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十年：必须客观认识“先富”论

下个十年：必须客观认识“先富”论

作者 苏  杜　　

时间 　2010-02-08　　　

（本文大意：一 “先富”论是对阶级剥削的肯定。二 “先富”论是对《共产党宣言》的否定。三 “先富”论转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基因：“先富”论改变了中共的阶级性质；“先富”论无偿出让了人民民主专政；“先富”论有何脸面侈谈“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赵高化”。四 “不争论”是现代版的“莫须有”。五 不抛弃“先富”论就是改旗易帜。六 《共产党宣言》与工农民众的再结合是不可抗拒的。）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一般的“理论”，而是资改30多年的指导方针。有了这个方针，才有了“不分社资”的兴资灭社，终于导致了殖民地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这个方针，才有了“不分公私”的兴私灭公，终于导致了“新阶层”的复辟、发展、与政并制政，人民民主专政基础工农联盟的崩溃。有了这个方针，也才有了“韬光养晦”，终于导致了大片领土领海的主权丧失，列强相逼、友邦背离的外交困局。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30年之后，“先富”论仍然一如既往，被奉为执政指导方针，仍在蛊惑着民众观念，仍在深深地毒化着中国社会。这一方针不除，中国毫无希望。对这一方针，必须彻底批判。　　

      一 “先富”论是对阶级剥削的肯定　　

      自从人猿相揖别，磨石为具，钻木得火，围猎、采集有了“隔夜粮”，人类就渐渐有了“先富一族”。先是氏族中的老太太，后是氏族中的老太爷。老太爷多了又有了老太爷头儿，头儿多了又有了总头儿。他们向其他人们分配投掷兔子的石头，钻木头的木棍，他们成了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而其他人们慢慢地除了一双手，再也一无所有。日月穿梭过，区分留人间，所不同的是，拥有石头、木棍的老太爷渐渐不见了踪影，换成了拥有铁锹、火种的老太爷。拥有铁锹、火种的老太爷又渐渐不见了踪影，换成了拥有犁杖、火镰的老太爷。拥有犁杖、火镰的老太爷又渐渐为拥有马车、蜡烛的老太爷所替代，拥有马车、蜡烛的老太爷又为拥有蒸汽机、电灯的老太爷所替代，接着就到了2010年。一代老太爷比一代老太爷越来越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们利用越来越多的“隔夜粮”豢养了一批本来也是只有一双手的人，这些人创造了让老太爷拥有石头、木棍到核能源的“天”“命”“神”以及“万能的真主”，而这些人因此也像老太爷一样有了自己的“隔夜粮”。 迄今为止的人类史，就是这样一部“部分先富”史，“部分先富有理有据”史。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肯定“部分先富”的理论，就是要让“部分先富”延续下去的理论，或者说，它不过是“部分先富”所谓理据的一个分支。一词“允许”，选用得极好。一词“允许”，他就使自己化成了从石头木棍老太爷到核能源老太爷的更高的“天”，更贵的“命”，更灵的“神”，更万能的“真主”。　　

      二 “先富”论是对《共产党宣言》的否定　　

      “部分先富”的“部分”，其实就是从领主、贵族、奴隶主、王侯将相直到现代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无论各种各样的神学、宗教，包括孔孟之道怎样修饰，它们都无法掩盖这一“部分”是在压榨“另一部分”的基础上“先富”起来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肯定并“允许”“部分先富”，以为是社会和谐、人类幸福，是对《共产党宣言》的彻底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背叛。　　

      网上贴文最忌讳长篇大论，但是为了说明问题，也为了避免“寻章摘句式地引用片言只语”（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汝信），我还是不得不在此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著作《共产党宣言》的相关论述要点较系统地摘录下来，并与“顽强的事实”（引处同上）相对照，让背叛者的嘴脸更彰著一些。　　

      《共产党宣言》这样描述资产阶级产生以前“部分先富”的情形：“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在这个“部分先富”的历史长河中，“人世难逢开口笑，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用马克恩格斯的话来说，则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资产阶级时代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就告诉人们，一些人所强调的“开放”“继续开放”“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要并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进步性，这一些不过是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胎记罢了。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又告诉人们，一些人所乐道不疲的“盛世”，不过是当代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这最能说明，一些人孜孜以求的“城市化”“土地财政”究竟是什么货色了。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完全揭穿了眼下中国主流精英常常摆出来的义形于色，还了他们声嘶力竭为“新阶层”奔走呼号的真面。同时，这也完全说明了眼下中国何以杀子、弑母、灭门凶案不断。　　

