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无法彻底解决的自我矛盾之中。一方面它倾向于无限地扩大再生产，压低工人工资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另一方面市场的需求主要就来自于工人的需求。压低工资的后果就是需求不足，出现一次次的所谓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先前的资本主义的积累被迫放弃一部分，以毁灭一部分生产力的代价重新寻求供需平衡，工人的工资并未提高，生产力也并未倒退到原来的水平上，危机主要是通过扩张新市场和改进生产技术来扩展旧市场来解决的。这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可以解决的，若有一个社会的权威机构指导生产与需求关系，使生产与需求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就可以实现生产的不断增长。大萧条过后，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国家成为这样一个权威机构，负责调节生产，为生产找到需求。在生产之前需知道需求有多少，然后再生产才不致滑入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去。但资本主义的政府仍然不能控制生产，生产控制在私人企业手里。它做的最多的是扩大政府支出，为过剩的生产提供需求。而生产资料是私人占有的，资本家获取的利润被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未被用来扩大工人需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资本家的奢侈消费再浮华也仅仅是消费总额的一小部分。这是生产资料私有与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国家可以缓和这个矛盾，如国家建立福利体系，对资本家征收所得税，继承税等等，将税收用于扩大人民需求。但这仅仅是局部的，国家大部分支出是为资本家的生产服务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政府支出本身就是需求的一部分。另外国家的调节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它只能缩小市场波动而不能消除它，每当市场发生波动而可能出现危机时，国家才积极干预，把市场的自发性置于国家调节之上。也就是说市场处于基础地位，国家干预只是市场的辅助手段而已。如此市场的弊端就不能根本消除，长久的过度积累不可能得到国家的调节。国家的调节就像在无边的市场海洋里冲浪的运动员一样，根本不可能控制市场。市场自身运动势必超越国家所能调控的极限。
资本主义的增长动力是外来的，而不是内生的，如导致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高速发展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来源于二战。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保证了政府扩大支出不发生严重的赤字问题，但是二战后的过度积累迫使经济发展速度减慢，政府支出来源成为问题，这势必带来通货膨胀和债台高筑，削弱政府调节生产的能力。这将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恶化，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耍些刺激信贷，繁荣金融等小手段，但根本上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要想防止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必须加强国家的调控，削弱市场的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若要根本解决市场带来的两极分化问题，即资本家扩大积累倾向与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倾向的矛盾必须把市场置于国家调控之下，逐步消灭市场，当然这涉及资本主义本性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是绝不会这样做的，而且也是做不到的。政府的调控能力减弱与加强国家调控能力之间构成了矛盾。此问题必须留待社会主义来解决。
国家加强调控势必造成官僚队伍的扩大，当然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干预从属于市场，官僚因此从属于资本，不会带来什么大问题，但是社会主义要消灭市场，扩大调控能力是不是代表着官僚队伍不可救药的扩大呢？市场从属于国家计划，资本从属于官僚。这会带来大问题，官僚成了主人，不是资本的仆人，掌握了绝对的权力成为人民异己的力量，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仆人，它就可能为所欲为。消除了市场，消除了竞争，官僚还有什么动力扩大生产，改进技术呢？
因此，不能如此设想，全面的计划调控不能由官僚来担当，而是应该由人民直接管理。似乎这是不可能的，但是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素质的提高，人们是可以胜任这一切的，略去了各种资本主义私有关系的纠葛，管理就成了相对简单的东西。生产者不能由异己的管理者来管理，他们应该自己管理自己。各种专业的管理者是社会肌体上的寄生组织，在生产者尚未有素质，能力管理自己时他们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最终他们是不被需要的。最终国家也是不被需要的，它也不过是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管理者组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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