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岁末,通常也只在岁末，各级领导们才终于有机会或者说有兴趣将繁忙的政务推到旁边，提前让秘书通知下面做好安排(当然也忘不了跟电视台打个招呼)，然后换上一身旧衣服，驱车前往基层困难群众家里“慰问”。以下的情景我们每个人在电视上都司空见惯了：一辆黑色的轿车或越野车忽然停在一处破败的院落门前(这么寒酸凄惨的景象平时在电视上绝对不会出现)，有时还连院落都没有，那就直接停在几间破败的老屋前，然后我们的发质乌黑油亮、发型一丝不苟的领导人就低头从车里出来，在当地村长书记的陪同指引下——当然，被访问者往往已经提前在院里迎接了；如果是躺在病床上的，自然除外，那就只好麻烦我们身材高大的领导掀开肮脏的门帘——再次低头钻进入破屋里。光线一下子变得极暗，估计记者正急忙调整摄像机，所以光线很快再次恢复明亮，但屋内墙壁的斑驳以及家具陈设的凌乱简陋也更加刺眼了，在这样的环境描写的铺垫之下，叙事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关键阶段：一个大大的特写，我们领导人肥白柔软的双手与破屋主人干枯黑瘦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久久没有分开。在四只握在一起的手依然有规律地上下晃动时，镜头早已经悄悄从领导和蔼慈祥的表情上停留一阵随即又切换到被慰问者苍老颓唐的脸上呈现出的激动的笑容上。然后领导在群众的惶恐的邀请下拉着群众的手一起在土炕边缘坐了下来，一边端着刚刚被递过来的冒着热气的水杯，一边与主人“亲切地”唠起了家常，摄像机的镜头继续在白胖的脸和黑瘦的脸之间切换，和蔼的微笑和谦卑的僵笑也继续着。寒暄过几句之后，慰问活动终于到达了高潮，只见领导从身边陪同的干部手里接过二百块钱（现在通常包成红包）或一床棉被，把这象征着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怀的珍贵慰问品亲手递到主人那双颤抖的手里，当然，如果是一袋大米，那领导一般就不再过手，因为太沉了。至此，分别象征“党和政府的关怀”和“下层群众的拥戴和感激”的两双手——尽管他们放在一起显得那么不协调——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迫不及待地传达着、展示着中国政治局面的无限美好与和谐。如果联系到新闻里长年以来一直热情关注着的国外发生在各个地方、由各种原因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动乱，那么这种展示简直近乎是一种炫耀了。而这场以“慰问”为主题的政治修辞在到达这个语义层面以后也就最终落下了自己的帷幕。
我之所以坚持将“慰问”命名为一种政治修辞实践而不是将之直接称为一种政治实践，是由于我认为“修辞”比“政治”，更能切中“慰问”的本质属性：“慰问”与开会、调研、办公等实际政治行为都截然不同，它的最终诉求并不在其能指自身，而是要飞抵某个远大于这个能指自身之外之上的所指，也就是说，“慰问”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慰问困难群众”本身，甚至也不仅仅是“表达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怀”，而是要建立一种超越了具体行动可以达到的具体效果之上的“宏大叙述”：也即关于一种完美的政治想象图景的自豪展示与自信证明；并意在通过对这种想象性图景的证实性的展示，最终达到对更广大民众的意识形态安抚与询唤。如上所示，“慰问”这种政治实践的运作模式天然地接近于语言学中的修辞活动，因此我们不妨称“慰问”为一种“政治修辞实践”。在这个政治修辞实践中，作为政府的专属宣传平台的电视新闻这种媒介，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但这并不代表我对这种政治修辞持肯定态度。在我看来，“政治修辞”现象的出现就是对一切良性政治模式的歪曲与背离。当我们的领导弯下他们肥胖的肉身不过是为了竖起一个高大的政治形象，当他们向个别困难群众送出微薄的慰问金和慰问品却意在得到更大的回报，当他们浮皮潦草的寒暄几乎根本不是指向面前困境中的被慰问者而是电视机前面的广大群众，这种顺畅的语意转化所昭示的已经不仅仅是昭示者意在昭示的，还有昭示者及其昭示的行为以及其昭示的意图本身。也就是说，当这种形式主义的政治实践习惯性地展示着种种形式以期待收获种种与之相关联的实际的“意义”时，它却忘记了任何形式，无论是政治符号还是语言符号，都充满了内在的含混和歧义，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修辞、一种表达，都有可能同时呈现出多重的语义，而这些被共时呈现的语义甚至可能是彼此冲突的。