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北大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而非自由主义
作者：梁 柱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
李大钊对北大传统的培育，并不是单指他个人的作用，而是他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代表了五四以来北大进步师生的共同努力。李大钊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一定意义上说，北京大学的历史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北大传统是近代中国革命传统的一个反映。正因为这样，对北大传统的界定和阐述，为人们所关注。近些年来，一些人竭力否定北京大学的爱国进步传统，而把自由主义说成是最好的、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北大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有位学者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所写的序言，他对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作了刻意渲染和深化，认为这不仅是北大，更是中国应该加以“复兴”的“最要紧”的传统，而且还要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样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义作为今天中国要加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提了出来。此说一出，跟进者不乏其人。有些人称赞这是“第一次破题”、是“发出自由主义公开言论的第一声”，致力于把自由主义即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说成是北大自五四以来的传统。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竭力否定北大爱国进步的传统，特别是传播、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他们说，近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文化守成主义、进化论思想、虚无主义，等等，都是以北大为重要的中转站和发祥地才进入中国社会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北大的传统。这真是不说还明白，越说越糊涂了。既然都是作为中转站和发祥地，为什么偏偏自由主义能成为北大最要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却不能呢？这种偏见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无知，而是他们要求以自由主义主导中国发展的一种自觉意识。
诚然，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在北大、在五四时期确曾存在过。如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它包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五四运动后，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发展；另一部分人则向右发展，走所谓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虽在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但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两种思潮的不同发展趋势及他们之间的交锋，可以说是贯穿于五四以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人民革命的胜利则为它们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和历史性的选择。在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针对美国政府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即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的幻想，鲜明地指出：他们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到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即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历史的结论。由此可见，怎么能够把五四时期历史发展中非本质的方面，也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为主流传统加以颂扬，并要求今天的中国加以复兴和弘扬呢？！
今天持自由主义论者也对历史作出了判断：“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并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特别要人们认识“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这里需要指出，自由主义是作为19世纪初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思潮，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民主口号按照资产阶级政权确立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补充，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实现毫无限制的企业主的自由竞争，拥护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等等。很清楚，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所要求、所维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
事实上，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曾有九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国复兴”，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而他们所要求的自由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更有论者还以20世纪中国的评判者自居，公然说：“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他认为，“九曲黄河终归大海”，现在到了该实现的时候了。他们把自己的经济政治主张说得如此公开而露骨，明白无误地把矛头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并不奇怪，而是真实反映了这些年来出现的那股来势迅猛的私有化的思潮。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借北大说事，热衷于把所谓自由主义传统强加给近代中国的真实的和最终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如上所述，五四运动之前近80年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在客观上都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的，但历史证明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缘；而五四运动之后90年的历史发展又证明，只有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人民民主革命，才能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为实现国家富强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中国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使国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伟大成就。如果今天抛弃这一切，去接受被他们认为“最好、最要紧”的自由主义，其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基于对中外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邓小平明确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在他看来，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会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亿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口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要求将社会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多数人要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以社会的两极分化为前提和条件的。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将是一个十分悲惨的境遇，是已经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许的。而且在国际强权政治、资本垄断的情势下，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没有能力参与竞争的，其结果只能是依附、受制于一个或某几个大国，失去民族独立的地位。因此，我们一定要发扬北大爱国进步的革命传统，自觉地抵制自由主义的说教，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伟业推向前进。
（摘自《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8期，原文标题为《李大钊与北京大学传统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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