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道路是继苏联之后，更为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因为俄罗斯依靠列宁新经济政策和两条腿走路，缓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斯大林通过强制集体化道路和五年计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造了经济奇迹。后来，又依靠强大的政治推动力消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苏联的摧残，使得苏联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联盟。
中国人民在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奋发图强，经过长期奋斗，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使得中国成为较为有影响的国际大国。中国道路是否可以演绎出一种“中国模式”在他国进行复制，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伟大成就首先归结为：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真正激发出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自信的精神力量，建立了大陆统一的市场和集体、公有制经济模式，象苏联一样把一个落后、一穷二白的国家变成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三极之一，变成了人民自信、文化高昂、经济基础全面铺开的新中国。
如果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可以借鉴的，那也不必隐瞒或谦虚。第一，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政府，由真正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政党焕发人民的精神，自信、自立、自强。第二，坚持自力更生与学习世界先进科技知识将结合，不做他国奴隶，更不依附国际大资本力量。第三，坚持“为世界人民做贡献”的境界，通过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武装人民群众思想。不怕帝国主义讹诈，不怕帝国主义围堵，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好东西进来，让自己民族的东西出去，通过大交流、大循环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模式、侵略模式，通过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的交流，真正达到改变世界历史“模式”的革命成果。
关于“潘维 玛雅”讨论的“中国模式”，本人是不敢苟同的。
尽管他们也谈到“直到2008年底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私有化’加‘市场化’都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这种解释的浅薄在于，世界上推行私有制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这么多，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也是一例，为什么没见到像中国这样的成功？”
潘维讲：我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是宏观的。这个模式对我来说是要分解的，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独特的社会模式、独特的政治模式、独特的经济模式。我把这三个子模式分别称为社稷体制、民本政治和国民经济，“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并首先引用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真的达到这种意识状态了吗？没有。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乡愿而已。中国更没有什么民本。中国两千年是一个官僚体制与皇权体制封建压迫的历史。只不过有 时明 君对人民压迫稍轻或方式变换而已。中国改革开放真的建立了孔孟理想社会了吗？没有。严重的官僚体制再一次强奸了民意。何来中国可以炫耀的“模式”？自吹自擂的梦说自见何能为世界他国所接受？
潘维讲：我把中国的分工制衡依次分为十类：第一是官民共奉的民本主义观念，对官员形成软制衡。第二是党政制度互相制衡。第三是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民主与集中相互制衡。第四是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第五是在政治局领导下的中央纪检监察机构，也包括专业的法院、检察院及反贪机构。第六是官员异地交流和异地任职制度。第七是人大、政协制度，这两个机构对决策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制约。第八是政府名下的舆情上达机构。第九是各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政策研究机构的利益视角不同，导致相互制衡和决策谨慎。第十是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制衡。我要问：中国现状真的象你说的那样制衡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只有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过渡才能真正解决人民群众创造力和昂扬志向的政治问题。只有毛泽东思想具有“中国模式”价值；为此，希望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奋斗精神，在充分把握人类知识和前沿科技信息的同时敢于创新、敢于自立、敢于胜利，冲破私有利益视野的局限。真正创造出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成就“中国模式”，发扬人民民主，建立集体公有体制，创造出激励机制，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只有如此，中国模式才具有普世价值。中国道路，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形势是否成功还是一个问题，需要人民解答，不能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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