从而，这种修辞歧义的存在便直接报告了这场政治修辞的失败，也许同时报告了一切政治修辞、一切形式主义政治的失败。这好比一个人搬石头打别人却正好砸在自己的脚上。以下具体说明。实际上，我在文章开头呈现的那段陌生化的描写就已经充分暗示了这场修辞实践中已经包含着种种歧义和悖论：首先，领导故意选在岁末才下乡慰问，显然是看中了春节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包含的合家团圆欢乐祥和等正面语义，这种语义正是他们迫切需要并欲着力渲染的；同时，在我国广大地区，每年年终正是一年最寒冷的时候，此时慰问，显然是“雪中送炭”的美好情景的生动展示，这也是领导想达到的意图。其次，当地干部事先的安排、事先的反复叮嘱、乃至事先的模拟排练，早已使被慰问者清楚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领导并非单纯为自己而来，甚至根本就不是为自己而来，而是为了拍一部名叫“慰问”的电影而来，自己不过是一个幸运的被临时随机找来群众演员而已，领导真正到来时紧随其后的摄像机的存在必将进一步证实他们这种感觉。所以，他们见到领导时的激动与紧张并不仅仅源于见到“大官”的惶恐和受到关怀的感激，更是源于一种初次上镜的胆怯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背错甚至想不起台词、生怕事后遭到导演助理也即当地干部责怪的担忧。只要我们仔细观察被慰问者脸上的紧张表情，就会发现领导的到来到底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如果再对比一下领导“背台词”时的沉稳自然纯熟老练和被慰问者“背台词”时的惶恐不安张口结舌，那么你也许会由对这些群众的羡慕变成对他们的同情，由对这些领导的赞许变成对他们的反感，而这一切显然不是那位导演这部影片并领衔主演的领导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但只有在建立了这个理解的意义上，那位贫困群众的代表才真正摆脱了被导演设定好的表面看来与领导关系平等和谐而其实不过是一个被租借的道具的可怜角色，从而真正成为与领导平等的政治行为主体，而我们每一个人也才能由此——由对于这种形式主义政治模式的反思、批判、与拒绝——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政治意识主体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种作为含义丰富的“真实”展示给我们的“表演”浑然不觉，那么我们其实也已经被导演租借了，而且待遇还不如镜头里这位群众演员，因为我们连二百块钱或一床棉被也得不到。写到这里似乎有些跑题，下面我再次回到这场作为“政治修辞实践”的“慰问”里包含的内在自我解构因素上来：不妨再重点解读一下镜头反复强调的那双紧紧握在一起的手。我以为，这两双看起来肥瘠反差如此巨大的手不但不能证实领导对群众的关怀，也许反而证实了领导对群众的遗忘——大家肯定都记得讽刺李鸿章的那句“宰相合肥天下瘦”吧？——此外，领导故意做出的简朴与群众故作富贵仍遮不住的寒酸相比仍显得过分奢华，领导在与上级或下级坐在一起开会时平平常常的相貌与基层群众已经刻意修整过的外表相比仍显得过分富贵，前者显然源于丰厚的收入和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而后者显然暴露出了拮据的经济状况与粗恶的饮食条件。
也就是说，这两双手握在一起昭示的根本不是一种表面看起来的和谐温暖——那只是假象——而是，或至少同时也是一种截然的分裂和鲜明的对立。如果我们进一步联想到使那双又白又肥的手肥白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导致另一双又黑又瘦的手的瘦黑的原因；也就是说，正是那双肥手导致瘦手如此消瘦或至今也没能肥起来。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联想到在摄像机前常常是那双肥手热情地首先伸出来非要与瘦手握在一起并抓住瘦手紧紧不放，仿佛生怕瘦手离开自己的“关怀”……那么这幅情景所包含的丰富意味恐怕更是远远背离了导演的意图吧？
而作为一种政治修辞实践的“慰问”至此也已将自身包含的种种悖谬暴露无遗，不但背离了政治，也没有实现自己的修辞意图。或者说，正因为它背离政治转而修辞的怀抱，因而也遭到了修辞规律的无情捉弄。归根结底，这种形式主义的政治行为模式不但永远不可能自圆其说，而且必将自贻其咎、自取灭亡。
2009年12月12日星期六，作于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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