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还须依赖一个前提
2009年09月03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周业安
周业安
——经济学的心理学传统之四
经济学家们梦想着经济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来演绎出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这种科学化的梦想断送了原本复杂的人性。这也直接导致了经济学后来对于社会经济现象理解的窘境。早期经济学科学化的努力相当于把亚当·斯密的思想人为地割裂开来，在这些学者眼中，经济活动似乎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斯密论述了自由市场的本质，“看不见的手”说明，人类社会可以像蜜蜂社会那样，每个人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利益，某一天猛一抬头，突然发现，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原本就存在着。这样说起来，其实社会秩序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条件，只要每个人能够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都能最大程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即可。这也是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所给出的画面。
当然，假如人类社会真的如曼德维尔所描述的那样，也就不需要玉皇大帝、阎王和如来佛了。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中，非常有意思地设计了三个最高权威：掌管奖励的玉帝，假如你一生没有做亏心事，就能够上天堂；掌管惩罚的阎王，假如你做了坏事，就会下地狱；还有一个如来佛。这个如来佛最有意思。按道理说，有了玉帝的奖励和阎王的惩罚，也就不需要如来佛了，为何还会有这么一个权威？其实大家仔细看神话故事就知道，玉帝和阎王虽然贵为最高权威，却常常存在私心，这个私心会让社会变得不公平，因而必须有最后一个完全无私的佛祖来平衡三界的冲突。这大概就是宗教的关键作用。和西方类似，西方的上帝也被看成是无私的，因而可以成为世俗的人的心灵归宿。
那么，在经济学家的眼中，就不要这个最后的无私的权威吗？的确如此，早期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国富论》思想单独拿出来，就是假定了看不见的手已能够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这也正是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奉行的信念。然而也正是这种信念，使得自由市场机制备受责难，其中来自马克思以及追随者的责难最为激进。这些责难很简单，资本家的自利追求往往会损害工人的利益，何来和谐呢？机会均等常常只停留在理论上，在现实中，机会几乎永远都不会均等。先天禀赋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后天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机会，而两者最终会导致当事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的差异，进而导致结果（比如财富、地位等）的差异。如果这种结果差异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意味着人的等级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也就无所谓人的平等可言。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大家都要认命。这个认命是维护有差别的人类社会的关键。
问题在于，仅仅依靠认命，来实现社会秩序显然是不够的。处于低等的人一旦不认命，必然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来自激进经济学的批评使得自由主义经济学显得有点尴尬。自由市场所依靠的佛祖在哪？后来的一些学者把这个佛祖称之为法律，觉得通过法治就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其实这个法治也就是阎王，并不是真正的佛祖，也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很显然，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其实并没有完整理解斯密的思想。
那么，在亚当·斯密那儿，社会秩序是如何得以维护的呢？其实只要把斯密的两本巨著结合起来看，就可以明白。
如果说斯密的《国富论》诠释了自由市场，那么其《道德情操论》就诠释了市场背后的社会。如果说自由市场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引导理性经济人达到和谐，那么这种结果的实现必须依赖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秩序。斯密的社会秩序并不依赖佛祖，而是依赖社会中每个人的内心：“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的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
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斯密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人类进化和同情心有莫大关系。当远古时代地球上出现了多种类猿人或者类人猿竞争时，直到直立人出现才有了转机。而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这个转机恰恰在于直立人具备了一种现代人类所具有的心理特征，那就是同情心！注意，这正是斯密所强调的关键因素！同情心对人类的进化之所以重要，就是在于有了这种心理，人类才得以进化出团结和协作机制，才得以形成合作的倾向，才能够逐步演化出合作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也才最终演化出社会秩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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