很抱歉，下面，我将要引用《共产党宣言》中一段较长的文字，因为每读到这段文字，我就禁不住受到一次震撼。我希望已经读过这段文字的朋友，能再读它一遍，没有读过的朋友，能耐住性子将它读完：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我相信，凡是读了这段文字的朋友，一定能一下子就明白了GDP究竟是一件什么玩艺儿了，一定能一下子就明白了你身边的政府为什么热衷于“拆迁”，越折腾越上劲儿了。同时，也一定能明白， “建设新农村”“流转土地”“宅基地换楼房”“腾笼换鸟”，每“举”每“错”，样样失败，不了了之，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不会是有什么效果的办法了。　　

下边，我还要引用几段文字，来说一说一些人总是不愿提及的、“部分先富”以外的“另一部分”了。　　

   资产阶级的“城市化”“土地财政”“土地流转”，不仅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生产资料、财产更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陷入了“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绝境，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在中国，这样的无产者的新名称叫“农民工”。　　

《共产党宣言》说：“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这完全与在中国大地上为生存奔波着的“农民工”处境相符。　　

《共产党宣言》说：“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这完全与中国“农民工”身处的黑窑场、血汗工厂相符。　　

《共产党宣言》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这就是中国“农民工”及准“农民工”为主体的“群体事件”的真相与实质。　　

《共产党宣言》说：“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现在，中国幼稚的左派热烈歌颂吉林通钢、河南林钢的“群体事件”，但是很少像马克思、恩格斯样指出这种斗争的真正意义。　　

《共产党宣言》说：“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在这一方面，中国“新阶层“及其政治代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苦恼，他们在受到资本列强挤压时，他们就呼吁“农民工”及其子弟“爱国”，当“农民工”及其子弟仅仅喊了两声口号时，他们又呼吁“农民工”及其子弟“理性”。当国际资本列强“制裁”到来时，他们用“经济手段鼓励新东莞人回乡创业”；当本国资本“退税”到来时，他们又惊呼“民工荒”。当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时，他们强调“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讲的是“法治”；当中国“农民工”向黄世仁讨要工钱时，他们又创造了“恶意讨薪”这样的时代新作，要的是“维稳”。当青年人碍了执政者的脸面时，他们被斥为“粪青”；当执政者为了自己的脸面时，他们又被誉为“网民”。然而，在被烙饼似地反正折腾的过程中，中国“农民工”及其子弟终于从“单干”“致富”的迷幻中有了最初的政治觉醒，他们不再是任凭“先富部分”宰割的群氓了。据路透社中国深圳　2010年2月12日　电，“中国珠江三角工业区劳动力缺口加大”。“去年春节是中国外出务工人员的分水岭，适逢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之时，工厂纷纷关门倒闭，约2,000万名工人被迫下岗待业，前途未知。而当公司重新大张旗鼓招聘工人时，打工者并未蜂拥而上，而是选择离去。”“深圳松岗天地人才市场一片凄凉之景”。执政者安慰自己说，这“部分原因是中国内陆城市为其提供了更具竞争力的薪资和工作机会”，但谁也知道，这也是一种“群体事件”。“用经济手段引导他们回乡创业”与“用经济手段将他们留住”，都是教醒他们的好手段，同曲同工。 “维稳”与“发展”同“硬”，“道理”共“任务”一色，中国“农民工”并不比中国“新阶层”更晚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　　

好吧，现在到了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来结束本小节的时候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三 “先富”论转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基因　　

“先富”论肯定了人类社会的阶级压迫，背叛了马克思关于现代阶级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斗争的主义，就从根本上阉割了共产党的灵魂，拱手献出了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法宝，在农、工、商三大界全面复辟生产资料私有制，所谓“四项基本原则”被“转基因”，名存实亡，徒具虚名。按照最近主流教导我们如何学习马列原著的要求，我们不妨就看一点“顽强的事实”。　　

“先富”论改变了中共的阶级性质　　

“四项基本原则”说，共产党领导这是最基本的一条。这一条曾让无数中共党员与农工民众吃了定心丸。但是，天下有肯定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共产党吗？天下有号召其党员干部不择手段发家致富的共产党吗？在30多年以来大行其道的若干“党建理论”中，“新阶层中共不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是最“指鹿为马”的“理论”了。　　

