已采取“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23）其后，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广泛开展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而知识分子的改造主要“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常常在三方面都受了影响。但是一般地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24）在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运动中，党不仅提出了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及进行“学习与改造”的任务，而且进一步提出公开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任务，并指出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目标包括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如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揭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等。这在当时是很必要的，因为建国初期，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约有200多万人，他们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深受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思想方法上保留着旧的范式，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观点。这些都是和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改革以及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不相适应的。正是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克服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比较自觉地接受、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

1949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以后的历史还将进一步证明周恩来的断言：“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联盟，将随着我们的工作的发展，而一天比一天更巩固，更强大。依靠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 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5）

（四） 以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

现代化，是中国近百年来始终追求着的奋斗目标。而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则为这目标的实现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周恩来不仅向科学界人士指出，这个方向和目标“正是近百年来中国科学家所寻求的”，“这也就是规定了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目标”，（26）而且还认为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不抓生产是不行的”，“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27）

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发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而奋斗的号召，指出：“我们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有计划的迅速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28）这里，有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当然，与后来所说的四个现代化相比较，多了一个“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而少了一个“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并且，明确认为不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就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周恩来始终十分重视科学技术，曾说：

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和利用科学。（29）

提出必须“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具体谓：“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仅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还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30）

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指出：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31）

1975年1月13日，他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此再次予以重申。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成为周恩来遗留给中国人民的最后号召。

周恩来不仅始终把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而且还谆谆告诫世人：

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现有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努力，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

并很豪迈地说：“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 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难道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32）这其实也是他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如其在1956年即曾把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并说：

有人问：既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日益发展 ，并且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出现了经济和技术的广泛合作的可能性，我国是否还有必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呢？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情况虽然同苏联建国初期在经济上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极有利的条件，但是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要很大的国家，仍然 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这是因为，从国内的要求来说，我们必须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从国际的要求来说，我国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并且可以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因此，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33）

1960，他在科学分析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关系问题时指出：“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的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经济上也是如此。”（34）当然，关起门来搞建设也是错误的。在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35）即便是在政治生活、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36）但关键毕竟还是在于我们应确立这样的认识：“自力更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中国人民不是懒汉懦夫，过去没有、今后也决不会依赖别人过活。我们完全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37）




[注释]
（1）《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0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上书下卷第82—83页。
（3）同上，同上书第81—82页。
（4）《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同上书第93页。
（5）《“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同上书第82页。
（6）《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同上书第96页。
（7）《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同上书第66页。
（8）《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同上书第98、101、100页。
（9）《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上书第106、116、106、106页。
（10）同上，同上书第104、105页。
（11）同上，同上书第111—112页。
（12）《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同上书第9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7、260页。
（14）《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5页。
（15）《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上书第159—160页。
（16）同上，同上书第162页。
（17）《论知识分子问题》，同上书第358页。
（18）参阅《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参阅《论知识分子问题》，同上。
（20）同上。
（21）《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6页。
（22）《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上书第166—167页。
（23）《为争取国家财政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24）《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6—177页。
（25）同上，同上书第189页。
（26）《建设与团结》，同上书第23页。
（27）《当前财政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同上书第4页。
（28）《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同上书第132页。
（29）《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上书第159—160页。
（30）《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同上书第412—413页。按：这里首次提出科学现代化的概念，并有了沿至今日的“四化”提法。
（31）《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439页。
（32）同上，同上书第440、440、441页。
（33）《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同上书第225—226页。
（34）《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同上书第301、301、302页。
（35）《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441页。
（36）《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同上书第208页。
（37）《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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