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阵营中的“60年代人”

新左派阵营中的“60年代人”

山顶洞人

新左派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首先出现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历史等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种理论流派和思潮。1959年美国学者威廉·威廉斯出版《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标志新左派的诞生。新左派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系统理论体系，只是自称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诸问题。他们批判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对外政策，认为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因素是国内经济体制、经济基础，至于他国的行为、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只是对美国外交政策起调节作用。美国外交的传统是不择手段地无限扩张，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而造成扩张政策的主要祸首是美国军事工业，是贪婪的垄断资产阶级。新左派思潮在60年代广泛传播， 60年代末，在全世界兴起了一场以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力的“新左派”运动。70年代后影响逐渐减弱。其代表人物及著作有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弗莱明的《冷战及其起因》，霍布里茨的《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等。

　　新左派运动包括女权主义运动、绿党运动、同性恋者权利激进主义分子运动和民权运动等。但是不同国家的新左派运动有不同的特征，如英国新左派的学生们为了和平、裁军和全球公正或其他重要问题，发动了裁减核武器运动；美国的新左派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期间的激进政治运动，主要是大学生的激进运动有关。美国新左派运动主要是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和民权运动等。而拉美的新左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又区别于美国和西欧的新左派运动。

中国新左派的出现和兴起与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转换密切相关，并伴随知识界的分裂和整合。70年代末围绕朦胧诗、人性、异化、商品经济等问题，文学界和哲学社会科学界逐渐出现分歧，到80年代初期围绕“精神污染”展开的讨论表明这种观念意识的裂痕已无法弥补。新旧知识界壁垒分明——一方是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为指南的所谓的“老左派”；另一方则是以自由民主为诉求的所谓的“启蒙”知识界。两者彼此消长、互相攻讦，针对同一个问题（国家体制）的两种不同的学理认同使得新时期初期的文化论争趋于二元对立格局。论争中流露出的现实关怀、体制思考和人文激情很大程度上成为此后启蒙知识界内部三次分裂的历史谱系和在场“演习”。8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下新权威主义的出现、90年代中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第一、二次分裂）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国家体制对启蒙理论话语具有天然的构成意义的同时，也清楚地显示，在国际主义的文化视野下，中国启蒙知识界对于本土问题的内在关注也决非偶然。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分野不可避免地投射到意识形态领域，使得体制、民生、自由、民主等成为各方面密切关注的紧迫问题。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发了启蒙知识界的第三次分裂——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冲突和对决。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学术自由谈杂志《天涯》为例，1997年至1998年发表了汪晖、王彬彬、韩毓海、崔之元、张旭东的多篇文章，如《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等通过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将矛头指向了当时学术界和思想界。时至今日，新左派也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以1991年王绍光发表“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为标志，集中提出了“国家”在市场转型中的作用；第二阶段以1997年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为标志，初步提出了对现代性的反思。之所以以自由主义为批判对象，乃是针对自由主义在支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人文导向中出现的纰漏，从关注国内的政治经济过程越出，进入世界性全球化语境，通过对差异性、杂多文化问题的思考，对西方现代性和西方中心论进行反思，以便纠正中国自由主义无条件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系的“依附理论”，“为思考中国文明的未来敞开更大的理论空间”（甘阳语）。

从新左派生成的理论语境来看，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和国家话语的同一性关注，使其内部成员自然将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利用置于西方自马克思主义以来包括法兰克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整体扬弃的知识场域中，进行中式转换和本土批判，显示出异质同构的话语能力（这一点与新左派大多数成员的西方教育背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从新左派生成的现实目标来看，乃是针对当下语境中多元文化现实的整合，比如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乃是为了最终指向诸如民主、政治、大众、市场经济、国际资本、贫富差距、民族主义等宏观命题，这种通过否定之否定最终达到整体批判的方法论一定程度上也使“新左派”面临左右夹击的尴尬。

新左派的成员分布较广，人文学者有汪晖、王绍光、甘阳、李陀、王晓明、韩毓海、黄纪苏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有崔之元、郎咸平、韩德强、左大培、杨帆、温铁军等，作家主要有张承志、韩少功等。