在中共十七大前夕，主流媒体对“新阶层成功人士竞选党代表政治现象”推波助澜，不遗余力。在浙江温州，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城市，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承认，对温州市参加浙江省十二大的代表名额分配，由于竞争太过激烈，名额一再增加。那么，他们的政治热情如此高涨究竟为那般呢？　　

浙江新雅集团此前曾在苍南龙港镇投资3.5亿元，打算在310多亩土地上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引发当地居民不满。但董事长在党代会上，“与所有的代表直接面对，解释了征地的问题”，事情就很快解决了。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即使自己是义乌市政协常委，弟弟翁荣第是金华、义乌两级人大代表，翁荣金还是全力以赴，让弟媳陈筱斐成为义乌两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之一，进入了执政党的核心。很多民企老板确信，“如果有政治职务，就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主据《南方周末》　2007年5月10日　《民营企业主竞逐各级党代表》）　　　　

当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成了“新阶层”的“土地交易所”，当“执政党的核心”成了“成功人士”的“发展空间”，这究竟是谁“占领”了谁，难道还有必要多问吗？　　

“先富”论无偿出让了人民民主专政　　

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1852年3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332～333页）　　

列宁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３卷第199页）　　

然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连“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想“发现”，连“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都做不到，更不用说承认马克思的“三点贡献”了。列宁的“试金石”令“先富”论的“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的嘴脸暴露无遗。　　

是的，“先富”论的坚持者会说，你这是“寻章摘句式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的只言片语”，“这是没有生命力的老一套”，那么，我要问：什么才是你们的“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什么才是你们“学习经典著作要采取历史的科学的态度”？什么才是你们“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先富”论对无数革命先烈生命鲜血换来的人民民主专政，连半点价钱都不讲，就拱手出让给了“新阶层”。看家狗般地为他们“保驾护航”，穆仁智般地为他们“建设法制”，甚至“创造性”地“培训富二代”，为他们谋取“长治久安”，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农民工”及其子弟的“开胸验肺”“讨薪丧命”，以及“刑侦、经侦、国保、网监、治安及派出所一线实战部门每名民警至少布建五名耳目，共1000名；刑侦、经侦、国保部门每名民警至少布建四名刑事特情，共100名，相当于每33人中就设有一名线人”，每逢佳节倍“维稳”，这一些，难道不都是“顽强的事实”吗？（联合早报《为尽快发现不稳定因素　内蒙古开鲁县布万名线人》　2010年2月13日　）有人说，背叛者总是比敌对者走得更远。此言得之。　　

“先富”论有何脸面侈谈“社会主义”？　　

既然早已声明了“不分社、资”，“先富”论还有什么脸面侈谈“社会主义”？天下哪有农业生产资料“流转”到资本甚至是国际资本手中的社会主义？天下哪有工业生产资料一拨又一拨私有化的社会主义？天下哪有本国商业基本上为外国商业垄断或控制了的社会主义？天下哪有多达二分之一以上的国民劳动力沦为雇佣工的社会主义（据官方变来变去的数据，至2008年底，仅外出谋生的“农民工”就有2.25亿，还有半个亿的“下岗工”，数以几百万计的“蚁族“）？天下哪有国民财富硬是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社会主义？天下哪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一般民众以数十亿人次，年复一年为生计奔波的社会主义？　　

其实，“先富”论本身早已经得明明白白，他们就是要“补资本主义课”，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生产资料私有制，贫富两极分化，将自己越来越紧地绑在国际资本列强的战车上，甘当他们的奴才，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赵高化”　　

“先富”论本身就不承认人类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现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析与论断，这一方针本身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构建”起来的所谓“理论”与“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而是指鹿为马的“赵高化”。如果仍然自诩“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说“先富”方针下的“理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赵高化”，这不是“左派”的愤激之言，而是竭力“践行”“先富”论派的不打自招。正是张维迎、贺卫方这些改革开放精英自己，啸聚山头，“窜访”港台，大嚷大叫“改旗易帜”，“指鹿为鹿”，不再“打左旗向右转”的。的确，他们也觉得“记住历史，忘记仇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韬光养晦100年”也太遮不住脚面，太不像马列了。而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权威的中共宣传部门，理论思想工作者，一面对这批赵高“谅解”“包容”，一面千篇一律地“构建特色理论”。矿难频仍，他们的理论是“中国进入了矿难高发期”；越反越腐，他们的理论是“中国进入了腐败高发期”；群体事件此伏彼起，他们的理论是“中国进入了群体事件高发期”！如果中央党校的那位“博导”发高烧、说胡话入301医院求医，大夫给他一连串的“你是进入了高烧高发期”“你这是进入了胡话高发期”，他非得要这大夫跟他妈回家吃饭不可。“特色理论”里充满了“高发期”，只能说明执政党理论界赵高满座，进入了“白痴高发期”。　　

被“先富”方针转了“基因”的“四项基本原则”，可以迷幻民众于一时，也可以安抚社会于一地，但不会令民众迷幻于长久，安抚社会于整体。在“你是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百姓说话”的训斥下，再愚昧的民众也要问一问，“这个党还是共产党吗”。一面是10万民工千里单骑回乡过年，一面是数家富豪包乘专机归里炫富，再愚昧的民众也要看一看，“这个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的吗”。军警林立、“线人”遍布，每逢佳节倍“维稳”，再愚昧的民众也要想一想，“这个专政还是人民民主的吗”。吃尽了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三聚氰胺”苦头的老百姓，受够了假文凭、假论文、假专家、“国学大师”祸害的中国人，难道还会轻而易举地听信“寻章摘句式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的只言片语”，还会轻而易举地为访圣地、献花篮、摆方阵所感动，继续再上假马列主义的当吗？他们所经所历是“顽强的事实”呀。　　

四 “不争论”是现代版的“莫须有”　　

“先富”论之所以能横行霸道30几年，得益于“不争论”这个横行霸道的“打手”。　　

马克思主义论证了“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先富”论否定了它；马克思主义论证了现代社会资产阶级不可避免的灭亡与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胜利，“先富”论又否定了它，这本身就是一场世纪之争，世间之争，凭什么不让别人争论？凭什么别人不能争论？历史上我的血泪就是你的笑靥，怎么能你我一道“记住历史忘掉仇恨”？争议的是主权，是谁的领土、领海、领岛，怎么能将这样的争议“搁置”？又有谁家与你“共同开发”了？是日本，还是越南、菲律宾？韬光养晦即使是一种策略，它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时遮人耳目的手段，怎么就要、就能“韬光养晦100年”？你是根据中国使馆被炸的次数算出来的，还是根据中国战机被撞的架数算出来的？　　

“不争论”？凭什么不让争论？是老天爷、是上帝、还是万能的真主，给了你这份权力？就是老天爷、上帝，还允许百姓哭一声“老天爷你睁眼啊”“上帝你不公平啊”的呀！太霸道了，太恣肆了，太专横了，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莫须有”！　　

      然而，这现代版的“莫须有”，所集中表现的还不仅仅是太霸道、太恣肆、太专横，它集中体现的更是殖民地的那种文化。　　

      鲁迅早就指出，殖民者是一定要养育流氓的。反过来，流氓横行体现的就是殖民地文化。没有是非，没有曲直，没有真假，没有黑白，一切都依附于殖民主子的需求与否及好恶。说“不争论”，其实是对外不与主子争论。身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弃权”30多年，真是典型的“不争论”。为了套上WTO这个狗项圈，“负责任的大国”前赴后继、唯恐不及地出卖经济主权，令中国稀土、中国钢铁、东北大豆、本土水果、中国城乡零售业相继全军覆没，谁要是对“佳乐福”“沃克玛”说半个不字，就要受到白岩松们的训斥。对主子“不争论”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南海诸岛被外方侵占了90%，南海成了美国海军的跃武扬威场，印度一再对藏南地区宣示主权，美国对台售武愈演愈随心所欲，美总统会见达赖、热比娅，最大航母战机群任意到港“例行停靠”，中国政府的反应则成了地球人都知道的“例行反对”“象征性回应”。我们每年生产产品约三分之一以上被免费奉送给西方，以2008年为例，共生产产品18万亿元人民币，但是通过出口退税，补贴外国消费者就达到5000亿元；通过低人民币汇率，降低价格贱卖，免费奉送西方4.5万亿元人民币，还有1.1万亿元产品，换成无法使用，又反过来借给美国的美元欠条，这叫“双赢”。　　