2000年前后，新左派主要由一批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唱主角，他们从各个领域为新左派奠定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新世纪以来，这批人渐渐从前沿退居“二线”，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年轻人走上前台，开始充当主力军的角色。他们主要是韩毓海 韩德强 旷新年 张广天 孔庆东 祝东力 刘继明 薛毅 老田等。

下面分别对他们进行简要的介绍。

韩毓海，1965年生于山东，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1988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谢冕先生，1991年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要著作有《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辞》、《从红玫瑰到红旗》、《摩登者说》等。韩毓海思想敏锐、知识广博，视野开阔，文章颇有雄辩的气势，论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国际政治等领域，同时也擅长文艺创作，著有长篇历史文化散文《天下》，并担任过根据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叶紫同名小说改变的电视剧《星火》的编剧。他与韩德强等一起，曾经作为主力与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新左派”并肩作战，现在则成为了“六十年代人”中的领军人物。

韩德强，浙江绍兴人，经济学博士。现任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研究员，代表作有《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中国高层智囊-影响当代中国发展过程的人》等。作为经济学家，韩将企业经营活动的五个层次：投机、战略、管理、技能、技术，使复杂的企业事务得到清晰的呈现，也使企业管理的各理论流派各得其所，既有系统而深刻的的理论性，又有极强的现实感和可操作性。同时，以史论结合的方式重新解释了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关系，重新解读了西方工业革命两百年来的经济史，构建了更加符合经济史和经济现实的竞争经济学，并对主流经济学的概念进行了逐个解析和批判，进而对以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提出了根本质疑。在终极理想上追求和谐社会，在社会理论上倡导道德市场经济。近年来对社会问题多有关注，并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社会改革建议。

旷新年，湖南湘乡人，1963年1月出生，1984年武汉大学，文学学士；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旷新年的著述以人文学术为主，同时直面现实，敢于揭露时弊，对于当今学术界内部的一些黑暗直言不讳，常常有惊人之语。主要著作有《写在当代文学边上》、《沉默的声音》等。

孔庆东， 1964年9月22日出生于哈尔滨，祖籍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称“北大醉侠”。主要从事现当代小说戏剧研究和通俗文学研究，兼及思想文化批评。著有《47楼207》、《空山疯语》、《黑色的孤独》、《口号万岁》、《独立韩秋》、《脍炙英雄》等文集。孔的主业虽为现代文学研究，却以杂文随笔知名于世，其文笔辛辣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将严肃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立场隐藏其中，形成了独特的语文风格，在读者尤其是网络年轻一代中间影响颇大。

祝东力，1962年出生，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副主编， 现任《中国艺术年鉴》副主编、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翻译《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米哈伊尔•巴赫金》 撰写《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发表文章多篇。其著述以思想评论为主，其中《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真切地梳理出了出生于60年代，成长于80年代的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历程。

刘继明，作家，1963年生于湖北石首，武汉大学毕业。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90年代中期以“文化关怀小说”享誉文坛，被认为是中国“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刘的早期作品具有浓厚的先锋色彩，9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写作风格和精神立场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近年来以一系列思想随笔和小说成为底层文学以及新左翼文学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之一。影响较大的随笔和小说有《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回眸五七干校》，《茶鸡蛋》、《放声歌唱》等。

薛毅，1965年生于上海。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鲁迅研究、都市文化研究。著有《无词的言语》、《当代文化现象与历史精神传统》，主编有《现代语文读本》、《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　《鲁迅与竹内好》等，是较早研究底层叙述的学者之一。

老田，原籍湖北蕲春。高中毕业后当过三年职业农民，后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外资企业打工，后进入一家国有企业担任推销工作，1999年开始大幅减少商业事务，主要时间与精力专注于中国发展战略与宏观管理问题研究。老田研究援引的思想资源主要为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和毛泽东思想，现任职于南京师范大学，关注方向为国家发展的资源问题与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著述主要散见于网络，是最有影响的所谓“网络左派”之一。

新左派阵营的这些“60年代人”成长于文革后期，有着“红小兵”的童年记忆，8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思想则成熟于90年代，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化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在他们的精神深处都留有深刻的烙印。相对于兄辈，他们较少历史负担，思想姿态异常鲜明，因而也更多一些敢于坚持异见的勇气和激情。可以预见，随着这批人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他们对未来中国社会将发挥更加积极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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