      对外不与主子争论，对内就一定不许民众开口。矿难频仍，民众的认识必须统一到“中国是多瓦斯国家”上来。越反越腐，大家要承认这是“廉政建设”。农业破败，农民失所，举国每年都要庆祝“春运胜利结束”。工厂主、农场主、钱庄家、人贩经纪，存在了数千年、几百年，现在要称为“新阶层”，执政党必须依靠之，并以《大宅门》《大染坊》《大境门》《闯关东》《走西口》《建国大业》歌为革命先驱、共和元勋，树为抗日英烈、后世楷模。主粮转基因，中国13亿人吃饭要用美国产主粮种子，谁反对就是不稳定、不和谐、反科学、反政府。　　

      借着世界资本列强所赐予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莫许有”终于“跨越式”地发展为“不争论”，中国也铸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局。　　

      八 不抛弃“先富”论就是改旗易帜　　

中国形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局，这本身就是改旗易帜，改了社会主义的旗，易了共产党的帜，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推敲的疑点吗？　　

改不改旗，易不易帜，口头上的声明是无关紧要的，“指鹿为马”与“指鹿为鹿”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既然共产党热衷于生产资料彻底的私有化改制，既然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可以成为“新阶层代表人物”的土地交易所，既然共产党可以成为“新阶层成功人士”的“发展空间”，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预计2009～2013年的五年内，中国财富市场将以年均17.2%的速度增长，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预计将从2008年的41.7万户增加到78.8万户”（《瞭望》《中国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　2010-02-12　），既然主流视为“国宝”“经济界的鲁迅”的茅于轼都可以坦然而又傲然地宣布自己就是“准确右派分子”而并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表示反对，既然这么多精英对奥巴马既对台军售又接见达赖还航母靠港一劲地自打圆场，那么，这样的旗帜又有什么妨碍呢？是红猫还是黑猫或白猫又有什么关系呢？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方针，就是旗帜。这面旗帜已经高高飘扬了30多年。在不断对它进行重申，以为指导理论，并标榜着代表先进政治、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那么，这就意味着这面旗帜将在下一个10年，或者更长久地飘扬下去。　　

六 《共产党宣言》与工农民众的再结合是不可抗拒的　　

但是，《共产党宣言》与工农民众的再结合是不可抗拒的。苏联解体算什么？是“豆腐渣工程”就长久不了。中国从社会主义道路上突然跌进殖民地陷阱算什么？人类总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未来10年，是“先富”旗帜可能继续飘扬的10年，也可能是它折旗沉沙的10年。　　

本来，这一小节已经构思了一个大致的文字，但是，　2月19日　美国发生的小飞机撞楼事件让我放弃了那些文字。美国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在拼命“缩小”这一事件，将它称为“孤立事件”，“与恐怖主义没有关系的”，“没必要发出警告,大家还应该继续像往常一样正常生活”。中国的资产阶级一如既往，以装聋作哑表示认同白宫发言人的发言。然而，美国公民约瑟夫•安德鲁•斯泰克制造的“2·　19”　，远比所传“基地”人所制造的“9·11”更为恐怖，更为让他们寝食难安。这不是因为“2·19”比“9·11”死了更多的人，也不是因为它比它摧毁了更高大的建筑物，而是因为“2·19”比“9·11”更明确无误地用马克思主义，用《共产党宣言》，向当代资产阶级，向着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做了最直节了当的攻击。美国公民约瑟夫•安德鲁•斯泰克的遗书的确是一份宣言，宣布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与工农民众的再结合是不可抗拒的。　　

   对此，中国资产阶级可能感到更加沮丧。对于中国所谓“左派”人士大呼小叫马克思主义，他们只要置之不理就行了，但对美国公民约瑟夫•安德鲁•斯泰克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的呼喊与“践行”，他们内心的恐惧就大为不同了。他们再怎样推崇“普世理念”，也无法弥补主子破灭了的“教育改变命运梦”“中产梦”了。他们再怎样“顾全中美合作大局”，也无法获取“双赢”了。他们再怎样道貌岸然，也无法编织“法制”的“神圣”了。美国公民约瑟夫•安德鲁•斯泰克的言与行，将会唤醒无数中国公民，尤其是那些去年“被就业”，今年就“被中产”的青年学子们。曾几何时，中国资产阶级为自己30多年来的“平民教育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以为这是他们“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但是，今天，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将它们从主子那儿趸来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方针下的“民主”“法制”骗术戳穿得片甲不留。　　

      谁也不是未来十年的算卦先生，但未来十年伊始，对世界特别是中国资产阶级来说实在是少有好兆头。《共产党宣言》与工农民众的再结合是不可抗拒的。不信，只看明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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